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求自强而重视于武备，因武备而重视于器械，因器械而效法西洋，当为势理的自然趋向。然自强的根本宗旨，在御外侮，内修武备，提倡尚武风气，先充实自立之基，自更为根本办法。是以福成也提出了他综括的宗旨：“从来御外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豫修武备，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自泰西各国竞起争雄，陆兵以德国为最精，水师以英国为最盛，至其船坚炮利，则无论国之大小，莫不精益求精。盖外洋以战立国，分争互峙，实有不能不尚武之势。”《庸盦文编》，卷一，页45—46。这就自然要转变风气，渐使中国遵循西方立国的途径了。适应当前变局，循乎世界潮流，惟有与西方采取同一规制，学得他们的一切长处，才可以有办法争较胜负。但凡理性而冷静的判断，无不以此种见解为最终归结。这自然潜存着深厚的西化动力，事实上也正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总乘的动向。
2.求富
近代中国思想，一般而论，国家求强是原始的意愿，是一种热切的希望。求强并是以西方各国之强为榜样，为想望达到的对象。求强的行动，不免立即思考并检讨到枪炮、船舰、船坞、炮台等问题，进而也会检讨到兵制、海军、组织、训练的问题。议论终结，自不免要效法西洋。薛福成的言论题旨，当然并不出此范围。然而求强观念实在是一个直接反应，只表达单纯的一层思想深度。思考到了这一层，自然会诱导出进一步的问题。列强国势鼎盛是个事实，何以会如此的强？就是一个重要关键。列强的船坚炮利，何以会如此的坚利？又是一个重要关键。但凡进一步思考，大体来说，自然不免归因为西洋各国的富厚。求富的观念在深一层探索中展开。
十九世纪所谓的自强运动，确自有它重大的时代意义。然而无论在实际行动以至思想言论，它的真实内容，应该就是求富运动。福成言论，很早就以求富为自强的先决条件。他在光绪元年就说道：“方今国欲图自强，先求自富，自富之道，以矿务为一大宗。”《三星使书牍》，卷三，页26。在光绪二十年（1894）他去世的前数月也说道：“中国地博物阜，甲于五大洲。欲图自治，先谋自强；欲谋自强，先求致富。致富之术，莫如兴利除弊。”《出使日记续刻》，卷十，页17。可知他生平一贯，重视求富。
近代中国，无论求强求富，均因承受西方冲击而起，并以西方的富强为效法对象。西方是如何情状，都颇吸引中国官绅的注意，尤其对于致富之术，更增加许多歆羡。福成尤注意到西方致富的关键，他用比较指出：“以逊于中国之地，养倍中国之人，非但不至如中国之民穷财尽，而英法诸国，多有饶富景象者，何也，为能浚其生财之源也。”《庸盦海外文编》（家刻本），卷三，页13。他认为西方之所以民富国强，正由其国家政府善于“导民生财”的缘故。
至于生财重点，大致在于农、工、矿、商四者的经营发展。其中尤以商务为贯串四者的重要血脉，足以综揽富国的管钥。福成所见，认为“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而尤推英为巨擘”。《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三，页64。这正表达了他的重商观念。
福成主张重商，并不以唯商为宗旨。得自西方的了解，他也深信商的基础在于工。西方的强盛，原自于工商并茂，良材众多。他曾以歆羡的口吻，表达出理解的赞叹：“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则工又必兼士之事，吾尝审泰西诸国勃兴之故，数十年来，何其良工之多也。”《庸盦海外文编》，卷三，页40。
为了致富，需要营商，需要精工。但是探究最后，工与商的根本，又实在于学。并且特别在于科学，当时尚没有所谓“科学”这个总称，往往就用学来代表。福成特别指出，虽是西人之学，当然也是天地公有，中国可以拿来学习：“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斯殆造化之灵机，无久而不泄之理。特假西人之专门名家以阐之，乃天地间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二，页21。
重工商是兴利的途径，兴就必汲汲于言利，斤斤于争利。主国政者若不能以全副精神力谋利国利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此更值得做。福成就这种观点，颇为纠正过去政治习惯的大错误。他以为中国历代的庸吏，拿孔孟经义来掩饰他们个人的无能，积渐而形成不敢言利的苟且风气。其实儒家经义《大学》一章，一半在讨论财用，称为治国常经。偏偏被那些阘茸的官僚有意忽略。当世万国竞胜，无不精心研究振兴商务之道，一国的强弱贫富，全以它的商务来作衡量。商务盛，则财利旺，人民富，国势强；商务衰，则财利竭，人民贫，国势弱。因此福成颇为叹息流涕，积极呼吁中国主政者迅速转变。以经营大利为行政圭臬，用来符合《易经》所说：“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周易·乾文言》）
福成不但倡导言利，而且主张由国家力量发展民间私利，帮助民间开辟财源。因此他提出了“藏富于民”的理想，如他所说：“泰西诸国竞筹藏富于民之法，然后自治自强，措之裕如。”《出使奏疏》，卷下，页27。同时并发抒“为民理财说”，而主张“藏富于商”。这都是了解西方立国实情而表达的见解，自然也是效法西洋。
至于利民的具体办法，福成又提出他的“机器养民说”。他认为西洋各国的强盛，是由富而来，各国的富裕，是由振兴工商而来；工商的发达，是由利用机器而来。因此他主张仿照西洋用机器制造货物，先使中国民人购买本国产品，不致金钱外流，然后再有能力与外洋竞争。他也以比喻指出他利用机器的信念：“夫今不能不用机器，轮船、枪炮，犹神农氏之不能不制耒耨，黄帝氏之不能不作舟楫弧矢也。”《庸盦文外编》，卷三，页34。
显然的事实，讲求私利，以藏富于民，关键在于发展工商。福成根据他对西洋的了解，在振兴工商方面，也有很完密的推理。他说：“西洋各国之所以致富强者，以工商诸务之振兴也，工商诸务之无阻，以各项公司之易集也。”《出使日记续刻》，卷四，页69。知道公司是发展工商有效的组织。中国在商业组织基础上必须充分采行西方公司制度。至于工商的运用，福成指出四项体系步骤，就是所谓：培物产，工制作，精仿造，广流通。有了这四项健全的准备，才可以和西洋各国争竞胜负。至于何者是工商的根本命脉，追溯到最后，当然就必达到知识学问方面，也就如他所说：“以格致为基，以机器为辅。”同上，卷五，页15。这种知识的获得，须从教育与训练入手，而工艺教育与技术训练，就被他看作是刻不容缓的国家要政。
中国求富的入手，在具体的策划上，福成指出建设铁路的必要，他在光绪四年（1878）向李鸿章提出一项“创开中国铁路议”。要知道刚在两年前上海吴淞铁路因为官绅的反对而被拆除，此时又提议由国家创设铁路，自然显示他识力的出众和充分的信心。
他把铁路看成致富强的重要关键，认为若不创行铁路，实无法使中国达到富强。他举西方列强，申述求富强是由一点一滴做起，五十年前的西洋大国，也和中国情形一样，只是一年一年的扩修铁路，终于达到民富国强之境。因此建议李鸿章先就人口繁盛地区试办，使民众观听改变而鼓舞于无形，他并很具深信地表示：“夫掷数百万之帑项，以开千古非常之功，此庸人所惊，而圣人所必为也。”《庸盦文编》，卷二，页22。福成的建议，得到李鸿章的鉴赏与信任是十分明显，因为光绪六年李鸿章上朝廷的《议请试办铁路疏》，就是出于福成的草撰。当知福成的倡议，对于中国开创铁路的起始，实有其重大贡献。
总括福成的求富观念与见解，中心题旨完全在于一个“利”字，要求中国政治家以言利为宗风，以谋利为天职。出发手段完全在于一个“因”字，求富言利的经营，在在无非效法西洋规制为目标。由求富至言利，由言利至重商，由重商至格致机器知识与教育，一步一步，均要因袭西洋。他有两句话，足以代表这种求富思想的总则，就是：“政莫先于利用，功莫大于因时。”同上，页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