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红帮的实践已经为宁波人新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树立了具体而确实的参照坐标，他们到了上海、哈尔滨、横滨、符拉迪沃斯托克等中外城市，不但走出了“人多地少”的生存困境，多数人过上了温饱生活，而且逐步有了积累，可以开创既有益于自己又有益于社会的新事业了。这对于长期困守穷乡僻壤的农民来说，多么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移民以其特有的方式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着发酵和催化的作用”。（8）红帮在发展中，不但从不同侧面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证明：他们在“催化”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催化”着自己的人生和理想。列宁的下述论述，似乎也是可以以红帮作为适例的：“农民转向城市，是一种社会进步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求。”（9）人地矛盾形成的压力转为驱动力，使宁波裁缝毅然揖别故土，怀着种种憧憬移居城市，涉足服饰有关的各种行业，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和应有的社会地位，在横滨、上海、哈尔滨、武汉，他们都是有口皆碑的“宁波三把刀”（剪刀、厨刀、剃头刀）的主体。还应该看到，在移民中，红帮人多数不是单纯谋求生存型的，也不是单纯事业发展型的，他们由农村转入城市之后，多数都由前者发展为后者，这是红帮人的独特之处。至20世纪前期，不管从从业人数上、地域分布上、经营理念上、伦理道德上，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改革与发展的贡献上，他们都是宁波帮的主力之一。
当然，宁波地处东海之滨，这一地域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大海，哺育了宁波人顽强的开拓力、探索力，从而成为红帮产生和发展的一种原始动力。
海洋，向来都被先贤们视为砥砺人类生命、精神、胆略、意志的大操场，黑格尔老人在其《历史哲学》中曾说：平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人类卷入无穷的依赖性中，“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10）。这大概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吧。梁启超对此也有过精彩阐述：“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陆居者活泼较胜，进取较锐。”（11）比如，6500-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见窍木浮而知为舟”，观落叶漂因以为船，创制了独木舟和木桨，驾舟飞桨，搏击风涛，开始了拓展生活空间、发展空间的伟大实践。在7000年的承传中，宁波人不断地继承、发扬、提升蹈海事业，形成了独特的冒险精神、开拓精神和海洋意识。比如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灭吴后，大力发展“水师”，增辟通海门户古句章港；2000年前东渡日本的徐福；300年前东渡日本的朱舜水（他把先进的中国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技巧传授给日本人民，其中包括中国的“衣冠器用之制”）。（12）清末民初，一批接一批的红帮前辈，东渡日本，考察、学习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维新精神、服制改革。应该说，他们都继承和发扬了河姆渡先人以来养成的大海性格，并将其充实光辉，大而化之，创造出自有特质的红帮精神来。
（二）经济背景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原属边鄙落寞之乡，宋以前，受儒家“厚本抑末”传统思想侵染缓慢而且淡薄，因而儒家的重农抑商观念影响晚而弱，而重商惠商观念，以及后来产生的“工商皆本”思想根基甚深，并形成一种独特的职业平等观。这一传统在“西风东渐”、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历史大潮中，形成一种历史震撼力，从而成为红帮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冲击力。
宁波人的商业观念是源远流长的。西汉初，宁波便出现了以贸易的“贸”命名的县名。《舆地志》中已有记述，乾道《四明图经》也有相同的记述：“（贸县）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而后，汉以居县贸山之阴，加邑为贸。”（贸县，即县），以贸易为一个县名，可见商贸在这里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至少表明，这里人的观念与“重农抑商”观念是相左的。
这种特具的重商、惠商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这个时期，已经有有识之士向越王勾践明确提出：“‘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13）并出现一个备受人们注意的名商——孔夫子同时期的越国大夫范蠡。范蠡不但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能娴熟地把他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军事领域，这是越国由弱变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打败吴国之后，范蠡便功成身退，改姓易名，到齐国（今山东肥城）开发农业，把他的哲学睿智运用于经济领域，同样取得辉煌业绩，受到齐国人的器重，拜之为相。但范蠡随辞相散财，迁居于陶。致产数千万，给亲友贫困者。至陶后，他专力经商，不久便成为拥有巨资的名商，故史称“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14）范蠡的传说在宁波地区广为传颂。
据说宁波东钱湖陶公山就是范蠡的隐居地。“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已经成为后世宁波大商贾的座右铭；宁波商人很多都是“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的。在重商、惠商思想的长期熏陶下，宁波的国内商贸至晋代已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开展，“商贾已北至青、齐，南至交、广”，“西南至岭粤，东北至辽左，延袤一万四千余里”。故《宁波府志》称：“（宁波）内则联络众省，外则控制东倭”，“有鱼盐市舶之利，实东南之要会也。”
宁波的商贸活动是内贸与外贸发展均较早的。当封建社会经济进入鼎盛期的时候，宁波的外贸进一步发展，至唐代，宁波（明州）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至北宋淳化元年（990），朝廷在这里设立了官方的外贸专门办事机构“市舶司”，每年往来日本的商船已达300余艘。贸易范围已从原先的日本、高丽（朝鲜半岛），扩展到东南亚、西亚等地区的100多个国家。
经唐宋元三代的不断开拓，“海上丝绸之路”日益兴旺，宁波成为海上大通道的始发港之一。到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松弛，敏感的宁波商人不失时机，“踊跃争奋”，可去之处，无所不至，外贸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每年开往南洋的商船已达500艘以上。
悠久的重商传统和繁荣的商贸活动，日益深刻地影响了宁波人的价值取向，权贵儒士对工商业不但不再采取鄙薄、排拒的态度，而且逐步纡尊降贵，采取重商、崇商的态度。至明代中叶，诚如《鄞县通志》所说：“（鄞县）民性通脱，务向外发展，其上出而为商，足迹几遍国中。”很多读书人乐于弃文从商，而且把儒家的某些经典论述加以重新解读，演化为经商之道。有个叫戴槚生的人，还把儿子进行分工，有的仍走读书入仕之路，有的则专习商贾之事，以求走上发家致富之路。
这样的家族和士子到嘉靖、万历年后，在宁波府所属各县已相当普遍。
明末清初，已经是“民皆不安其土”，弃士从商者更多，有的世族已经以自己雄厚的财力、人才资源集中到商贸事业中去，成为工商业中最具实业意识的群体，所以有人称：“商社会首数宁波，吾浙之解事小儿，无不知宁人以商雄于中国者。”（15）至民国初，鄞县以工商业为主体的旅外（国内和海外）同乡会已有40余个（其中包括红帮在国内外的同乡会、公会）。孙中山说：“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和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16）这是有充分依据的。
人稠地狭的另一个结果是产业的多元化，人力资源必然要重新组合、配置，人们逐步地形成了职业平等意识，以经济效益为价值取向、价值坐标，淡化了以“本”、“末”为坐标的陈旧观念。进而提升为“工商皆本”的全新理性原则。
在宁波地区，“有水走水路，无水走陆路”已成为宁波人的从业发展原则，崇实、务实、求实，农、林、渔、盐、工、商各业，只要有实利实惠可图，便有人乐于去做，已经较少思想障碍，以往的“小裁缝”已经变成可以衣锦还乡、造福桑梓的“大裁缝”、“裁神”了。于是在精神领域中，各路财神都受到顶礼膜拜。
除了土地神、海神（天妃、妈祖），平起平坐的还有商神（财神），上海轩辕殿有了成衣公所，神农氏也兼任裁缝的祖师爷了，不但“行行出状元”，而且“行行皆有神”，而且众神同尊，这不正是在职业方面人格平等的理想化、神圣化的体现吗？（17）由于近代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诸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靠“穷家”、“熟土”难以维持一家生计的农民、乡间能工巧匠行动了，他们开始新的生活求索，告别故乡，四处探寻新的生活出路。
进入城市之后，尤其是上海、哈尔滨、横滨、符拉迪沃斯克（海参崴）、汉口这些大城市，近代工商业的繁荣和外国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情趣与价值观念，对他们产生了无法排拒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很快演变成为红帮发展、壮大的强大拉动力。
且以上海和横滨为例。
上海和横滨在亚洲国际港口城市发展史上，都是占有极重要地位的，它们是亚洲对世界开放的早期大港。开埠、开港为这两个本来的海边小镇的迅速发展打造了新起点、高起点，它们迈向现代化、国际化的情景是令人惊讶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的互动，使这两个城市很快发展成为商贸、实业、金融和新文化思想的中心。很多早期的民主革命家，都与这两座港城结下了不解之缘，“宁波三把刀”都是很早在这两个城市找到出路并建立声誉的。
正是这两个著名国际化港口的巨大吸引力、拉动力，使红帮裁缝陆续涌向这两块宝地，并由这两个地方不断向外拓展。这两个港城没有让他们失望，逐步为他们的立足和事业拓展提供了应有的条件；红帮人也没有辜负这两个港口为他们提供的历史性机遇，渐次登上了中国服装改革的历史舞台。
回首当时的情景，是十分动人的，后人可以从中悟出很多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规律。
当横滨、上海这些城市起步向近代工业城市、国际港口城市发展的时候，造就了日益增多的就业机会，那些为地少人多矛盾所挤压的农民，流入这些大都市。宁波移民与外省“盲流”相比又有所不同，一方面，宁波接近上海，水陆交通方便，他们多数是先获得可靠的信息，才开始“流”向上海的。另一方面，涌向上海的宁波人，多数是能工巧匠，进入大上海，至少是可以糊口的。
素来勤俭、灵活的宁波人往往不久就能积累一点资金，扩大从业范围和水平。
这样，他们便和城市形成双赢关系，互相吸引，互相拉动。从红帮裁缝来看，他们到上海走街串巷寻找到第一笔生意时，就做得特别尽心，特别精细，于是得到客户的欢迎，不但得到较好的报酬，而且形成稳固的客户关系。客户也逐渐增加了，生产兴旺了，他们犹以勤俭为本，把所得“铜钱”用来扩大再生产，由摊贩向老板的方向迈进。红帮裁缝的创始人张尚义、王睿谟、江良通无不如此。他们往返于各大城市之间，形成了城市情结。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导夫先路者成功的激励和先行者的频频招手、热忱劝导，涌向上海、哈尔滨、天津、汉口等城市的宁波人成群结队。在上海，宁波人已成为居民中人数最多、事业最成功、最具优势的移民群体。（18）红帮则以服装店为所在城市作出了杰出贡献，不仅仅是“南有大上海，北有哈尔滨”，在北京、汉口、香港各地，红帮的服装都是享有盛誉的。所以，对于宁波人来说，选择上海等大中城市，就等于选择体面的人生道路。按“顺势而变”、“为时而变”的基本规律，在实践中，他们已经习惯于应变流徙，进入与时俱进、日日向新的精神境界，祖国的东南西北，服装业中的传统服装、时装、洋装、男装、女装业，都是他们开拓事业的游乐场。城市改变了他们，他们也改变着城市。两者之间互动的内容和层次，均随时间的推移而移步换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