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学源
红帮,是中国近现代形成的一个很大的服装革新群体。他们是颠覆中国旧服制的主力军。他们在中国服装史上树立了一尊全新的光辉的里程碑。
他们揭开了中国服装业现代化的第一章。他们成为中国服装史上最大的一个服装流派。
一、“红帮”名称的由来
(一)说“帮”
帮,源于行(hang)。行,原是古代买卖交易的场所。在这种场所中交易的人们,渐渐按相同的交易内容,结伙成群,名之为“行贩”、“行贾”(gǔ)。汉代文献中已有记述,如《乐府诗集·孤儿行》:“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史记·货殖列传》:“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至隋代,虽然工商业仍被儒家视为“末”,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生活的改变,行贩、行商还是有所发展的,仅东京丰都已有120行。到南宋,仅临安(今杭州)一地已有440行,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到南宋,工商业已开始摆脱“末”的历史地位,不再是“农”(本)的附属。
至明代中叶,市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工商皆本”的思想已呼之欲出,(1)于是各种商业、手工业者以职业为依据,结伙搭帮,形成各自的帮口、帮派。
帮,在旧中国,原是封建性的民间社团。主体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沦落而成的大佬、流民、地痞、恶棍结集而成,如青帮、洪帮。他们往往为某种政治团体所利用,参与某些政治活动。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者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帮派渐次淡化党派政治,全力从事本行业的职业活动。虽然有时也介入某些政治活动,如“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罢市抵制日货等等,但毕竟以本业为主务。
随着生产规模、生产方式、经营理念的发展和更新,“公会”之类行业、帮口组织应运而生。红帮裁缝已经由背着剪刀、尺子包袱走街串巷寻求生意的流浪者,变为开店铺、办作坊、使用缝纫机械,走上机械化之路的业主。他们开始以现代商家的身份登上社会舞台,已经和封建帮派青帮、洪帮之类性质根本不同了。
1927年11月,上海红帮人士发起筹建“新服式同业公会”,1929年1月更名为“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后又几次更名,但都称“同业公会”。这种公会先后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成立,发展迅速,均以红帮人士为骨干和主要领导成员。这时,红帮已不再是自在地散漫于城市街巷中的松散行帮,而是一个有组织纲领、章程,机构相当健全、有多方面统一行动的现代性社群组织了。
(二)说“红”
关于“红”,迄今已有如下说法。
1.“红”即奉化县的“奉”
“红”与奉化县的“奉”声韵相近;奉化又是红帮主要发源地之一,人数众多;1915年10月奉化县已有裁缝(本帮和红帮)二三千人,为统一行规、行风、伦理道德,奉化县知事专门发布公告,并于同年秋天成立“成衣公所”。(2)由县政府专为服装行业发布带有根本意义的文告,并有落实行为,在当时实属罕见,很有意义。由此,有人认为红帮即奉帮。此说自然是有其依据的,但其涵盖面不够广阔。宁波地区的每个县,当年都曾出现过红帮名师、高手、裁缝世家,比如慈溪县的裁缝于明代天启年间(18世纪70年代),已经在北京成衣业中大显身手,形成了“浙慈帮”,在北京前门外晓市大街创建了浙慈会馆。这些裁缝的后代,有一些后来与时俱进,改做西式服装、现代服装,所以,应该认为本帮裁缝是红帮裁缝的前辈,有传承关系。再如宁海县前童镇曾以“三百把剪刀”著称于中国服装界,他们曾于清光绪初年(19世纪70年代)在“三北创成衣作场”。其他各县也都有创业于19世纪的红帮裁缝。所以2001年开始编著《红帮服装史》的时候,主编便提出:红帮的主要源头在鄞县、奉化县,即“奉化江两岸”。这是一个新提法。并且认为:红帮之源,并不是单源的,而是多源的。(3)
2.“红”源于“红毛”
“红毛”是早年中国民众对早期来华欧洲人的通俗总称。因为他们的头发呈红色,成为当时民众区别欧美人与东方人、中国人的首要、主要特征。当时,还有人称外国人为“老毛子”、“金发女郎”,也是与外国人的头发颜色有关的。南方人则把欧美人称为“红毛人”。这是民间约定俗成的说法,就如同后来群众称外国人为“老外”差不多。
“红毛”之说,是有历史文献可征的。
清康熙《台湾舆图》中有一地标谓“红毛楼”;《定海厅志》卷17《关市》记述,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宁波府所属的定海县专门设有与英法等国商人进行贸易的“红毛馆”;《普陀县志》有关于“红毛扰山记”的记述:“约在康熙四年,‘红毛’以郑氏踞其巢窟,遂浮海劫掠。”这里的“红毛”指曾被郑成功驱逐占据台湾的荷兰侵略者。
因为红帮裁缝早期主要是为这些“红毛”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买办、翻译、中文秘书、跑街、看门人以及与外国人为伍的中国人,为这些人修补、缝制西服的裁缝,遂被称为“红帮裁缝”。
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工业》和《乡风》称:“自海通以还,工人知墨守旧业,不足与人相竞争,于是舍旧谋新,渐趋欧化,若土木,若成衣,……东南两乡业此者,多成衣、土木,名之曰红帮裁缝、红帮作头。”“……沪汉各地,凡为西帮裁缝者,不问而知为(鄞县)南乡人。”“西帮裁缝”即红帮裁缝。
3.“红”源自上海虹口
董涤尘先生在《杭州西服业见闻》一文中说:“杭州西服源自上海,18世纪80年代黄埔江边有一批本帮裁缝,为外国人修补翻做西装,掌握西服款式结构和工艺,经过探索,成为西服裁缝。他们大多住在虹口镇,民众误以为他们有帮会色彩,遂称他们及其弟子为虹帮师傅,因专做外国人服装,又叫外国裁缝”。(4)据当代学者考察,红帮裁缝及红帮名店大多在南京路以及靠近黄浦江的几条马路中,住在虹口镇的也有,但并非红帮主体。此说聊备参考。
4.“红”源于红火的“红”
有人说:红,源自于红帮生意红火。20世纪20年代之后,做传统中式服装的本帮裁缝生意日趋凋敝,而做西式服装的西式裁缝生意日渐红火,于是有人称他们为红帮裁缝。此说未见于文献,有望文生义之嫌,似不足据。
将以上几种说法加以比较,“红毛说”依据似较充分,且能反映红帮裁缝的发展历程,他们确实是从引进、制作西服开始他们的服装创业生涯的,而且,不受他们出生的地域(宁波地区各县)、从业地域(东西南北各地)、他们所做的西服流派的局限,凡是引进、制作西服,进而创发、制作现代中国服装的裁缝,都是红帮裁缝。而且,随着机械化、规模化生产和经营理念和方式的现代化,红帮便开始泛化了,不只指剪裁和缝纫服装的手工业师傅,而且包括红帮商店中的设计人员、裁剪师傅、缝纫师傅、辅助人员以及管理人员、营销人员。这种泛化,是红帮事业发展的必然现象。
“红帮”见诸文献,最早是1920年的《夏口县志》:“汉口成衣业分浙江衣帮和汉口衣帮,西服业称红帮。因大多从师于浙江人。”(5)
夏口是古地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分汉阳县汉水以北地区而建,治所在今武汉市。1912年改为县。这一新概念表明,1920年以前,“红帮”一词已经出现。20世纪30年代编印的《鄞县通志》不但出现了“红帮裁缝”这一概念,而且作了背景介绍:“海通以还,商于沪上者日多,奢靡之习,由轮船运输而来,乡风为之丕变……时式服装甫流行于沪上,不数日,乡里人即仿效之,有莫之能御者矣。衣服之制,五十年来迭经三变。”宁波邻近各县,莫不如此。
镇海、慈溪两县是“宁波帮”主要发源地,自然欧化之风流行迅速;鄞县、奉化两县是红帮的主要发源地,“服制”之变,自然超乎其他各县。
1948年4月发行的《上海市场大观》在《同业团体》一节中说:“民国元年,上海大小同业团体已不下八十家,除总商会性质之‘商务公所’外……称作‘公所’的有石匠、水木、浙宁水木、铁锚、成衣(红帮裁缝)……”
在新编武汉《商业志》中,还有这样的记述:“包括南京在内,或合绍兴,称宁绍帮。”还有“浙江帮”、“浙帮”、“上海派”等等提法,实际上都指红帮,都是师从红帮师傅,然后自立门户,在上海、南京、杭州、绍兴、宁波以及哈尔滨、北京、天津、汉口各地创业的红帮传人。上海轩辕殿成衣公所等有关文献中的“洋帮裁缝”、“西式裁缝”之说,(6)实际上都是指红帮裁缝。在学术研究过程,这些概念应予统一。
二、红帮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红帮,这个中国服装史上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服装业群体,为什么会产生于宁波这块土地上呢?这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的,是内外多种因素纠结、互动的结果,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是丰富的、深邃的、宝贵的,值得认真发掘、剖析、总结、记取。
兹就其地域、经济、人文、政治几个主要方面概述如下。
(一)地域背景
自六朝至明清,北方人多次大规模南迁,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财富和人才,推进了宁波地区开发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人口压力,人多地少的矛盾逐步加剧。“穷则思变”,人口压力逐步转化为开拓生存空间、生存方式的内驱力。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宁波本帮裁缝——红帮裁缝产生的根本原因。
宁波人多地少的矛盾于南朝刘宋大明初年始现,这引起了南朝史学家沈约的关注,在《宋书》中他记述了这个不容忽视的人地关系紧张的情景。
东汉之后,北方战事频繁,天下大乱300年,“永嘉之乱”,导致“百官流亡”避祸江南,宁波地区成为北人主要迁居地之一。人口骤增,人地关系失衡。
再经唐宋的“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大批中原人士相继南迁。宋人李心传《建炎系年要录》记述:“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7)南宋王朝南逃,使宁波这个边鄙小郡一跃而成京畿重镇,人口剧增。
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北宋政和六年(1116)宁波约有26万余人,至乾道四年(1168),不过52年,宁波人口增至33万人,增加了近四分之一,人均土地占有量则锐减。据宋人戴栩《浣川集·定海七乡图记》记述:定海县(镇海县)政和年间(1111-1118)人均9.12亩,而到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不过100来年,人均不足6.4亩,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而这时宁波地区可垦的土地已经不多,所以人地矛盾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显得紧张。
至明清时期,宁波地区的人地矛盾更加严峻,明中叶王士性曾在《广铎志·江南诸省》中发出如下喟叹:“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结果是:“禾稼所出,不足以自赡。”慈溪县因“人稠地狭,丰穰之岁,犹缺民食之二三。”鄞县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鄞县人口607749人,增加近一倍。
至清末,鄞县姜山镇和茅山镇,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600多人。农业自身摆脱困境的能力已尽,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民众生存方式、价值观念改变,势在必行;开展多种经营,开发手工业、商业,势在必行。鄞县姜山镇、茅山镇,奉化县的江口镇、西坞镇,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红帮裁缝,其根本原因概在于此。民国24年(1935),姜山、茅山两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已达628人;民国38年(1949),江口、西坞两镇,人均耕地已不到1.9亩。农民不外出谋食,何以存活?文献大量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形:
明代陆楫在《蒹葭堂杂著摘抄·论崇奢黜俭》中写道:“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为号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
王士性在《广铎志》卷4《江南诸省》中谈到:在土地“半不足供”的情况下,“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次者兴贩为商贾”。宁绍人“善借为外营”,“大半食于外”。
《慈溪董氏宗谱》记载:族人“跋涉数千里,吴蜀晋楚诸省,靡不历遍。”
清代《(光绪)鄞县志》记载:“(宁波)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四出营生,商旅遍天下。”于是至清代后期便产生了“天下无宁不成市”之民谚。这虽不免夸张的成分,但总体情况是确实的。
综合多种史料推算,1852年移居上海的宁波人至少有6万人,到20世纪初,移居上海的宁波人已达30多万,到1948年,上海总人口是498万,宁波人为100万。在服装、饮食等行业中,宁波人已占绝对优势。
《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发表竺菊英的《论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以及宁波的《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报告总册》涉及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宁波外迁人口的一些数据,均可参校,兹摘录如下:1891年,181000人;1905年,198597人;1920年,926081人。
从上列数据中可以窥见,传统农业社会中那种死水无波似的守土恋乡情怀,在宁波地区已经逐渐淡化,而且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出现,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宁波人外迁渐次增加;红帮的前期创业者鄞县张尚义家族、奉化王睿谟家族和江良通家族的外迁,都典型地体现了宁波人的外迁态势。它明确表明,封建时代“安分守己”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已经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转变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生活理想、人生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