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后记中曾这样声明：“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恩格斯认为，概念辩证法“颠倒”的原因就在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的自我发展，事物的辩证法是它的“反光”。而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是现实中的具体的发展，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却具有抽象的结构。所以，概念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产生了“绝妙的对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中，就是把“概念的辩证法本身”看做“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而不是像黑格尔一样“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概念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不难看出，传统的将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看做是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的观点，是在恩格斯的影响下得出结论的。马克思所说的剥离概念辩证法“神秘外壳”而独留其“合理内核”的方法，是否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颠倒”？阿尔都塞认为，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误读。在他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从来不是头脚倒置的简单翻转，而是一场结构性的“改造”。借助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解构，我们可以发现，实践辩证法与反讽辩证法的诸多相似之处。我们并不否认，实践辩证法与概念辩证法的联系以及黑格尔对于马克思的影响，而是尝试论证，马克思以“颠倒”的方式对概念辩证法进行的“改造”，更接近于一场向反讽辩证法的还原。
一、“颠倒”还是“改造”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认识论的断裂”，《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分界点将马克思思想分为“意识形态阶段”与“科学阶段”。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为“意识形态阶段”即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工资、价格和利润》等为“科学阶段”中马克思成长时期的著作，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资本论》等为“科学阶段”中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与著作进行严格的划分，是为将“颠倒”阐释成“改造”作准备的。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批判，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这种批判扩展至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整个哲学。阿尔都塞认为，在费尔巴哈影响下，此时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实际上是要用费尔巴哈的假唯物主义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就其理论原则而言，无非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多次进行的杰出批判的重复、说明、发挥和引申”。所以，我们不应该将马克思青年时期对黑格尔的批判等同于其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倒过来”。因为，成熟时期与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思想存在着断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足以表达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不足以说明马克思如何倒转黑格尔的辩证法。而1845年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才是真正的“同自己的过去决裂的思想”，以及“对自己以往的全部理论前提”即“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及意识哲学和人本学哲学的各种形式”的批判。研究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的本意，只有在其“科学阶段”的著作中寻找论据，才会避免“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混淆起来”。但马克思为获取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而剥去其“神秘外壳”的方法，是否就如恩格斯所言的将概念辩证法“用头立地”改为“用脚立地”的颠倒？阿尔都塞把这看做费尔巴哈曾作的努力，而不适用于已脱离了人本学阶段的马克思。他认为，马克思真正做的是超越黑格尔基础上的对概念辩证法结构性的“改造”。
在阿尔都塞看来，受恩格斯的影响，人们往往将“神秘外壳”视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将“合理内核”视为概念辩证法，“倒过来”即是“被剥去了它的唯心主义外壳”，“从黑格尔那里把辩证法拿来，把它运用于生活，而不是把它运用于观念”，“颠倒”即是辩证法的祛魅与含义的颠倒。阿尔都塞认为，“颠倒”说并不能真正触动辩证法，“倒过来”只是一种“象征”或“比喻”，谁也“不能想象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被‘剥去了外壳’就可以奇迹般地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变成马克思的辩证法”了。阿尔都塞指出：“事情并不像恩格斯后来的某些说明能使人想象的那样。神秘外壳根本不是思辨哲学、‘世界观’或‘体系’，不是一种可被认为同方法相脱离的成分，而是本身就属于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有明确表达“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神秘外壳”不仅是指思辨哲学，而且也是指一种内在于辩证法并与其自身同质的神秘形式。所以，去除“神秘外壳”不仅是要脱离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更是要深入到辩证法结构内部，破除内核的神秘方面。把“倒过来”当做对辩证法含义简单的颠倒，其实只是“用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对象的性质”，即将黑格尔观念世界中的辩证形式应用于马克思的现实世界。正如列宁所说，这就是把辩证法直接贴在了现实上。阿尔都塞认为，应该从辩证法本身出发去研究辩证法的性质，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是在特殊结构上实现了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超越，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改造。
二、“改造”还是反讽还原
阿尔都塞认为，实践辩证法对概念辩证法的改造体现在辩证法的“规定性”和“特有结构”方面，因此“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同一、‘扬弃’、质转化为量、矛盾等等，到了马克思那里就具有一种不同于原来在黑格尔那里的结构”。在多元决定的矛盾观、既定的有结构的总体观两方面，马克思与黑格尔体现出了不同，阿尔都塞也是从这两方面入手，分析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将革命看作多种矛盾作用的结果：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积累了过多的历史矛盾，这些在产生原因、意义、活动场合、范围等方面各不相同的矛盾集合在一起，因各自特有的本质、效能、现状以及活动方式而形成了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但这些矛盾“并不作为一个简单矛盾的内在统一体中的简单现象而‘消失’”，它们不仅同社会机体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无法分离，并在自身内部兼受其它矛盾的影响，也就是说，矛盾“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通过对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爆发原因分析的研究，阿尔都塞得出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矛盾具有“多元决定”的本质。
这样看来，革命过程中的矛盾并不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矛盾。黑格尔在精神哲学中对意识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作了细致的规定，任何意识都具有一个过去形式与包含着潜在世界的现在形式，意识的过去形式虽然已被扬弃，并作为“过去在现在中的回音”、“预期”与“暗示”展示着“未来的内在本质”，但它从“不是在意识之外的一种真正的决定因素”。这种矛盾形式也体现在其历史哲学中，历史社会虽然是由“政治、风俗、习惯、金融制度、贸易制度、经济制度、艺术、哲学、宗教等无数具体决定因素所构成的”一个有机总体，但是“任何一种因素在其本质上都不是其他因素的外在因素”。所以，阿尔都塞指出，黑格尔辩证法中矛盾的“复杂性不是真正多元决定的复杂性，它只是徒具多元决定的外表，实际上却是内在化的累积”，其复杂、多元的现象在原则上可以被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内在本原，概念辩证法发生的只是“千篇一律”的辩证变化，其矛盾观是一元决定的。
马克思辩证法中矛盾的特殊结构在历史实践中以多元决定的形式出现，这是他与黑格尔在矛盾观上的不同。恩格斯曾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对马克思的矛盾观进行了说明。他认为，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历史是在起决定性的“经济前提和条件”以及“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的共同作用下被创造的，这是一个“许多单个的意志”“相互冲突”的过程，其中每一个意志又各自受到“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的影响与制约。恩格斯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将各种相互交错的力量看做“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历史结果即为这些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它是“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此，在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中，各因素的排列、实质和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各因素间的关系也不是受单一的含义规定的，相比于黑格尔将简单的内在本源作为决定因素的一元决定的矛盾观，实践辩证法中的矛盾具有多元决定的本质。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另一方面的改造体现在总体观上，不同于黑格尔将整体看做一个简单的原始的统一体，他认为总体是一个既定的、具体的、生动的、有结构的整体。可以看出，两者的总体观完全不同，马克思的总体观不是颠倒后的黑格尔的总体观，而是前者对后者进行了完全的改造。黑格尔的模式是，简单的原始统一体二元分裂为对立的自身与自身的异化存在，对立面互为抽象并对原始统一体构成否定，只有对立面重新取得原有的统一，新的简单的统一体才会出现。由于新的统一体是在对立面否定的否定基础上得出的，所以它比原始统一体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更加具体的形式，但是原始统一体统一、分裂、异化、对立、抽象、扬弃、重归统一的过程仍是在其自身内部发生的，是一个结局与根源吻合的圆圈，所以这种新的丰富、具体的统一体仍只具有原始统一体的简单性。马克思完全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母体”，并以有结构的复杂的统一体取而代之。他认为，黑格尔的过错在于“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黑格尔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这其实并不是产生具体的有效方式。马克思以经济范畴为例指出，总体是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具体总体虽然是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的概念的产物，但却没有脱离直观与表象，它正是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过程中产生的结果。马克思的总体观不是根源与结局吻合的圆圈，他认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总体“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每一个简单的过程都是复杂结构中的一个部分，新的具体的统一体已不是原始统一体，而是一个历史过程的结尾，体现在实践中即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的产物。
以多元决定的矛盾观取代一元决定的矛盾观，以既定的、具体的、复杂的、有结构的总体取代简单的总体，阿尔都塞将以上两点看做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改造的两个方面。通过比较，我们也确实发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不是简单的“颠倒”。在对反讽辩证法与概念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反讽辩证法被我们确认为在苏格拉底反诘法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有无限否定性、周而复始总体性与多元性的方法，其目标为向理想的趋近；概念辩证法也承认其苏格拉底来源，但却表现出肯定性、绝对完整性及一元性的本质，其目标为概念与客观性绝对统一条件下理念的实现。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借助阿尔都塞的观点，再对实践辩证法与反讽辩证法进行进一步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实践辩证法表现的多元决定性与复杂总体性正是反讽辩证法所特有的特征。
当然，据此就确定实践辩证法为反讽辩证法仍然会受到质疑，但我们不能否认阿尔都塞的“根本改造”说更接近于马克思将实践辩证法向反讽辩证法的还原。为了证明反讽还原说的成立，论证实践辩证法的无限否定性以及目标的理想性是一项必须完成的工作，而其实这两个余下尚待被证明为实践辩证法属性的反讽辩证法特征，完全可以从阿尔都塞的“根本改造”中引申出来。
三、终结的理念还是无限中的理想
在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总体观进行对比中，我们得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个经原始统一体分裂、异化、对立、否定之否定、扬弃、新的统一体与原始统一体复合的过程，这是一种具有肯定性的否定。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作为思维的规定和规律发展过程的完结，以绝对知识作为精神形成形态运动的完结，将概念辩证法贯穿于逻辑学、精神哲学之中，将哲学的每一部分都看作一个哲学全体，一个小圆圈，诸多小圆圈作为必然的环节打破自身特殊因素的限制建立成一个大圆圈，即整个哲学。它自己创造、提供自己的对象，“哲学开端所采取的直接的观点，必须在哲学体系发挥的过程里，转变成为终点，亦即成为最后的结论。当哲学达到这个终点时，也就是哲学重新达到其起点而回归到它自身之时”。黑格尔也将这套理论应用于历史哲学的逻辑演绎中，绝对理念作为思维的最高发展阶段以国家的形式在现实中表现出来，世界历史便以理性国家的建立终结了。
首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辩证性进行反思的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通过分析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得出黑格尔哲学具有革命的性质。其革命性即体现在，黑格尔承认合乎理性的现实的东西也应是必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凡是人类历史中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合乎理性的，并被合乎理性的东西所取代。历史的每一阶段对其发生的那个时代、那个条件来说是必然的，但对于更新的时代与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成为过时的、无理由的了，而这个更新、更高的阶段也必将衰亡，并再被取代。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却被其绝对真理的教条内容所掩盖了，他将绝对理念作为哲学体系的终点与起点，认为历史的完成即是达到对绝对理念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已然在其哲学体系中完成了。恩格斯认为：“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可见，恩格斯不仅不把黑格尔肯定的辩证法看做是彻底辩证的，而且还认为它有悖于辩证的原则。因此，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来源于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观点是过于武断的。
受黑格尔哲学体系影响，福山把黑格尔和马克思归入同一队伍，并认为两者的理论均将导致历史的终结，之后历史便不再发展。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结果在于其概念辩证法不完善的结构，但是，马克思并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看做完结，他明确宣称，当多种矛盾在生产资料和劳动与它们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之间无法相容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将要敲响”。马克思也未将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历史的终结，福山明显曲解了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并未对自由王国中人类历史的发展形态作进一步的表述，但从他将共产主义设为真正的人类历史的起点来看，历史的发展将是一个具有无限性的过程。
仍然回到反讽辩证法与概念辩证法的比较中来，概念辩证法是带有肯定性的否定，并将理念的自我复归作为目标，而反讽辩证法却具有无限的否定性，将虚幻的理想作为目标。通过论证，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无限性以及向目标无限趋近的理想性突显出来，与前两者相比，实践辩证法的无限性与目标理想性更像是反讽辩证法的本质的另一种表达。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具有矛盾的多元决定性、复杂的总体性、否定的无限性与目标的理想性等本质，与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一元性、简单总体性、带有肯定的否定性与理念目标相比，马克思完全是对后者辩证法结构的改造。而马克思不知道的是，这种改造的结果却与反讽辩证法的多元性、复杂整体性、无限的否定性以及目标的虚幻性等本质相似。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改造就是无形中的向反讽辩证法的还原，而实践辩证法即为反讽辩证法在历经概念辩证法的完善后在现实中的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