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运动如火如荼，其势不可阻挡。从一楼至三楼，走廊两面墙壁贴上了几层大字报，厚得可当纸板用。空中拉了数道绳子，绳子上也挂满了大字报。人只能侧着肩膀通过走廊，仿佛迷宫。
批判“三家村”内容的大字报已不复见。学生开始利用大字报揭发老师们，老师们也开始利用大字报互相揭发。姓名还没被写到大字报上的老师所剩无几。一位姓艾的数学老师有三个儿子，取名艾国、艾民、艾党。被另一位政治老师的“政治头脑”一加分析，意在“爱（艾）国民党”，把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复辟美梦寄托在自己的后代身上。这张大字报旁，几个班的几十名学生联名写的一张大字报，又对那位政治老师进行批判：“请看一个完全资产阶级化了的灵魂！”——因为他经常穿西服，抹发蜡，有一辆漆光夺目的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每逢周末，“便车后座上驮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臭老婆去跳舞”。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居然不压毛主席的像，压着他那臭老婆化了妆的着色照片”。结束语——“这样的人，能继续留在社会主义的学校里吗？能教好无产阶级的政治课吗？能与学生共同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社会主义学校的红色课堂吗？”
又一张大字报仅三行字。每个字都有大号饭碗那么大。写的是：杨玉芬，你为什么要经常往自己身上喷香水？郑重勒令你回答！回答！！必须回答！！！署名——革命学生。此革命学生似乎有意给被“勒令”的教师留下了半张纸。被“勒令”的教师也似乎明白其意，就在那留下的半张纸上用秀丽的小楷体写道：我很羞愧，因为我患“腋臭”，出于为同学们着想，所以上课前要往身上喷些香水儿。也许因为这张大字报在风格上区别于其他的大字报，尤其引人注意。空白处便写了一行行的铅笔字，钢笔字，毛笔字。
我站下细看：
“理由充足，情有可原。”
“腋臭的臭味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你带入课堂的那股香水味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可怕的。”
“批驳得好极啦！”
“这张大字报哗众取宠！”
“注意，别泼冷水！小心站到运动的对立面去！”
“要时刻把握运动的大方向，反对在枝节问题上纠缠！”
“小是小非也要辩个清楚！”
我看得手痒难耐，从上衣兜取下了钢笔。
王文琪问：“你要干什么？”
我说：“也来它一句。”
便写了一句是：“全都吃饱了撑的！”正想署名，王文琪一把将我拽走，说：“傻瓜蛋！你署了名字，要不遭到围攻才怪呢！”
我不在乎地说：“我是响当当的‘红五类’，谁敢把我怎么样？围攻我就是扭转斗争大方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些发虚。回头看了看，见身后无人，才镇定下来。
那天学校里人不多，我问王文琪怎么回事。他说都到社会上“煽风点火”去了。他陪我从一楼到三楼，从三楼到一楼，“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大字报。
我想起语文老师，问：“庞老师怎么样？”
“怎么样？数她的性质严重！学校已经将她的材料上报市教育局运动领导小组了！现在她戴罪劳动呢！”王文琪刚说完，我见一个人从厕所走出来，正是庞老师。穿了一双水靴，一手拿着笤帚，一手拎着水桶。她同时看到了我们。
说不清为什么，我站住了。
王文琪也站住了。
我们默默地望着她。
她默默地望着我们。
她忽然又转身进入了厕所。
王文琪扯了一下我的衣角：“快走。”我俩贼似的慌忙从厕所前溜过。我俩谁都不得不对自己承认，心里有些慌。慌什么呢？怕她吗？她平时并不严厉，何况落到那种地步！总之是说不清的。怕得毫无道理。
走出教学楼，见操场上聚集了几十名同学，正准备出发到什么地方去。有认识我俩的，朝我俩喊：“快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俩走过去后，王文琪问：“你们要到哪儿？”
“公安局！”
“公安局？……去煽风点火？……”王文琪显出了几分犹豫的样子。他的心理和我一样，既不愿比别的同学在运动中表现得落后，也不愿滑到“革命”行为与“反革命”行为的边缘。
“我发现了一条反标，组织同学们到公安局去，强烈要求公安局逮捕现行反革命！”初三五班绰号叫“少根弦”的一个同学洋洋得意地说。
“反标？在咱们学校发现的？”我又吃一惊。
“不是，在我家里！”
我愈吃惊，以为他要揭发他的爸爸妈妈或家里的其他什么人，博得个“大义灭亲”的美名。可看他那种过分得意的样子，不太像。
“在我家的月历牌上！”他说着从书包里抽出一个月历牌给我俩看。
月历牌上画的是白胡子老头教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学拼音。字母卡拼的是“毛主席万……”四个字。
“为什么不拼出‘岁’来？”“少根弦”审问似的问我。
我耸了一下肩膀。我哪知道作画者为什么不多画两张字母卡拼出个“岁”来？只“万”而不“岁”，我也认为对于伟大的领袖无论如何解释总归有点大不敬。可看那画面，没空间再多画两张字母卡了。或许能算个不成立的理由？
“为什么？……”“少根弦”又问一句，咄咄地盯着我的眼睛，倒好像我是作者。
“作者画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吧？”我很不自信地说了这么一句。
“否！”“少根弦”可非常自信。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同学们的口语也发生了变化。“勒令”“正告”“最后通牒”“是可忍孰不可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狼子野心何其毒也”“醉翁之意不在酒”等等这些以前只有在造句和作文中才用的语句，动辄脱口而出。许多同学似已耻于说“不”，习惯于说“否”了。
“你先别讲，让我看！”王文琪以为他有研究过《社员都是向阳花》的宝贵经验，准能识破“庐山真面目”，胸有成竹地从“少根弦”手中夺过月历牌。
可他长的也不是一双“火眼金睛”，横看竖看，研究了半天，并没看出个眉目，只好羞愧地将月历牌还给“少根弦”。
“哼，不是小瞧你，就你那双眼睛！”“少根弦”轻蔑地说，“问题在这儿哪，你看这小女孩辫子上扎的头绳结！这是一横，这是一竖，这里绕过来，难道不是个连笔的‘打’字吗？”
又像，又不像。没人启发我像，我自己是根本不可能朝一个“打”字去联想的。经人一启发，我简直不敢说不像了。
“是像！是像！”王文琪急切表态。
我含糊地“嗯，嗯”着。
“光有一个打字，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吧？”王文琪接着提出了疑义。
“还说明不了问题？打毛主席还不够反动，非得把毛主席打倒才算反动吗？！”
“这家伙对毛主席一点感情都没有！”
周围的同学纷纷表示出了对王文琪的愤慨。
“我可没那个意思！我可没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什么意思也没有！……”王文琪惶惶然。
“少根弦”抬了一下手，制止众人的七嘴八舌，很有政策水平地说：“我们有些同学由于长期以来头脑中缺少阶级斗争这根弦，所以总是面对严峻的阶级斗争现实也怀疑。让他们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吧！”
我不禁暗暗钦佩他不知何时开始头脑中多了一根弦。从别人对他的态度中，我看得出，这个头脑迟钝连续两年的留级生，由于发现了一条别人不易发现的反标，居然颇受尊敬起来。
我也有些暗自嫉妒。
“少根弦”拍了拍王文琪的肩：“‘倒’字是有的。因为你头脑中没有，所以你的眼睛看不到（我当时觉得他这句话很有哲理）！让我指出给你看吧！在这儿，这小女孩的发线，多么清楚的一竖，这绺头发，为什么非得稍稍卷回去？单立人的一撇嘛！这边儿这几缕头发，一横，一竖，竖弯钩……”
我一边瞪大眼睛盯着他移动的手指，一边拼命发挥我贫乏的想象。却如同把中国地图上的黑龙江省想象成展翅高飞的天鹅，只能说那种想象是浪漫主义的，不是现实主义的。
“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的政治热情闪耀着史无前例的浪漫主义的万丈光辉！
“‘打’字指给你看了，‘倒’字也指给你看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讲？”“少根弦”盛气凌人。
“我没什么可讲的……你干吗冲我来呀，又不是我画的！……”王文琪那样儿好不紧张。
“少根弦”被他逗乐了，将月历牌收入书包，像收起一件大发明的专利权，继而一本正经地说：“都是革命同学，兔子不吃窝边草，别紧张。应该自觉自愿跟我们一块儿到公安局去了吧？”
“我去，我去！……”王文琪瞧瞧周围注视着他的态度的同学们，连连点头说去。岂止“自觉自愿”，还简直有点“受宠若惊”呢！
也许只有我才看得出来他是多么违心。
他又对我说：“你也去吧！革命行动嘛！多一个人是一个人啊！……”
请求的语调。
我不忍心让他一个人跟去“革命”，便爽快地说：“我当然也是要去的！”
“少根弦”一挥手：“出发！目标——市公安局！”
我们一支队伍雄赳赳地离开了学校。
《社员都是向阳花》中藏着一条反标是“蒋介石万岁”，月历牌上藏着一条反标是“打倒毛主席”！阶级斗争的现实何其尖锐复杂！不由人头脑中不绷紧一根“阶级斗争”的弦。
“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这句谆谆教导。现在看来绘画也应该包括在内。
后来我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参观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字报，证明我当时的想法是有现实根据的。不少画家都是因画而被打成反革命的。
再后来到了一九七五年，历史更加证明我是对的。“人民大会堂反动黑画案”又一次告诉人们——利用绘画“反党”，也是一大发明。
黄永玉画的猫头鹰，一眼睁一眼闭，不是就被指出隐含着“面对现实，不忍目睹”的“反动寓意”吗？
黄胄画的两匹毛驴，尽管标着一个革命的题目——任重而道远，不是就被指出隐含着“瞻望前途，不见出路”的反动寓意吗？
还有谁谁画的“虎虎有生气”，不是也被指出“以草为林，三虎为彪”，替林彪扬幡招魂吗？
一路所见运动的种种蓬勃形势，无须赘述。
路过区委，但见革命群众正在大字报专栏前批斗一个人。那人耷拉着脑袋，一会儿被揪过来，一会儿被搡过去，分明已被斗多时，半死不活，勉强站立。
大家就停下来观看，看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恍然大悟。
原来批斗他是为了他身后大字报专栏上的十几幅画。他画的。
画的是《新编西游记》。看去画得极认真，也是极下了番功夫的。一丝不苟，图文并茂，工笔白描。大意是：“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美猴王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路魑魅魍魉、牛鬼蛇神斗，无数回合难以取胜，便去至圣至尊无量佛祖阿弥陀佛那里取到三卷真经，深得斗争策略，于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内容似乎革命。其中一幅画的是：大肚子阿弥陀佛高居莲花宝座上，金色光圈罩着一颗硕大的头，将三卷真经委以重任地交于美猴王。每一卷的书脊上都写着“毛泽东选集”五个金光闪闪的字。
“你这是假革命之名，行丑化毛主席之实！”
“你狗胆包天，竟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画成哈哈佛！真是罪该万死！”
“你以为革命群众都是愚氓，看不出你的反动寓意吗？！”
群情激愤，其怒难平。
那人无论被如何批来斗去，就是不开口。
又一起利用绘画反党的阶级斗争实例！
我又一次在内心深处思索——革命群众眼明心亮，不是已经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飞速成长吗？你这个现行反革命呀，你不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吗？
活该！谁让你狗胆包天丑化毛主席！
王文琪却在我耳边悄悄说：“也许他还真是出于一片革命热忱，有苦道不出呢！”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不瞧瞧在什么地方！”我瞪了他一眼。
一上午的眼见耳闻，使我头脑中阶级斗争的观念大大加强，产生了飞跃，轮到我教训别人了。
“都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看到过那么多了还没看够哇？快走吧！快走吧！……”“少根弦”召集着分散了的队伍。
我们重新排成队向公安局前进。
刚走到中央大街街口，迎面被一伙陌生人拦住，一个个低头看我们的鞋，看得我们好不纳闷儿。
“你！……”为首的一个用手一指“少根弦”，命令：“把鞋脱下来！”口气严厉得好像稍不服从就要揍人。
“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我们也是革命派……”“少根弦”依仗着我们比对方人多，桀骜不驯地乜斜着命令他脱鞋的那个人。
“少废话，叫你脱鞋就脱鞋！……”
“不脱又怎么样？”
“敢不脱！你鞋上有反标！”
鞋……上？！
鞋上也出了反标！！！
反动气焰如此嚣张！反革命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一时间都蒙了，齐刷刷将目光投射到“少根弦”穿的那双鞋上。
他是我们校的“候补”篮球队员。穿的是一双“回力”牌高级海绵底篮球鞋，推向市场不久的新产品。
“少根弦”自己更是如受当头棒喝，人定定目呆呆像个泥胎。
“快脱！”对方不耐烦起来。
“你们胡说！……”“少根弦”口中挤出一句强硬的话。
“这小子不听调教！……”
“革命有理！”
对方的两个伙伴，一边说，一边捋胳膊挽袖子，那架势要坐地将他掀翻，从他脚上硬扒下一双鞋。
几个赤脚的高大汉子走了过来，其中一人对“少根弦”苦笑道：“连我们省篮球队的都乖乖脱了，小伙子你还拗个什么劲呀？这会儿不脱，在别的街口你也要被拦住。早晚要脱，晚脱不如早脱啊！”
省篮球队员们从我们身旁跳跳跃跃而过。正午炎热的阳光当头罩顶。柏油马路被晒软了。有些地方的沥青已被晒化了。省篮球队员们身后，留下了几个跨距很长的大脚丫印。
“我数三个数，过后你还不自觉脱，别怪我们不客气！”对方为首的那个向“少根弦”发出了“通牒”。
“……”
“脱吧，脱吧！……”
“快脱呀，还愣着！……”
王文琪带头催促“少根弦”。
“光着脚我怎么走路？……”“少根弦”嘟嘟哝哝。
“二……”
对方的“三”刚喊出口，“少根弦”倏地蹲下身去，急急忙忙开始脱鞋。
我们都暗暗替他在关键时刻的明智舒了口气。
“拿去！”“少根弦”将一双鞋拎在手中，悻悻地朝对方一递。
“扔在地上！”对方不屑一顾。
“少根弦”的胳膊平伸着僵了一会儿，手慢慢松开，两只鞋同时落地。
对方的一个人蹲下身拿起一只鞋，寻一处化软了的地方，像盖钢印一样，双手用力将那只鞋一按，按出了一个鞋印，仰脸瞧着“少根弦”道：“叫你心里明白，鞋底儿上有个‘毛’字！”随后，从兜里掏出打火机，往两只鞋上各滴了几滴汽油，点着了。
他们的“革命”行动完毕，扬长而去。
我们都默默地瞧着那两只鞋在当街升腾起浓烟，蹿跃起火苗。一股胶皮燃烧的臭味徐徐飘散开去。
“少根弦”丧气地低垂着脑袋，仿佛在一个人的火葬仪式上沉痛致哀。
他家里的生活条件并不比我家高多少。我理解他内心里会多么惋惜那双鞋。他肯定穿了还不到三天。那种鞋的价格当年在我们中学生看来是很昂贵的——十二元以上，属于“豪华”档次。
两只鞋烧成灰烬，大家围住那个鞋印儿一圈蹲下去，争论算哪个“笔画”，不算哪个“笔画”，“毛”字才更像些。那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人人在心中首先已确定了鞋印上无疑是有个“毛”字。然后再去想象组成一个毛字的那些笔画。想象的天才一旦得以充分发挥，一切有形的都成介物。具体的可疑，抽象的可信。在似与不似之间，是与不是混沌一片，界线朦胧分不清了。
“他妈的，像个屁！”“少根弦”咒骂了一句。
大家的头刹那间全抬起来了。大家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全盯在“少根弦”脸上了。大家的神情变化得那般迅速那般冷峻！
毛主席的“毛”字——他说像个屁！
一根弦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条件反射地绷紧了一下。
“少根弦”某种情况下到底还是比别人少根弦！他自知失言，惊慌失措，讷讷强辩：“我没说！我没说像个……反正我刚才没说那个字！……”与他在学校里给我和王文琪指出月历牌上的“打”字和“倒”字时的洋洋得意判若两人。
他那样子叫人心疼。
王文琪打圆场道：“谁也没有证明你刚才说了一个什么字呀！但你小子以后说话可得留意点啊，说每句话前先拨一下脑子里那根弦……”
“少根弦”变可怜的样子为一副衔君之恩、誓心以报的样子，诺诺连声……
几天前，为了“兴无灭资”，据说在繁华的街道拦截过穿高跟鞋的女人们。鞋也是当街烧毁。使男人们看到不少女人赤足过往，大饱眼福。同样的报应轮到了男人们身上，一些女人们看到光着脚行走的男人们时的那种目光，是很值得心理学家今天从心理学方面研究研究的。
前面的两条街道上在进行大规模的焚烧。浓烟升过了三四层楼房。难闻的焦臭味儿令我们掩鼻。
问人，说是从一家专卖鞋的商店里，搜出了刚进的尚未拆箱的大批那种鞋底儿上有“毛”字的“反动”的鞋，几百双，全部浇上汽油烧了。
“那还能不烧？别说才几百双，值多少钱？就是值一亿元钱也要烧！总不能允许千万人每天都将毛主席踩在脚下吧！”
一个匆匆的行人站下，发表了这番言论，匆匆地走了。
那一天我们没到市公安局去……
“少根弦”从此再也没提过从他家月历牌上发现的那条反标的事儿。每天甚至每个小时的新闻层出不穷。他自己不再提，别人也把那事儿忘了。
那一天我回到家里，已下午四点多。母亲刚刚将窝窝头蒸上锅，双手的苞谷面还未洗，告诉我，邻居的婶子们，将我和吴叔深夜冒雨保护革命大字报的事迹反映到公社去了。公社汇报到区委。区委已派人专门来了解过。因为我不在家，找吴叔谈了一阵子。还说要汇报到市里，可能会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人新事”登报表扬。
母亲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憔悴的脸上洋溢出高兴的笑容。
从昨天晚上王文琪到我家起，我的神经受着许多强烈的刺激和冲击，亢奋到了疲竭的状态。听后一言未发躺到炕上，闭了双眼就想睡过去，却无论如何睡不着。一个通红通红的大日头在我的脑海中升起着，升起着。万道霞光穿透着我的脑壳。恍惚之中，感觉屋子变成了一个大熔炉。一种动荡不安的情绪，在我心中聚集着，聚集着。如决堤之水，又一下子涌入到我身体的每一根血管，澎湃着，澎湃着。我真想猛地跃起来冲出家门，疾呼些什么，呐喊些什么，砸碎这世界上的一些什么，做出些惊天动地，令鬼哭神泣的事情。好像只有那样痛痛快快地发泄够了，我的头脑才能重归平静……
“二啊，醒醒，你吴叔来了！”
我一动也不愿动。
“听见没有？这孩子！你吴叔有话对你说！”母亲的声音严厉了。
我只好爬了起来。
吴叔在炕边儿坐下后，从兜里掏出烟，吸着一支才问我：“你妈告诉你啦？”
我点了一下头。
“我把他们问我的话，和我回答他们的话，原原本本对你重复一遍。”吴叔异常庄重地说。
我说：“别重复了，我妈不是告诉我了吗？”
他说：“你妈告诉不了你那么详细。我还是重复一遍好，免得今后我们之间因为这件事产生什么误会。”
我不明白他的话，便由他说，一言不发地听着。
“来的是个女同志，是区运动领导小组的。”他吸了一口烟，不知为何，手有些发抖。“她问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用塑料布遮住大字报那一会儿。我说，这张大字报是我们‘四好’院的光荣。是我们‘四好’院的全体家庭妇女，也包括吴淑珍同志，我老婆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决心的革命立场。公社书记同志白天刚刚在我们院作过号召家庭妇女们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动员报告，把我们院树为全街道的榜样，我咋能让一场大雨把它淋得一塌糊涂呢？我这么回答还可以吧？”
我说：“可以。回答得很好嘛！”
他看了我一眼，再吸一口烟，接着说：“她又问我：‘为什么对毛主席有这么深的感情？’我说，同志您千万别认为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做的，是两个人。还有一个人是我们院的中学生。为了保护这张大字报他的手被锤子砸伤了。我们的行动如果应该受到表扬，那也应该同时表扬我们两个。我们两个为什么会对毛主席有这么深的感情呢？因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嘛！我原话就是这么说的，一字不差，信不信由你。当时街道主任在，你不信可以去问问她……”
母亲在厨房切菜，这时探进半截身子，说：“他吴叔，小二哪能不信呢！”
原来如此！吴叔非要亲自对我重复一遍，闹半天是怕这件事果真登了报，只见他的姓名不见我的姓名，或表扬他多表扬我少，我心里会把他看成一个“贪天之功为己有”的小人。
我说：“吴叔，事实上我也是在你的带动下嘛！功劳首先应当归你！”我说的是真话。因吴叔对区委运动领导小组的人特别强调还有我一份功劳，十分感激他。
吴叔谦虚之至地说：“其实呢，最大的功劳，倒是应当归你哥……”
小屋里传出一阵呼噜声，我的哥哥正酣睡。不知母亲给哥哥吃了多少片安眠药？
“我也真是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可能还会登报。我一个被开除过公职，现如今收破烂的人，姓名上了报……嘿嘿，那别人从此再也不敢瞧不起我了，是不是……”吴叔笑呵呵地问我。
我看出他内心很激动，所以夹烟的手才微微发抖。
我说：“那当然！谁再敢瞧不起你，就是瞧不起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梁嫂！梁嫂！”姜婶神色紧张地闯入我家。急急切切地问，“你家那个锅帘子呢？”
母亲问：“要借？”
“哎呀！我不借，来了一伙人，要挨家挨户检查有没有一种锅帘子！已经检查到前院啦！我听我闺女一比划，就是你家有的那一种铁片编的呀！那上边编着个毛字！你可不敢上锅蒸呀！人家来了痛痛快快交给人家……哎呀天，我那锅里还炒着菜！”姜婶话未说完，转身往外便跑。
“这些个反革命可是该死不可啊！变着法儿想谋害毛主席！踩在脚底不解恨！还要上锅蒸……”姜婶跑入自家之前，将这几句话撇在院子里。
母亲乱了方寸，瞅着冒蒸汽的锅发呆。
吴叔说：“快揭锅吧！……”
母亲说：“没熟哪，刚上来一阵气呀！”
吴叔说：“这个节骨眼的时候，你还生啦熟啦的！他们要是来了我先照应几句，快揭锅！”便也急急跨了出去。
“先从这个门儿开始，挨家挨户地查！”
院里一阵骚乱。那伙人来得真快！
“妈，你还不揭锅，别让他们闯进家了，看见……正在锅上蒸着呀！”我急了。
母亲这才揭开锅盖，顾不得团团蒸汽嘘手，双手从锅内拔出帘子，左看右看，一时无处隐藏，情急之下，见水缸敞着缸口，连窝头一块儿将帘子沉入了缸中，盖上水缸盖，又将切好的一菜板小白菜倒入锅内，操起铲子在锅底水里机械地翻着。
蒸汽刚刚散尽，三四个人闯了进来。
“你们家的锅帘子呢？交出来让我们看看！”
“旧的扔了，新的还没买哪！”
母亲连头也不敢抬，不停地用铲子翻锅。
“真的？”
“这还值得撒谎吗？”
三四双眼睛在小厨房内寻视。
“什么出身？”
“我是贫下中农，当家的是工人阶级。”
“打扰了！”口气缓和，先后离去。
“我们这院，‘四好’院！家家户户都属于无产阶级！你们瞧这儿，全居民组的第一张革命大字报！我们怎么能穿有反标的鞋，用有反标的锅帘子哪！”院里，吴叔在向那些人保证。
“向‘四好’院的革命群众学习！向‘四好’院儿的革命群众致敬！”
他们真诚地喊了几句口号，终于走了。
母亲进入里屋，坐在炕边儿，双手按着胸口，脸色灰白。
我不安地问：“妈，你怎么了？”
“我……心跳得慌……这要是让他们从缸里搜出来了，把毛主席又蒸又淹的……这罪名怎么担得起呀！”母亲低声说。
母亲的双手烫起了水泡……
第二天，“打倒牛乃文”的大标语铺天盖地。
牛乃文者——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部长。
“哈尔滨”香烟不可思议地脱销了。不吸烟的人也争先恐后抢着买。买到手，便拆开烟盒，将“哈尔滨”三个字倒过来，再翻过来，朝向阳光观看。红太阳的光辉照透烟纸，就可以看出“哈尔滨”三个字的拼音却原来是——“牛乃文主”。
于是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到在鱼肚子里塞着写有“陈涉王”的布条作起义暗号的这件历史上的事。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历朝历代只能有一个皇帝。中国的老百姓只能将一个皇帝视为“真龙天子”。
新中国当然也只能有一个领袖。牛乃文——什么东西！“牛乃文主”，毛主席往哪儿摆？
大字报揭发，牛乃文还对许多下级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你们要好好工作。你们所做的工作，我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任何时候也忘不了你们。”
于是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又告诉广大的革命群众，陈涉起义前也对其追随者们说过——“苟富贵，毋相忘。”
于是广大革命群众深信，一个“牛乃文反革命武装起义集团”肯定存在！要“顺藤摸瓜”，将他们一个个揪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踏上千万只脚！
“文化大革命”距今已整整二十年了。其间许多事情，我渐渐明白。中国人当初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和思维逻辑，多么的荒唐可笑自不待言。严肃认真的态度，又使当初那荒唐可笑涂了一层黑色幽默的艺术的绚丽异彩，也给当今的中国文学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唯有一点我仍不能明白——中国人比较普遍地发现“问题”的敏锐的目光，究竟应该从生理学方面还是从社会学方面作出解释呢？千思万想总归不明白。故而我怀疑中国人的视网膜的结构，肯定是与全世界各人种不同的。不谈高级海绵底篮球鞋底儿上的那个“毛”字，也不谈铁片儿编的锅帘子上的那个“毛”字，专说“哈尔滨”香烟盒上“哈尔滨”三个字的拼音字母被发现是“牛乃文主”吧！怎么发现的呢？翻面，倒过来，朝向阳光——三次“程序”才能有所发现啊！偶然的？十万百万甚至千万中也未必产生这样一个偶然啊！只翻过来而没有倒过来是发现不了的；只倒过来而没有翻过来也是发现不了的；又翻过来又倒过来了却没有朝向阳光，还是发现不了。唯有在三个偶然同时“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发现！这样的情况太少太少了啊！不错，人类中有过这样的例子，苹果掉在科学家头上，科学家发现了地球引力。科学家在梦中梦见奇特图像，于是醒来受到启迪，联想到科学上的什么什么，发现了“链式结构原理”。但也都不过是自人类有史以来的一次偶然性啊！倘苹果不但须掉在科学家头上，还须在一个晴朗的日子的几点几分掉在一个秃顶的科学家的头上，如此偶然不成“天方夜谭”了吗？必然的？意识明确的？是什么人头脑中忽然产生主观判断——“哈尔滨”香烟盒上有反标！难道是特异功能？
不知这种特异功能在中国人身上目前还有没有了？是否通过遗传基因也传给了下一代和下下一代？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救救孩子！
……
我在王文琪的鼓动下，和他在市内到处逛了两天，到处看“文化大革命”的热闹。“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所以“轰轰烈烈”，除了中国人的政治热情起作用，还有中国人爱看“热闹”的心理也起作用。不，不仅仅是中国人，全人类都有着爱看“热闹”的心理。
雨果曾说过这样的话——“群众有等候观赏公开行刑的习惯。”
当伽西莫多在巴黎格雷沃广场受酷刑时，雨果这样写道：
这些观众看见四名军警从早上九点钟就站在刑台的四角，预料到将要执行什么样的刑罚，即使不是绞刑，也会是笞刑、割耳或别种苦刑。人群很快聚拢来，最后那四个军警被挤得太厉害，便只好不止一次地用马屁股和鞭子把他们“赶开”……
群众爆发出一阵哄笑……
小孩们和姑娘们笑得格外厉害……
从《巴黎圣母院》的第二百五十八页起读一读吧！雨果写道：
人民，尤其是中世纪的人民，在社会上就像孩子们在家庭里一样，他们长久停留在原始的无知状态里，停留在道德与智力的幼稚阶段，可以用形容儿童的话来形容他们——在这种年龄是没有怜悯心的。
书中的某些文字稍加变动就可描写出我所见到的那些热闹场面：
人群里没有谁有理由或者觉得有理由去怜悯圣母院的可恶的驼子——人群里没有谁有理由或者觉得有理由去怜悯一个“走资派”“右派”“反动学术权威”“阶级异己分子”……
他刚才所受的酷刑的悲惨景象，不但没有使他们心肠变软，反倒给他们提供了一桩乐趣，使他们的厌恶情绪表现得更为恶毒。
只改“酷刑”二字为“批斗”足矣！
“当‘公诉’执行完毕，就轮到千万种私人的报复了”——当批斗执行完毕，就轮到千万种私人的报复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批斗场面中，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出现过一个“艾丝美拉达”。
不知道法国的群众是否至今仍有等候观赏公开行刑的习惯？
中国人的这种习惯却是保持到今天的。前不久还从报上看到：北方某大城市的一条街上，一个少女被剥得赤身裸体，围观者数百人，围观时间长达两小时。
中国人不欣赏的是“脱衣舞”，但对女人的裸体是很爱“观看”的。
某些习惯使“群众”和“人民”有时比豺与鬣狗还可怕。
看了两天“热闹”，觉得“公开批斗”对人似乎不那么可怕。更加可怕的倒是“闪电式批斗”。
你正在摩肩接踵的马路上走着，或者你正在许多人中间看大字报，猛然听到有人高喝你的名字，随后是一句极其威严的话——“你这个资产阶级的狗崽子！”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于是仿佛你身带十二万伏的高压电，你周围的一切人，刷地一齐四散开去，先是对你避之唯恐不及，将你一个人孤零零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继而渐渐形成一个包围圈，一束束目光投射在你身上，视你为披着人皮混迹人群的妖魔鬼怪。
也许你确系一个“资产阶级的狗崽子”。也许你根本不是，而是一个响当当的“红五类”。但你那时那刻，竟不敢相信自己出身的良好了。你会不由自主地对自己产生这样的怀疑：我是“红五类”吗？我真是万无一失的“红五类”吗？说不定我的出身并不像我自己所认为的那么红吧？否则何以被叫做“资产阶级的狗崽子”呢？
而那个这样猛然怒喝你的人，可能是你的仇人，可能虽谈不上是你的仇人，但平日与你有什么积怨，不过想要出其不意、猝不及防地报复你一下，使你在广众之中狼狈狼狈，出你的丑。
甚至也完全可能是你的朋友，恶作剧，刺激刺激你的神经和心理，寻开心。
他可能猛然怒喝一句后就溜了，你用目光四面八方寻找，寻找不到你所认识的人。你以为被叫做“资产阶级狗崽子”的，不是你，是一个和你同名同姓的人。你不过替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广众之中“亮相”，一场虚惊。你想毫不在乎大大方方从容不迫地一走了之。但你被群众包围着，没有第二个人也在那儿“亮相”。你敢毫不在乎大大方方从容不迫地走掉吗？万一真是你呢？万一你刚要走，又听一句怒喝：“你想往哪里走？！”你不是还得站在包围圈里吗？走，岂不是证明你“不老实”吗？
你可能觉得荒唐——老子是“红五类”，谁他妈的跟老子开这种玩笑？你想笑，想用笑表明对自己是一个“红五类”的自信。但在包围圈中，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敢笑吗？你周围的每一张脸都是严峻的，起码也是严肃的。最温和的脸恐怕也只能说是没有表情的脸。连惊愕的表情也没有。他们打量你，研究你，审视你，盯着你。看他们那样子，都是暗暗希望紧接着就开你的批斗会，给你剃鬼头，戴高帽，挂牌子，抹黑脸，逼你弯腰、下跪、请罪……也许他们和你一样，也正是想看到什么“热闹”的！那样一种氛围压迫着你，使你对自己是一个“红五类”根本自信不起来，你还敢笑吗？
你想怒。但你不敢怒。你不敢走，不敢笑，你只能呆呆地站立在包围圈之中，心虚地、惶惑地、惴惴不安地期待下文。如果你还能够努力稳住自己，不乱方寸，证明你是个很有意志的人。你若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呢？你若不是“红五类”，确是个“黑五类”呢？在遭到如此这般的突然袭击之后，在身陷重重包围的情况之下，你还能稳住自己吗？你还能不乱方寸吗？如果你不能，你则必定不由自主地显出一个“狗崽子”的本来面目了。你不由自主地脸色变得灰白，不由自主地垂下双臂，低了头，弯了腰，预备“老老实实”地被摆布，于是包围住你的人们，便看出你就是一个“狗崽子”了。他们会很高兴开始批斗一个“狗崽子”的。他们会很高兴在没有什么“热闹”的情况下发起一场“热闹”的。对一个“狗崽子”，随时随地都可以批斗一番。反正也没什么更高级的“热闹”，就先拿你来“热闹热闹”吧！他们的行为和行动是受保护的——因为你是一个“狗崽子”。他们是在“革命”。就是打你，也是在“革命”。
“好人打坏人活该！”——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
你的模样那么可怜，你当他们会可怜你吗？你痴心妄想！他们根本不会可怜你的。他们刚才没有什么明确含义的目光这会儿有了明确的含义。他们刚才没有什么真实表情的脸这会儿有了真实的表情。你从他们的脸上和他们的眼里得出了结论——你不是一个人。你别想企图维护住你的尊严。他们向你投射出摧毁你尊严的目光。他们向你作出不承认你有尊严的表情。于是你的双腿开始发抖，支撑不住自己了。
可能并没有下文——这对你还算是幸运的。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甚至二十分钟内，没有谁再对你严厉喝喊什么，周围鸦雀无声。渐渐地，包围住你的人们散去了。不过就是一个“狗崽子”，小角色，他们没多大兴趣摆布你。人们散去了，你还不知道。因为你弯着腰，低着头。你暗自奇怪周围为什么毫无动静？为什么没人呼口号，为什么没人从背后扭你的胳膊按你的头！你怯怯地抬起脑袋，这才发现人们已经散去，于是你仓皇逃窜掉。你逃回家中，仍惊魂未定。你明白了，像你这样的“狗崽子”还是躲在家里足不出户较安全些。
你明明是一个万无一失的“红五类”，你对自己出身的怀疑却从此产生了。你心里从此有了一个“鬼”。你反复盘问你的父母是否历史清白无瑕，并由你的父母盘问及你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他们诅天咒地向你发誓，你的血管里流的是地道无产阶级的血液，绝不会有一滴非无产阶级的血液掺杂其中。你也不会轻易相信。你的怀疑必定大大影响了他们，大大动摇了他们一贯对自己历史和出身的良好性的自信。使他们也像你一样，对他们自己产生了怀疑。即便他们不怀疑他们自己，也会像你怀疑他们一样，怀疑起他们的父亲母亲来。于是一种无可救药的怀疑，从此弥漫在你们家的成员之间，扩展至一切亲朋好友。于是你再也不敢出门，生怕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重演前一天的遭遇。躲在家里足不出户你也惶惶不可终日。你害怕你听到过的那声音，某一天某一时某一刻，猝不及防地又震动了你的耳膜。
几次目睹这类由一个人突然发起的，由无数“革命群众”即兴参加，推波助澜的“闪电式批斗”，我也不免怀疑起我自己的出身来了。
我是万无一失的“红五类”吗？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我的曾祖父，乃至曾祖父的父亲祖父，肯定都是劳动人民吗？
我的一个姓孔的同班女同学，全班最老实的女同学，也是一个“红五类”，父亲是工人，母亲也是工人。忽而有一天被揭发，原来其祖父属于“孔家店”的第多少多少代旁系子孙。还在“满洲国”时期发表过不少尊孔赞孔信奉孔子的文章。解放后一直是历届市政协委员。人虽然早已死了，但写的那些文章还在。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于是这个女同学成了不少女同学的“活靶子”。女同学批判女同学是比男同学批判女同学男同学批判男同学更铁面无私的。女性一旦非常“革命”起来就有些可怕。女性一旦也有爱看“热闹”爱造成“热闹”的心态，则比男性要危险几倍。何况“最高指示”鼓动着她们——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何况她们大抵都是学校中历次“政治活动”的踊跃者，都很能够“叱咤风云”，根本就不屑于“绘画绣花”的。也从来不“雅致”、不“文质彬彬”、不“温良恭俭让”。更何况“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活动”，是关系到“人变不变修，党变不变色，社会主义江山能否万代永红”的“运动”！那个姓孔的女同学不敢到校了。她们不肯轻易放过她。组织起来，到她家里去，给她剃了个光头。还为她特做了一个小白牌，上写“孔丘后裔”四字，勒令她必须佩戴。直把她搞到精神失常，她们的“革命”目标才转移到别人身上。
有天傍晚，弟弟妹妹不在家，我和母亲单独进行了一场严肃的对话：
“妈，我爸的成分一点没有问题吗？”
“没有。当然是没有的。”
“那么我爷爷呢？”
“更没有。雇农。比贫农还低一档。”
“那么你呢？”
“我？”
“对，我姥爷那一……边儿……”
“我……算是中农出身吧！”
“算是？往贫农这边儿算，还是往富农那边儿算？”
“这我也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我的心里便灰暗起来。
又问：“我们家，跟梁启超……没什么瓜葛吧？”
“梁启超？干什么的？”
“改良派。妥协分子。”
“没听你父亲提起过有这么个亲戚呀！是亲戚，也肯定五服之外！”
“那么……跟梁中书呢？”
“这个人又是干什么的？”
“《水浒》里边那个梁中书！杨志不是因为给他押送的花石纲被劫了，才逼上梁山的吗？”
“那我怎么知道呀？那得扯到几辈子以上去呀！”
我想了一会儿，想不到再有什么当代的或历史上的姓梁的是当代或历史上的“反动派”一边的，可能会跟我家有点什么氏族渊源，心情安定了些。
不料母亲一句话又如当头一盆冰冷的水！
母亲吞吞吐吐地说：“你父亲……也不是一丁点历史问题都没有。他……信过‘一贯道’，就参加了两次布道场……‘一贯道’没定为反动会道门之前……他就不信了！”
一贯道！天啊天！反动透顶的会道门！
我的头脑一下子晕了！
“梁晓声！你这反动会道门信徒的狗崽子！混入‘红五类’的坏种！低下你的狗头来！”
这声音一句接一句，一声比一声高，震得我两耳嗡嗡响。我两眼发直地瞅着母亲，半晌说不出话！
从那一天起，不，从那一刻起，我心中隐藏了一个鬼！
我不敢再到学校里去了。我怕被那些绝对万无一失的“红五类”们揪出来，揭穿我假“红五类”的真相。我怕“闪电式批斗”。怕极了怕极了。
那是别人对你的灵魂突然发起的袭击！
可是我又没理由总不到学校去。停课是为了“闹革命”。我得“闹革命”。不“闹革命”不行。不“闹革命”将来“革命”成功我不会有好鉴定。好鉴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无论升学还是找工作，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是否积极参加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衡量一个人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分水岭。毛主席的红色司令部是这么发出号召的。
分水岭啊！
我不敢再到学校去，但还是天天都到学校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批斗会。振臂高呼“打倒”这个，“揪出”那个，“火烧”某某，“油炸”谁谁。一边振臂高呼，一边提心吊胆。
“梁晓声，你这个反动会道门信徒的狗崽子！你……”
多少次我似乎真的听到这么一句喝叫！
我的两耳开始产生幻觉了。
只有在与别人一齐振臂高呼“打倒”“揪出”“火烧”“油炸”之类口号时，才仿佛能够将隐藏在我心中的那个鬼制服。
但它是那么难以制服。你按倒它一次，它爬起来一次。你又按倒它一次，它又爬起来一次。它每爬起来一次，都使你更加感到要战胜它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便喊得比别人更响亮，更愤怒，以向别人证明我是心中没鬼的。
几天后收到了父亲从四川寄来的信。信很短，歪歪扭扭的半页纸写的是：
今去信不为别的是（事），只为告书（诉）你们，我被九（揪）出来了。因我入过一官（贯）道。我要老是（实）认罪，你们也要替我老是（实）认罪。决（绝）对不许你们对扛（抗）运动。最后让我们高乎（呼）敬住（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受（寿）无江（疆）！
我将信念给母亲听后，母亲仿佛一下子被零下二百七十度的极限冷度冻僵了。
母亲虽不认字，却夺过那封信瞪大双眼看，刷白了憔悴的脸，反复说：“不对抗，不对抗，不对抗，妈不对抗，你也别对抗，咱家要是有一个人对抗，你父亲的罪就更大了！”
无需母亲说，我也是万万不敢对抗的。
我心中隐藏的那个鬼，我再也按不倒它一次了。它在我心中顶天立地！无时无刻不张牙舞爪地扒我胸膛！
我每天还得壮着胆子，硬着头皮，伪装出响当当的“红五类”的“革命豪情”，继续“闹革命”。一切“文化大革命”的“热闹”，对我来说，不再是“热闹”了。
幸亏父亲远在四川，有关他被“揪出来了”的消息，传不到学校。
我便仍卑鄙地混迹在“红五类”的队伍中，倒也没谁怀疑过我。
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我的语文老师已被批斗过了几次。
学校揪出来的老师不算多，每次开全校批斗会，一一押上台，不过才站两排，三十几个人而已。虽然占我们全校教师的一半，但据说如果放在全国看，仍是百分之五。有的学校揪出了三分之二，也是百分之五。那百分之九十五在哪儿呢？似乎不存在。似乎又确实存在。再者说啦，谁被揪错，谁就当成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一次考验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坐老虎凳，被往手里钉竹签子，都表现得忠贞不屈。一个人要是真革命，今天被揪错了，被批斗几番，又算什么呢？
本着这样的一个原则和这种彻底“革命”的认识，同学们希望能在没被揪出的老师中以什么罪名再揪出几个。尚未被揪出的老师之间也相互心照不宣，相互琢磨。也希望再揪出几个，当然是别人，不包括自己。早早地宣布剩下了一支纯而又纯的革命教师队伍，自己在其中，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心安理得，免除后患，满怀激情地只革他人的命。那样的革命才来劲儿啊！
一番番批斗被揪出来的三十几位老师，从他们身上没有新的罪状发现，他们一个个的罪名就使我们革命学生感到有些陈旧起来，革他们命的热情渐渐低落。许多同学都希望有一天可以将校长也拎上台去戴高帽，挂牌子，剃鬼头，抹黑脸，无所顾忌，痛痛快快地批斗。轰轰烈烈地参加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居然连区区一位中学校长也没揪出来批斗批斗，未免太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交代不过去！我们自己也太缺少骄傲的资本了！可是工作组信任着校长。不但信任着他，而且还依靠着他。每次开全校批斗会，他总是坐在台上。左边坐的是工作组正组长，右边坐的是工作组副组长。工作组是代表党中央的，他仿佛被两位护法金刚庇护着，我们想奈何也奈何不得他。
我们要保持革命的热情不至一日比一日低，便只好将革命的热情转移向社会，希望这种转移，能够在自己旧的热情之上燃起新的热情。
革命的热情非常之需要崭新的革命之目标的刺激，不断地有着这种刺激，革命的热情才会不断地高涨。丧失了这种刺激，就影响了革命的热情。彻底丧失，彻底影响。要不我们的国家会搞了一次政治运动，又搞一次政治运动吗？要不我们的党内会进行了一次路线斗争，又进行一次路线斗争吗？我们的人民之所以永远有着不衰退的革命豪情，正是因为永远有着崭新的革命目标！后来“文化大革命”革到实在没有什么目标可以继续革的地步，就号召革命的人民群众都革自己的命了。曰：“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每一个人民群众都必须狠斗自己心中的“私”字“一闪念”，狠挖自己心中“私”字的丑恶根源，并且由人民群众自己总结出许多革人民群众自己的命的理论。诸如：“私字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首先要看敢不敢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命要有股子刺刀见红的精神，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类话后来在各种斗私会上精练为：“敢于和自己动真格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于是就涌现出许许多多很敢于跟自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真猛士。因为自己用公家的信纸写私人信件这样的事情，将自己说成是大贪污犯大盗窃犯的一丘之貉。痛哭流涕，悔不欲生，恨不得当众扇自己的耳光子。只痛哭流涕不行，只悔不欲生不行，只当众扇自己的耳光子骂自己个儿狗血喷头也不行。要不但自己对自己敢于上纲，还要善于上纲，说出令人信服的道理来。比如：我一个人一个月内如果平均用公家的信纸写五封信，每封信平均两页，那么一个月就用了十页公家的信纸。一年呢？一百二十页。十年呢？一千二百页。全单位的人都像我这样呢？全国七亿之众都像我这样呢？十年内又该用掉公家多少信纸？折合人民币多少？如果买机器能买多少台？这一台机器十年内又该生产多少产品？如果买的不是一般的机器，是医疗器械呢？将用来给多少人治病？起到多大的救死扶伤的作用……
谁这么对自己分析起来，都会感到自己简直罪该万死，十恶不赦！也只有善于对自己进行如此这般的分析，或曰“解剖”，才会令别人感动，承认你自己对自己“动真格的”了！
于是斗私的理论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之中去，理所当然地是号召人民群众“宁为公字前进半步死，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
于是才有金训华，用私人的生命保住了公家的一根木材。
总之是要不断地，有革命的目标刺激着革命的激情。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用什么样的革命内容都是可以调动起充沛的革命激情的。因而毛主席才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因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文革”大军时，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从那一端走到这一端，频频向百万“文革”大军挥手不止，三次高呼——“人民万岁！”
社会上也没有新的目标预备着专等我们去革命。一些我们极有兴趣批斗批斗的人物，要么正受着工作组的庇护，要么是批斗得“体无完肤”了，已被别的革命群众打翻在地，踏上过千万只脚了的革命对象，我们颇不屑于再踏上一只脚。跟在别人后面的革命行动有损于我们的自尊心，也没多大意思。革在一切人前才来情绪啊！
破“四旧”吧，该破的，别的革命群众已先于我们很彻底地破了。
一些外国风格的建筑物上的雕饰全凿掉了。
几座“喇嘛台”里的神父修女们全被批斗过了。
新华书店、图书馆、阅览室被查抄过了，凡属封资修的书统统被烧了。
秋林公司已改名为红卫商店。
亚细亚电影院已改名为护东电影院。
“八杂市”已改名为人民商场。
桃花巷——道外区一条解放前妓院集中的巷子，已改名为“欢乐巷”——仍使人联想到嫖客妓女寻欢作乐方面，于是第二伙革命群众二次革命，再改为“风雷巷”——带有警告的意味。
外国一道街至十二道街，已改为革命一道街至十二道街。体现着毛主席“不要以为进行了一次或两三次革命，革命就基本上成功了”的伟大思想。
连社会上也没剩什么“四旧”可破了，大家就很扫兴。
我忽然想到我们家住的前后几条小街，分别叫“光仁街”“光义街”“光理街”“光智街”“光信街”——仁、义、礼、智、信，孔子所宣扬的封建士大夫的“五大法宝”，前边都加一“光”字，分明有发扬光大的意思，难道不该破一破吗？
都说太应该了！
于是大家又冲动起来，带了笔、纸、墨、糨糊桶，随我动身前往。
不料革命又迟一步。早晨我经过那几条小街时，它们还没被“破”过，才近中午，却被人先于我们“破”过了。红纸黑字贴住了街牌儿。一一写的是：光明街、光辉街、光芒街、光耀街、光华街。
人人沮丧，无精打采，又回学校。
有一同学头脑格外机智，不知他哪根思维神经受到什么启发，竟想到了红绿灯方面。
他说：“红色象征革命，那么绿色呢？当然是象征反革命了！一切车辆见了红灯必停，岂不意味着停止革命，不再前进吗？绿灯亮了反倒通行，岂不意味着听反革命的指挥吗？应该纠正过来，绿灯停止，红灯通行，对不对？”
面面相觑了一阵，一想，有道理啊！
于是再次冲动起来，带了纸、笔、墨、糨糊桶，就去革红绿灯的命。
可是在第一个红绿灯下，便受到交通警察的无理阻拦，诬蔑我们蓄意制造交通事故。不许我们革命？！要跟他展开革命的大辩论的！于是吸引了许多革命群众。有支持我们的，也有支持那交通警察的。交通警察被我们包围住，无法继续指挥过往车辆，一辆大客车和一辆大卡车迎头撞上。幸亏两位司机都反应敏捷，两辆车只不过受了点轻伤。无非乘客们惊慌了一阵。他们在旧的轨道上生活惯了。一旦革命到来，必然惊慌。
从交通大队开来了一辆小汽车。车上下来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和和气气地向我们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大意是：红绿灯要不要破？我看不能破。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在夜间，红灯更容易发现。小将们的思想是革命的，但要尊重科学。公路交通的红绿灯不能破，铁路交通的红绿灯更不能破……
连红绿灯，其他人也先于我们想到了！
既然是敬爱的周总理的话，我们听。
于是我们只好向后转，一个个怏怏然而又悻悻然。本是要革命的，却落得一些人的讥笑，自觉有些没趣。还好，总理的话很给我们革命小将留面子。
大家一路走，一路说。都认为没什么对象可去革命，没什么“四旧”可去破除了，“文化大革命”可能也就该结束了吧？于是纷纷谈起毕业、升学、找工作、鉴定方面的话题。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鉴定中理所当然地应有这么一条——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定地站在党中央毛主席一边，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旧思想旧势力进行过无情的斗争。
回到家里，母亲神色惊慌地告诉我，哥哥趁她不注意，离家而去，三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
我二话不说，反身便去找。偌大个城市，哪里去找？到处盲目地找了很久，未找到。再回家时，哥哥已在家中。我问他哪去了，他古怪地对我一笑。母亲朝我直丢眼色，我便不再问。
十点钟，全家熄了灯，正都要入睡。外面一道强烈的光柱射到窗子上，院里响起了喇叭声，原来一辆小汽车开到了院里。接着听到吴叔轻轻地敲窗声，在外面问：“梁嫂，梁嫂，睡了吗？快出来一下……”
母亲惶惑地在黑暗之中坐起，匆匆穿了衣服走出去。我也穿了衣服跟出去。
院里站着三个陌生人，其中之一是位白发老者。
吴叔向母亲介绍道：“他们都是市公安局的，这位老同志是市公安局局长……”
一听说是市公安局的人，连局长也来了，母亲紧张得发抖。
公安局长开口说：“真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的儿子在我们公安局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们公安局内部有一个蒋帮特务组织，起初要收买他。收买不成，又对他动用了美国的先进间谍机器进行迫害，吸引了几百人现在仍在看他那张大字报啊！还扬言要砸烂公安局……我敢保证，我们市公安局内绝对没有蒋帮特务组织，也绝对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迫害……”语气相当和缓，流露着因打扰了别人而感到的歉意。
母亲说：“都怪我，都怪我，怪我没看住他。我儿子他是个精神病啊！”
老公安局长说：“那么请您到公安局去一趟吧，坐我们的车去，立刻就去，对那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解释清楚，他们就会散了……”
“这……这……”母亲怯怯后退。
母亲是个胆小的女人。我知道，母亲害怕革命群众。害怕许多革命群众聚集在一起的场面。如果那些革命群众全都是陌生的，激动的，想要采取什么行动的，非常之革命的，她就更害怕了。父亲来了那封信之后，她分明暗自认为她已不再属于革命的家庭妇女之列了，随时作着精神准备，从某一天某一时刻起，被真正的革命群众们划入“另册”。
我勇敢地说：“我去！”
“你？”老公安局长看了我一眼，沉吟着。那意思是，你一个小孩子去解释，能解释清楚吗？革命群众会相信你吗？
吴叔从旁支持我：“他行！他比他妈行！要是他妈去，面对那么一种场面，只怕是连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呢！”
“那……好吧……”老公安局长点了一下头。
院里的邻居们也都被惊动出来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互相悄悄询问着。一个个欲走近母亲，有三个陌生人的存在，不敢。
老公安局长让我坐前座，他们三个挤在车后座。小汽车在我们的大院里调转头，呼地驶出去了。
我心里因为哥哥而无比内疚和羞惭，同时感到我此去的责任无比重大，过分紧张地端坐着，一言不发。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小汽车。
老公安局长可能猜透了我的心理。也许是为了消除我的紧张，主动找话跟我说，问我哥哥为什么得的精神病。当我告诉他哥哥是唐山铁道学院的学生，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生活太困难，负担不起一个大学生，整整一学年没给他汇过一分钱，他每月只靠十四元助学金生活时，老公安局长同情而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仅仅因为他叹这一口气，就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
他又问，哥哥为什么不住院？
我回答说交不起住院费。
他对他身旁的一个人说：“你们明天跟民政局和精神病院研究研究，负责将他哥哥尽快送去住院，要认真办这件事！”
我内心里对他充满了感激。
不久以后他还是劫数难逃，被打倒了。看到那些将他的名字倒写着，画了“×”的大字报，大标语，我也还是不相信他是人民的敌人，当然从来也没敢跟任何人争论过。
小汽车开到了市公安局门口停住。革命群众的人数比老公安局长说的有增无减。哥哥的大字报贴得很长，七八张大白纸上写满了字。字字潇洒，行行整齐。有的革命群众挤左挤右在看，有的革命群众专心致志在抄。
潜伏特务跟踪 测谎仪器折磨
我朝大字报瞥了一眼，只见如此一行标题。
我僵坐在车内，心里顿时又是一阵紧张。
老公安局长已下了车，他替我打开前车门，我才不得不钻出车。
一些人发现我们，将我们团团围住。
有人高叫：“王化成来啦！公安局长王化成来啦！叫他老实交代呀！”
更多的人围住了我们。
“闪开！闪开……”那两位公安局的同志使劲推开人们，替我和他们的局长开路。
我和他费力地走上了公安局的台阶。
“别怕。”他低声对我说，又面向革命群众大声说，“我是公安局长王化成。关于这张大字报，这个孩……这……位革命小将，会向你们讲清真相的……”
抄大字报的不抄了，看大字报的不看了，所有的人都仰起脸望着我，黑压压的一大片人！这么多人啊！
我鼓足勇气，嗫嚅地对人群说：“这张大字报是我哥哥写的，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我的声音太微弱。只有最前边的几个人才听到了。可是看他们一个个那种并不想离去的样子，似乎不相信我的话。
“大声说！我们听不见！”人群中发出了一声喊叫。
“这张大字报是我哥哥写的！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我大声又说了一遍，几乎是在嚷。
革命群众骚乱起来。
“难怪我越看越觉得简直像小说……”一个人嘟哝着转身往外挤。
另一个人揣起了小本本，也转身往外挤。
更多的人却仿佛没听明白我的话，或者说希望我再多讲点什么。骚乱了片刻，安静下来，期待地继续仰起脸望着我。
不知为什么后面的人忽然无缘无故地往前拥，前面的几个人差点栽倒。
我被人群逼得倒退着又上了一级台阶。
“胡说！这张大字报怎么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写的？！”
“问得对！这是不可能的！革命的同志们，这张大字报哪一句写得词不达意，颠三倒四？！”
“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写大字报的人的弟弟？”
“拿出证据来！”
革命群众中，几条嗓子对我吼。
证据……
我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我是我哥哥的弟弟，我哥哥是我哥哥。
“大家静一静！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孩……一位革命小将！”老公安局长企图维持住局面。但刚才那片刻的安静，一过去就再难维持。
“住口！没有你对我们发号施令的权力！”
“革命群众们，大家不要散，这可能是一个大骗局！”
“阴谋！”
“从哪儿弄来这么个孩子骗我们！”
“想要把水搅浑，达到蒙混过关的目的吗？办不到！”
“革命群众们，千万不要上当呀！”
“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缓兵之计得逞呀！”
革命群众中，几条嗓子喊叫不止。
我呆了。我望着那些革命群众，忽然悟到一点，在这个闷热的夏夜，他们中一定有些人，回到家里也睡不着，是想要看到什么“热闹”的。正如我和我的同学们，前几天在整个城市到处转悠，为的也是要看到“文化大革命”的什么“热闹”一样。他们未必是不相信我的话。他们是不愿相信我的话，也不愿别人相信我的话。因为如果所有人相信了我的话，他们就没什么“热闹”可看了。他们就会感到扫兴。他们就会觉得白白在公安局门口泡了几个小时，白白装出愤怒的样子，白白用自己的情绪去影响着和煽动着别人的情绪了！太不上算了！所以他们岂能容我一个孩子几句话就轻易地将人群打发散？
而更多的人，对我的话，拿不准是应该相信还是不应该相信。相信，似乎有应该相信的道理。不相信，似乎也有应该不相信的道理。正如《社员都是向阳花》中的“蒋介石万岁”、月历牌上的“打倒毛主席”、鞋底上的“毛”字、锅帘子上的“毛”字、“哈尔滨”香烟上的“牛乃文主”，似是而非，因而最正确的态度也就应该是似信不信。似信不信，便欲去不去。每个人都欲去不去，全体革命群众便还是聚而不散。
我对人群中那几个喊叫的人恨极了。正是由于他们的喊叫，我的使命才难以完成。不但难以完成，反而倒像给这种场面增添了更加复杂更加丰富人想象力的色彩！
我差点完全失去理智，对那几个喊叫的人破口大骂：“操你们妈！”
幸亏老公安局长这时将一只手按在我肩上，从容镇定地望着人群对我又说了一句：“别怕。”
怕？这会儿我什么都不怕了！我是对眼前这黑压压的一大片革命群众恨极了！恨得咬牙切齿！
于是回想起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正是因为有着太多太多如此之热衷于革命的革命群众，“文化大革命”才搞了整整十年吗？
十亿人都成了批判家和政治家，十亿人头脑中都绷紧着一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永远紧而永远不断的弦，国家怎能不亡？！民族怎能不衰？！天下怎能不乱？！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我对“人民”和“群众”，有了比从前深刻得多的理解。当他们推翻一个制度重建一个制度的时候，他们是伟大的。当他们虔诚地拜倒于某种宗教式的图腾的时候，他们是渺小的。当他们被一种脱离实际的理论随心所欲地摆布时，他们是可悲的。当他们甘愿被摆布而且还要摆布同胞时，他们是可憎的。他们可憎的时候是可怕的。人民就是千百万亿人。千百万亿人永远可能是两种力量。只有挣断了古代的或现代的封建迷信的铁锁链的人民才是真正伟大的人民！到那时每一个人民的儿子才会从心底里呼喊——人民万岁！
一瓶墨水和一支笔递到了我手里。那两个公安局的同志中的一个低声对我说：“你写个声明吧，也只有这样了！”
我毫不犹豫地用那支笔饱蘸墨汁，就在我哥哥的大字报上，挥臂写开了：
郑重声明
我的哥哥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荒唐的！
××中学初三二班梁晓声
“不许破坏大字报！”
又一声喊叫。
我猛地转过身，高高举起了墨水瓶。
革命群众一片哗然，乱了。
我狠狠将墨水瓶摔在水泥台阶上。它粉碎了，墨汁溅到很多人身上，脸上。
他妈的这几百名革命的群众！
我冲下台阶，挤出人群，往家里猛跑，猛跑，猛跑……
泪水从我两眼涌出。
耻辱……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的耻辱……
人民的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