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报》一向以“超党派”、“独立”的民间报纸自居。1931年9月，《新民报》创刊两周年之际，陈铭德就以“传达正确消息、造成健全舆论、促进社会文化、救济智识贫乏”与同人共勉，表示决不“官报化、传单化”。1946年10月10日南京《新民报》日刊复刊，复刊词又特别申明《新民报》“以自给自足为原则”、“以是非和正义做出发点”的民间报纸性质：
本报是个民营报纸，以自给自足为原则，不接受任何人、任何党派的津贴，所以说话不受拘束。本报是一个民间报纸，以民主自由思想为出发点，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能反映大多数人群的要求与意见，绝不讴歌现实，也不否认现实。本报在现政治极端尖锐化的环境之下，精神上时常感受一种左右不讨好的威胁，但我们的态度很鲜明：除了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之外；更具体的讲：我们是服膺三民主义的，决不信奉共产主义。我们是拥护现政府的，但确不满现状。我们很珍爱国民党的革命历史，但认为一党专政的办法应该赶快结束了。我们相信大家只要以国家民族的生命为重，不要向同归于尽的道路走，则忠实执行政协各项决议未始不是解决政治纠纷比较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一面倒的外交政策，不能反美，也不能反苏，中国应做苏美间的桥梁。我们对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式的财政经济政策，深恶痛绝，希望增加生产，促进外销，紧缩通货，平抑物价，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救济贫苦失业大众。有人说：你们这样主张，必为当局所不喜，又不啻做了中共和民盟的尾巴。我们郑重声明：要做一个纯民间性的报纸，它只能以是非和正义做出发点，以主观的良心裁判，配合着客观的社会大众之要求，不偏不倚，表达舆情，取舍好恶，决于读者，其余知我罪我，皆非所计了。《复刊致词》，1946年10月10日南京《新民报》日刊社论。
八版文章千滴泪1947年9月9日，《新民报》迎来18周年社庆。当天，重庆《新民报》日刊发表纪念社评，重申“本报的整个意识形态以纯超然性的反映民主主义思想为原则”：“本报创刊十有八年，中经八载抗战，惨淡经营，得有今日，深知造成正当舆论之不易，与吾辈报人责任之重大。本报自创刊以来言论编辑之一贯方针，为根据国家民族之当前需要，促进国家之统一与民主，维护人们之自由与权力，藉此以实现三民主义之最高理想。惟有遵循此一之方针，明辨是非，追求真理，‘不立异以鸣高，不逆情以沽誉’，不凭主观好恶任意攻击政府，亦不谬执成见替任何党派宣传，始能坚持本报之独立立场，发挥本报爱自由爱民主之真精神。吾人深知言论自由之可贵，吾人尤凛于报人所负道德责任之重大，故切盼同人勿滥用新闻自由主义，发为偏激不负责任之言论，或作歪曲事实之报道，牺牲本报独立自主之精神，徒作他人利用之工具。”
南京《新民报》日刊。但是，民间报纸的生存和发展，是以政治民主为前提的。“民间报纸其实是和政党一样，只是施行民主政治的工具。所谓民主政治，其实就是民意政治。民间报纸，说白了，就是汇集、组织、表达民意的一个工具。”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和平建国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将其撕毁，继而发动全面内战。在战火四起、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钳制舆论的政治生态下，陈铭德、邓季惺雄心勃勃营建起来的五社八版《新民报》，在1946年至1949年的四年间，“走过了比过去十六年所走的还要曲折险峻的道路”。
由于《新民报》总管理处设在南京，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也常住于此，南京社拥有收发报电台，各社的政治新闻主要依靠南京社供应，因此，南京版是他们刻意经营的版面，其政治态度在五社八版中具有代表性。
南京版虽然声称“服膺三民主义”、“拥护现政府”，但其主张和平、民主、统一，反对内战、独裁、分裂的态度却是鲜明而坚决的，尤其是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后。陈铭德和同人们当时的认识就是：只有走政协达成的和平、民主、统一之路，国家才有前途，事业才能发展，个人也才有出路；打，谁也消灭不了谁，兵凶战危，只有使民生更加痛苦，包括民间报纸在内的民族工商业必然会受到绞杀。南京版的新闻，主要采用本社特讯、专电和英、美、法等国通讯社电稿，同时收听新华社广播，稍加改写后以本社专电名义发表，并发给其他各版。当时邓季惺只有十几岁的儿子吴敬琏，已开始在家里偷偷收听延安广播，记录稿由其姐夫关在汉（美联社记者，与梅园新村联系密切）改写后，以“美联社”、“法新社”名义见诸《新民报》。南京版各地新闻版编辑蒋文杰是中共地下党员，凡是于国民党不利的消息，他都运用编辑技巧使其在版面上显得醒目、突出，致使办报出身的蒋介石智囊陈布雷惊呼：《新民报》南京版上凡加框的消息，清一色不利于国民党政府！
南京版的“左倾”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恼怒，决定施以“颜色”，以儆效尤。1946年6月23日“下关事件”中，国民党特务看准《新民报》南京社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揪住她的头发一阵暴打。龚德柏的《救国日报》也公然声讨《新民报》，连续发表《检举新民报为共匪宣传》、《证明新民报是共党机关》等社论，要求“对共匪第五纵队采取断然处置”。《救国日报》还发表诗文，指称《新民报》接受延安3亿津贴。陈铭德、邓季惺一怒之下要与《救国日报》对簿公堂，对方只好发表了一篇闪烁其辞的文章，搪塞、耍赖过去。
上海社进步或倾向进步的员工较多，因此上海版一开始就比其他各版更左一些。其发刊词宣称要忠于民，忠于国，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已经有别于南京版日刊复刊时声称“拥护现政府”了。发刊词明确上海版的立言态度为：“我们相信一张报纸必须配合时代的要求，始有其存在的意义。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这很容易回答：为了国民的幸福，我们需要民主自由；为了国家的富强，我们需要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平统一，这是普遍于我们民间的要求，也都是极平常的道理，我们愿追随各界稍稍尽一点鼓吹的责任。”《我们的志趣》，1946年5月1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在民主自由、和平统一的主旨下，赵超构的《今日论语》、夏衍的《桅灯录》言论专栏，对“中美商约”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1946年11月4日由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国民党“制宪”等内政外交，进行及时评论。两人的文章，短小精悍，辛辣犀利，针砭时弊，不遗余力，经常被南京、重庆、成都各版转载。新闻方面，对美国驻沪水兵打死三轮车夫事件、上海各界集会追悼李公仆闻一多活动、上海警察局取缔马路摊贩而引起的摊贩风潮、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事件、国民党特务制造的上海劝工大楼血案1947年春，上海市百货业职工在中共领导下，掀起“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以挽救濒临崩溃的民族工业。2月9日，“爱抵会”在南京路劝工大楼召开成立大会，郭沫若、邓初民受邀到会演讲。国民党特务进入会场捣乱，打死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重伤13人，史称劝工大楼事件，又称“二·九”血案。上海版都给予了详实报道。有关摊贩事件的报道使上海市长吴国桢大为光火，以停刊报纸相威胁，勒令《新民报》交出所谓被警察打死的摊贩尸首，交出撰稿人和编辑。关于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的报道，国民党军统局认为“有碍中美邦交”，要求《新民报》切实整顿编辑部，改变编辑方针，改组编辑部人事。由于同人团结一致和大多数董事主持公道，方才作罢。劝工大楼血案真相见报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要员扬言要砸烂新民报社，社会局并唆使派报工会的一些特务和流氓，冒充报贩，天天在机器房和发行部借端闹事，妨碍报纸印刷、发行。
1947年2月20日，上海《新民报》副刊《夜光杯》（主编吴祖光）刊登了一首署名“愚者”的社外投诗，标题为《冥国国歌》：
战神土地，污党所宗，
以建冥国，以进“打同”。
兹尔多事，唯民前锋，
昔也非现，主义是祟。（原注：别读为崇，以谐其音。）
世人似蛹，毕罄毕终，
异心亿得，动辄死终。
这首讽刺诗根据国民党党歌亦即“代中华民国国歌”改编而成中华民国国歌原词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一经刊出就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应，读者纷纷致电致函编辑部，拍手称快。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见报后当众破口大骂《新民报》“侮辱国歌”，训斥陈铭德“大逆不道”，要以党纪制裁陈氏的“妄行”。过了几天，方治又把陈铭德、邓季惺和赵超构“请”去，咆哮责骂一通后，正式提出要上海《新民报》自动停刊，交出《冥国国歌》作者，在跑马厅开群众大会公审。经陈铭德、邓季惺在南京、上海多方奔走，最后才以上海版自动停刊一天、登报道歉而暂时了结。
上海版《冥国国歌》事件刚刚化解，重庆社又起风波。1947年3月16日，重庆版日刊副刊《呼吸》（主编聂绀弩）登出一篇寄自云南自贡、署名“子于”的文章《无题》，讲述一国民党军人在市场上买菜时，不但不按市价付钱，反而毒打、痛骂菜贩。文章结尾说：“枪就是强权，也就是公理，就能够一意孤行……有枪阶级是何等令人羡慕呀！我要大声疾呼：枪是伟大的！武力至上！强权至上！”国民党当局认为该文侮辱了全国军人、警察、宪兵，当晚即出动几卡车“军警宪代表”，开到大田湾报社，割断电话线，包围编辑部和印刷部，强迫报社承认“侮辱了中华民国军人”。这些代表拿出拟好的“《新民报》道歉启事”，要《新民报》送交全国各大报纸刊登，并要求《新民报》停登广告三个月，交出副刊主编和文章作者。重庆社负责人罗承烈向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等反复求情，当局才作出让步：道歉启事只登本报和重庆《中央日报》、《大公报》、《和平日报》，停止刊登广告三个月缓议。罗承烈委曲求全，“最后在一二百特务包围胁迫的形势下和全社职工悲愤饮泣声中，被迫签了城下之盟”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特务们不许报童拿报，警备部以一连兵力，每天派一个班驻七星岗营业部，阻挠读者和广告客户订阅报纸和刊登广告。他们威胁读者和广告客户说：《新民报》侮辱了中华民国军人，读《新民报》或在《新民报》上登广告也就等于侮辱中华民国军人。他们还分遣爪牙挨个找到《新民报》广告客户，强迫他们在停登广告通知信上盖章。国民党特务、军警对重庆社的骚扰持续了一个多月。
《新民报》五社八版虽然在经营管理上属于一个公司，由总经理陈铭德总揽全局，但五社八版不设总编辑，对各社各版的政治态度没有严格划一的标准，基本上随各个版的主持人和言论编辑人的政治态度而异趣。《新民报》各版不断“滋事”使国民党当局伤透了脑筋，决计通过设总编辑的方式，达到从内部控制《新民报》的目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许孝炎请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邓友德（邓季惺弟弟）出面，对陈铭德假以辞色说：国民党中央已决定查封《新民报》，但他们为了这个已经办了近20年的事业，同萧同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彭学沛（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吴铁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商量结果，想由《新民报》总管理处设一个总编辑，负责指导五社八版的言论工作，来挽救报社危局；总编辑人选也已找好，就是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事业处处长的彭革陈。
陈铭德考虑到按当局意图设一个总编辑，以后报纸再遭受迫害，也有人出面为自己排忧解难，况且彭革陈是《新民报》股东，又是自己的朋友，比较容易相处，就接受了这一建议。1947年4月14日，《新民报》股份公司在南京举行董事、监察联席会议，通过了总管理处设置总编辑并由彭革陈担任的决定，并通过了由罗承烈、赵超构、彭革陈合拟的五社八版总的言论方针：
本报的整个意识形态，应以客观的态度，发挥民主自由思想原则；本报立场应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及促进人民自由幸福之前提下，不偏不倚，不囿于任何党派之立场；本报各个地方版以及同一版面之新闻态度与言论方针，应力求统一；并需严格遵守总管理处之指示，力求避免有自相冲突矛盾之情事发生，尤忌各自为政，自由发挥其个人思想自由之作风。必须牢牢记取“报社有自由，个人无自由”之原则。在言论方面，要求不受任何党派意见之束缚，追求真理，明辨是非；对政府施政的批评，应取建设态度，不作消极的讽刺或破坏性的攻击，应审度当前的社会环境，采取稳重而进步的言论标准。在编辑方面，要求对国际国内要闻处理，态度力求严肃公正，并多用本报特访消息；社会新闻应避免作政治性之宣传和主张，应幽默多于刺激。在采访方面，要求对实际政治问题之访问与描写力求客观，最忌受人宣传，被人利用；对政治社会人物之描述，尤不应有个人爱憎之表现。
在这次董监会上，陈铭德还作了《本报言论编辑方针总检讨》：“过去各版连续出毛病，在于各自为政，个人有自由，报社无自由，而作风上偏于幽默讽刺，缺乏一种积极性的严肃稳重之泱泱风度。”“本报虽拥有广大群众，但只具有社会影响，而政治上影响并不大，国际新闻界虽很重视本报之超然立场，但也只限于消息报道。今后应该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本民间报纸之公正立场，发挥言论上之领导作用，使政治影响能高于社会影响。”
彭革陈担任总管理处总编辑后，除了和陈铭德一起奔走各社“救火”外，根本不能左右各版言论编辑。这种不尴不尬的职位使他颇感无趣，上任两个月即离京返渝，仍去做川康兴业公司总稽核去了。当初吴铁城曾面授机宜，要他切实掌握《新民报》五社八版言论编辑工作，使其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彭革陈1948年5月再来南京，吴铁城责备他没有负责把《新民报》的工作做好，方治也面斥他被陈铭德利用，和《新民报》一鼻孔出气。
问题不在于彭革陈不负责任，也不在于陈铭德及《新民报》同人故意和当局作对，关键是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使人齿冷，民心丧失殆尽。1947年5月20日，正是四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的当天，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四市学生聚集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蒋介石出动全市警察、宪兵，打伤学生百余人，逮捕20余人，酿成震惊全国的“五·二〇”血案。第二天，南京《新民报》日刊根据数名记者的现场采访，以《昨日凄风苦雨天愁地悲》为通栏标题，详尽地报道了事件经过。然而，首都卫戍司令部却认为《新民报》报道失实，天天派员到编辑部纠缠。
陈铭德正在南京与当局周旋之际，5月25日，上海方面又传来噩耗：《新民报》上海版和《文汇报》、《联合晚报》一起，被上海“党政军会报”勒令停刊，罪名是“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停刊通知送达当天下午，武装特务即进驻报社予以执行。几天后，在议长潘公展操纵下，上海市参议会全体通过“永远不许三报复刊”的决议。陈铭德、彭革陈跑遍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政府、参议会、警备部，最后上海市参议会和国民党中宣部联合提出两点，作为《新民报》上海版复刊的条件：（一）由中宣部“介绍”上海版总编辑；（二）由潘公展、方治各“介绍”记者一至两名。陈铭德无奈只好接受了这屈辱的条件。7月30日，上海版停刊两个月后终于复刊。10月，“钦派”的总编辑王健民，带着腰挎手枪的“记者”邓武荪、蒋志清、郭良蕙等，大摇大摆地到报社上任。这样的阵势，在中外新闻史上堪称“奇观”！
与此同时，重庆社总编辑陈理源、成都社总编辑关白晖等两社员工多人被捕。经陈铭德及各社负责人多方营救，这些被捕员工才陆续获释。可是半年之后，重庆社又有三名员工先后被捕。
这时的陈铭德感到心力交瘁，面对一二知己，常常潸然泪下。
1948年6月24日，立法委员邓季惺领衔30余位立委，在南京立法院会议上提出临时动议，质询国民党军队为何出动飞机对开封实施轮番轰炸，造成大量市民死伤，国防部长何应钦不得不于当天下午到会答复。第二天，《新民报》南京版日刊登出了何应钦关于中原战局的检讨报告、立委们的质询及何应钦的答复要点，同时登出邓季惺等立委主张停止轰炸城市的提案。蒋介石怒不可遏，于6月30日亲自主持官邸会报，悍然作出决定：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
当时陈铭德正在北平处理社务，闻讯邓季惺“大闹立法院”，知道《新民报》到了最后关头，迅即赶回南京。他拉着彭革陈一道奔走权门，却不得要领。陈铭德一看连续几天查封命令并没有下达，还抱着挽回的侥幸心理。7月8日，《新民报》南京版日刊以《豫东国军空前大捷，一举歼匪达十万名》作为头条新闻，希望借此讨得当局的饶恕。然而到了晚上9点多，宣判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的公文终于送达他们府上：
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及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近更变本加厉，在豫东军事紧张之际，企图发动舆论，反对空军对匪部之轰炸，显系蓄意摧毁政府威信，中伤军民感情，有计划之反对戡乱步伐，实违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两款出版品不得损害中华民国利益及破坏公共秩序之宣传或记载之规定，依照出版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应即予以永久停刊处分。
送公文的使者还特别强调，命令为立即执行，第二天即不得再行出报。陈铭德和邓季惺立即赶回报社，约集全社员工开会，告诉大家，命令终于下来了。“正在写稿的记者放下了笔，编辑放下了手中的版样，排字工人放下了正在检排的铅字，几个女记者和女职员已经忍不住哭了起来，更多的人则是怀着一腔悲愤，含着热泪沉默着——报社周围此时已经布满了特务，高声怒骂亦不可能了”。
张友鸾主办的《南京人报》，第二天发表了一篇通讯，详细地记录下南京《新民报》被封当晚的情景：
九点多，中山东路的新民报社，来了很多的人，一部分是社内同事，听候总经理的报告，一部分是同业和朋友，前来慰问。桌上电话铃，响个不停，每个电话都是关心者的探询。
陈铭德先生始终在苦笑，没有别的表情。他决不说一句埋怨的话，汗湿透了他的衬衫，和平常一样亲切地招待客人，似乎忘记了疲乏，一位报社同事偷偷的说：总经理这两天差不多一点饭都没吃。
有人安慰他，说到什么“事业”一类的话，他只是摇头，并不作答，摇头，是他昨天除了苦笑以外唯一的表情。
经理邓季惺先生原是学法律的，她手拈那纸命令，只是出神。命令中有两句话：“……依照出版法第二十二条第二、三两款出版品不得损害中华民国利益，依照出版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应即予以永久停刊处分。”这命令援引的是出版法，而出版法正是行宪立法院所将考虑审查的一个单行法，偏巧，邓又是立法委员，所以她有些迷惘。
业务部向各报送出停刊启事，要通知其他分社同人安心，同时准备清理账目，莫不汗流浃背。
十点左右，陈、邓、彭总编辑、王总编辑，全体同人，聚集在编辑部里，鼻头发酸，互不忍看，只得看着窗外的黑暗。
陈把公文拿给大家看了，他始终带着苦笑。他说话是一种令人的心弦也发生扣击的腔调。他勉励大家不要难过，在人生的旅程上，在事业的创造上，这样的遭遇是随时都可以遇到的。我们既然立心要做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我们要坚毅忍耐，那么我们将来必然有更远大的前途。小小的挫折，是算不得什么的。他更勉励大家，乘这个机会，多多检讨自己过去的缺点，多多读书学习。
继续有人发言，然邓季惺一言不发，只是坐着。
7月8日晚，国民党中央社发布了南京《新民报》被永久停刊的消息，同时发表了内政部发言人关于停刊处分的谈话。内政部发言人在谈话中罗列了南京《新民报》的三大“罪状”：第一，“为共匪宣传，夸大匪军战力”；第二，“故意散布谣言，扰乱社会人心”；第三，“谎报事实，污蔑国军”。每条“罪状”之下，发言人均开列了南京《新民报》曾经刊登的文章，以示“证据”充分，言之凿凿。
消息一出，中外舆论大哗。7月9日，成舍我的北平《世界日报》，以《京新民报日晚两刊昨不幸奉令停刊！》为标题，报道了南京《新民报》被封的消息，对同业的遭遇表示同情。7月1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撰写的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从历史和法理的角度，分析当局封闭《新民报》所援引的《出版法》，“实在不合时代精神”，应予废止；上海《正言报》连续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封闭《新民报》，“不是行宪国家的民主态势”，“以行宪之名，干违宪之事”。驻南京的路透社、法新社、合众社等外国通讯社，于7月8日当晚即将南京《新民报》被停刊的消息发出，仅美国国内就有60余家报纸以显著位置刊载了这一消息，不少报纸还刊文对国民党的做法表示不满，对《新民报》的遭遇寄予同情。如美国《旧金山纪事报》7月13日发表评论说：“中国倘欲发扬民主，扩大新闻自由即为一种象征。目前法律规定禁止刊布被认为违反‘国家利益’的新闻，则此种自由即不存在。新民报所被援引的五种犯规，均关于战事报道，显然极其广泛，甚至欲杜绝任何程度的批评。吾人于承认一个困苦的政府有权防备自身垮台之余，唯有以中国政府不能辨别超然批评与破坏活动为憾。”《美报评新民报被封》，1948年7月15日上海《大公报》。
中共系统的报纸则更加不客气。7月17日，中共在香港暗中经办的《华商报》，发表了夏衍撰写的《人心如此》一文，嘲讽国民党封闭南京《新民报》，正印证了“上帝要他死亡，必先使他疯狂”这句西方谚语：
南京《新民报》被封这件事，的确震动了宁沪蒋管区的人心。尽管这张报是四川财阀和政学系的背景，但在全蒋管区，这仍然是唯一敢于报导一点真情实况的民间新闻纸，所以一般老百姓，对于蒋家“保王党”的这一措置，表示了强烈反感。有一件事最足的证明，就是七月八日《新民报》被封之后，第二天南京所有党报一律幸灾乐祸，用“为匪张目”之类做了标题，其中只有《南京人报》用比较同情的口吻，婉曲地速写了一下被封当时的情景，这一天的《南京人报》就增销了一万多份。
从这些事可以看出，现在蒋管区的人心，已经完全表示得清清楚楚，政府顶喜欢的，老百姓就顶讨厌，政府不喜欢的，老百姓偏喜欢他。这是一种人心的潮流，枪杆子威胁不了，金钱收买不了，“沛然莫之能御”，这句话用在这儿再恰当也没有了。
这次坚决主张封闭《新民报》的，据说是蒋侍从室的一个被叫做“保王党”的最反动的集团，即陶希圣、陈布雷、李惟果、俞济时等。这些人，平时是以蒋的“智囊”自居的，那么你说陶希圣、陈布雷他们，连封闭《新民报》这一件事不仅要激起更大的人民的愤怒，甚至要招致美国主子的反感的结果都不能预想到么？当然他们是预想到的。但“时势危矣”，1948年7月9日上海《大公报》刊登的《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消息。所谓图穷而匕首现，不如此倒施而逆行之又还有什么办法？此即西谚所谓“上帝要他死亡，必先使他疯狂”之谓也。
上海新闻界、文化界、法律界的毛健吾、方秋苇、姜豪、胡道静、曹聚仁、万枚之等24人，联名写了《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的抗议书，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吁请全国新闻文化界人士一致主张，立即复刊南京《新民报》，永远废止窒息言论的所谓《出版法》之类的枷锁。据当事人姜豪回忆：南京《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后，总经理陈铭德会同贵阳《大刚报》负责人毛健吾来到上海，请求各方支援。来沪后他们先与《亚洲世纪》主编方秋苇取得联系，正好当时方秋苇、万枚之、姜豪等七人有个座谈会，开展民主自由活动。方秋苇在座谈会上就把这件事提了出来，请各位讨论。大家激于义愤，一致主张发表公开抗议书，并扩大征求联署人，以壮声势。最后征得24人在抗议书上署名。
陈铭德、邓季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除多方找人转圜外，还请章士钊等六位律师代撰了万言“诉愿书”，要求内政部复议，希冀通过“合法斗争”使南京《新民报》起死回生，就像一年前上海版的遭遇一样。
1948年9月9日北平《新民报》日
刊登载的张恨水诗文《本报二十岁》。分为法律、事实和情理的万言“诉愿书”呈送后的结果可想而知：石沉大海，有去无回。国民党政府南京当局随后还逮捕了《新民报》南京社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等人。北平、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对《新民报》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1949年7月23日，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出动军警宪兵六七百人，包围了《新民报》成都社，逮捕经理赵纯继等六人，宣布“新民报成都社迭次违反戒严法令，着即查封整理”。王陵基武装劫掠成都社后，窃《新民报》之名继续出版报纸，在成都解放前的四个多月时间里，把成都社储备的纸张和其他物资耗费殆尽。
在成都社遭劫夺的前两天，30多名特务闯进重庆社大田湾编辑部，以报纸刊登上海解放后的消息为借口，剪断电话线，冲入排字房，将全部字架推翻，致使当天晚刊不能出版，第二天日刊也只能减张出版。此时重庆社负责人罗承烈已避居外地，为了报社职工的人身安全和财产不受严重侵害，避免类似成都社的遭遇，经理刘正华和部分董事遂决定改组报社，将“新民报重庆社”改为“重庆新民报社”，请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新民报》董事曾扩情任发行人和社长，于8月6日登报声明独立经营，与原《新民报》总管理处和陈铭德、邓季惺脱离关系，希望能够“借房子躲雨”。就在重庆获得解放的前夜，重庆社四位被逮捕的编辑记者——胡作霖、陈丹墀、张朗生、胡其芬，死难于渣滓洞集中营。
1948年9月9日，是《新民报》创刊19周年纪念日，北平社还是举行了庆祝会。会上，经理张恨水感慨万端地说：“照虚岁说，《新民报》今天二十岁，照实足年龄说，也有十九岁了。在这个大时代里，一张报纸办到二十岁，由一版办到八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里面有成千人的血和汗，有不少的人白了头发。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没有诈取，没有掠夺，何况我们对国家社会还有小手指这么一点微末贡献。记得在重庆庆祝十周年的时候，一个茶会未完，空袭警报呜呜的长鸣，大家还是到防空洞去完成了这个纪念会。这多少象征《新民报》同人还不是投机取巧、囤积倒把之流，而是一直这样苦斗下来的。不巧得很，二十年的庆祝，创始的《南京版》不能参加这个盛典！”说到动情处，他即席赋诗一首：
几人高就几人休，尚有人能撑白头。
八版文章千滴泪，新闻圈著足千秋。1948年9月9日北平《新民报》。
“八版文章千滴泪”，这正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及同人，抗战胜利后四年间在夹缝中惨淡经营《新民报》的真切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