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该如何发展？历史将走向何方？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每个时期都会存在的历史之谜。马克思认为，“这些谜反映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而“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每个时代所有思想和理论的研究都指向了对历史之谜的解答。浪漫派与马克思分处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与中期两个不同的阶段，他们具有相同的解决时代危机的渴望。针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走向，两者提出了不同的解答。诺瓦利斯作为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另一领军人物，与施莱格尔兄弟终身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他的历史哲学不仅影响了弗·施莱格尔反讽哲学观的形成，而且为反讽哲学的趋向定下了明确的基调。青年时期深受浪漫派影响的马克思，不能不为浪漫派实现黄金时代的理想所动。通过分析诺瓦利斯的黄金时代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内容具有惊人的相似，若除去将其视为一种巧合的可能性，这是否意味着诺瓦利斯的历史哲学间接地、潜在地影响了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目标的制定。
卢梭认为，人类的文化与文明带来的只是灾难，黄金时代只能在自然状态出现，人类将不能再返回遥远的过去，这是他历史悲观主义情绪的表达。不同于卢梭，德国启蒙运动者们站在了历史乐观主义一边，莱辛、赫尔德、赫姆斯特休斯、康德与费希特相信在无限遥远的未来，历史的终极目标是一个道德完善、文化发达、理性与自然相统一的完美时代。诺瓦利斯的历史哲学观是在卢梭与启蒙运动者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因此更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性质。他将人类历史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期，处于历史发展两端的是黄金时代，也就是说，历史始于黄金时代又终结于黄金时代。当他用黄金时代描述过去时，我们看到了卢梭的影子，当他提出未来向黄金时代复归时，我们看到赫姆斯特休斯《论黄金时代》的理论重述。加比托娃认为，诺瓦利斯的历史哲学虽然纳入了黄金时代复归的观点，但不能认为他的历史哲学观是一种圆周运动，他“辩证地思考着历史的发展，也就是把历史的发展设想为沿螺旋状上升的运动”，所以，未来向过去、黄金时代向黄金时代的还原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复归。他认为，在过去的黄金时代（第一阶段）中，人与自然处于无法区分的统一，现代社会（第二阶段）中人与自然处于分离的状态，而在未来的黄金时代（第三阶段），人与自然又将恢复统一，但这种统一是划分、分离和多样化基础上的。将历史视为自然哲学与人的哲学的中介环节，将自然的历史看作人类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诺瓦利斯历史哲学努力调和的主要内容。这意味着自然的人化或人向自然的归化，即人与自然之间应建立一种“坦诚相见”的联系，只有这样人才能“感到自己在世界上就像在家里一样”。诺瓦利斯认为，人对自然的不同的认识形式构成了人类文化、文明与生活方式的不同模式与形态，决定了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因此，当资产阶级以科学认识作为获取自然知识的方式，将人作为自然的主宰与统治者的时候，它所建立的社会就是“新魔鬼王国”。虽然世俗的理性王国实现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理想，但它却把理性、科学与技术看做人类战胜自然的权威。这种统治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具有稳定性，因为它“摧毁了事物的本来构架”，而人并不应该凌驾于自然之上，人与自然的融合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要求。未来的黄金时代即是对被理性王国破坏的人与自然的统一。
应该说，诺瓦利斯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相互对立与异化，但他只是将之归罪于资产阶级认识自然、掌握自然的方式，而没有看到导致这种二元分裂的最根本的原因。马克思以共产主义作为对黄金时代的表达，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矛盾的方案，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诺瓦利斯是相似的。但超越诺瓦利斯的是，他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二元分裂即是人的本质的丧失，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是由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本质造成的。对于黄金时代的实现，诺瓦利斯寄希望于诗人，因为只有诗人能真正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马克思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重新占据人类本质的渴望。这样来看，诗人与无产阶级“的需要代表了人类要成为‘最高存在’的需要，这样的阶级将发挥拯救者的作用。因此，总代表也有理想的含义、神话诗学的意义”，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即将是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诗人。
屈贝尔、迈尔、克莱福特等部分西方学者肯定了诺瓦利斯的历史哲学观具有辩证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诺瓦利斯与席勒、弗·施莱格尔一起优先于黑格尔，主导了18世纪末即法国大革命后十年间的“辩证的历史形而上学”的发展。可以说，弗·施莱格尔的反讽哲学与诺瓦利斯的历史哲学是在相互影响下共同形成的，他们的哲学或多或少的互相采纳了对方的合理因素。因此，把与马克思没有直接传承关系的诺瓦利斯同马克思作比较并无不妥，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哲学是作为一个整体影响了耶拿时期的马克思，并进而影响到他对历史之谜的初次解答。
马克思在1844年开始了对历史之谜的研究，他认为历史之谜指的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而对历史之谜的解答，就是对这些斗争的真正解决。马克思将自然主义、人与自然的分离、人道主义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自然主义是以自然界为本体和基础的人的本质的原始体现，人道主义是人的本质的充分体现，这是人类历史的两端。而私有制破坏了人的本质的原始同一，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异化，这是人类历史的中间阶段。共产主义是对这一中间阶段的扬弃，它将消除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对立，从而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所以，“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向自然主义的复归不是简单恢复人的原始本质，而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真正的统一。
1844年的马克思虽然开始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他身上仍没有完全摆脱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气息（爱琳娜曾回忆，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与海涅有着密切的联系，两人经常在一起推敲诗歌的写作，马克思和燕妮给予海涅极大的帮助与鼓励），因此，他的共产主义仍然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种对应有的社会状况进行的设想，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此时只是一种在抽象的人的类本质基础上的关照，而没有转入实践领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与诺瓦利斯的黄金时代都将关注点投向人与自然关系的调和之上，即关注自然界如何才能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以及社会如何在自然的人化和人向自然的归化中实现自然的历史与人的历史的融合，这“至多只能算是对这一谜（历史之谜）的外在敲打”。虽然，马克思与诺瓦利斯对理想王国的构想在某一时段有过巧合，但这不能说共产主义即是黄金时代在马克思哲学的表述。因为，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研究并未止步于此，他超越了诺瓦利斯的历史哲学观，不再把对问题的解决局限于一种抽象。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才真正进入实践领域，它不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它成为了“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是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目的相呼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