南京《新民报》被封的诱因不止一端，其中导火索是邓季惺在国民政府立法院上的言行，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忌恨。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为所谓的“行宪”，在遍地烽烟中开始搞“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选举。陈铭德、邓季惺不顾家人强烈反对，分别参加了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竞选。他们决定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保全自己事业的目的：《新民报》五社八版均在国统区，跻身于国大、立法院这些国家权力机关，对《新民报》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也不排除两人当时对国民党施行“宪政”还抱有一线希望。中国走向民主、法治是他们最大的政治期待，只要有一线可能，他们也愿意去尝试努力。特别是邓季惺，用她儿子吴敬琏的话说，“她相信‘法治’到了迷信的程度”。
10年前刘湘统治四川时，陈铭德就被推选为国大代表；1946年1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议定，战前选出的代表依然有效，所以陈铭德参加了同年年底在南京召开的“制宪”国大。根据国民大会组织法，这次“行宪”国大代表总额为3045人，其中职业团体（包括农、工、商、渔、教育、自由业）487人。陈铭德参加的是“职业选举”，即自由业中的新闻业选举。职业选举由各行业自行操作，《新民报》在西南区（四川、云南、贵州）新闻界声名远扬，陈铭德在竞选中也就没有遇到多大阻力。
参加四川区域立法委员竞选的邓季惺却遇到了麻烦。立法委员总额为773人，其中四川省分得53人。选举法规定，女性议员名额约为十分之一，因此四川省至少要选出五名女性立法委员。那时国民党政府早已公布了《戡乱建国纲领》，邓季惺还在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民主，所以一开始就受到国民党的排挤，不予提名候选。国民党为了主导选举，特设了一个筹办选举的机构“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选举事务总所”，地方再设分所，以指挥和监督选举事务。国民党控制下的国代、立委选举，原规定参选者先进行签署——一定数量的选民联署支持成为候选人，旋即发现联署费时费事，改由政党提名。虽然签署方式并未放弃，但国民党员参选，必须经由党中央提名。国民党又设立提名指导委员会和提名审查委员会，前者有委员数十人，派往各省市执行提名工作；后者设于中央，审查核定合格的候选人。各省市的提名指导委员会，与选举事务所合并，由中央派去的大员和地方政要组成。除邓季惺外，《新民报》的罗承烈也准备参加四川区域的立委竞选，但两人都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提名。罗承烈无奈退出，邓季惺绝不轻言放弃，她改而从事“自由竞选”，由成都社同人代为凑足两百个选民提名，取得了候选人资格。
邓季惺“大闹立法院”投票的日期一再更改，最后定于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选举国大代表，次年1月21日至23日选举立法委员。陈铭德、邓季惺抗战期间接纳的地方势力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四川省议会140多县的参议员，大都在本县为邓季惺争取了些选票。邓季惺的家乡奉节县，因无他人参选，选票大多也投给了她。成、渝两社的同人，都尽力为老板夫妇奔走宣传，“活动”选票。经过多方努力，最后陈铭德、邓季惺都如愿以偿，分别当选为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
从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看，这次当选的国代、立委、监委，“仍属一代精英分子”。但是，选举的过程乌烟瘴气，混乱不堪。且不说选民登记胡编乱造，不少投票人懵懂无知，只好请学童代填选票，闹出“点秋香”的笑话，仅候选人请托行贿一项，就足以使这次大选蒙羞。蒋介石在国大代表投票前一日即1947年11月20日，专门下了一道《饬行政院制止全国各地竞选流弊令》，于此可见奔营贿选风气之盛。
在国共交兵、物价飞涨的形势下，老百姓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兴趣去投票选举？国民党内外有识之士曾建议推迟大选。1947年11月间，国民党中常会推定孙科、居正居正（1876～1951），字觉生，湖北广济人。1905年留学日本东京政法学校，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族革命事业。1910年潜回湖北主持同盟会工作，筹备武汉地区起义。1912年民国成立，任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交通部长、国民党上海联络处主任等职。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部长。后回国参加护法、反袁运动，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任总务部主任。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常务委员。因反对国共合作，次年与邹鲁等人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组成“西山会议派”。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因反对蒋介石一度被监禁。1932年至1948年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1949年去台湾，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评议委员。1951年11月在台北病逝。于右任、白崇禧、陈立夫等10人密集研商，看大选应否立即叫停。研商的结果是倾向停办，但蒋介石坚持“选举不能停办，应如期举行为宜”。蒋之所以一意孤行，目的有二：“开国会是要以民主的外观实现他的全国最高领袖之梦，同时可以获得美国的援助，‘早日消灭共匪’；前者是他的生平大愿，后者是他的心头大患。”为了能够开会，国民党当局不择手段，尤其是强迫实行“退让”政策这次大选，候选人改行政党提名后，国民党中央掌握着最后的核定大权。国民党中央圈定的候选人，有正选与候补之别，正选无条件当选，候补只能在正选出缺时递补。另外，为了装点“宪政”门面，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青年党、民社党人士当选。国民党虽欲严加控制大选，事实上却无法做到。许多得不到提名的国民党人，便以签署的方式参加竞选；那些被定为候补者，心中不服，也奋起与正选竞争。国大代表选举结果，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预期当选而未当选者近500人，其席位被竞选中表现突出的签署参选者和提名候补者夺得。这一结果大出国民党中央所料，遂要求非本党提名而当选者退下，让给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三党提名而落选者。简直是民主政治史上的一大笑话，丧失民心，莫此为甚；这次国代、立委、监委选举，国民党内部CC和黄埔两系拼斗得也十分激烈，“其严重性关系到国民党在大陆上的解体失败。”总之，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执意举行的这次大选，“不得其时，绝不相宜”，图了虚名而得实祸。
上海《新民报》晚刊。1948年3月29日，国民大会在绝食请愿、陈棺请愿的沉重气氛中开幕。国大开幕前一天即3月28日上午，颜泽滋等10位被要求“退让”的国大代表，悄悄进入国民大会堂，开始静坐绝食。另一位被要求“退让”的国大代表赵遂初，抬着自己买来的白木棺材，在会场外进行抗议，引来无数记者围观、拍照。在安抚、劝导均不奏效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采取强制措施，派40位彪形大汉，将10名绝食抗议者挟持转移到国大招待所软禁起来，赵遂初的白木棺材也被装上一辆大卡车强行拉走。大会的重头戏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1946年12月“制宪”国大制定并通过的宪法，规定中华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总统只是虚君。蒋介石不愿做有名无实的总统，声明自己不参加竞选，推举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是何等聪明之人，坚辞不就。而一帮“从龙”之士闻讯大惊，哭哭啼啼地恳求他们的蒋总裁无论如何要出任总统。国民党于是召开中常会，讨论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问题。会上，贺衷寒、袁守谦等与“三青团”有关系的常委，都主张尊重蒋的意见，张道藩、谷正纲等与CC有关系的常委则一致坚持请蒋出马。双方争辩异常激烈，张群忽然站起来说：“总裁不是不想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并没有任何实际权力，他只是国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长，始自然不愿任此有名无实的职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种办法，赋予总统以一种特权，则总裁还是愿意当总统候选人的。”中常会推张群、陈布雷、陈立夫去征询总裁的意见，蒋介石一看部属已揣摩到自己的心思，也就不再忸怩作态，同意参加总统竞选。于是，现代“叔孙通”王宠惠博士等再定“朝仪”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早年留学日本，研究宪政，后赴耶鲁大学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外交总长，临时政府北迁后改任司法总长，同年7月辞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司法院长、中央监察委员。1930年至1935年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1937年至1941年任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一度代理行政院长。1945年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创立会议，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去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司法院”院长，1958年在台北逝世。制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分特权，并设法在国民大会通过。
国民党元老居正本来要参加总统竞选，在得知蒋介石同意参选后，不愿“陪太子读书”，于4月8日在各大报刊发表声明，放弃竞选：“余不揣腐朽，偶听朋友劝告，出面竞选总统。嗣经记者围绕，率作片段谈话，虽曰吹笙引凤，识者已窃笑矣。兹幸经本党全会深切研究，郑重决议，一致恳请总裁出面应选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余身为党员，应即服从党议，再不做竞选言说以淆视听，特此声明。”蒋介石为了制造“竞选”效果，一定要居正参选，他只好陪着蒋介石跑回龙套。4月19日国民大会投票选举总统，蒋介石以2430票的绝对多数当选，陪选的居正仅得了269票。正式开票时出现了一张废票，颇有意思。选票上候选人“蒋中正”与“居正”并列，但这张选票没有圈选任何人，却在“居”与“正”中间的空格内填了一个“不”字，成为“蒋中正居不正”，令人啼笑皆非。
副总统的竞选却异常热闹、激烈，候选人有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溥霖等六人之多。在六位候选人中，蒋介石和国民党CC派力挺孙科，最不愿意能够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李宗仁当选，而希望南京政府出现新气象的美国却中意于李宗仁。蒋介石企图用政党提名正副总统的办法阻止李宗仁参选，遭到李宗仁的坚决反对。蒋又单独召见李，劝其放弃竞选，以免党内分裂。李说：“委员长，我以前曾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蒋问何以见得？李回答：“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之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叮叮咚咚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我在华北、南京都已组织了竞选事务所，何能无故撤消呢？我看你还是让我竞选吧！”蒋一怒之下，说自己不支持李，李一定选不到。李也来了气，说自己一定选得到。谈话已无转圜余地，两人不欢而散。
4月23日，副总统竞选进行首轮投票，李宗仁、孙科、程潜名列三甲，另外三人得票靠后，退出竞选。但是，李、孙、程三人得票数均不过半，按照《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的规定，必须进行第二轮投票。
首轮投票结束后，南京城发生了广东籍国大代表捣毁龚德柏的救国日报社事件。原来，当天国大代表们步入会场时，发现座位上都有一份《救国日报》，头版赫然刊登着孙科与“如夫人”蓝妮的丑闻。抗战胜利后，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一批德国进口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蓝妮觊觎这批颜料，孙科就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说这批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洪无奈写信给中央信托局局长吴任沧，请其看在孙的面上，将颜料发还给蓝妮。这些材料落到绰号“龚大炮”的龚德柏手中，他就在《救国日报》上给抖了出来。此时此地登出这样的新闻，显然对孙科竞选不利。于是，张发奎、薛岳两位上将，指挥百余名粤籍国大代表，乘坐两辆国民大会交通车，呼啸而至位于闹市区的救国日报社，“逢人便打，遇物便毁”，并啸聚至报社印刷所，将字架推翻，机器毁坏。
4月24日进行第二轮投票，仍然没有人获得法定当选票数，必须在这三人中再次圈选。副总统选举已成为李宗仁、孙科两人的竞争，实际上是蒋、桂之间的角逐。第二轮投票当天，有人在国民大会上散发传单，说李宗仁“加官”以后就要接演“逼宫”，“反对威胁政府贪污跋扈军人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本轮投票结束后，蒋介石指示贺衷寒、袁守谦，让他们把争得的票全部都投给孙科，并示意程潜放弃竞选。24日晚，程潜招待其竞选团，声明“本人已受命放弃继续竞选副总统”。李宗仁也接受其竞选“参谋长”黄绍竑的建议，以退为进，宣布放弃竞选。孙科突然没有了竞选对手，也被迫宣布退选，国大成了“空城计”，只好暂时休会。选不出副总统，国大就无法收场。大会推举胡适、于斌主教等五人，分别去规劝三位候选人，希望他们继续参选；蒋介石也不得不亲自出面，召见桂系的白崇禧，表示：“党内同志参加副总统竞选，绝对可以自由竞选，外传的约束投票之说，完全无稽。”
4月28日，选举的锣鼓重新敲响，但投票结果仍无人超过法定半数，必须进行第四轮也是最后的决选。根据规定，最后的决选在前两名之间进行，得票比较多数，即可当选。4月29日，李宗仁与孙科展开最后对决。李宗仁得到了原来支持程潜的基本票，结果以1438票对1295票，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
5月1日，因副总统“难产”而延长了一周的国民大会终于闭幕。有人弹冠相庆，有人落寞失意。最高兴的是那些得了“投票疲劳症”的国大代表们，他们终于可以打道回府了。但是有一位松江籍代表叫孔宪荣，因其组织的“抗日义勇军”被解散，家乡又成了解放区，感到无家可归，于4月15日开会期间，在代表驻地旅馆自缢身亡，只能“魂兮归来”了。这次“行宪”国大最大的问题，正如《大公报》社评所言：“宪法已经戳了一个洞，它今后的形状将演变成什么样子颇为难知”，“最后的副总统竞选给国民党本体划了一道刻痕”《国大观感》，1948年5月2日上海《大公报》社评。
以往和《新民报》为难的大都是CC派，因此，在这次副总统竞选中，陈铭德指使《新民报》暗中支持李宗仁，借以寻求一股政治力量，希望以后多少能对《新民报》有所宽假，渡过残局。例如，南京版日刊1948年3月10日登出的分析文章《竞选副总统面面观——李宗仁可能性最高》，倾向就非常明显。4月23日，即副总统选举投票日，南京版日刊登出南京交通服务社总经理朱光正的大幅启事，列举拥护李宗仁的12条理由，说李若膺选，“对于安定时局胜任有余，对外亦足备条件”，并“至诚拥护李宗仁先生竞选副总统，特备专车免费迎送国大代表至国民大会堂投票”。4月25日，程潜、李宗仁和孙科先后放弃竞选，使大选无法进行下去。南京《中央日报》为此发行号外，将候选人全部退选归咎于若干报纸刊登互相攻击的言论和新闻，致使谣言蜂起。《中央日报》号外特别指出，23日南京《新民报》日刊刊载的朱光正启事，“最足以引起误会”。中央社也发布类似内容的电讯，把《新民报》刊登的那幅启事，视为该报对副总统选举的态度。南京《新民报》只得拒绝刊登朱光正以后多次送来的广告，并在4月27日新闻版发表编者附白，进行自我辩解，说广告不代表报纸的态度，《中央日报》号外所引的那个广告，与《新民报》的态度风马牛不相及。
辩解归辩解，《新民报》实际上确实在暗捧蒋介石最不属意的候选人李宗仁，而李宗仁最后又逆势胜出。因此，《新民报》在这次副总统竞选中的态度，为两个月后蒋介石“钦令”南京版永久停刊埋下了祸根。
国民大会闭幕一周后，“行宪”第一届立法院成立。孙科竞选副总统失败，回头还去做他的立法院院长。在立法院副院长竞选中，由于蒋介石和CC派都支持陈立夫，邓季惺和一些立委虽然反对陈立夫而属意于傅斯年，也无济于事。这样，《新民报》与CC派进一步结下冤仇。
1948年6月17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突然围攻河南省会开封，猝不及防的国民党守军一边坚守，一边请求空军救援。6月20日，国民党空军从徐州、郑州方向出动大批飞机，对开封实施轮番轰炸，造成无数平民死伤，大半市区化为废墟。6月22日，解放军攻占开封，国民党守军66师师长李仲辛被击毙，省主席刘茂恩化装逃脱。开封是中原地区被解放军攻占的第一座省会城市，国民党方面极为震动，6月24日上午，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会议上作了检讨中原战局的报告，一些立委蜂起质询，要求追究开封之战的责任。邓季惺领衔于振瀛、谭惕吾等30余位立委，当即提出“开封城内，盲目轰炸，责任谁负？今后应严禁轰炸城市”的临时动议，致使何应钦当天下午不得不到会答复质询。
说起开封之战，有一出“兄弟阋墙”的家庭悲剧，令人唏嘘。诗坛名宿乔大壮教授，四川华阳人。他的长子，抗战时期投身空军，担任队长，作战非常勇敢，曾在昆明空战中一手击落七架敌机，自己也受到重创，下巴被打得粉碎。美空军司令敬佩其英勇，特地派专机运他到印度加尔各答就医，下巴居然修补完整，康复后又回到空军效力。抗战胜利，他随军回到南京，乔大壮子女在1948年7月15日上海《大公报》上刊登的“乔大壮先生赴告”。升任大队长。不料内战爆发，“旧使贼胆悸”的飞将军，而今却奉命杀戮国人。长子的遭遇，本已使乔大壮十分痛苦，恰好开封战役，外间传言，中共军队带队攻入开封城的，乃是自己的第三个儿子，而率领“国军”飞机去轰炸这座城市的，又是自己的长子。“用自己的右手去斫自己左手，这在蒋介石心头，并不会有什么了不得的反应；但在一个诗人心头，却是一件大刺激”。乔大壮不久听说自己的三子已在开封被炸死，悲不自胜，乘家人不备，从上海搭车到苏州太安旅馆，写下遗书，又写了一首诗——“白刘往往敌曹刘，邺下江东各献酬。为此题诗真绝命，潇潇暮雨在苏州”——寄其弟子蒋维菘，于7月2日午夜跳进了苏州护城河。
6月25日，《新民报》南京版日刊登出了何应钦关于中原战事的检讨报告、立委们的质询及何应钦的答复要点，同时登出邓季惺等立委主张停止轰炸城市的提案。《新民报》这次把娄子捅大了！当天的立法院会议就以“《新民报》泄露秘密会议消息”开锣。CC分子相菊潭首先出马，要求严追严办泄密之人，众多CC立委群起附和：有的质问《新民报》的消息是谁供给的（秘密会议不许记者旁听）；有的说亲眼看见邓季惺在会场上做详细记录，不是她透露的又是何人？有的主张调阅《新民报》这条新闻的原稿，辨明笔迹；有的指责《新民报》把邓季惺等严禁轰炸城市案登在显著位置，故意影响士气民心；还有人登台狂叫：“《新民报》已经两次泄露立法院秘密了！第一次泄露了财政部长王云五报告财政情况，这一次又泄露了军事秘密。”“共产党的尾巴已伸进了立法院，一定要彻底追查，把潜伏本院的奸类清逐出去！”邓季惺在四面楚歌中上台答复，却被“滚下去！滚下去！”的声声嚎叫打断。支持邓季惺的立委与CC分子互相诘骂，整个会场闹成一团。院长孙科只得用锤子在主席台上大敲大喊休会10分钟。复会后，邓季惺还是镇静地对所谓《新民报》两次泄密进行了答辩：“两次秘密会议消息，各报均有登载，有的比《新民报》还详。即如何部长报告，《新民报》还略去了一些数字，所不同者《新民报》只是多了几位质询者的姓名和发言纪要而已。何以单独责备《新民报》？”邓季惺的答辩又引起会场一片骚动，胡子昂提议组织一个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意在平息会场的争吵。CC首脑张道藩闻言，当即表示赞成，趁机溜下主席台。其他CC立委一看阵势，也不敢再放肆喧闹了。最后，多数立委通过成立一个“立法院秘密会议消息责任调查委员会”，对《新民报》展开调查，一场闹剧才草草收场。
虽然调查委员会20天后提出的调查报告证实邓季惺所言不虚，但蒋介石已无耐心、也无必要等待这一纸调查报告了。如果说在蒋介石60大寿和“膺任”总统时，南京《新民报》刊出《慈禧太后做寿》、《袁世凯当皇帝》等类比嘲讽文章，他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这次刊登邓季惺等人反对国民党空军轰炸城市的提案，已经完全超出了蒋的容忍限度。要知道，在内战战场上节节失利的国民党军队，空军是他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948年6月30日，蒋介石不等“立法院秘密会议消息责任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出来，亲自主持官邸会报，判了南京《新民报》的“死刑”。
正如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所言，在“戡乱”的年头，不是《新民报》更“向左转”，而是国民党政府的尺度更狭窄了。如果蒋介石集团的日子好过，未始不可以显示“宽大”，留着《新民报》作为“民主”的装饰。问题是他们连连溃败，而《新民报》的基本态度又不肯改变，最后的决裂就必不可免。“阶级斗争到了决死关头，中间派自无容身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