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终究没有筹借足那笔钱，我不得不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了家。哥哥一回到家里，不但全家，全院的人都跟着感觉不安。
也许被社会所刺激的缘故，哥哥的病情发生了变化，由“阴郁型”而转为“政治狂想型”。
我从精神病院接他回来那天，就细心地观察出了他这种变化的苗头。我和他是从江桥上过江的。在精神病院关了几个月的哥哥，像被从笼中放出那样高兴。一过江桥，城市的政治喧嚣便扑面而来。锣声、鼓声、口号声，声声入耳。城市正在被大标语和大字报披挂起来。“毛泽东思想宣传车”和游斗“黑帮”的大卡车驶来驶往。打着红旗举着贴在三合板上的毛主席像到市委或省委去请愿或抗议什么的人们，才走过一批，又走来一批。大中小学的文艺宣传队在街头和广场演出打倒“三家村”的活报剧。
“这都是在干什么？”哥哥东张西望地问。
我说：“全国开始‘文化大革命’了！”
拥来一支队伍，高呼：“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誓死揪出哈尔滨市的‘三家村’！”
“很好，很好！”哥哥点头不止，喃喃自语，两眼中就闪耀出一种光芒来，竟神情恍惚地跟在队伍后面走。
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扯上人行道。
回到家里，哥哥见了母亲，第一句话是：“妈，我要参加‘文化大革命’！”
母亲直愣愣地瞅哥哥。
母亲背着哥哥问我：“你大哥的病好些了吧？医生怎么讲？”
我说：“医生并没讲他好些了。”
母亲说：“我看像是好些了，不然他怎么也会要参加‘文化大革命’呢？这可是明白人的话呀！”
我说：“路上他还要跟着人家的队伍游行呢！”
母亲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我大儿子可是没白住院啊，知道捍卫毛主席了！”满脸顿时焕发喜悦。
“妈，给我找来笔，找来纸，我写大字报！”哥哥在里屋兴奋之至地大声说。
“哎，妈听见啦！”母亲从兜里掏出一卷角钞塞给我，吩咐，“快去买。”
我责备道：“妈，你怎么能这样啊！”
母亲朝里屋瞥了一眼，随即在我胳膊上拧了一把：“让你去买你就去买！”声音压得很低，唯恐哥哥听见。
我违心地去买回了一支毛笔和几张大白纸。母亲替哥哥在一旁研墨，哥哥就将大白纸铺在床上写起来。哥哥从初中至大学一直未间断练书法，还获得过高中书法比赛的名次，字是写得很漂亮的。哥哥写一句，我念给母亲听一句。母亲越听越高兴，后来就高兴得哭了。因为哥哥写的词句都非常革命。
大字报写完，哥哥署上姓名，对我说：“二弟，你替我贴到市里去吧！”
我说：“不去！”
哥哥问道：“你为什么不去？你对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么态度？！”
母亲慌了，将我推出屋去。
我在外屋听见她与哥哥商量：“儿呀，妈看还是贴在家里吧！贴在家里好，别人来了，就知道咱们全家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了！”
又听见哥哥说了一个字：“行！”
母亲也走到外屋，打开粮食箱子，从面口袋里抓了一把面放在一只小铝盆里，烧起糨糊来。
母亲烧好了糨糊，将那张大字报贴在了墙上。
刚贴好，街道主任来了，说：“老梁家，下午在你们院开全居民组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忠心的会，你老头子是正牌工人阶级，你是几代贫下中农出身，你必须得带头发言呢！”
母亲急急地说：“不成，不成，我一个家庭妇女，又是个文盲，活这么大岁数也没在什么会上发过言，岂不是作践我吗？”
“家庭妇女就不批判资产阶级啦？文盲就不批判资产阶级啦？……”街道主任严肃着一张脑门上拔出三个火印子的脸质问，发现我的哥哥正虎视眈眈地瞪着她，不禁吃一惊，往后退了一步。
“打倒‘黑帮’！”哥哥猛地大声说了一句。
“对，对！‘黑帮’嘛……当然是要打倒的……一个也不留！”街道主任一边谨慎地往母亲身后躲，一边讨好地讪笑着。
“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哥哥又来一句。
“是的，是的……”街道主任一迭声地附和。
母亲却说：“主任您听，我大儿子的病好了，我大儿子说的不是句句明白吗？”
“明白着呢，明白着呢！”街道主任这才胆壮了些，一眼见到那张大字报，问我：“你写的？”
不待我回答，母亲抢着说：“是我大儿子写的，他也要参加文化大革命呢！”
街道主任看了一会儿，双手就啪地拍了一下，对母亲表示祝贺：“这可真是大喜呀！写的好着呢！干吗不贴到院子里呀？贴到院子里嘛！让你们全院人家都署上名，开会的时候也算有阶级斗争的气氛！我正犯愁哪儿去找这么一张大字报呢！字写得多秀溜哇！”
“革命无罪！批判资产阶级有功！”哥哥两眼又闪耀出特异的光芒。
“有功，有功！有大功呢！”街道主任居然斗胆走近哥哥，想拍哥哥的肩，她身材矮，够不着哥哥的肩，只好在哥哥胸口拍了几下：“真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大学生，今后就在咱们居民委员会参加‘文化大革命’吧，还正缺你这么个能写的人哪！”转而对母亲又说了一句，“这可真是大喜呀！”不知她是因物色到了一个能写大字报的人而喜，还是因哥哥的病“好了”替母亲而喜。
母亲完完全全从后一种可能理解她的话，说：“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呗！”有外人支持母亲认为哥哥的病“好了”的判断，母亲感到那么欣慰。
我暗想：哥哥的病果真好了，毛主席我给您老人家磕三万个响头！一辈子感激您老人家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
街道主任离开我家时，叮咛母亲：“千万别忘了把大字报贴到院里去呀！全院人家都得署上名，就告诉他们是我亲自部署的！”
小小一个街道主任也竟敢妄用“部署”二字！我认为她简直冒天下之大不韪，亵渎了毛主席他老人家！
我无心对她的亵渎行为问罪，放她去了。
街道主任“亲自部署”的事，母亲只有“坚决照办”的份儿。
我极其违心地帮母亲将大字报贴到了马家煤棚的门上，母亲就挨家挨户叫邻居女人们出来署名。
女人们非常乐意地也“照办”了。署的却不是她们自己的名，而是遵循习惯署户主——她们的丈夫的名。
哥哥从家里出来了，眈眈地注视着她们的“革命”行动。
男人们中只有吴叔这个“流氓无产阶级”在家，他赞扬地对母亲说：“我大侄子回来得真赶趟，一回来就给咱们‘四好’院争了一大光！”
哥哥猛地又是一句严峻得令人惊恐万状的话：“你站在哪一边儿？！”
吴叔顿时一怔，半晌才讷讷地说：“我……我站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边啊！”瞧瞧这个女人，瞧瞧那个女人，又补充了一句，“难道我还能站在‘黑帮’一边吗？”抬手一指他那收破烂的手推车，“大家看嘛！”
装满破烂还未及卸下的手推车上，右边写着：誓与“黑帮”不两立！左边写着：誓与毛主席不二心！
“两个口号，哪个写右边，哪个写左边，我都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不是随随便便写的！”吴叔他感到受了极大的诬蔑。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哥哥冷冷地又向他“进攻”。
“这……这……大侄子，这话是从何说起呀！……”吴叔异常狼狈。
“哥，你回家去！”我往家里推哥哥。
吴婶往家里拽吴叔：“你认哪份真啊！他的一句话就能把你打成‘黑帮’呀！”
吴叔挣着胳膊嚷嚷：“我是不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全院人得给我做主！”
女人们齐声说：“是，是，我们心里有数！”
母亲也赔着笑脸对他说：“你是的，你是的，要是谁来调查，咱们全院的人都给你打证言！”
我将哥哥锁在家里后，走到吴叔家去替哥哥道歉。
吴叔冤枉地嘟哝：“也怪了，他怎么单瞅着我眼眶子发青啊！”
我说：“兴许因为上次送他住院时，是吴叔你帮忙捆他的吧？”
吴叔说：“下次再送他住院，我可不帮忙啦！他要是久记着我的仇，我在他眼里不成了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了哇！”
母亲说：“他吴叔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他那都是些一半明白一半糊涂的话……”母亲对哥哥的病情所抱的盲目乐观，受到了挫折，神色不免忧郁起来。
“老梁家的，老梁家的你出来！……”院里忽然又传来了街道主任风风火火的叫声。
“来啦，来啦……”母亲慌慌张张地抽身离开了吴家，我不晓得街道主任的叫声为哪般带着股怒气，赶紧跟随出去。
街道主任一见母亲，跺了下脚吵吵嚷嚷地说：“你呀，你呀，你是咋着落实我的指示的呀？”
母亲一片糊涂，赔着小心问：“主任我做错啥事啦？”
“你还问我呢！”街道主任指着大字报说：“怎么都是男人们的名啊？我一个部署不周到，你们就行动上有差错！领导你们这些女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可真是操不完的心啊！”
院里的女人们也都闻声从各家走了出来，一个个神色不安地或瞅着街道主任，或瞅着我的母亲。
姜婶上前替我的母亲向街道主任解释：“以前这事儿那事儿不都是户主的名字才有效吗？我们是按照以前的惯例做的呀！”
“以前？以前都是些什么事儿？统计人口，发购买票儿，能和参加政治运动一样？你们的丈夫能代替得了你们自己向毛主席表忠心吗？一个户主能代替得了一家子的政治立场吗？丈夫代替不了老婆，父亲代替不了孩子，谁也代替不了谁。咱们要召开的是家庭妇女们专门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忠心的会，公社书记还要来讲话，快找半张纸把那些个男人的名字都盖了，重写上你们自己的名字！”街道主任侃侃地说了一大套。
女人们一时都愣着。
“你们还愣着！还不快照我的话做！不想保住你们‘四好’院的光荣呀？”
“我去拿纸，我去拿纸……”母亲诺诺地急步就往家里去。
我对街道主任的颐指气使很有些反感，趁母亲不在，用听起来像是告诫实则是挖苦的口吻说：“劝你以后别张口部署闭口指示的，那是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能用的词！”
街道主任大张了一下嘴，没说出一个字。好像一个嗝非打不可又打不上来似的。
母亲拿了半张大白纸，却忘了拿糨糊。我不忍让母亲走来走去的，自己回家取糨糊。
盖是难以盖全的。女人们帮着我，将大字报裁下了半张，再用糨糊贴上半张大白纸。我又回家取了一次毛笔和墨。那些女人们就依次用歪歪扭扭的字体重新写上了她们的名字。
全居民组的家庭妇女们，包括一些小脚老太太，纷纷拎着个小凳，夹着个“马扎子”，聚集到了我们院，有七八十人之多。
公社书记果然来了。他默默看完那张大字报，极为赞赏，对女人们说：“这个院的家庭妇女们，就是我们全居民委妇女们的榜样！‘文化大革命’，不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学生们要积极参加，家庭妇女们也要以战斗的姿态参加！要把我们这个居民委的每个大院，都发动起来，巩固成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堡垒！……”
街道主任时时带头举臂高呼口号。
……
晚上，王文琪来了。
他从书包里掏出一本过了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让我看封底。
封底画的是几个年轻的男女社员，肩扛锄头，意气风发地行进在金黄的麦海中。
题目——《社员都是向阳花》。
我奇怪他怎么对画发生了兴趣，又不愿扫他的兴，应酬地说：“画得好。”
不料他说：“好个屁！”
我这一惊非同小可，愣愣地瞅了他半天，说：“文琪，这是很革命的画呀，你怎么敢说好个屁？”
“很革命的画？革他妈的命！”
我真以为他神经有点不正常了。这些日子，“文化大革命”“渐入佳境”，所有的中国人都似乎在“热发昏”，包括我自己。
哥哥走到了我们跟前，也盯着《社员都是向阳花》看。那种目光不像是在看画，倒像看一件刚用来杀害了人沾着血迹的凶器。
我抬起头，接触到哥哥的目光，不禁从心里往外打了一个冷战。
我又注视着我的好同学的眼睛，觉得他的眼神和哥哥的眼神并不相同，才镇定了些。
“你研究我干什么？研究研究这画呀！”他急了。
“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哥哥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冷笑着走开了。
我说：“这画到底有什么好研究的？我看不出名堂来！”
“这画反动到家了，画中藏着一条反标！”
“反标？！……”我目瞪口呆。
“蒋、介、石、万、岁！”他大声地一字一句地说。
“你疯啦！”我低声吼道，“开着窗户哪，你想给我家惹是生非呀！”
他微笑着从容不迫地说：“看你吓得那样儿！这画里藏的那条反标是——蒋介石万岁！”
幸好哥哥到另一间屋去了，否则他那分裂了的神经一定会为之万分冲动的。
我拿起那本《中国青年》，瞪大眼睛一个细部一个细部地研究，可还是看不出半点反标的蛛丝马迹。
“唉，你这双眼睛呀，剜掉算啦！”我的好同学忍不住一个字一个字地辨析给我看，“瞧这些麦穗儿，横着呢！为什么横着？”
我说：“风吹的嘛！这姑娘的短发不也是快被风吹得飘横了吗？”
他说：“错！麦子是什么？草本植物！象征草字吗！蒋介石的‘蒋’是什么字头？草字头嘛！再瞧这些麦秆儿，这代表一竖，这又代表一竖，加上这片麦叶儿，竖弯钩儿！上边这两片麦叶儿，一撇儿，一捺儿！‘介’字，对不对？你敢认为不对？”
虽然他在“组合”给我看，我还是觉得把那些麦穗儿、麦秆儿、麦叶儿硬说成是字，总有点骗人骗己似的。
“怎么说也不太像啊！”我自言自语。
“你还说不像，还说不像！”他将画倒了过来，继续指指点点启发我，“再看这把锄，锄头是个口字，锄把儿是口字上面那一横……”
“横下那一撇儿在哪儿？在哪儿？没撇儿算吗？”
“一笔一画也少不了！撇儿在这，这小红布条儿！锄上扎个小红布条儿干什么？你见过哪个农民锄上扎红布条儿啦？”
“姑娘扛的锄嘛！扎个红布条也是可能的。画嘛，允许浪漫主义的！有了这一红布条，画面的色彩才产生对比效果呀！”我竟充起内行来，全不顾自己已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替作者进行辩护。
“你怎么偏要和所有的人扭着劲儿思考问题呢？我警告你，这些话你别再对旁人说啦！否则旁人会怎么看你呢？”轮到他以研究的目光注视我了。
我沉默了半天，问：“是你发现的？”
他说：“我有这么敏锐的眼光吗？中央大街的宣传板上，都将这幅画放大几十倍作为阶级斗争教育的实例啦！我也是经过启发才看出来的啊！……”隔了一会儿他又说，“咱们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是不够紧，太缺乏识别能力啦！”
我感到惭愧，说：“是啊是啊，幸亏你今天晚上来告诉了我。要不然，我蒙在鼓里，哪天到中央大街去，兴许还会在宣传板前与人辩论呢！那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啊！”
因为哥哥回到了家里，也因为“停课闹革命”了，我十几天没到学校去。我恐怕自己落后于迅猛发展的“文化大革命”，将来的毕业鉴定中被写上“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一条，便同他约好，明天一块儿到学校去。
当天夜里下起了大雨。全家正睡得酣，突然被一阵敲窗声和喊声惊醒了。
“二哥，二哥！快出来帮我爸忙！院里的大字报得遮盖遮盖呀！……”是吴叔的小儿子的声音。
“小二，你快先起来！……”母亲立刻把我捅了起来。
一种近乎神圣的责任感使我只穿着裤衩就光脚跑到了院子里，雨下得可真大！哗哗哗像从天上倾倒的。院里积满了半尺深的水。
吴叔和我一样，只穿裤衩，双手撑开一块塑料布护在大字报前，任凭雨鞭抽打光脊梁，一动也不动。
我慌忙到吴叔家找锤子、钉子、木条什么的。他家已灌水了。我本想先帮吴婶堵住门槛。她却对我说：“别顾我家灌水了，先去帮你吴叔保护大字报吧！你哥写的那些大字报可是咱院的一件圣物了啊！”
我和吴叔就着马家的棚檐搭了个简单的框架，用塑料布围严，将大字报罩在里边。
吴叔抹一把脸上的雨水，似乎对我，又像是对自己说：“究竟站在哪一边儿要看一个人的实际行动，这就是行动。”
我手背上被锤子砸了一下，这会儿才感觉疼。冒雨忙了半天，我忽然不能理解其中意义。吴叔证明自己的愿望显得那么荒唐可笑，而我是他的盲从。
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站在毛主席一边儿真够不易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