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很重视陂湖的水利价值，因而他在《水经注》中，对这方面的记载，有人评之为“不遗余力”。书中关于陂湖的记载比比皆是，各种陂湖记载就达560处左右，除上文所列举的大型陂湖外，对于那些面积很小的陂湖，郦道元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如卷十五中的慎望陂，面积不过十方里，但郦道元对它也留下了宝贵的笔墨；再如卷十一中的阳城淀，面积只有几方里，但郦道元却为这个小小的陂湖留下了一段优美的文字：
又东迳阳城县，散为泽渚。渚水潴涨，方广数里，匪直蒲笋是丰，实亦偏饶菱藕，至若娈婉丱童，及弱年崽子，或单舟采菱，或迭舸折芰，长歌阳春，爱深绿水，掇拾者不言疲，谣咏者自流响，于时行旅过瞩，亦有慰于羁望矣，世谓之为阳城淀也。
优美的文字，其实也传达了郦道元对人、水关系的重视，当人、水关系和谐密切时，陂湖虽小，他也同样给予了自己的热情，给予了自己的高度赞扬，给予了生动的描述。正是因为对水与人关系的重视，因此，郦道元对兴修水利的人和事，他都赞赏，都歌颂，都弘扬。而对漠视甚至破坏水利的，他也秉笔直书，甚至严厉抨击，无情揭露。同样以陂湖为例。在卷三十“淮水”中，关于“又东过新息县南”条下，郦道元注云：
慎水又东流，积为燋陂，陂水又东南流，为上慎陂，又东为中慎陂，又东南为下慎陂，皆与鸿却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结鸿陂。汉成帝时，翟方进奏毁之，建武中，汝南太守邓晨欲修复之，知许伟君晓知水脉，召与议之，伟君言：成帝用方进言毁之，寻而梦上天，天帝怒曰：何敢败我濯龙渊？是后民失其利。时有童谣曰：败我陂，翟子威，反乎覆，陂当复，明府兴，复废业。童谣之言，将有征矣。遂署都水掾，起塘四百余里，百姓得其利。
在这段文字中，郦道元详细叙述了一个发生在汉成帝时期的事情，这就是毁陂和复陂的故事。在文中，郦道元看似信手拈来，引用了一些“天帝”之言和当时流传的“童谣”，但读者如果细加品味，就会发现郦道元对于毁陂和复陂的态度，全隐含在这褒贬毁誉之中。
神道茫昧，不宜为法
郦道元对于治水是有自己明确认识的，在他看来，人与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融洽的。但是，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水灾发生时，人们必须保证生命财产安全，而为了预防水灾，人们也必须采取防治手段。因此，如何治水？便成了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关注的话题。对于那些采取正确的、科学的治水方法的人，他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如在《水经注》中，他提得最多，而且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评价的一个治水人物就是大禹。同样，对于那些采用愚昧落后的所谓治水方法，他都给予了批评，并主张摈弃。而对于那些以治水为名，实际上是用迷信手段坑民害民的人和事，他都给予无情的谴责。
在《水经注》中，郦道元收录了一个大家十分熟悉的关于治水的故事，这就是西门豹治邺的故事。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史记·日者传》，但司马迁的记录很简单，仅是在文末提了几句：“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田皆溉。”在《水经注》中，郦道元广泛收集了其他文献材料，使得这个故事更加丰满。在书的第十卷“浊漳水”中，于“又东出山，过邺县西”条目下，郦氏注云：
漳水又北迳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约诸三老曰：为河伯取妇，幸来告知，吾欲送女。皆曰：诺。至时，三老、廷掾赋敛百姓，取钱百万。巫觋行里中，有好女者，祝当为河伯妇，以钱三万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状。豹往会之，三老、巫、掾与民咸集赴观。巫妪年七十，从十女弟子。豹呼妇视之，以为非妙，令巫妪入报河伯，投巫于河中。有顷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并投于河。豹磬折曰：三老不来，奈何？复欲使廷掾、豪长趋之，皆叩头流血，乞不为河伯取妇。
女巫利用人们对水灾的惧怕心理，采取迷信的手法，愚弄、诈骗百姓，对于这种敛财害人的事情，西门豹采用了巧妙的手法给予惩治。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这件事，治水应该像西门豹那样，采取合乎自然规律的方法，而不是像女巫那样，用迷信的手段去坑民敛财。
郦道元是一个不信鬼神的人，而且对于那些以鬼神故事混淆是非的事，他都要以自己深入的研究和考证，来取得令人信服的证据，以澄清那些荒诞的鬼神故事，还事物以本来面目。书中关于铜翁仲传说的考辨就是一个著名的事例。在《水经注》卷四“河水”篇中，于“又东过陕县北”条目下，郦道元的注文中，记录了一个关于铜翁仲没入黄河中的故事，其云：
河南，即陕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虢仲之所都。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武王以封神农之后于此。王莽更名黄眉矣。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临黄河，悬水百余仞，临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带河，水涌起方数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铜翁仲所没处。又云，石虎载经于此沉没，二物并存，水所以涌，所未详也。或云，翁仲头髻常出，水之涨减，恒与水齐。晋军当至，髻不复出，今唯见水异耳，嗟嗟有声，声闻数里。
注文中所记述的铜翁仲，就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记载的：“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廷宫中。”这件事在《正义》中也有记录，此书引《汉书·五行志》云：“时大人见临洮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故销兵器，铸而象之，所谓金狄也。”然而，对这件事的记载，《水经注》的记录，与《史记》和《正义》相比更为详细完备：
按秦始皇二十六年，长狄十二见于临洮，长五丈余，以为善祥，铸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万斤，坐之宫门之前，谓之金狄。皆铭其胸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长五丈，足六尺，李斯书也。故卫恒《叙篆》曰：秦之李斯，号为工篆，诸山碑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自阿房徙之未央宫前，俗谓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梦铜人泣，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膺文。后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阳，重不可胜，至霸水西停之。《汉晋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邺宫，苻坚又徙之长安，毁二为钱，其一未至而苻坚乱，百姓推置陕北河中，于是金狄灭。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只有秦始皇在咸阳铸十二金人于正史可证外，其余的记载大多都是牵强附会的传说。假如像传说所言，每个金人都重达一百多吨，如此沉重的金人，要从长安到邺宫，其距离长达一千多里，即便是在今天，我们利用现代交通运输工具，要将这些庞然大物运到目的地，这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然而，传说却将此事说得玄乎其玄。对于这个荒诞的传说，郦道元显然是不相信的，非但不信，反而视之为无稽之谈。然而，既然是无稽之谈，郦道元为何又要将其载入注文？其实，郦道元记录此事，就是要通过自己收集的材料来澄清事实。他说：
余以为鸿河巨渎，故应不为细梗踬湍；长津硕浪，无宜以微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涛波者，盖《史记》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
郦道元之言，依据是《史记·魏世家》：“【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雍河。”《正义》引《括地志》云：“虢山在陕州陕县西二里，临黄河，今临河有冈阜，似是颓山之余也。”由此可见，郦道元的说法，是有史料根据的。陈桥驿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戴延之【《西征记》撰者】却只凭道听途说，连《史记》这样的权威著作都未曾查阅一下，宜有此误。当然，在古代这个充满牛鬼蛇神的传奇故事的社会里，戴延之记下了这种荒谬传说并不足怪，因为在当时，像郦道元这样具有科学思想而又愿意寻根究底的人，毕竟是少数。”
有史料依据，或经过自己实地考察，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的记载在《水经注》中不乏其例。然而，由于文献缺乏，足迹难至，对于这样的地区所流传的神怪故事，郦道元的态度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水经注》关于钱塘江涌潮所引起的潮神记载。在《水经注》第四十卷“渐江水”篇，郦道元在“北过余伉，东入于海”条目下注云：
县东有定、包诸山，皆西临浙江。水流于两山之间，江川急浚兼涛，水昼夜再来，来应时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吴越春秋》以为子胥、文种之神也。昔子胥亮于吴，而浮尸于江，吴人怜之，立祠于江上，名曰胥山。《吴录》云：胥山在太湖边，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种诚于越，而伏剑于山阴，越人哀之，葬于重山，文种既葬一年，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前扬波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是以枚乘曰：涛无记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处焉。
身居北方，而且当时还是处于南北分治的状态，郦道元不可能亲历实地，去观察钱塘江涌潮现象，因此，对于涌潮这一特殊的自然现象，郦道元只能借助其他文献来加以解释，于是，在注文中的文献涉及了枚乘的《七发·观涛》。枚乘的这篇文章，对涌潮描绘，颇有些骇人听闻。在科学并不发达的古代，面对这一特异的自然现象，谁也无法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所以相关的记载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荒诞。郦道元自然也无法对这一特异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然而，在无法得出正确答案时，郦道元既不轻下断语，他也不会轻信《吴越春秋》“以为子胥、文种之神也”的说法，他只是给这一特异现象作了一个充满疑虑的简单的概括：“似神而非。”陈桥驿先生对郦道元的这个概括作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似神而非’，意思就是说，事情确实神奇，但并不是伍子胥和文种所引起。由于他没有目击过这种现象，也找不到记载这种现象的可靠文献，所以他无法像批判铜翁仲那样说出一番道理。但对于伍子胥和文种与这种自然现象的关系，他显然是不屑议论的。所以就简单地用‘似神而非’四字结束这个荒诞的故事。”而对于郦道元的这一概括源自何处，陈桥驿先生也作了详细的辨析，他说：“有人认为郦道元之所以不信伍子胥和文种与涌潮的关系，是受了王充《论衡》的影响。因为《论衡·书虚篇》中有一段有关这个问题的话：‘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以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书虚篇》中在上述文字以后，还有一大段约900字的文章，用以证明子胥恚恨而为涛的无稽。在全部郦注中，卷五《河水》经‘又东过平县北，湛水从北来注之’注中，曾引及《论衡》一次。说明郦道元确实是读过《论衡》的。不过在《渐江水注》中，他没有引及《论衡》的话，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涌潮无关乎子胥、文种，这是理所当然，用不着引述《论衡》；也可能是他认为《论衡》虽然驳斥了涌潮与子胥、文种的关系，但毕竟没有讲出涌潮的道理，所以他无须引目。因此，他在《渐江水注》对涌潮所作‘似神而非’的结论，是否受到《论衡》的影响，这里无法肯定。”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陈先生又指出：“与王充习惯用第一人称表达自己的意见迥异，郦道元常常借古人古书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卷十九《渭水》经‘又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西北流注之’注云：《汉武帝故事》曰：‘【汉武】帝崩后见形，谓陵令薛平曰：吾虽失势，犹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剑乎？自今以后，可禁之。平顿首谢，因不见。推问陵旁，果有方石，可以为砺，吏卒常盗磨刀剑。霍光欲斩之，张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为法，乃止。’这里，‘神道茫昧，不宜为法’这句话，虽然是从《汉武帝故事》中引及的张安世所说的话，但郦道元却以此表达了他自己的意见。”陈先生关于这段注文的考辨，确实很有道理，而对“神道茫昧，不宜为法”的阐释，也确实合乎郦道元的治水思想，道出了郦道元治水思想的实质所在。
《水经注》作为中国古代独一无二的地理著作，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乃至它在每位读者心目中的地位，都应该是至高无上的：
宏富。博大。精深。严谨。完备……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包罗万象。史诗巨著……
与《史记》双璧交映。用江河讲述中华文明史……
这一切的赞语，一切的称颂，对于《水经注》而言，似乎都不过分！能够享受这份殊荣的文献经典，在中国不多！在世界也不多！
郦道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
郦道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神话！
【夏汉宁：江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