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塞尔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看做反讽在现实中的演绎，只是从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入手，对马克思如何使浪漫派的反讽在自己的哲学中具有了现实的力量做了论述，却未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哪些方面具有反讽的本质做进一步的说明。我们曾将反讽归结为一种趋向于理想的无限的自我否定的过程，而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这种自我否定无处不在，并昭显着反讽的光辉。这体现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既是资产阶级的自我毁灭，也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扬弃，以及在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之前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也将循环往复、艰辛痛苦。
一、无产阶级革命的自我批评
从觉醒到革命，从革命到夺取政权，从无产阶级专政到共产主义，这条预想的路线是否会顺利地进行？无可否认的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具有政治上与经济上的绝对优势，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对其对手实施的大众欺骗或强力镇压注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将“历尽艰辛、屡遭挫折”。针对革命的曲折进程，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著作内提到，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而我们可以这样来看，这种自我批评其实就是反讽哲学无限的自我否定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最为充分的体现。
马克思认为，每一场革命虽然都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完全不同。资产阶级在对封建的中世纪社会进行改造时，所面临的任务是要创造一个“前所未闻”的崭新的世界。在这种革命危机中，革命英雄请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从而“解除桎梏”并建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但当资产阶级将关注点完全集中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之时，它却早已“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可以说，虚伪的资产阶级假借古代的英雄气概策划了自己的诞生，却在资产阶级社会诞生后抛却了它曾供奉的“先辈们的传统”。因为，善忘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只是为了在这种传统中寻找“理想和艺术形式”来掩饰其斗争的“狭隘内容”，只是为自己行动的合理性高唱颂歌，只是为了找到一种革命的精神，只是“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所以，资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与其革命目的、革命结果与革命初衷之间总是不相符合的，但它从不会因此停下前进的脚步反省该如何自我调整，反而“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争取早日实现可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资产阶级王国。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为时短暂”，而没有反复的阶段，它“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社会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尚未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便以“酒醉状态”沉溺于每天的狂欢。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从不具备无限的自我否定性，它将自己视为绝对的真理，从而可以批评、否定任意有异于它的东西。从马克思对19世纪革命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这种反讽的本质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才会存在。
无产阶级革命与18世纪革命最大的不同在于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无产阶级所要创造的新世界不是“前所未闻”的，而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完全相反的，假借古罗马的激情并不能引发无产者对于新世界的憧憬与想象。资产阶级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而无产阶级在开始自己的任务之前，需要破除人们对于过去时代的一切迷信与幻想，“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所以，“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不能只是通过宣告我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王国的华丽“辞藻”来争取人们的拥护，更要通过陈述我会如何实现这个理想国度的具体“内容”来迎得人们的信任。为证明这个“内容”的合理性，无产阶级会因此不断反省自身，只要阶级意识尚不具有现实性，没有成熟到革命一举成功的地步，革命“就会回归到它的起点，就会重复原来的状况，直至最后在经历了无数的痛苦，走了可怕的弯路后，历史的直观教育使无产阶级完成它的意识过程并因而把历史的领导权交到它的手里”。
卢卡奇所说的革命的重复即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前的不断革命阶段。可以说，无产阶级的“不断革命”过程正是其自我批评过程，也是反讽本质的一种体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中，发现了法国大革命“不断革命”的彻底性，并在《神圣家族》中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他们承认法国大革命对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直接影响，认为“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是它现在重又发生了普遍变革的信号”，“不断革命”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及社会主义者所描述的1848年革命的特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看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使后者延续了“不断革命”的传统，或者说，它也是“不断革命”的一个环节。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段斗争》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首次对无产阶级的“不断革命”进行了阐释，并将其视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要策略。他指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任务”“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部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也就是说，马克思将无产阶级革命看做一个需要反复论证的过程，它“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并“在前进中停下脚步”，在“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中返回到它的出发点，“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卢卡奇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不可回避的使命，在它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达到自己的阶级意识之前，必将经历诸多痛苦（它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仍然只是针对其生活方式的局部的否定，只是否定的超过被否定的东西，无法找到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正确出路）。而当工人阶级发现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毁坏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等斗争形式并不能改变其悲惨的命运时，它将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将批判对象上升为总体，跟整个资产阶级进行彻底、无情的清算，从而向“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迈进。
二、资产阶级的自我毁灭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明确指出，“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可见，反讽的自我否定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第二个表征就体现在资产阶级的命运上。资产阶级带来了大工业生产，大工业生产造成了无产阶级的联合，而这一切都曾是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制度准备的，现在大工业产物的矛头却对准了它自身。私有制作为资产阶级对抗封建专制的答案，无产阶级作为私有制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结果，革命作为无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压迫、废除私有制的方案，每一个环节都对产生它的上一个环节作了否定性的回答。我们发现，革命破坏了资产阶级以保持无产者的逆来顺受来确保其统治的骗局，无产阶级的贫穷拆穿了私有制下自由平等的谎言，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揭露了它推翻封建制度的真实目的。资产阶级陷入了自戕的境地，它“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这再现了古典反讽中苏格拉底式的反诘法，而浪漫反讽本身也来源于此。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的自我毁灭需要两个条件，即遭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以及“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和“非人性”，并把自己消灭的无产阶级。可以说，这两个条件都是由资产阶级创造却又反过来制约其自身的。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因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阻碍生产的束缚，它的结局只能被“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所“炸毁”，而现在这种新的所有制关系也将经历“类似的运动”。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看做“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周期性重复发生的商业危机导致了这种反抗的持续发生。“生产过剩的瘟疫”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卷入了一场灾难，社会在大部分产品与生产力被毁掉的境况下失去了全部的生产资料。生产力的这种发展超乎了资产阶级的想象与控制，它不仅“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它“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狭隘性使其已无法容纳自己剥削到的财富，而一旦它“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任何一种克服危机的方法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仿佛都是苍白无力的，马克思将之视为“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所有事实都在证明，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已因不再受其控制而越来越加速它的灭亡。
在上文对革命主体身份的确认中，我们得知，无产阶级是私有制的产物。马克思将财富与资本看做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将雇佣劳动看做资本的条件，将工人的自相竞争看做雇佣劳动的基础，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使其成为私有制自我毁灭的第二个条件。以往一切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阶级在得到统治权后，总会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已获得的生活，它迫使社会满足其发财致富的野心，这归根到底“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它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需要保护或巩固，它只有“摧毁至今保护或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废除现存的占有方式，“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才会“抬起头”、“挺起胸”地取得社会生产力的主导权。无产阶级虽然一无所有，但它可以成为一切。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就这样被无产阶级从它的脚下挖走了，它生产了自己的“掘墓人”。可以确定的是，同无产阶级的胜利无法阻挡一样，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三、无产阶级的自我扬弃
维塞尔认为，当无产阶级所经受的经验的苦难具有普遍性的时候，它便具有了救赎的意义。无产阶级的自我救赎就是它对自身的自我扬弃，这是反讽的自我否定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第三次表征。马克思的观点是，“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它的判决就是通过消灭自身而消灭阶级社会。具有了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发现了自己“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发现了它所在的社会生活已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这不仅体现为理论上的损失，还直接体现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贫困，这些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能力才能得以消除。
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无产阶级作为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与其生存境况相比都具极大的讽刺意味。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出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将之归结为工人自身的异化。工人生产的财富与产品的增加并未改善他的生活条件，反而加速了他的贫穷与廉价，“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了。私有制使工人失去了人作为人之根本的类特性，劳动成为了外在的东西，劳动产品成为了异己的产物，人与类本质、人与人之间是相对立的关系，工人因只有依赖于他人才可生存使其越来越不像人，因只有在运用动物机能时才感觉到自由而越来越像动物，这是异化现象在工人身上的体现，而当工人意识到自己的无产阶级的身份时，他将是以革命主体的姿态出现的，所以异化也是革命主体所必经的阶段。反讽主体需要经历从自我到非我，再到扬弃非我、自我与非我同一的过程，而革命主体作为反讽主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反映，也必将经历从工人到非人存在，再扬弃由工人异化导致的非人状态，从而实现向人性的复归的过程。
无产阶级对自身的自我扬弃就是对自己本身生活条件的消灭，这要以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为前提。无产阶级需要联合为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这就是要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然后再运用自己统治阶级的身份以暴力消除旧有的生产关系。“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卢卡奇认为，共产主义实现的是真正无阶级的社会，无产阶级的存在即是阶级仍然存在的证明，无产阶级只有扬弃自身，只有在阶级斗争中废除阶级的划分，才会在自身的完善中达到真正的解放与自由。这不仅需要无产阶级要与作为其外部敌人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更重要的是要与自身相斗争、与资本主义制度破坏和腐蚀它阶级意识的阴谋相斗争。无产阶级的自我扬弃不是一场一举胜利的运动，这是一个在反复思索与实践中逐步达到阶级意识的过程。卢卡奇将无产阶级在不同领域达到的不同意识阶段看做是一把尺子，认为它“可以精确地度量已经达到了什么和还应该争取什么”，从而在不断的自我批评中接近自我扬弃的目标。自我批评保持了无产阶级行动的生命力，这是每一次不成熟的自我扬弃的组合，所以，“无产阶级决不能害怕自我批评，因为只有真理才能给它带来胜利”，而真理本身就是在反复的自我考证中获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