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闻史上，陈铭德称得上是为数不多的以办报为终生职志的职业报人。
陈铭德，1897年生于四川长寿县。父亲在重庆一家川货庄任职员，去汉口做生意亏了本，被东家诬陷为贪污营私，百口难辩，一怒之下吞服砒霜，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陈铭德时年才六岁。父亲的朋友出于义愤，设法让川货庄主给了陈家一笔不多的抚恤金，孤儿寡母就靠这笔钱和亲友的资助艰难度日，陈铭德也得以接受了完备的教育。在家乡小学毕业后，他只身一人到重庆上中学，接着又考入北京政法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大学期间，陈铭德兼任了北京《国民日报》编辑，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当时他认为，办报是民主政治下光辉的事业，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就决定走新闻工作之路，把办报作为一生生命的归宿。1924年他大学毕业回到四川，先后任成都《新川报》总编辑和重庆《大中华日报》主笔，1928年又应邀到南京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编辑，一度还兼任《华北日报》驻京特派员。陈铭德大学时代已加入国民党，但毕业回川后和国民党一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也没有在国民党集团中混个一官半职，终身以一个报人自居。
在中央社这个官方通讯社工作，陈铭德感到事事掣肘，与自己大学时代就开始信奉的新闻自由理念相去甚远。“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一直是陈铭德的梦想。1929年9月9日，32岁的陈铭德和同乡刘正华、吴竹似在南京创办《新民报》，多年的梦想终于成真。从此，陈铭德个人的命运就和《新民报》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需要说明一下《新民报》的开办经费问题。陈铭德等三位年轻人是拿不出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的。为了报纸能够创办，陈铭德只好奔走权门，最后得到四川军阀刘湘的支持，给了2000元开办费，并按月给《新民报》津贴500元，给陈铭德个人活动经费200元。除刘湘的资助外，国民党中宣部以所出《七项运动》周刊随《新民报》附送为条件，每月给《新民报》津贴800元。孙科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经费中一次拨给津贴2000元，名义是在《新民报》上刊登该馆所出的季刊广告。《新民报》从创刊到1938年刘湘去世，的确为刘湘集团的“文治武功”做了不少吹捧。拿人钱财，替人宣传，对于筚路蓝缕时期的陈铭德来说，这似乎也不足为病。陈铭德虽然变相接受了国民党中宣部的津贴，但《新民报》挖国民党当局“墙根”的事也时有发生。“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前后，《新民报》连续发表多篇社评，呼吁政府对日绝交宣战、收复东北，与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大唱反调，致使首都警备司令部勒令报纸停刊一日，中宣部的津贴也到此为止。抗日战争时期，卢作孚的民生实业公司等川帮企业对西迁的《新民报》多有支持，不过大部分属于投资入股性质，与当年刘湘的津贴不同。况且，这时的《新民报》经济上已能自给，与初创时资金捉襟见肘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投资《新民报》的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投资实际上是从他们所主持的企业的盈余中提出点滴之数，作为扶助社会文化事业开支销账；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不在企求从《新民报》牟取利润。”另外，在抗战时期，陈铭德为了使《新民报》在政治上有人照拂，主动与继刘湘担任四川省主席的张群结交。张群被视为所谓的“新政学系”巨头，懂得运用宣传工具，对已成器的《新民报》，自然也不会漠视。不过，张群对《新民报》的影响，一般是通过中间人或陈铭德夫妇、罗承烈等友谊关系来实施的，很少直接以具体意图要求《新民报》如何行事。这些内情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夏衍说《新民报》有“四川财阀和政学系的背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民报》虽然在创办之初接受过权贵津贴，后来也吸纳了民族资本家的投资，为了生存也不断地寻求过政治靠山，但这并不能改变其民间报纸的性质。
向左走向右走陈铭德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新民报》虽得权贵资助而创办，但他的内心是清醒的，就是报纸决不“官报化”、“传单化”。他在《新民报》创刊两周年时就向社会郑重声明：
新闻记者之清苦，早为社会所共知，本报同人，感情意志，两皆融洽，虽外侮频来，经济屡厄，而同人精神上尚能互相慰安，不为外诱，日常互励，辄有数语，“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求自己心安。”
今之报纸，大都仅谋增加收入，以至商业尖锐化，仰鼻息于资本家，奔走于银行及百货洋行之门，分润彼等榨取劳工血汗之唾余，沾沾自喜，故不惜丧心病狂，为特殊阶级做喉舌，造成少数人享乐的社会，忘却重榨下之劳苦工人；或办报者优然高官贵爵，席丰履厚，但求个人享乐，忽视事业之革新，其结果非为诱惑，即系煽动，是何能安定目前社会之人心，而促进世界永久之大同。本报不敏，决不官报化，传单化，此则又可为社会告者之一。
1947年社庆之日，他又在重庆《新民报》日刊上发表社评，继续阐明自己的办报信条：“爱护自己，爱护自己的报纸，说起来并不简单，但有一个基本的前提不可忘却，那就是为办报而办报，报纸本身就是目的。倘以报纸为其它企图的桥梁，那就难免有过河拆桥之一日；倘以报人身份为敲门砖，那就免不了有闭门弃砖的时机。总之，办报的目的，倘在报纸以外的什么企图，总有一天，报纸要受其它企图的牺牲，这自始即乏办报之心，又怎能爱护报纸的历史？”
明白“为办报而办报，报纸本身就是目的”这一基本前提，才能理解当国民党政府挤压、迫害《新民报》时，陈铭德屡屡向当局低眉的良苦用心。1946年2月10日上午，重庆各界在较场口集会庆祝政协会议闭幕，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特务打手，乔装成民众代表，在会场捣乱滋事，打伤民主人士施复亮、李公仆、马寅初、郭沫若等多人，酿成“较场口血案”。当天的重庆《新民报》晚刊第一版，刊登了多名记者现场采写的报道，抢先把事件真相揭露出来，引起国民党当局强烈不满。事后，陈铭德对晚刊副总编辑、中共党员陈翰伯说，“你要可怜可怜我这点事业”，遂将陈翰伯“礼送出境”。1947年5月，上海《新民报》与《文汇报》、《联合晚报》一起被当局勒令停刊。《文汇报》和《联合晚报》都没有刻意去争取复刊，照邓季惺之意，《新民报》也要保持“名节”，不向当局低头。可是陈铭德依然百般求情告饶，争得了报纸复刊。后来，还有人对《新民报》上海版接受当局苛刻条件而独自恢复出版提出责难，批评陈铭德的做法无疑于向当局屈膝投降。其实，这些批评者并不理解陈铭德“报纸本身就是目的”的办报思想。
1944年，陈铭德夫妇和罗承烈、张恨水、赵超构、张友鸾等报社核心人员，为《新民报》确立了一条耐人寻味的言论编辑方针，即“中间偏左，遇礁即避”八字诀。他们执行这一方针的尺度是：“左”不能左到招致报社关门，“右”不能右到和国民党一鼻孔出气，甚至骂共产党。也许有人会说陈铭德他们投机取巧，立场不够坚定。1948年10月，著名学者张申府就曾在《观察》上撰文，批评有些知识分子“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不过在今天看来，在当时国共双方激烈党争的夹缝中，陈铭德能够做到“中间偏左”已属不易，“遇礁即避”也不失为保全报纸的明智之举。
不管是陈铭德的“软弱”性格，还是《新民报》的“中间偏左，遇礁即避”八字方针，说到底，一切都是为了《新民报》能够生存，陈铭德费尽心力开创的这份事业能够延续和光大。《新民报》是陈铭德安身立命的事业，他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着《新民报》，生怕出现一点闪失，更不愿坐视其中途夭折。“《新民报》是陈铭德、邓季惺个人创办的事业，他们珍惜的是那筚路蓝缕的历程，是那昙花一现的机会，是那聚沙成塔的用功。”如果报社关了门，那些崇高的新闻理想就无从谈起。因此，“生存至上，事业第一”是陈铭德最基本的办报信条，对《新民报》，他“不为玉碎，宁为瓦全”。曾任南京版总编辑的曹仲英，对老板的做法深为理解。他说，陈铭德的忍辱是为了负重，为了这一民间报纸的“苟全”。《新民报》能够在国民党暴政下生存20年，而且有了辉煌的发展，陈铭德的韧性和锲而不舍精神，是直接起了作用的。周恩来对陈铭德的处境和做法也表示过理解和支持。1946年11月，周恩来从南京撤回延安，曹仲英和浦熙修去梅园新村送行。周恩来对他们说：“我们走了，《新民报》承受的压力必然会增加，陈铭德先生的日子将更加不好过了。作为民间报纸，必须反映社会真实，做人民的喉舌，不然，又成什么民间报！民间报又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的，这就不能同他硬顶牛，顶牛过了头，它会封你的门。民间报一般是同人的结合，报存人在，报没了人就散了，再集合就困难了。所以民间报纸必须采取迂回曲折的战术，既要生存下去，又要持续地同它斗。”曹仲英：《锲而不舍思贤如渴——记铭德同志办报生涯中的几个段面》，1990年2月11日、12日《新民晚报》。
不过，陈铭德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在关键时刻他也能够挺身而出，维护《新民报》独立自主的立场。这是陈铭德“报纸本身就是目的”办报思想的另一重含义。
1947年2月、3月，上海版因刊登所谓的“侮辱中华民国国歌”、重庆版日刊刊登“侮辱中华民国军人”的文章，激起当局震怒。刊登道歉启事可以接受，自动停刊一天也未尝不可，但对当局提出的报社交出文章作者和编辑的要求，陈铭德一口回绝。5月，上海版被勒令停刊，陈铭德勉强接受了当局提出的撤换总编辑等屈辱的复刊条件。当时，陈布雷还授意彭革陈，要《新民报》辞去上海社的赵超构和南京社的浦熙修，陈铭德均没有答应。陈铭德这样做，当然有保护同人、爱惜人才之意，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报纸独立自主立场的维护。即使有时报纸的独立自主立场无奈受到当局的干涉，陈铭德也要设法予以补救。1947年10月，国民党中宣部为上海《新民报》“介绍”的总编辑王健民“履任”，陈铭德即调重庆社总编辑陈理源来沪任副总编辑，牵制王健民。他还告诉王健民说，《新民报》的编辑、言论工作，有个“双轨制”传统，即总编辑掌管新闻版面，总主笔掌管言论。这样，代表上海《新民报》立场的言论，仍掌握在赵超构手中。
陈铭德是一位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报人。作为一家广有影响的民间报纸“掌门人”，报纸生存对他来说固然是第一要务，但在苟且偷生与主持正义之间，他也敢于选择后者，代民众立言，尽报人天职，发挥“本报爱自由爱民主之真精神”。这是陈铭德“报纸本身就是目的”办报思想的第三重含义。
抗战胜利后，大家满以为国家会走上和平、统一、民主的大道，而残酷的现实令人失望，政治夹缝中的民间报纸，发言立论感到异常苦闷、困难。在如此艰难的办报环境下，陈铭德依然宣称《新民报》要“明是非，辨真伪”，代民立言：“时至今日，一切都是打的局面，种种都是乱的特征，我们站在两端的中间来办报，谈和平，谈民主，来反对内战内乱，当然是不识时务。但四万万老百姓谁愿意打下去？再乱下去呢？一个纯民间性的报纸，要为老百姓说话，要使国家社会和平安定，要使政治清明，不贪污，有效率，要经济走上轨道，人人无匮乏之虞，又岂是讴歌现实，文过饰非所能济事？所以我们虽然明知这条中间道路是一条左右不讨好的道路，但为了明是非，辨真伪，为了代民立言起见，本报立场将始终如此做去。”
内战进入1947年，中国大地已是烽火连天，哀鸿遍野；通货膨胀，民不聊生。2月11日，各地《新民报》都刊登了《请问有效的办法在哪里？》的社评，代表民众向当局提出严厉责问，甚至以“革命”来威胁国民党政府：
由于各种事态的无法可想，由于各种矛盾因素的无法消除，于是只好用打的方法来解决。好，那就打吧！今天这个局面，便是这个结论的注解。但老百姓有一个要求，就是“速战速决”，不管马打死牛牛打死马，若果长年累月的内战下去，那不是甲打乙，乙打甲，而是在和老百姓作对了，为什么老百姓该白受牺牲呢？这当然由于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没有知识，没有组织，没有力量，所以才不敢有所主张，纵有主张也不能发生效力。但我们要问：中外历史的教训，加上目前世界局势的推移，谁能保证主人翁始终不会抬头，谁能保证革命运动不会再演？我们真想不出我们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我们今天不希望别的，只希望主政者能给我们一个答案，什么是他们利国利民的有效办法，以免我们彷徨，以免我们疑惧。
1947年4月，张群继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张内阁发布“戡乱建国纲领”，托人要《新民报》来篇社评捧场。《新民报》捧场文章没有写，反而在南京版上发表了《生存第一！和平第一！》的社评，对国民党当局在抗战胜利后继续执行“军事第一”政策“不敢苟同”，指出实现和平才是挽救中国人民厄运的唯一办法。随后又发生南京军警镇压学生游行的“五·二〇”血案，陈铭德接到官方通知，必须按照“军警和学生互殴”的统一口径进行报道。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也专门来到报社，当面告诫他：此事干系重大，不可造次，《新民报》的报道应以当局的口径为准。在南京社编辑部，陈铭德看着正在奋笔疾书事实真相的记者，欲言又止。只是临去之前，对总编辑曹仲英悄悄地说了两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天的报道，关系到报纸的生死存亡，要当心啊！当心啊！”曹仲英：《锲而不舍思贤如渴——记铭德同志办报生涯中的几个段面》，1990年2月11日、12日《新民晚报》。在事实和谎言之间，报人的良心促使陈铭德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没有按照当局的意图而阻止同人们对事件真相的揭露。
即使南京版被强行封闭之后，陈铭德等《新民报》同人仍然表示“不畏难苟安”、“不唯强力是视”，还要代表民众意见，争取言论自由，实现民间报纸的理想：
本报已有十九年之历史，现在五社八版，职工近千人，纯赖刻苦经营，谋自给自足，并未受任何方面之津贴，亦不愿以此作敲门砖。我们既系以民间性之报纸问世，所以结合的分子多系一些自由主义派人士，也正因为是自由主义分子，我们并没有好多成见，并没有任何党见，不愿意过左也不愿意太右，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总想求得一个不偏不倚之道。但在这个政治路线极端尖锐化的环境下，中间空隙，遂愈来愈狭，便成了左右不讨好，左右做人难之势。但我们总觉得这是必有的现象，报纸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教育，就是一种文化动态，他代表着民间的意见，我们就得要争取这点自由，要实现这点理想。因此他并不畏难苟安，他并不唯强力是视。假使一个纯民间性报纸而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我们也就根本怀疑到政治是否有革新之望，民主是否有实现之可能了。重庆《新民报》社评。
新民报总管理处编辑的《新民报二十周年纪念特刊》（1949年9月9日出版）。陈铭德待人谦恭厚道，遇事委曲求全，有人因此觉得他没有什么坚定的理想。但是和他相濡以沫50多年的邓季惺并不这样认为。陈铭德去世以后，邓季惺在追思会上终于向大家坦陈了自己对丈夫的看法：
他这个人凡是和他接触过的，都感觉如坐春风，因此觉得他这个人不一定有什么坚定的理想（但我们共同生活几十年，我知道他是有坚定理想的。他的理想就是坚持民主自由，想用办报通过新闻来推动社会进步，就是作育新民，继承和贯彻中山先生的那一套主张）。在解放前的二十年，那样一个社会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他不能不在一定的限度内作适当的让步，在报馆里，他去当外交部长，为了《新民报》的生存，有时要对有权有势者磕头作揖。要是让我来的话，我不会说话，磕头作揖更办不到，《新民报》早就玉碎不能瓦全了。铭德为了《新民报》的生存不能不委曲求全，有些人便误认为看不出铭德这个人内心有什么坚定的理想。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生活经历证明，在政治上，他没有拿报纸去做敲门砖，解放前他没有做过国民党的官，在经济上，他没有藉办报敛财，蓄积财产，两袖清风……
知夫莫如妻，诚哉斯言！
在一个新闻自由不受尊重与保护的国度里，在激烈的党争中，既要报纸生存，又要维护报纸独立自主的立场，代民众立言，尽报人天职，主持正义，倡导民主，陈铭德的办报思想本身就充满了矛盾。然而，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忍辱负重，竭尽心力，作育新民，造福社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陈铭德看似不合逻辑的办报思想，却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