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无产阶级的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却从来未在其哪部著作中被系统地加以论述。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就在马克思要规定什么是阶级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被中断了，这对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来讲都是一种灾难”。马克思后来对“无产阶级”的说明只有在其与恩格斯的部分著作内被提及，而这个概念始终未得以归纳。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中，如此重要的概念却如此“相对地不确定”，在雷蒙·阿隆看来这有其独特的原因，“模棱两可的含义”不仅没有限制马克思哲学的成功，反而发挥了有利作用，“概念本身越是不确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就越是容易传播”。无论马克思的阐释是否清晰，从其著作中分厘出无产阶级的概念是必要的，这将更好的说明无产阶级为何可以被看做反讽的主体。
无产阶级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主要由其产生的社会条件与阶级意识两方面决定：一方面，工业社会的发展造就了产业工人的贫穷，工人阶级生产资料的绝对丧失与劳动的商品化为无产阶级的必然产生创造了社会条件；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只有在其意识到自身的悲惨命运与革命使命时，才会被赋予无产阶级的“崇高的称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无产阶级的产生作了详尽的论述，雷蒙·阿隆认为，这种论述基于马克思的“历史想象”：马克思相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便工人收入的增加也不会避免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无产阶级境况的极端恶化在工业社会中是否会真实的发生这不是重点，正如本来在真空中匀速运动的物体，在空气中遭遇阻力的状态并不影响其在真空中匀速运动的原理一样。
一、革命主体身份的必然：作为私有制的产物
马克思将阶级看做按等级划分的多个社会集团，阶级对立就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以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认为在其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化大生产使各个不同阶级的划分最终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与“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恩格斯将这两个阶级直接定义为现代资本家阶级与现代雇佣工人阶级，他们以占有或失去生产资料、雇佣或出卖劳动作为区别。不管恩格斯的注释是否精确、全面，他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无产阶级是以资产阶级的相反形式存在，它的存在与资产阶级在私有制中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相关。
将无产阶级看做反讽的主体，即是将其看做马克思阶级斗争的主体，这主要在于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的产物，无产阶级以私有制反题的形式主导了革命的整个过程。贫穷与富有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无产阶级与富有的对立，“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私有制，作为富有的保障，不仅要“保持自身的存在”，还要“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而无产阶级必须以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的方式来消灭自身。马克思将私有制保持无产阶级存在的阶段视为“对立的肯定方面”，而将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的阶段视为“对立的否定方面”，可以说，这正是反讽过程的两个阶段，即“对资本主义的表述”与“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阶级，以“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力图自我呈现的形象相对立的形象”表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又因自身的“一无所有”而否定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无产阶级在使私有制得到“自我满足”又使私有制得以“消灭自身”的反讽中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与恩格斯肯定了资产阶级在破坏中世纪“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中曾经起过的革命的作用，但它随即又“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这招致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批判。资产阶级以不断地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革命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因扩大产品的销路而抢夺世界市场，以资本主义的文明征服带有仇外心理的蛮族，它“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只为使其更加集中以利于财产更多地聚集在自己手中，但“文明”的过剩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过于强大的生产力在现实中已无法找到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因受到现存所有制的阻碍与威胁而陷入混乱的资产阶级，不得不通过“消灭大量生产力”、“夺取新的市场”以及“更加彻底地利用旧市场”的方式防止危机的过度发生。用马克思的话说，资产阶级用来毁掉封建束缚、创建现代工业社会的法术，已“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而这种武器的使用者就是成为现代工人的无产者。无产者以一个阶级的形式出现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资本的发展使无产者的劳动“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而沦落为资产阶级的附庸，社会化大生产的竞争与淘汰使中间等级的下层、居民的所有阶级越来越多地“降落”到无产者的队伍中来，利益与生活状况的一致导致了分散的无产者的同盟，对资产阶级的共同反对因日益发达的交通而使“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并以无产阶级的身份宣告了向资产阶级的反抗。马克思认为，是“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资产阶级生产了“它自身的掘墓人”。
二、革命主体身份的确证：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
卢卡奇把阶级意识看做是由于处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而产生的“理性的适应的反应”，它“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他确定了阶级意识在阶级斗争以及组织整个社会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什么阶级拥有阶级意识将决定什么阶级在阶级斗争后处于统治地位，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将会使这个阶级建造符合自己利益的社会。阶级意识程度的高低是阶级处于统治或被统治地位的原因，“如果连对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归因于这些利益的深刻思考也没有涉及这个社会的总体的话，那么一个这样的阶级就只能起被统治的作用，就决不能影响历史的进程”。所以，单纯的一无所有者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有在其具有自我意识时才作为革命的主体而真正存在。“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是被剥削的，它不可能不认识到它的根本利益在于推翻现存社会，也就是消灭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以，没有意识到自身悲惨境况、没有阶级斗争革命意愿的无产者只能是逆来顺受的劳苦大众，不具有可以意识到通过革命而实现统治的能力。
拥有更加成熟的阶级意识注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必将取代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将不得不面临向意识程度更成熟的无产阶级投降的命运。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虽然曾经在反对封建专制时期促使其取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权，但其阶级意识与阶级利益的辩证矛盾，即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之间不可消除的对立，却成为了资产阶级不能理解的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解决途径已超出了资产阶级本身的范围，它只能以欺骗其他阶级并抹杀其他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式掩盖资本主义的本性。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的困境意味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取得胜利的决定性的武器就是“正确地洞见到社会本质是首要的力量因素”。不可否认的是，资产阶级在现实世界中在思想与组织上仍然占有优势，但无产阶级更具优势的原因在于，“它有能力从核心出发来观察社会……因而能从核心上，从改变现实上来采取行动”，并能“自觉地把它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去”。因此，当资本主义被经济危机击中之时，人类的命运是否会被彻底改变要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否酝酿出了足够革命的力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阶级意识，既要揭示社会的本质，又要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统一，它不是“一面扛着去进行战斗的旗帜”，也不是“目标的外衣”，而本身就是目标和武器，它将会为了解放自身而宣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淘汰以及对整个阶级社会的废除。
三、革命主体身份的呈现：自我异化与反讽中的反题
从对反讽的分析中我们得知，反讽主体必将经历自我——非我——自我非我同一的过程，反讽必将经历正题——反题——综合的绝对命令的三个阶段。施莱格尔认为，反讽主体知晓自身是作为无限者存在的，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想的是什么。当他认识到无限者是永远分裂而又永远混合的力量的产物时，就会想到自己的理想，能够有机地思考理想才是完美的精神。反讽主体洞悉所处时代四分五裂的本质，他既是“随心所欲创造自己、又随心所欲创造周围世界的极度自由的主体”，又是对现实社会中“极端分离与疏远”的人的处境的写照。因此，反讽主体作为主观的自我的同时，也是作为客体的自我，人的精神的本质即为“自我感觉”、“自我欣赏”、“自我反映”。这个高度反省的主体，不仅仅只是“人的现实社会孤立状态的产物”，他还是“消灭这一现实人际分离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尝试”。为了消除人与世界的疏离状态，反讽主体在思维中将自身物化为客体，客体便成为主体客观化后的对象，这也是主体诗化客观世界的过程。由此，客观化了的主体便占据了现实的世界，而客观化了的主体的世界便成为“主体精神的放射”。在浪漫主义反讽中，施莱格尔更多强调的是自我的物化与非我的诗化，并未将非我作为自我的异化过多地加以考虑。经过黑格尔的借用，曾作为反讽环节的客观化成为了其概念辩证法的一个环节——异化。反讽与辩证法在客观化后与异化后将面对相同的发展进程，即消灭主体与客体之间对立的反题阶段。主体在完成主体与客体的综合、复归自身之前，将无限地持续消除主体、客体相分离的自我生成与自我消灭的反题状态。
马克思认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不同的是，有产阶级把这种人异化为资产阶级的事实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它在这种自我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并“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而无产阶级却在人异化为一无所有者的存在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并“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境况的迥异迫使两个阶级形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对社会和历史采取了不同的立场：资产阶级的私欲是保守的维持社会现状并保持异化的对立；无产阶级的愿望是通过破坏性的革命摧毁现存世界中的一切，从而消灭异化带来的人类本性与“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注定了只有无产阶级才会成为反讽主体在现实中的反映，它将完成主体异化后的反讽过程而不是中断反题向合题的过渡。
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在现实世界中重复了反讽主体在思维中的表现，它以人的异化以及曲折反复的阶级斗争的形式再现了反讽主体客观化自身以及处于无限反题状态的特质。与反讽主体相同，无产阶级经历了从人异化为无产者的过程，也将实现从无产者向自由的人的复归，它“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而无产阶级革命将会通过毁灭的力量解决“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解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超越历史运动中的反题阶段，使自然主义成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从而达到人道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其认识到了社会的本质与自身的角色，这是反讽主体高度自省的体现，它对阶级目标的追求“也就是意味着自觉地实现社会的、客观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如果没有它的自觉参与只能仍旧是抽象的可能性、客观的限制”。无产阶级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产物，还是消除这一不合理制度的毁灭者。因此，正如卢卡奇所认为的，“只有当主体（意识、思维）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主体“在一个由它自己创造的、它本身就是其意识形式的世界中运动，而且这个世界同时以完全客观的形式把自己强加给它的时候”，扬弃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等的对立才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