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作为一种理论思维方式最初存在于古希腊哲学中，它以苏格拉底的词语反诘法为根本形式。古希腊辩证法因德国早期浪漫派与黑格尔的相互论战，而被有选择性地分别引入到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两个不同的理解向度，浪漫反讽与概念辩证法可以说是这两种哲学理论形态的不同呈现。外观上看，对古希腊辩证法的认同、借用与引申，使得两者具有了某种逻辑关联与相似的理论旨趣。但从实质上分析，反讽与概念辩证法却表现出相异的逻辑结构。恩格斯的观点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因将绝对理念作为理论终点而违背了辩证法的原则，所以并不具有辩证的彻底性。在打破黑格尔体系的“教条内容”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核心内容的实践辩证法是在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颠倒”的基础上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践辩证法应该被看做是对概念辩证法的“祛魅”、修正与延续。阿尔都塞将此“颠倒”归结为一次“结构性的改造”，这种“改造”的结果使实践辩证法具有了与概念辩证法完全不同的理论关注点与“形状”。这一相异现象的体现是，相对于比照注重理念绝对回归的“圆圈”式概念辩证法，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理论结构与浪漫反讽注重否定过程的“螺旋”式思维形态更加相似。
一、借用与引申：从反诘法到浪漫反讽与概念辩证法
弗·施莱格尔与黑格尔在各自的理论形成过程中，均有一个对古希腊哲学研究倾注的阶段。同时，在两者共处的思想时代里，费希特—谢林哲学正盛，其理论成型又不能不受到主观唯心主义、同一哲学的影响。历史事实是，浪漫反讽与概念辩证法是在源于苏格拉底反诘法结构的理论基础上，在费希特—谢林哲学的影响下使理论得以最终“成型”的。历经古希腊罗马、近代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不同时期，一种在雅典城邦被视为“自我诘难”的谈话技艺成为施莱格尔与黑格尔可资发挥的理论资源，并被赋予了思维逻辑的形式。以费希特—谢林哲学为中介，施莱格尔与黑格尔实现了对反诘法形而上学意蕴的提升。可以说，共有的理论渊源使浪漫反讽与概念辩证法继承并分有了苏格拉底反诘法的“螺旋”形态，相同的时代哲学主题使两者具有了相似的研究旨趣。但不同的哲学立场将施莱格尔与黑格尔对反诘法的提升引入了不同的向度，产生了逻辑结构的差异。
从早期希腊哲学到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辩证法由对世界本原的探讨过渡为某种通达至善的对话。无论是现象世界中万物的流变，还是城邦生活中对真理的推演，“否定”的运动状态成为辩证法最核心的本质。辩证法的逻辑结构呈现为“螺旋”，即后一个逻辑过程是对前一个逻辑过程的否定，前一个论证圆圈尚未封闭，其结尾就作为新的起点开启另一个论证周期了，以此循环往复。辩证法“螺旋”式的否定结构在苏格拉底的反诘法中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反诘法主张“在辩论中佯装无知，接受对方的结论，然后用发问方法逐步引到相反的结论而驳倒对方”，在提问的紧迫性与回答的内在差异中形成某种开阔的张力，进而向真理无限趋近。通过对于交谈者的颂扬、吹捧以及故意的自我菲薄，苏格拉底营造了一场掩盖着真才实学的无知假象。他注重否定的过程，而不关心对话的结局，其真实目的是在希腊精神与城邦生活的关系中，建立起“审判并判决希腊文化的法庭”，摧毁既存世界中的“暂时真理”，使现象（暂时真理）与本质（被掩盖的真实）的矛盾状况得以揭示。因此，“苏格拉底是没有任何确定的体系的。他不仅没有任何确定的体系，而且也没有任何肯定性”。反诘法就是无限的否定的对话过程，是螺旋状的语言逻辑的展现。
马克思认为，反诘法在施莱格尔对苏格拉底哲学主观主义的承继中发生了嬗变，由一种表现为苏格拉底身上的“讥讽（反讽）的人、哲人的形式”提升到被施莱格尔所确定的“当做某种哲学而提出来的”“一般内在形式”。施莱格尔视反诘法为反讽的雏形，并在其理论表述中将苏格拉底城邦生活中的“对话”转化为哲学逻辑中的“断片”，将保持双方自由的反诘法诠变为以实现自身自由为唯一目的的浪漫反讽，他是“从真正苏格拉底反讽的鲜明特点出发的，并在自己的反讽中部分地保留了这些特点”，同时从“形式上作了重大改造”。在对反讽进行浪漫化处理中，施莱格尔还“将相当多剂量的费希特主观主义注入了苏格拉底反讽，从而根本改变了其历史实质”，费希特关于“自我”、“有限”与“无限”的意识内在发展思想因此而与苏格拉底反讽得以融合。其结果是，施莱格尔使苏格拉底反讽中的否定性被抽象至形而上学的维度，同时在逻辑思维中确立了“自我”的最大主观性，由此，反讽的理论重心发生了由现象—本质向有限—无限、客体—主体的偏移。但是，费希特哲学止步于“自我当在”却不趋求“自我存在”，这招致了施莱格尔的批判：“哲学的发展过于笔直”。施莱格尔没有能力将其批判思想发展成为完整的哲学体系，当谢林哲学以“绝对同一”原则“完美地描述了哲学思辨的这个化学过程”时，他才感到立场的被确证。施莱格尔认为，在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的对立之后，还存在一个消除对立、重建自身的阶段，自我生成与自我消灭的辩证过程将无限持续。所以，“反讽就是悖论的形式”，这种悖论具体表现为“自我创造与自我毁灭的经常交替”，自我限制与自我解脱的循环往复，它“包含并激励着一种有限与无限无法解决的冲突”。浪漫反讽主张“自我”与“非我”的双重活跃，两者应在包含着差别的统一与保持着统一的差别中，在肯定的同一与否定的对立之间维持循环。因此，反讽虽然有对肯定的趋近，却带有无限的否定性的本质，这决定了主体意识发展的终点不是向起点简单的复归，而是作为新的起点开始意识下一次的发展过程，并向终极目标无限趋近。反讽主体对整体性的趋求“不涉入绝对的空间，只处于对绝对的永久渴念之中”，即“认识整体性的道路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圆圈”，这与苏格拉底反诘法的“螺旋”形态是同构的。但正如黑格尔的批评一样，浪漫反讽只带有主观的性质，是“精神行为的最高方式”，这种主体的“游戏”“虚幻”而“伪善”，“只停留在想望仰慕的阶段，没有达到实体性的东西”。因而可以说，浪漫反讽虽然分有了反诘法的螺旋形态，却因只局限于主观精神领域而抹杀了苏格拉底反讽深入现实的立体性，其逻辑结构呈现为平面构图中的“螺线”。
在黑格尔看来，苏格拉底反诘法一方面表现为否定的对立命题，另一方面在“真理”对“习俗”、“本质”对“现象”、“主观自由”对“客观自由”的把握中蕴含着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即普遍与一般的辩证矛盾。在以苏格拉底为主要人物的柏拉图哲学中，“辩证法第一次以自由的科学的形式，亦即以客观的形式出现”了。但是深入伦理生活的苏格拉底对话却“不是真正的思辨哲学，而仍然是一种个人的行为”。黑格尔摄取了反诘法的辩证因素，并在谢林、施莱格尔哲学的熏染下，完成了思辨哲学体系的建构。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是一个经原始统一体、分裂、异化、对立、否定之否定、扬弃、新的统一体与原始统一体复合的过程，具体展现为，简单的原始统一体产生二元分裂，自身与自身的异化对原始统一体构成否定，只有对立面重新得到统一，新的统一体才会出现。由于新的统一体是在否定对立面的否定基础上得出的，所以它比原始统一体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更加具体的形式。黑格尔追求绝对的整体性，规定“哲学开端所采取的直接的观点，必须在哲学体系发挥的过程里，转变成为终点，亦即成为最后的结论。当哲学达到这个终点时，也就是哲学重新达到其起点而回归到它自身之时”。这决定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闭合而完满的圆圈。但这个圆圈并不是简单的圆周运动，它由诸多小圆圈构成。概念辩证法因贯穿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哲学、历史哲学之中而使哲学的每一部分都变为一个小圆圈，为了最终的大圆圈的建立，诸多小圆圈作为必然的环节必须打破自身限制而设定裂口以维持小圆圈间的过渡。可以说，在达到完满、无限的大圆圈之前，概念辩证法的运行过程即由有限的并存在裂口的小圆圈衔接而成，这是一种“螺旋”形态。由此可以这样认为，概念辩证法秉承了苏格拉底辩证法的“螺旋”结构，但对思维逻辑终点回归起点的绝对要求使其放弃了苏格拉底辩证法的开放性而故步自封于局限与保守，其逻辑结构呈现为由“螺旋”轨迹组成的闭合的“圆圈”。
二、逻辑异同与辩证法的彻底性
浪漫反讽与概念辩证法共同“脱胎”于苏格拉底对话，并受费希特—谢林哲学影响而共涉意识内在发展的哲学主题，对古希腊辩证法“螺旋”形态的分有以及相似的“成型”过程使两者具有了相似的理论旨趣。其共有的逻辑特征在于，两种理论形式均将绝对存在设为终极目标，均“以自己特有的手段即否定性来矫正有限世界（黑格尔称之为‘理性世界’）的否定性”，均在消解“自足的有限性的假象”中构成了“有限世界”各个部分“相互间的交替否定关系”，均使逻辑思维的复归运动具有了周而复始的无限性。但浪漫反讽与概念辩证法的逻辑结构最终呈现出“螺线”与“圆圈”的差异，这源于施莱格尔与黑格尔哲学立场与理论重心的不同。
启蒙运动构成了施莱格尔与黑格尔思想产生与形成的背景与语境，前者作为德国早期浪漫派的领军人物，后者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两者分处于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不同立场。对于启蒙导致的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分裂，施莱格尔与黑格尔采取了不同的批判方式。浪漫派崇尚宗教改革前的中世纪社会，渴望“黄金时代”的到来，主张在审美、抒情的直观与体验中克服抽象理性主义的僵化与局限，以艺术代替启蒙教育使人性达于至善。这使其消除现代性危机的途径表现为，在思维逻辑中确保主观性的最大化，在纯粹的内心自省中实现精神的绝对自由。因此，排斥受理性支配的现实世界也就成为浪漫主义消除世界二元分裂的必然结果了。黑格尔将国家看作绝对精神实体化的体现，主张以思辨理性完善启蒙理性，不同于浪漫派对现实的抛弃与摧毁，他承认精神异化、纯粹识见、教化世界的合理性，而将启蒙后二元分裂、碎片化的现代世界看作理念获得丰满、世界整体性得以重建的必经环节。因此，黑格尔哲学必然涉及现实。这决定了浪漫主义相比照思辨理性主义具有更高的理想性，浪漫反讽相比照概念辩证法具有更强烈的主观性。浪漫派对现实的逃避以及黑格尔对现实的关注使其各自的理论逻辑结构呈现出平面式与立体式的不同形态，相比浪漫反讽“螺线”式的平面构图，黑格尔哲学“圆圈”的“螺旋”轨迹使概念辩证法的立体性突显出来。
浪漫反讽与概念辩证法虽然均有对终极目标的预设，但是两者的理论重心却明显不同。浪漫反讽的终极目标是理想，理想的实现并不陷于绝对，“理念就是一个完善到反讽境界的概念，就是绝对反题的绝对综合、两个争论不休的思想之间不停的自我创造着的转换”，无限性是在对“有限”的绝对否定中展现的。因此，绝对存在与理想王国必然只存在于渴念之中，浪漫反讽的理论重心不在于关注终极目标的合法性，而在于反讽主体消除有限、排斥现实的否定过程。概念辩证法的终极目标是理念，理念作为“自在自为的真理，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完全没有概念和实在性的同一的东西，就不可能有任何存在……与概念相矛盾的东西，因此即是自己走向毁灭的东西”。黑格尔追求绝对的整体性，“哲学开端所采取的直接的观点，必须在哲学体系发挥的过程里，转变成为终点，亦即成为最后的结论。当哲学达到这个终点时，也就是哲学重新达到其起点而回归到它自身之时”。“而无限性是在经历了双重否定后的纯粹肯定思想中获得的”。所以，理念、绝对精神与理性国家的真理性存在于实在与观念的符合中，概念辩证法因承认有限性、现存世界的合理性，而将理论重心置于理念的复归上。反诘法、反讽与概念辩证法都力图达到主体的自由，苏格拉底对“崇高”的追求与施莱格尔对“绝对”的渴念同样注重无限的否定的过程，这决定理论自身没有构成体系的可能，两者同是主体的一种无闭合、无终结、“螺线”状的非系统性活动，只是存在于城邦生活与主观精神的不同领域；而概念辩证法注重双重否定后的肯定结果，虽然黑格尔继承了苏格拉底反诘法深入伦理生活的现实性，但其理念自我确证的严谨路径决定了主体活动的系统性，它呈现为绝对闭合的“圆圈”形态，理念在其中达到无限，也达到了终结。
浪漫反讽的主观性与非系统性被黑格尔视为辩证法的不完善形态而被加以批驳。黑格尔批判浪漫反讽是对费希特哲学极端发展的结果，是丧失了实体的主观性哲学。反讽主体把生命的运动归结于天才的臆想，视“一切客观的自在自为的东西都是虚幻的”，它以消除实在为手段无限抬高个体的自由，仅保留“自我”的主体性价值。这就使“自我”在“自我欣赏”中陷于矛盾，既有对实体的渴求，又无法摆脱“抽象的内心生活”，主体的“空洞无聊”、“病态的心灵美”和“精神上的饥渴病”也就产生了。黑格尔称这是“滑稽原则”（反讽原则），是不严肃的态度，是“恶”，因为“自我”“没有什么意识内容是绝对的和自为自在的，而只显现为由我自己创造并且可以由我自己消灭的显现（外形）”。而真正的严肃的态度却关涉“有实体性的旨趣”与“本身有丰富内容的东西”，“自我”的全部知识和行动只有与这种客观内容相配合，才会具有实体性。因此，浪漫反讽“任性”而“一切皆空”，绝对的无限的否定并不是辩证法的“真无限”。在与谢林的通信中，黑格尔曾经提出，1801年施莱格尔在耶拿的讲演暴露了其哲学理论上的不成熟与不系统。同时，他“多才多艺”却“涉猎浅薄”，没有能力将其思想汇集成为完整的反讽哲学体系，其哲学家的身份也应该遭到质疑。而施莱格尔则指出，黑格尔关于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差别的观点是将费希特哲学引入了糟糕的境地。从1815年施莱格尔着手对黑格尔的《逻辑学》予以批判开始，直到其1829年辞世，施莱格尔一直持守这一批判立场没有改变。两者从未就浪漫反讽与概念辩证法之间的理论争执达成和解。耶拿时期的黑格尔与施莱格尔相比理论观点仍然稍显稚嫩，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的式微却伴随着黑格尔哲学的逐渐辉煌。这一精神事件所带来的后果是，理性主义的光芒遮蔽了浪漫主义的萤光，概念辩证法相比浪漫反讽更具完善性与合理性这一评断逐渐成为了约定性思维，诸多学者抹杀了浪漫反讽的辩证方面，而将思辨体系看做对辩证法最全善、最系统的贯彻。
然而，黑格尔在对浪漫反讽的完善中并未将辩证法的“螺旋”结构贯彻到底，概念辩证法最终要达到的是一个整全的“圆圈”，这正是其哲学体系的保守性所在。恩格斯曾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辩证性进行了反思。通过分析“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恩格斯得出黑格尔哲学具有革命与保守的双重性质。其革命性体现在，黑格尔承认合乎理性的现实的东西也应是必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凡是人类历史中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合乎理性的，并被合乎理性的东西所取代。历史的每一阶段对其发生的那个时代、那个条件来说是必然的，但对于更新的时代与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成为过时的、无理由的了，而这个更新、更高的阶段也必将衰亡，并再被取代。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却被其绝对真理的教条内容所掩盖了，他将绝对理念作为哲学体系的终点与起点，认为理念的完成即是达到对绝对理念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已然在其哲学体系中完成了。黑格尔将这套理论应用于历史哲学的逻辑演绎中，绝对理念作为思维的最高发展阶段以国家的形式在现实中表现出来，世界历史便以理性国家的建立终结了。恩格斯认为：“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可见，恩格斯不仅不把黑格尔肯定的辩证法看作是彻底辩证的，而且还认为它有悖于辩证的原则。概念辩证法的不彻底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中得以克服，阿尔都塞将其看做一场结构性的改造，这造就了实践辩证法向浪漫反讽结构的形式性趋同。
三、马克思实践辩证法与浪漫反讽的形式性趋同
实践辩证法具有何种思维表象？若其源于对概念辩证法简单的翻转，是否意味着它保留了“圆圈”式的逻辑结构？马克思曾这样声明：“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的自我发展，事物的辩证法是它的“反光”。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是现实中的具体的发展，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却具有抽象的结构。所以，概念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之间产生了“绝妙的对照”。受此影响，传统的观点一直将实践辩证法理解为对概念辩证法的“头脚倒置”。阿尔都塞认为，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误读，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从来不是头脚倒置的简单翻转，而是一场结构性的“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同一、‘扬弃’、质转化为量、矛盾等等，到了马克思那里就具有一种不同于原来在黑格尔那里的结构。”如此看来，实践辩证法与概念辩证法的逻辑形态应该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现代性危机是启蒙运动造成的时代困境，马克思的哲学目标是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现存世界的摧毁中重建理想社会。因此，马克思哲学带有社会历史性、革命性、实践性。作为实践哲学的理论核心，实践辩证法并未被专门论述，而是“以实践状态存在于《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理论著作之中”。从消除人的自我异化（私有财产）到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复归的共产主义，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各种经济范畴的考察，无一理论运行过程不显现着辩证法的特质。马克思与浪漫派均隐含着对现存社会的不满情绪，但有所区别的是，浪漫派以逃避现实、退归内心自省作为消除人与世界二元分裂的手段，而马克思则以摧毁现实、构建合理世界为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案。可以说，黑格尔以“教化世界”为必经环节的思辨哲学使马克思找到了解决自然与自由两相矛盾的入口，但与黑格尔承认“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否认现实世界的合理性。同时，马克思哲学更加深入现实，他将黑格尔“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转变为“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人获取自由这一抽象哲学命题转变为一场现实中的人类自我解放运动。相比浪漫反讽与概念辩证法，实践辩证法超越了绝对主观性的局限以及“无人身的理性”的保守而更加具有现实的指向，这使其逻辑结构得以立体的呈现。
福山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预设了一个内在的终极目标，即国家和共产主义，并将其视为历史的终结，之后历史便不再发展。毫无疑问，黑格尔确实可以被看做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但将马克思也划入其中，是否过于草率？马克思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没有对任何东西的崇拜。所以，辩证法并不应该导致思维的终结、精神的终结与历史的终结，而应该认识到历史的合理性也具有暂时性，彻底地贯彻辩证法就是不能将历史现存的合理状态看做实现原点回归的完结，而应看做是一个新的起点。黑格尔产生历史终结论的原因在于其概念辩证法不完善与保守的结构。他将理性国家看做绝对精神在现实中的体现，而绝对精神终究是概念与实在相结合并扬弃矛盾对立的最终目标，其原初形态即为通过自我确证而达到完满的理念。概念辩证法的目标为理念，只有实在与概念相符合才是理念的复归，理念才为真理，否则理念的合理性即将受到否决。而马克思并未将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终结，也未对自由王国中人类历史的发展形态作进一步的表述，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异化、私有制、私有财产等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它存在的主要目的即为摧毁现实，却不把自身看做最终目的。所以，任何一场对于现存社会的摧毁虽然是在向共产主义的目标无限递进，但共产主义却并不因为摧毁的不彻底性而遭到质疑，共产主义是可以通过反复自我确证并向之无限趋向的理想。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即存在于趋向共产主义的运动中，资本主义对个人私有制的破坏是第一个否定，而由资本主义生产所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资本主义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他虽然承认共产主义是“否定的否定的肯定”，但共产主义不是历史发展的最后状态，也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和“人的社会的形式”，而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史前史的内容，只有从共产主义开始，人类才自觉创造完全属于人类的历史。马克思将共产主义设定为真正的人类历史的起点，即是将历史的发展进程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使其打破了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封闭性与不彻底性。浪漫反讽对“绝对”的渴求决定其理论重心不在于对“绝对”的质证，而在于反讽主体的无限的否定过程；在阶级理论中，实践辩证法也未将共产主义作为具体的社会形态加以诠绘，而将理论重心放在通过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消灭自身、进入无阶级人类社会、并进而开始历史新发展的革命过程中。因此，马克思实践辩证法无闭合、无终结的非体系化理论是对辩证法实质的真正体现，它不仅比概念辩证法更现实、更彻底，而且在与浪漫反讽逻辑结构的形式性趋同中，超越了浪漫反讽的平面限度指向现实，最终显现为立体的“螺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