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语文老师姓庞，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是位四十多岁身体微胖的女性。
第二天上语文课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看过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的举手。”
我环视两旁，无人举手。
我犹犹豫豫地举起了自己的手。
她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许久没移开。她仿佛默默期待着更多同学举手。
过了几分钟，还是再没有一个同学举手。
她终于对我说：“你把手放下吧。”
她摘了眼镜，掏出手绢擦了半天，戴上后，盯着粉笔盒沉思起来。她脸上有种惴惴不安的表情。好像她预感到了某种威胁，但又不知怎样才能保护自己。
她的反常神态使同学们奇怪。坐在我两侧的同学将目光投射到我身上。
终于，她抬起头望着大家，以诚恳的语调低声说：“同学们，今天我首先要向大家作检查，承认错误。上个星期，为了指导大家学习杂文写作，我曾在课堂上向大家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几篇。这两本书，现在已经受到了公开批判，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书。我给大家读过的那几篇，是这两本书中问题最严重的几篇……我……我已经向学校领导交了书面检讨……我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水平和批判能力太低，以至于……在课堂上间接地传播了坏思想……我感到很对不起同学们……很内疚……我欢迎大家对我进行严肃的批评……我……我保证今后再也不犯这种性质的……错误……今天的作文课，不再写杂文了，改写记叙文，文题不定……大家任选吧！……”
说完这一大番话，她脸上出汗了，又掏出手绢擦脸。
在大家埋头写作文的时候，她轻轻走到了我身旁，低声说：“你出来一下，老师有话对你讲。”
我跟她走出教室，她将教室门掩好，说：“全班只有你一个人是看过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上那篇批判文章的，老师的错误非常严重，你要是对老师今天的检讨还有什么意见，希望你能当面向老师提出来……”
我的语文成绩一向较好，是她喜爱的学生之一。我连连摇头，不容置疑地说：“没有，没有。”
她却说：“怎么可能没有呢？你当面向老师提出来，总比以后……提出来吧，无论提得多么尖锐，老师都会从内心深处感激你的……”
“没有！老师，真的！”我脸都急红了。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以后我才知道，她是个“摘帽右派”。
“也许……是老师把你想错了……”她似乎感到自己简直是逼我了，脸上浮现歉意的苦笑。
……
哈尔滨郊区农村发生严重虫害。两天后，我们全校师生到松花江北支农去了。苞谷苗长起了一尺多高，大头菜刚开始抱心儿。铅笔那么粗火柴杆那么长的青色肉虫，白天怕晒，隐蔽在苞谷苗和大头菜的叶背面，却不停止啮食。天可怜见！社员们的黄泥小屋的后墙上，无一不用白灰刷写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争取高产稳产，努力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学习大寨好榜样，敢教日月换新天”之类的标语，由于两年来连续遭受水灾，粮菜未收，生产队今年竟穷到了买不起几袋农药的地步！仅有的一台破旧的喷雾器也坏得根本无法使用。只能依赖我们这些中学生帮助灭虫。办法又简单又野蛮——戴上手套，用手指捏死。一片地中，何止千万青色肉虫！幸亏中国人多，支农又是学生的义务。
同学们最初都不敢接近患地。女同学尤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一个个双手戴手套，站在地边，如同站在悬崖边，畏缩不前。老师督促，万般无奈，提心吊胆踏入地中，怀着恐惧蹲下身去，颤颤抖抖的手翻过一片叶子，那青色肉虫蓦然入眼，多到触目惊心，一个个立刻失声尖叫，仓皇跃起，奔逃开去。有的浑身瑟瑟发抖；有的脸上吓得变了颜色，冷汗淋漓。
几个平时常以勇敢者自居的男同学都不愿显示他们的勇敢了。
老师也是怕的。老师怕也只好装出不怕的样子给同学们做“示范”。“示范”无效。老师就在地头组织我们坐下来学英雄人物，学革命先烈。
老师说：“大家想一想，如果麦贤得和我们在一起，会像我们这种样子吗？”
同学们都羞惭地垂下了头。
老师又说：“大家再想一想，革命先烈面对反动派的屠刀，连死都不怕，我们今天却怕危害农作物的肉虫，可耻不可耻？”
大家的头垂得更低了，但仍没有一个人表示愿做榜样。
老师最后干脆说：“反正这个生产队的虫害地包给我们班了，早灭一天虫，早一天回学校上课。咱们学校的课程进度已比其他中学落后了好几节，你们升不上高中可别怪老师！”
大家纷纷抬起了头。
升不上高中，对我们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们心里比老师更清楚。
于是我们默默走向那片可怕的土地。
那是人和千万条青色肉虫的“战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不知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以同样的方法灭虫？也不知道我们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多少农村穷到了买不起几袋农药和喷雾器的地步？更不知我们一代人升学的权利早已被决定取消了！许多同学吃饭的时候呕吐不止。有一个胆子最小的女同学，因为裤筒里爬进了几条虫子，没个掩身之地可以脱下裤子抖抖，吓得抽风昏厥了。
然而为了早日返校上课，每一个同学都以最大的勇气克服胆怯。
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步步逼近着我们。我们命中注定将受它愚弄。正如收破烂的吴叔所说的那句宿命观点的话——劫数难逃。
我们在江北农村度过了“五一”。
支农劳动结束后放了三天假。
我们重新开始坐在教室里那一天，上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过了很久，不见一位老师的影子。老师们被校领导召集在一起，开什么“紧急会议”。
忽然安装在教室门右上方的喇叭箱里传出了校长的声音：“全校同学们，经校领导和全体老师一起讨论决定，今日不上课，收听重要广播。收听后，召开全校大会！”
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军舰又侵犯了我们共和国神圣的领海领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又取得了巨大胜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又掀起反华叫嚣了？蒋介石又向大陆派遣特务组织了？我国外交人员又发表什么庄严声明或强烈抗议了？……
全班同学交头接耳，猜测判断。
喇叭箱嗡嗡响了一阵，一个男性严峻的声音开始冲击我们的耳膜：“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开火——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敌人……”
我顿时想起了收破烂的吴叔的预言——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运动了！在经历了灭虫劳动后，我变得很神经质，夜里常常做噩梦，梦见自己浑身爬满了青色肉虫，它们啮咬着我。早已将吴叔那天晚上的预言忘得一干二净了。
果然如收破烂的吴叔所料！
那个男性的严峻的声音继续着，字字铿锵，句句有力，充满浩然正气，充满压倒一切的战斗性。它使我的心怦怦跳，它使我遍体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几乎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在我内心里煽起难以平静的情绪。
“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拼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的矛头，总是对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邓拓一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及待‘破门而出’的……
“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
“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
“不！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站得很稳，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罢了。你们并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你们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不过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罢了……
“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广播结束，教室内仿佛弥漫着炮火硝烟。静极了。同学们都一动不动地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脸上失去了往常的自然神情，呈现着僵刻呆板过分的严肃，宛如一尊尊雕塑。
那个历史的日子是五月十一日。
那篇彻底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战斗檄文”发表在《解放军报》上。
班主任老师走入教室，她手拿一张报纸。她还没结婚，只比我们大七八岁。我从小学考入这所中学的那一年，也正是她从哈尔滨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这所中学的那一年。她出身于纯正的工人家庭，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同学们，”她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发抖，“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在这场清除资产阶级黑线的严峻斗争中，我们落后了！我们要奋勇冲上去！冲到第一线去！下面我再给大家读《解放军报》四月十八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这篇社论强调——“搞掉这条黑线，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话是毛主席的话。
“同学们，”班主任读完社论又说，“过一会儿全校师生要在操场上召开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宣誓大会……”她的目光向全班同学扫视了一遍，最后落在我身上，说，“梁晓声，你写一篇决心书，一会儿代表我们班发言。”说着她看了一眼手表，提醒我，“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不要写多长，要快！能表达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决心就行！今天的发言不排顺序，我们是‘四好’班，一定要争取第一个发言！……”
我的思想生了双翅，驾着这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荡宇长风翱翔，翱翔，“扶摇直上九万里”，根本无法降落在稿纸上。
我唯恐自己在十五分钟内写不完一篇像样的决心书，使我们这个“四好”班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丧失了第一个登台表决心的机会，正要举手推却，见语文老师走了进来。
“姚老师，”她对班主任说，“能不能让我占用几分钟时间？我有极其重要的话对同学们说！”
班主任皱起了眉头：“你想说些什么呀？”
“我……我要再次向同学们检讨自己……在课堂上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严重错误，不，不是错误，是罪行！我……”说话一向从容不迫的语文老师，因急切而结巴。
“这……我们的时间已经很短了！”班主任不愿意。
“姚老师，我……我恳求你！……”语文老师的语调几乎带出了哭声。
“等开完全校大会你再对同学们说吧！”班主任的态度非常坚决，不容商量。
“可我一定要在开全校大会之前说的呀！姚老师，给我一个机会吧！……”语文老师真哭了起来。
班主任不忍心又不情愿地走到窗前，算是默许。
“同学们，”语文老师一边用手绢擦眼泪一边说，“同学们，我上次对你们的检讨很不深刻！上次的检讨中，我还认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不过是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去认识……他们是一伙‘黑帮’，他们反动透顶，我也是‘三家村’中的一个，不，我不是，我虽然不是，但我是……但我是……”她越急于想说清楚她自己是什么，一时越说不清楚。她语无伦次起来。
我坐在第一排，离她最近。我看得很清楚，她眼中是真有眼泪不断涌出的。她手中那条小手绢已湿成了一团。我鼻子有点酸。我心里暗暗怜悯她。我知道，她绝不是存心要在课堂上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文章。她不过就是想给同学们读几篇范文而已。如果我当时知道她因被划过右派，丈夫跟她离了婚，并带走了她唯一的一个女儿永远不许她相见，随后她在某农场被改造了四年，两年前才摘掉右派帽子，在不少人的联名担保下方得以回归教育队伍，我想我不仅会怜悯她，也许还会对她产生同情。
为了提高我们全班的作文水平，她曾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这是全班同学都不能否认的。
“梁晓声！”班主任猝然叫我。
我一惊，不由得站起。
“你还不快写！”班主任有几分生气了。
我又立刻坐下，从书包里翻出纸笔，一个字也写不出，头脑中混乱一片。
“庞老师，你不能再侵占我们班的时间了！”班主任的语调，与其说是不满，毋宁说是抗议了。
“我……我……”语文老师再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情不自禁地又抬起头，想再看她一眼，只看到了她的背影。她在教室门口似乎欲转过身来，要再看我们全班同学一眼，她那背影使我感觉她意识到了厄运将又一次落在自己头上，怅怅然若向我们继续解释什么，替自己辩护什么。她在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并没转身，缓缓地离去了。
全体同学都望着教室门口。教室里鸦雀无声。
从此她再也没给我们讲过课。
“李元昌！”班主任叫起了班长，说，“开全校大会时，你要带领咱们班同学喊口号！”
“喊……哪些口号呀？”班长讷讷地问。
“按照我写的喊。”班主任说着，走到我跟前，从我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匆匆便写。写好后，经同学们传到班长手中。
班主任又说：“李元昌，现在你立刻组织同学们到操场上集合！梁晓声，你可以留在教室里写发言稿。”
走廊上传来了一片脚步声，不知是哪一个班离开教室到操场上去了。
“快，快！”班主任着急地催促大家。
于是同学们一窝蜂地拥出教室。
走廊里又是一片脚步声。
刚刚安静了半分钟，众多的脚步声再次响起。
脚步声中，我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盯着这行字我愣了几秒钟，意识到这一行字也正是刚刚听过的报上那篇声讨文章的标题，大有“照抄”之嫌，刷刷两笔划了去，重新写下“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打倒谁”一行字，又发愣。一句句充满战斗性的话在我头脑中飞旋，全是《解放军报》那两篇文章的话，没有一句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且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集中思路，将那些话排列在一起，凑成决心书。
整个教学楼终于彻底安静了。
我的语文老师仍占据着我的心。她刚才那样子真使我难受。
握在我手中的笔就是她送给我的。
有一次写作文时，她见我用蘸水笔写字，奇怪地问：“你怎么不用吸水笔？”
我回答：“吸水笔丢了。”
她说：“那你得买一支呀！”
我接连丢了两支吸水笔，不愿再向母亲要钱。难言之衷，也不愿向她解释，便低下头去继续写，不回答。
她见我使不惯蘸水笔，深一画浅一画的，便默默地将她这支金笔放在了我的课桌上。
下课后，我到教员室去还她笔。
她问：“听同学们讲，你家生活很困难是不是？”
我点了一下头。
她又问：“我这支笔你使着还好吗？”
我又点了一下头。
她说：“就送给你吧。我倒是用蘸水笔用惯了，用得着吸水笔的时候不多。我还有一支圆珠笔呢！”
我说：“这是金笔呀，我怎么能……”
她打断了我的话：“快拿了走吧，别耽误我的时间了。我现在要批改几篇作文……”
也许因为这支笔是她送给我的，我再没丢过……
“梁晓声，你还坐在这儿发愣呢！老师都快让你给气死啦！”
一个女同学吁吁带喘地闯入教室，嚷完了话又一股旋风似的消失了。
糟糕！全校大会已经开始了！
一阵阵口号的声浪从外面扑入教室：
打倒邓拓！
打倒吴晗！
打倒廖沫沙！
打倒“三家村”黑店！
打倒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
……
虽然“决心书”除了标题还一个字没写，我也不敢再耽误一秒钟了，顾不上多想，扯下那页只有一行标题的纸，万分紧急地奔出教室，一口气从三楼跑下一楼，直跑到操场上才收稳脚。
操场上临时摆了几张桌子，算是个“台”。学校的领导们端坐“台”上，全校学生一班班盘腿坐地。一个班级的代表正一手握麦克风，一手拿发言稿激昂地大声发言。十几个期待发言的学生身体紧挨着身体排在发言者后，生怕谁“夹楔”似的。那一天刮大风，操场刚垫过沙子，沙尘笼罩着所有的人。
班主任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极度失望地问：“你在教室里干什么来着？决心书写好了没有？”
我不敢告诉她除了标题一个字都没写，撒谎说：“写好了。”
她信了，就将我推向“台”那边：“快去吧，发言时要情绪饱满！”
轮到我发言，我先喊了一通“打倒”之类的口号，接着大声疾呼：“我们革命的学生，坚决战斗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我们向毛主席庄严宣誓，我们要做阶级斗争前沿阵地上的敢死队！不怕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战斗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回合！有我们在，就有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在！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掌握着毛泽东思想这个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我们要像在农村消灭害虫一样，将危害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黑帮’捏死！……”
这番话，是我情急之中在未轮到我发言的二十几分钟内一句句硬憋出来的。没发言稿，效果反而更好，情绪也的确饱满。因为众多的人所营造的那种同仇敌忾的战斗气氛，已使我完全开始相信，邓拓、吴晗、廖沫沙毫无疑问是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除了他们，还有形形色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尚未暴露反革命嘴脸！如若不然，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解放军报》又为什么要连续发表充满火药味的批判文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首先动员起来了，作出了战斗姿态，我——一个诞生在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无比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学生——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岂能置身于这样一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运动之外？！
我归到班级坐下以后，情绪仍然十分激动。发言时沙子迷了我的眼，我没顾上揉出来，这会儿眼泪就一个劲地往外淌。
班主任从后边走到我身旁坐下了，将她的手绢塞在我手里，表扬说：“很好。你的发言很好。你的感情也很对头！老师刚才有点错怪了你，别生气。”
她大概以为我的眼泪是由于内心过分激动而淌出来的。
校长在讲话中这样说：“正如初三二班代表发言所说，我们要像在农村消灭害虫一样，将危害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黑帮’捏死！这就是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这就是我们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无产阶级义愤！……”
在我们学校的历史上，校长引用一个学生的话，也算是“史无前例”的。
班主任亲切地微笑着瞧了我一眼。
我感到无比骄傲，无比自豪，好不得意！
语文老师出现在校长身旁，恭恭敬敬，虔虔诚诚地弯下腰对校长说：“校长，我曾在几个班的作文课上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几篇，虽然我已经写了书面检讨，但很不深刻，请您允许我借这个机会对自己进行批判吧……”
因她说话时口也对着麦克风，我们听到了。
校长未看她，也未置可否。继续讲话：“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将必然从北京深入开展到全国，从社会深入开展到我们学校……”
语文老师就这么微微弯腰站在校长身旁，不死心地等待着校长的讲话结束。
校长直到讲完话也未看她一眼。
她又失去了在全校同学面前公开检讨和批判自己“错误”的机会。
几个同学往楼内搬桌椅和扩音器的时候，她仍怔怔地站在那儿……
口诛方罢，继之笔伐。
各班派同学到总务科领纸、墨、笔，开始大写特写声讨“黑帮”的“战斗檄文”，或画漫画。
我们班首先将一条“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誓死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血战到底！”的巨大的标语贴到了校门两侧——它向全社会声明了我校革命师生旗帜鲜明的立场，也弥补了我们“四好”班没能第一个在全校表决心大会上发言的荣誉损失。
“战斗檄文”尽属“即兴创作”。
我写了一句“邓拓、吴晗、廖沫沙”，有同学立刻续一句“他们三个是一家”，第三句来得更快“他们反党反人民”，第四句早有人想出来了“你说该杀不该杀”？
大家齐声读一遍，合辙押韵。
“结束在问号上吗？问谁呀？”
“还问个什么劲？该杀！”
“对！加上两句——该杀！该杀！！”
“再加一句——打发他们回老家！！！”
更有众多同学从旁提出商榷，补充。
于是一篇“战斗檄文”墨汁淋漓地贴到了走廊上：
邓拓、吴晗、廖沫沙，
他们三个是一家，
他们反党反人民，
你说该杀不该杀？
该杀！该杀！！
打发他们回老家！！！
不久这诗体“战斗檄文”不胫而走，从校内流传到校外，成了千万小女孩跳皮筋时唱着很顺口的“革命儿歌”。由一代小女孩传给另一代小女孩，久唱不衰，差不多从一九六六年一直唱到一九七六年……
班主任把我找到了教员室，所有的老师也在舞笔弄墨。
她问：“听同学们讲，你有《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
我有，但不知老师所问究竟何意，出于一个中学生保护自己的本能，立刻摇头否定：“没有，没有！同学们胡说八道！”
她说：“你肯定有！老师要求你贡献出来，当做同学们的批判材料。”
我只好含糊地回答：“也许我有……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我回家找找。”
一个正在写“战斗檄文”的老师悬腕止笔道：“姚老师，要是他能找到，先给咱们化学教研组批判用吧！我们这些教化学的老师还谁也没看过呢！”言罢，又落笔挥洒起来。
我见他写的是——《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的反动实质就在于，攻击的矛头是直指党和毛主席的……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竟没有买《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
全校究竟有多少同学和老师读过？鬼才知道！
全国当时又有多少人读过？千分之一的人？万分之一的人？还是十万分之一的人？
但工人阶级在批，贫下中农在批，解放军战士在批，大、中、小学生和教师在批，文艺工作者在批，机关干部在批，家庭妇女在批，孩子在批，老头老太婆在批，文盲也在批。全国人人轰轰烈烈地批将起来。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几个要好的同学之间免不了互相道出几句真心话。
“我看明后天可能也上不了课。”韩松山略显忧郁地说，“耽误了这么多课程，将来谁对咱们的毕业和升学考试负责任啊？”他是我们班的数理化尖子，平常总是雄心勃勃地说：“我考不上一中、三中、六中，就跳松花江！”他要考的全是哈尔滨的重点高中。以他的聪明和成绩，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口出狂言。在哈尔滨市的学生中，当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考上一三六，直闯清华北大哈工大。”老师们也公认，清华北大哈工大的校门是向他敞开着的。
我的好友王文琪以批判的口吻说：“你的意思是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来临使你受损失啦？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重要，还是你考高中重要？”他本是开玩笑，但因他是团支部副书记，将来肯定是毕业鉴定小组的成员，韩松山便认真起来，骂了他一句：“滚你妈的！”还脸红脖子粗地要跟他动手。搞得他十分尴尬。
赵运河透露：“据说，今年的高中和大学录取，要实行政治表现第一，分数第二的原则。政治表现的主要一条，当然要看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啦！表现不积极的，分数再高也后边‘稍息’去！”他的父母都在教育局工作，大家猜测他的话可能是很有来头的，谁也不多问，可谁都分明牢记心间了。
韩松山立刻同王文琪和好如初，搂着王文琪的肩膀，亲密无间地说：“别生气啊，刚才我是跟你闹着玩呢！”
街道和马路两旁的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都有人在贴“声讨书”“决心书”“誓言”以及“致党中央毛主席的表忠信”之类。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度称赞和评价的大字报最初就是以诸如此类的种种内容产生的。所有的企业，所有的单位，所有的中国人，都唯恐自己在这场称作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中被认为表现消极，漠不关心。人民随时准备声讨党中央毛主席揪出的又一伙“黑帮”，口诛之笔伐之。因为人民绝对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根本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的，也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基于这种“绝对相信”，可以推测，如果人民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邓拓、吴晗、廖沫沙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消息，定会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人民是那么习惯于将党中央和毛主席紧紧连在一起，视为同一个永恒的信仰，极少有人冷静地关注到，这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由首先发表在《解放军报》而不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的两篇文章推动起来的。人民更不可能预想到，几个月之后，毛主席将党中央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让党政军各级领导者们和每一个中国人明确表态，是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