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文背景
服装既是文明、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文化现象。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服装系主任刘元风教授说：“服装的竞争，最终是服装文化的竞争。”（19）张志春教授说：“21世纪，各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竞争会大大加剧，服饰更是这样。而一切竞争都会归结为文化的竞争。”（20）红帮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力是现代服装业发展、创新的前提和结果。
中国文化史显示：明清之际，是一个空前的发展阶段。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长江中下游萌芽，民主启蒙思想随之在这片沃土上产生，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思想解放，在抨击宋明理学中提倡独立思考，明确提出：“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21）清代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全面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儒家的贬抑工商业的重农主义思想，第一次高度概括出“工商皆本”的思想：（22）“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猛烈抨击迂儒、腐儒、规规焉小儒们“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的腐朽落后意识。这一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为工商业的发展和历史地位的提升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次使工商业摆脱了农业经济的附属地位，成为立国、强国之本之一。在黄宗羲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中，“经世致用”成为文化思想的核心原则，也成为一种空前的发展工商业的思想武器，忌讳“言利”的传统思想遭到了空前有力的批判，人们理直气壮地举起“工商皆本”的旗帜，宁波地区工商业者尤为活跃，他们四方出击，经营百业，屡建开辟山林之功，在很多行业档案中，宁波人开创的工商业“第一”比比皆是。
文化思想上的“西风东渐”对宁波的影响也是较大较早较深的。在“西风东渐”中，“西服东渐”又是很显而易见的。
1892年8月29日，英国的坚舰利炮迫使清王朝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通商五口之一，宁波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
《五口通商章程》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从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方面看，还是可以分析的，它使封闭的宁波面向世界。这不但刺激、促进了宁波近代经济的发展，而且，西方的一些文化思想，也从不同渠道传入宁波，从各个层面上对宁波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法、价值取向日益产生影响。
在洋行做买办、为洋人各种办事机构工作的人、青年知识分子和富有的工商业者，都置办起西装革履之类“行头”来。这为红帮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作了最初的精神铺垫。
正是从这一时期起，中国服饰开始打破始终以纵向承传为主体、横向交流很少的近亲繁衍式的发展模式。随着“西服东渐”，洋服猛烈冲击了中国传统服装的古老堤岸，传统中式服装日益显露出它的陈旧气味，本国的单一的纵向承传的服饰开始难以为继了。宁波作为沿海港口城市，是得“西服东渐”风气之先的。
整个历史进程表明，这股东渐的“西风”显然是一股不可抗御的历史潮流。而红帮正是在这一历史大潮涌来之时出现的一群弄潮儿、引领者。
对这一历史背景，我们或许可以从留学生方面获得具体而鲜明的认识。
被称为“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的容闳，1847年赴美留学，1854年回国。
经他多方奔走、呼吁，终于于1872年清廷派出了第1批赴美留学学生，接着派出第2批，共120人，其中有宁波籍学童6人。（23）
出国时，这些学生是清一色的长袍、马褂、黑布鞋（传统的服装三元结构），脑后还拖着一条长辫子。在与西服的强烈对比中，少年们对自己的服饰形象产生了根本性质疑。不久，不少人把辫子剪掉了，穿上了西装。在清廷看来，这自然是大逆不道的。于是于1881年下令撤回全部官派留美学生（少数留学生拒绝回国）。
历史的潮流岂可阻挡！15年后，留日运动再度兴起。自1896年第一批13名中国学生赴日以后，人数逐年增加，至1905年已达1000人以上。其中不但有男青年，而且有女青年。大多数男生很快抛却了“三元结构”的传统服饰，换上了革履、西装（包括日式新服装学生装、士官服）。和留美学生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为致力于祖国改革、振兴事业的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后迅猛发展的震撼和启迪，中国的改良派、革命者和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纷纷东渡日本考察、学习，时代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中。
孙中山和黄兴一起，与在日本横滨的早期宁波裁缝共同谋构了中山装，引进、改造了西装，成为中国近现代服装的最初倡导者。
近代工业的发展，为上海等大城市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思想氛围，它在改革传统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新的生活方式，促使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心态的转化。他们时时处处都会碰上的情况是：“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迁居上海的宁波人在新旧文化思想的交替中，是相当雍容自如的，有的甚至取超然态度，以至于有些人以“上海人”自居，向“乡下人”频频招手，把“宁波老乡”吸引到自己的行业中来，以“同乡会”、“同业公会”的形式，形成凝聚力、亲和力，戮力同心，为城市建设出谋划策、贡献才智，取得相当高的社会声誉、社会地位，风光得可以！“城市和货币制造了近代生活”。（24）大都市的生活改变了农村移民的小农心理、观念和习性，在城市生活中，他们能够不断改变自我，与城市同步乃至超前完成自我调适过程，成为移民城市的主导力量，推动城市的发展。张尚义、江良通、王睿谟、顾天云及他们的子孙等红帮创世纪人物，在这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
产业平等思想取代了儒家的“本”“末”产业观念。他们以产业的实际利益为追求的目标，以产品的经济效益为主要的价值导向，张氏家族至张有松、张方诚这两代人，已脱去旧式的宁波裁缝的形象，成为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他们既在横滨、东京、大阪等城市施展才华，开拓呢绒、服饰事业，又在上海大展宏图，成为生机勃发的中国现代事业的开拓者。
（四）政治背景
经济力、文化力、政治力、都是一切改革的原动力，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汇集成一股巨大的历史合力。应该说，没有中国民主革命的酝酿、发动和成功，就没有红帮的发展和成功之可能。
自南宋王朝南渡之后，宁绍地区以京畿重镇的政治地位被连成一体，既是“海东藩篱”，又是“赋税主贡之地”、“天下粮仓”，又是思想活跃、颇多历史性贡献的地区，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人们逐步体会到个人与国家之关系，政治意识强化起来，以致出现了“满朝朱紫贵，皆是四明人”情况，有“中兴宰相”之誉的史浩家族，竟然出了“一朝三宰辅”。（25）鄞县一县就有进士1186人，举人1620人，大多在朝中和各州、县任职，《浙江人物简志》中册所收明、清两代进士浙江全省70余州县名人368人，其中鄞县有72人，占总数五分之一以上。而这些名人多数是各方面的官吏，从事过政治活动。尤其是清初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民族征服、民族压迫人士，其慷慨壮烈，是其他各地所罕见的。尤为可贵的是在毁家纾难、抗清失败之后，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抗清志士，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向前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由民族主义转变为早期民主启蒙主义者，在宁波向全世界发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历史呼喊，把一切封建专制君主宣布为人民公敌、罪魁祸首，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席，为催生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打出了第一枪；同时提出了工商“皆本”的颠覆儒家经济政治思想体系的伟大口号，为不久之后萌生的“宁波帮”、“红帮”提供了革故鼎新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这是在谱写“宁波帮”、“红帮”发展史时必须首先阐明的重要政治思想背景。
在农民造反、民主启蒙、变法维新的吼声中，中国的封建王朝步履蹒跚地走进了20世纪，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和一场伟大的文化思想变革终于爆发。
这就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场伟大革命的历史功勋，不管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看，都是空前的。列宁说：辛亥革命标志着“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26）“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源泉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27）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浮田和民在论述辛亥革命时说：“中国成了东方第一个共和国，这将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纪元。”（28）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宁波时，“甬市骚然”，在同盟会宁波支部的组织领导下，先后多次举行集会，拥护武昌起义，宣扬革命思想，筹建革命组织。
同盟会会员卢成章从上海赶来宁波演讲，号召宁波民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去砸碎旧的枷锁，为自由和美好的政府而斗争”。1912年1月13日至15日，宁波各界联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热忱庆祝民国政府成立，拥护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9）在各项响应革命的措施中，有一项是：“易冠服。”
1916年（民国5年）8月22日，孙中山身着中山装来到宁波发表演说，（30）极大地鼓舞了宁波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斗志。孙中山指出：“宁波风气之开，在各省之先，将来整顿有方，自可为各省之模范。从地位、人才而言，均具有此项资格。”（31）并且指出：“欲求自治之有效，第一在振兴实业。”（32）
此后，宁波实业界纷纷筹组各种工商业团体，兴办各种实业。红帮正是在这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就与横滨的宁波华侨交往密切，并与他们筹划了中国服装的改革事业；辛亥革命后，红帮裁缝有些人直接以各种方式参与、支持了这场革命（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五四运动”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政治力、经济力和文化力形成了一股历史合力，使中国社会发展获得了强大动力。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短短几年时间内，人们思想解放所产生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民族工业在这几年中的增长率，超过了以往50年的总和。同时，这种历史合力更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了中国封建主义的一切腐朽落后的传统旧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新的科学、文化思想迅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人们如饥似渴地吸纳、运用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新文化（包括西方先进文化），使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宁波人民在这个历史大转折时期中，反应是敏锐而积极的，人们通过《四明日报》、《浙东日报》、《新奉化》等报刊，热忱传播、广泛宣扬“五四精神”，进步文化社团纷纷涌现出来。工商界在这场斗争中，也是很积极的因素，起到了别的行业无可替代的作用。1921年冬，店员成立了“宁波伙友联合会”（1922年春更名为“宁波工商友谊会”）（33）他们通过《新青年》、《苏维埃研究》等报刊的学习和研讨，思想大受启迪。这对宁波实业的发展，都直接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后来的反帝反封建的各种政治斗争和新文化活动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
西服，产生于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几经改革之后，逐步完善、定型，19世纪末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34）由于它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新颖的审美意义，遂为世界各民族进步人士所认同、欢迎，于是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开来。随着“西风东渐”的历史潮流，西服亦随之“东渐”。由于内外多种因素，促成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政治上的改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呼吁服饰改革，采用西服是其重要举措之一，尤其是革命先行者更提出“尽易旧装”的革命口号。红帮的前辈适逢其时，在革命先行者们的倡导下，适时抓住历史机遇引进并改革了西服，使之本土化、民族化，并大力加以推广；同时，在西服和日本新服启迪下，积极开创中国自己的新服装，中山装和由之派生出来的种种近现代民族服装随之产生，从而揭开了中国服装现代化的壮丽序幕。
上述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和“西风东渐”，直接导致了服装文化的大变革。在红帮的发展历程中尤为鲜明而典型地体现出来。红帮的孕育、产生和发展，完全是和中国的民主革命历程同步的，这中间，既有早期的不谋而合，也有后来的有谋而合，再到后来，便是有意识的合作了。没有孙中山、黄兴、徐锡麟等革命党人的倡导，中国服装的改革不知要迟缓多少年！正是由于革命者的倡导、帮助，红帮才找到了中国服装的革新之路，服装改革才得以全面推进，获得全面成功。应该说，中国服装现代化基调的确定、革新大方向的确立，都是革命者和红帮人共同完成的。
还应该提及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东邻这次维新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中国服制革新。
1886年（清同治七年），日本发起明治维新运动。他们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号召，改元“明治”。自此，日本迅速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只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用三四百年才完成的社会制度大转型的历史任务。
日本这次变法维新运动的成功，震动了全世界，对近邻中国震撼尤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