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求富的国政，福成更有一个反传统风气的识见。当然与重商观念有关，那就是政治人才要登进富商殷户。这也是就西洋政情的了解而得，他用来以比附讨论。所谓：“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其道有相反者。”《出使日记续刻》，卷七，页57。这一论调，足以启发新识，促使社会上改变向来贱商的陋习。
四、余论
薛福成虽然任官至左副都御史，可以说位至卿贰，但实际上向来不曾做过京官。宦途虽然很是显达，但实际上亲于政事却只有十年之久（自光绪十年至二十年）。福成生平事迹，少变化而段落明显。幼少追随父兄，不需奔走衣食，入世甚晚，故得以充实学问，并可以从容修养品谊。这一段几乎二十六七年的时光，使他打下良好的基础。对福成而言是相当重要，而且也十分幸运。
福成入世，以同治四年（1865）就聘曾国藩幕府为起始。得到一个贤明能干并且识力高远的幕主而追随依附，可以说又是他的幸运。在曾国藩幕府八年（至1872年），可以历练政事，砥砺学识文章，并且更能冷静观察世界大势，宦场风习，八年阅历，使他获益不少。国藩去世以后，约有二年仍在两江幕府。嗣后就在光绪元年（1875）又加入李鸿章的北洋幕府。鸿章坐镇北洋，稳握朝政，军国大事，无不过问。特以洋务交涉，尤其最密最勤。福成依附左右，更得以历练洋务新政与外交。前后十年（至1884年），也使他得益不少，故自入世之后，幕府生涯也使他耗费二十年光阴。
福成于光绪十年任宁绍台道，光绪十五年任出使大臣，十六年放洋出国，至于欧洲。以幕府出身的经验与熏陶，使他任事笃实稳健，治事缜密周详。再加上他个性坚毅，很有耐心从事于对列强的复杂交涉。故就他的使任而言，不但称职，而且实有积极建树，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福成所处的时代，在内来说，政治僵化腐败，缺乏应变的弹性。人心涣漓苟安，不知危机四伏。在外来说，列强侵夺欺凌，有喧宾夺主之势。属邦俱被外人分割，有渐及于本土之势。中国积弱，力不能抗，又必须悉心应付，以避免危亡。福成为时代醒觉的先驱，自不惮冒险犯难，迎头面对现实，做一分事，尽一分责。如他所表示：“洋务日繁，亦日见其难。即有大智慧大力量者，身处其间，亦必限于权力，挠于风气，格于形势，岂尽能设施如意？但世变如此，无论主持大局与分办一事，只可尽其职所当为，与力所能为。人才多出一分，即于时事补救一分。”薛福成：《代李鸿章复沈保靖书》，页32；《三星使书牍》，卷三。这足以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对于国家，无论在如何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也是必须亲自承担苦难，而不能逃避或袖手不问。 福成生性笃实稳慎，再加上二十年幕府历练，故而对于世势审察，缜密深彻。尤其能够敏锐看出关键所在，判断情理根源，往往倡先建言，深持信念，毫无犹豫。除了前节所述思想之外，他的个别申论，仍有不少有价值的创见，或为后人提出可注意的问题。譬如关于民族延续问题，他曾撰写《檀香山土人日耗说》，后日事实证明，当地土人渐趋灭绝，美国政府为他们特辟几个小岛，作为保护地，也像印第安人保留地一样，与现代世界完全隔绝。果然竟符合他的论断。但就民族生长环境立论，他却提出相反的两种说法，一是“赤道下无人才说”，一是“南洋诸岛致富强说”。事实上六七十年后，不但美洲赤道，而亚、非两洲赤道都已纷纷建国，各国官民，都在力争上游。显见他后一说法的有效。前一说法则不免大受考验。此外，他又有“澳大利亚可自强说”，当时澳洲尚在英国旗帜之下，而竟能预断数十年后，当可知道福成观察分析透彻和判断的正确。
就中国国家制度而论，福成曾分析批评到地方上督抚同城，事权不一的损害问题。并更检讨到地方疆吏所以能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凭借所在。这当然是清代吏治的重大关键问题，直到清朝末年才有真正改革行动，但为时已晚。福成身负外交使任，自然更重视使职制度，他见到英、法、德、俄列强任外相者，多能胜任首相，故而主张使才与将相并重，这也反映出他对近代政治制度兴革的意见。福成并思考事业专职功能分殊的问题，这包括政治与学术各方面，主张学术治术都需要专精。这也反映他的现代眼光，重视职业性分工专职的政治结构，有此制度方能适应新的世局，以免因为无知而贻害国家。他的建议都切实周密，具体可行。当非空言理论、趋尚高远原则者可比。
福成勤于著述，生平又以文章为世所重，故刊印著作不少。就中以《庸盦笔记》流通的版本最多。福成生平著作，可以略为介绍于后。
（1）《庸盦文编》，四卷。这一部书内容最杂，并包罗各类文体。举凡奏疏、议论、叙略、记事、书牍、序跋、传记、墓志、行政、铭赞、杂记等体，无所不包。但有一个中心重点，就是古文家的创作。实际上，福成的身世与思想以及当时史迹，其中包含不少。
（2）《庸盦文续编》，二卷。这一部书的宗旨，仍以古文为重点。并足以见出福成的身世与见解以及若干史实。
（3）《庸盦文外编》，四卷。这一部书，就古文体言，又有扩充。就时间言，也颇多旧时文章。实应视为前两种的补充而已。
（4）《庸盦海外文编》，四卷。这一部书与前三种大不相同，其中文章，什九为出任使职期间著作，仅有一两件是出于任官浙东的末期。绝无光绪十四年以前的文件。故时代清楚，代表晚年的贡献。包罗问题集中，足以显示福成的外交因应与晚年见解。
（5）《筹洋刍议》，一卷。这是福成于光绪五年所撰的应付洋务的建策。足以代表这一时代思想文献。这部书在当时后世都广泛地被人重视。
（6）《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六卷。福成特选他的部分日记，专重于出使外洋的记事，用来提供总理衙门大臣参考。是近代外交问题的重要资料书，当然也充分透露福成的思想见解。
（7）《浙东筹防录》，四卷。这部书的内容，纯为光绪十年至十一年间，福成在中法战争期间在宁波经营沿海防务的资料。时间集中，问题单一，资料详密，可供研究浙江海防乃至宁波地方史志之用。
（8）《出使奏疏》，二卷。文体为奏疏，内容纯为外交，时间包括在西欧的四年期限，可以充分见出福成的外交活动与识见。
（9）《出使公牍》，十卷。时间及内容均与前书相同，但文体则为禀、咨、札、启、函、电、照会等类。较之前书，则更多外交细节。
（10）《出使日记续刻》，十卷。就时间言，是接续《出使四国日记》，内容亦多为外交活动，直迄返国。
以上十种，是无锡薛氏传经楼所定的一式刻本，所谓《庸盦文集》的定本，是最好的原刻本。后来书坊翻印，如扫叶山房石印本，则只有六种，也用《庸盦全集》的名称。广文书局影印扫叶本，又改名《薛福成全集》，当然也是六种。
（11）《续瀛环志略初编》，八册。这是无锡薛氏传经楼的石印本，内容为世界各地志略。福成生前收集译撰，在他去世后，其第三子薛莹中整理出版。
（12）《滇缅划界图说》，一卷。内容纯为中英画分云南及缅甸间的分界问题，来往文件，颇为详细。
（13）《滇缅分界疏略》，一卷。内容与前书略同。
（14）《庸盦笔记》，十卷。内容纯为杂记故事，颇有稗史小说荒诞不经的意旨趣味。不足以代表福成的学问识见。但此书流传颇广，版本极多，翻印极勤，读者极多，真出乎福成意想之外。
（15）《三星使书牍》，三卷。此书所载，第一卷为郭嵩焘的书信。第二卷为曾纪泽的书信。第三卷为福成的书信。其中有不少文件不见于《庸盦全集》。但知采自《别集》，又见于《庸盦文外编·凡例》，其中说明要另刻《别集》，却不知《别集》是何时所刻，怎样的版本。
（16）《薛福成日记选录》。这是近人把福成在同治年间曾国藩军幕中的日记选录一部分。收于《捻军史料丛刊》第三册。但数量不多。
福成受传统教育熏陶，并且是江南副贡，教养习性、思想言论，俱可代表传统文人典型。生平著述，以《庸盦全集》所包括的十种最重要，但他的日记自同治四年至光绪十五年间多数未经刊行，也应该是最重要的资料。此外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中国传统文士，什九都有诗集刊印。惟独福成例外，他一生未曾留下诗集，他的子婿和门生叙述未刊的遗稿，也从来没有提起过。福成自从加入曾国藩幕府，就以长于议论受知于国藩，见重于同僚。或者生性不喜啸吟，于是就绝无诗词传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