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岁那年，我给家里写信，准备告诉他们我有男朋友的事。这种事情和要钱一样让人难以启齿，除了写信没有别的办法。那封信写了很久也没有写出，最后，我只寄上一张与男朋友的合照。
在那张合照里，我站在一个陌生的成年男性身边，茫然而羞涩地望着镜头之外的父母。我不认识照片里的女孩——我不认识自己了。我不仅成了父母眼中的陌生人，也让自己感到生疏。
照片之外，作为某男性的女朋友，我频频出入那些亲友聚会的场所，徒劳地认识那些转眼就会遗忘的人。
男朋友的妈妈是个眼光毒辣的人，不费一点工夫就能将我看穿。他们之间少量关于我的对话，针针见血。
好瘦啊。不会有什么毛病吧？
会做家务吗？
父母亲是干什么的？
家里有钱吗？
这是第一次，我被一个陌生的中老年妇女评头论足，还不能生气，不能有被冒犯的感觉。甚至，无意中我也在帮着他们，以第三者的眼光打量自己。我大度地对男朋友说；你妈不喜欢我没关系。我讨厌无关紧要的人喜欢我。
因为你太瘦了。
是的。
你还不太会叫人。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叫她呢？
是的。
喂，我问你为什么不叫她？
呃……因为，我一看见陌生人就紧张。我太紧张了。
可我妈不是陌生人啊。她打算把金镯子送给你呢。
没来得及细想，男朋友的妈妈果然拿了金镯子来。我明明一点也不喜欢那种东西，却不得不懂事地装出一副很感兴趣很贪婪的样子。看着我低眉顺眼的模样，馈赠者满意地笑了，并趁机将那东西塞到我手里。快叫妈妈。叫啊。那么多人在看着我。我宛如置身舞台中央，茫然地闭上眼睛，快速而短暂地叫了声妈，嘴角翕动的同时立即唇齿闭合，不再发声。当我睁开眼睛，金镯子已经套在手腕上了。我长久地看着它，摩挲着它光滑、充满凉意的表面，凝重华丽的金子色，想着它大概值多少钱，万一我没钱了，能不能将它卖掉。
男朋友的妈妈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立即说，这镯子是不能卖的。你可以戴它，但不能卖掉它。这是无价的。
我感到羞愧万分，唯唯诺诺地保证自己绝不会卖掉它，相反我还会珍惜它。说完后，心里立即起了与此相反的情绪，我才不爱什么金镯子，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卖掉它。
我虽然有了男朋友，仍感到一无所有；我虽然拥有了金镯子，但比没有金子的时候还穷——这是我当年的QQ签名。我承认这不是实情，因为那些话并没能表达出我内心深处最隐秘的羞耻感。
我男朋友的妈妈是个先知。她所有的担忧都是正确的。我的确不会做饭，对庞大的烹饪系统根本不知如何下手。我觉得那是魔术师，起码是心灵手巧者的事业，而我无疑不属于此类。可我会洗碗。那天吃完饭后，我主动要求洗碗。
某某，你过来一下。
你看你洗的碗，怎么外面都没有洗干净啊。
我当然是洗过碗的，可我妈并没有教我洗碗的时候还要把外面的也洗干净。但我什么也不说，默默地将那些碗重洗了一遍。我不光不会洗碗，还闹出了别的笑话，却没有一个人笑。
在陌生的领地，我领到了意料之外的耻辱，却不得不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并告诫自己真的不必在意。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一个女孩拥有男朋友后所要面临的一切，有一种痛彻心扉的尴尬。我一点也不想在人前公开承认我有男朋友。我的表妹就没有男朋友，甚至一个男性朋友也没有。她一个人生活，给娃娃做衣服，陪它们说话，也过得好好的。而我居然不甘寂寞，找了什么男朋友回来，还要接受男朋友家人的礼物，这不是一种自轻自贱的行为是什么。
男朋友提出要去我家，去见我的父母。那时候，我的父亲还在世。我的那封信就是写给他的。信寄出后，我再也不敢往家里打电话。我感到没有脸面和他们说话，更不敢去见他们。我不知道男朋友为什么要去我家，他想去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家太远了，咱们还是别去了吧。我又骗他说我母亲讲的话没人能懂，你去那里干吗呢。他却说一定要去，非去不可。
没办法了，我只得惴惴不安地把他领回家。近乡情怯，我的心被折磨得千疮百孔，感到再也无法露出一个正常的笑容。好在我的父母亲都是聪明人，见了我的男朋友也没有多问什么，就心领神会地把独处空间留给我们。那些讨厌的邻居却乘机在我家进进出出，一会儿借这个，一会儿还那个，还不时地用生硬的普通话和我男朋友聊几句，或者像看稀有动物一样盯着他看，露出既神秘莫测又无比狡黠的笑容，而那个木讷、寡言的被观察者却毫无所察，坐在一旁傻兮兮地笑——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无论他们是赞美他，还是咒骂他，他都一种表情，一视同仁。
在家里，当我父母亲在场的时候，我就无法和男朋友正常说话，只会用那种陌生、僵硬的语气和他说话，或者干脆以动作或眼神表示。我羞于在亲人面前表达对一个陌生人的感情，一旦有所表示，哪怕是隐晦的表示，我便认为是一种背叛。我背叛了过去的自己，背叛了我的童年和少年，背叛了那些对我有所期待、曾将全都情感倾注在我身上的人。
我对自己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那些过去认识我的人如今再看到我，或许也会有这种感觉。我不敢带着男朋友去见那些人，那些少年时的伙伴，那些我在豆蔻年华认识的人，我不想从他们的眼中看到自己的改变，尽管他们自己也有了各自的男女朋友，有了更多的变化。
我感到一个人长大后就应该斩断与过去的所有联系，那种联系没有任何好处，只会把人拖入尴尬不堪的境地。
而我的男朋友完全没有这种感受，他对我所受的折磨也一无所知。他真是一个勇敢的人，在见到我的父母之后，还提出要去见我的亲戚，我的外公外婆舅舅姨妈们。后来我想，对我的男朋友而言，见一个人与见一群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以前不认识他们，今后也不会与他们有太多瓜葛，甚至连他们讲的话也听不懂，即使有普通话这种东西的存在，那通常是一种场面上的话，表示友善的话，而不可能用于沟通那种隐秘复杂、晦涩难言的情感。就是说，在那种场合，我的男朋友是安全的。在一个没有因语言带来暗示和猜测的环境里，他毫发无伤，自得其乐。
后来，我问他，你就不害怕那种场面吗？他的回答表明我的猜测是对的。在这个事情上，他是一个彻底的旁观者，而我不是。我并不是在意众亲友们对他的评价，我在意的是这种评价因我而起，是我把这个人带回去，因他而起的一切评价最后都会落在我身上，将我暴露于人前。
我到底害怕什么？我的羞耻感又来自哪里？哪怕我获得的是荣誉，而不是一个男朋友，我照样会感到羞耻——这种发生在特定环境下的羞耻感，换了一个地方就不会有。不论是荣誉还是男朋友，或者别的更珍贵的东西，它们无不提醒我时间的流逝，我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与过去的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
一个人在长大后，实在应该远远地离开自己的家乡。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去。千万不要与过去的自己重逢。因为，在那里，除了羞耻感，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在一个小女孩与一个带男朋友回家的成年女性之间，存在着一段不可了解的过程，一个时间和经历上的深渊，一种剧变。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完整地携带着每一日每一时，我们能看见自身的完整，但别人看不见。我们很想让别人看见，特别想让那个值得信赖的人看见，可这根本办不到。
后来，当男朋友成为我的人生伴侣，我发现自己对他一无所知，而他对我的了解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常常在莫名其妙的委屈和怨气中，发泄着对他的不满，感到自己完全找错了人，而他自然一头雾水。
你自己什么都不说，我怎么知道呢。难道要我去猜呀。他认为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而我完全没有想过要借助这种工具。在表达最简单的欲望，以及最隐秘的想法时，我都不会去走语言这条捷径。
或许是那种羞耻感阻碍了我。我感到自己不可能与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说那种话，那种简单易懂，不会产生歧义，谁都会说的话，哪怕那个人是婚姻中的伴侣，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
不用说，我们彼此都感到寂寞，还有难言的怨气。目睹对方在自己面前行走吃饭，做一些隐秘之事，说一些可笑的话，表现出对琐碎之物的热爱，却无法在彼此之间建立一种与之相匹配的亲密关系。
时间一天天像流水一样淌过去，我大概已经感到无望了，既然我无法彻底杀死那份根深蒂固的羞耻心，就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也不会出现任何转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对自己的形象都是有过自我期许的，我们爱着自己，不允许毁坏自己以获取什么，否则那便与堕落无异。
那位由男朋友升级而成的伴侣，有一项持久而根深蒂固的爱好：喜好饲养热带鱼。夏天给它们降温，冬天给它们加热，并通晓各类菌群知识，防治鱼类疾患于未然。往夸张处讲，他对那些鱼的了解在对我的了解之上。即使如此，他也没能做到让它们永远活下去。那些鱼不断浮上清晨的水面，成为一具具漂亮而透明的尸体，最终被淘汰出局。
但热带鱼的总数量并未减少，他总趁我不备时，偷偷地将更多的鱼搬运回家，努力制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假象。我主要是受不了那些尸体，哪怕它们美丽而透明，带着水生动物天生的优雅姿态，可那依然是尸体，它们只会给生活带来阴影。
我们之间的矛盾终于在某个夏天的清晨爆发。热带鱼只是一个借口，人们在寻找借口的时候，总是慌不择路，顾不了那么多。在剧烈的类似动物撕咬似的争吵中，我感到痛快淋漓，很久未曾如此任性恣肆、不计后果地说出一切了。我一会儿疯狂地大笑，一会儿泪流满面，宛如一个患歇斯底里症的病人，沉浸在自身梦境一样的语言和行为方式里。那些像子弹一样冰冷的话从我嘴里发射而出，准确无误地落入那个人的耳朵里，他的表情越是惊异，我心里越是舒服。我有一种完成重大使命后的快感，简直想快乐地大叫了。
他对我的激烈反应只有干瞪眼的份，看不明白，还以为是那些死鱼破坏了我的心情，他决定以后不再养鱼，反正也养得腻味了——我知道这不是真心话。至于那些鱼，它们只在鱼缸里游，永远也游不到空气中，其实和我的生活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可我不想解释。我顺利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哪怕是以那样极端的方式，那也是一种方式。我感到某种解脱。短暂的解脱。
死鱼的借口已经使用过一次不能再用了，况且他也真的不再那么热衷于养鱼了，既然它们总是要死的，徒增伤感而已。
我们的生活重归缄默的日常。没有更多的话，更没有耐心听彼此说什么。无疑，属于我们之间的共同区域在增长，这是时间流逝带来的馈赠；而那个核心区域始终如冰封的湖面，任何极端的行为都不能让它消融片刻。
也许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只在喝醉酒的时候说说心里话，醒后就把一切都忘掉。我没办法在清醒的时候说那些话，他则认为那些话根本就不存在——他的言行一致给我一种强烈的虚幻感，似乎我是一个异常之人，一个不懂得生活的人，所有的纠结与苦痛都显得滑稽可笑，毫无意义。
我当然并不认为自己是可笑的，我只是想与这个伴侣建立一种亲密关系，一种人类之间所能抵达的亲密，那不是梦境，也不是醉酒后的行为，而是一种日常可能性。如果我和他之间都不能建立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亲密，那与任何人都不可能。而事实或许是，人们永远也无法梦见身边的人。
某些夜晚，我们会去一些陌生的道路上散步，试图去寻找那些被我们遗忘了的语言和记忆。我以为它们可能存在于黑夜和遥远的星辰里。但我们大多数的交谈时间是在入睡前。我就像活过了很多个世纪的人那样，慢慢回忆起童年时代的往事。因为不喜肉食如何在亲戚家把碗里的肉一点点费尽心机藏匿起来，以及在某次夜航船上，看着为自己所厌的奶油冰激凌一滴滴融化在甲板上，而不知如何是好。还有那件红得像鸡冠花似的上衣，我同样不知如何处置。所有那些东西都是别人好意赠予我，本是莫大的恩赐和荣耀，在我这里全成了煎熬和羞耻，是无法掩饰的人生窘境。
我记住的全是这些不堪的事。它们在过去的时间里静静地扩张、发酵，成为某种创伤性的记忆不断得到强化，根本没有被遗忘的可能。每次，他不是以插科打诨就是以鼾声，来回应我漫无边际的絮叨。
那些夜晚，面对黑暗和墙壁，我说了太多，但最重要最不堪的部分始终没有说出。我没有想好如何将它们从深渊和地窖里挖掘出来。当有一天，我心里再也没有了那些禁忌，当我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那些无足轻重的羞耻感，懂得如何领回真正的自己，而不是一个虚假生硬的形象，我就有办法了。
我想起很久以前，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某天中午，我被新来的老师留下来背诵课文。对于那篇课文，我早已熟读能诵。在教师办公室背过一遍后，老师却说这是死记硬背，转而要我抄写生词。一起留下的都已经走了，回去吃饭了。只有我饥肠辘辘地等在那里。
然后我的母亲出现了。我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她在和老师说话，让老师先放我回家吃饭，还说小孩子吃饭最重要。成绩的事情慢慢来。
母亲还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
回家路上，我几乎狂奔似的跑着，一边跑一边哭。母亲拿着饼在后面追我。我一点也不想在这种时候看见她，更不想听见她和老师说的那些话。我认为自己被留下来的真正原因不是背不出课文，而是因为长得太胖，穿的衣服也不好看。而母亲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
母亲以她的行动把陌生人留给我的羞耻，永久地保存下来。如果没有她，我或许已经遗忘了此事。这也是我憎恨与别的生命体太过亲密的所有原因。而且，越是亲密，越容易让人感到羞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