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贤章
一听到我“接招”杨钦欢先生策划的《中国治水史诗》，社会上立即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八旬老人编《中国治水史诗》，这是童话，是故事。
不能说这些朋友泼冷水，确实，自己年事已高。说“体魄”很好，身壮力健，显然是充满水分。严重的失眠症已困扰我半个多世纪，以致无药不眠、无梦不睡纠缠了我一生。但这并不妨碍我去追求拥有文学新境界的理想。退休回故乡后，依然信誓旦旦，提出一日一千字，一年一本书的“疯子狂言”，至2008年真也实现了。大奖项无缘，但单科、地域一类的奖项，也偶尔沾边。
我对我的身体有一个估计，这一大把年纪，好不到哪里，也坏不到哪里。我每次出远门，比如去新疆，比如上东北，医生都会劝我去医院做体格检查。我总是微笑着回答他们：谢谢！去一趟新疆，去一趟东北，我完全有信心。回来后再上医院体检吧！我心里想，如果你们的医疗器械查出我的脑子、内脏有点什么毛病，你还让我上东北去新疆吗？我现在不是去了新疆、东北吗？几万公里天上飞、地下跑，不困倦是不现实的，但毕竟挺得住。
最相信我能“接招”的还是本书总策划杨钦欢先生。他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当然，全国受邀请撰稿的作家也对我关爱信赖。至11月初，稿件寄到治水史总编室的已达150万字。10月底，我去东北约见作家张笑天、阿成、刘兆林、邓刚。阿成刚从德国参加书展回来，他说：贤章兄，编辑《中国治水史诗》，简直是创人间神话；也是出版史上的奇迹。
后来我们到了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同志即冒大雪来我下榻的酒店商谈《中国治水史诗》出版事宜。自此，一个阵容强大的中国作家集体创作的《中国治水史诗》拉开了序幕，“童话”即将成为现实。
苹果为什么会掉在地上
苹果成熟后，都是掉在地上，没有谁把这当回事。只有科学家牛顿，从苹果落地现象发现了地心吸力。
编写《中国治水史诗》，虽不是科学理论的发现，却是由一个企业家提出来的话题。那天，我和杨钦欢谈到梅雁集团的治水时，杨钦欢先生给我讲了当下国家许多地区水电建设方面的事情。那次，他给我说到西南地区的一个电站，大规模建设阶段，当地还伴有物价的上涨。永善县农副产品主要价格普遍上涨了50%。他说，“水电工程建设在对地区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同时，对当地经济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你看，湖南五强溪市库区，水库淹没使当地移民丧失了大量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库区社会经济在淹没后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所谓水电局开发的双赢决策中，较大的赢方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不是落后地区。特别是，征服自然的代价是昂贵的、缺乏效益和损害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我在杨先生的目光中看到了一种忧虑，也许他的忧虑打动了我。当他对我说，想编一部《中国治水史诗》的计划，我感到了一种责任。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握紧他的手说，“我来接招。”
三天后，我写了一份编书方案。我在方案里提到：“三年半把书编出来，由你们注资。”此事开头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后来随着编书业务的开展，广州、北京媒体公布消息和媒体的推波助澜，大家都说这个题目太好了！
“我不相信编写治水史诗是杨钦欢提出来的！更不相信是杨钦欢策划编写‘治水史诗’。”传闻沸沸扬扬。
我问一位很亲近我的青年作家：“为什么社会上许多人不相信《中国治水史诗》是杨钦欢策划的呢？”这位朋友的回答令我吃惊：“我就坚决不相信。”
“为什么？”我问他。
“这个题目要大学问家才提得出来。”
“但确是杨钦欢提出编写这部书的。”
“你这人好谦虚！”他以嘘笑声回答我。
观念的固守使你有口难辩。当然，既不影响杨总注资，也不影响我编书。回想起来，梅雁股份公司都要在上交所上市了，不少人都在议论：“这是杨、程联手的花招，虚晃一枪。”20世纪的1994年9月12日，梅雁股票在上交所上市，每股市值20几元，使许多在一旁冷嘲热讽、幸灾乐祸的人大跌眼镜。至今仍不足为训。
中国自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以来，尚无一部完整理想的治水书。从严格意义上说，《水经注》其实写的都是山水文章，虽也文采风流，但极少写治水的文章。30多万字的《水经注》，至今仍为许多治水者和文人骚客视为治水经典。问题是，何以《水经注》以后中国仍无一部比较完整理想的治水书？这使我与杨钦欢先生要编写一部中国治水书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中国治水史诗》我们也不言具有完整、理想的史学价值，但有重量级作家集体创作，亲自撰稿，至少也会以别开生面的人文景观和美丽飘逸的文采，表现中国历史上历代名君、名臣、名人功在千秋的治水伟业。
苹果为什么会落在地上？这是牛顿的问题。我们能不能编写一部《中国治水史诗》？这是杨钦欢的策划，也是我们这一辈作家的愿望。
2009年“5·12”我们考察都江堰
2009年“5·12”汶川地震灾后一周年，得到杨总的支持，我带了我身边两位年轻的助手罗炜新、程勇芳奔赴成都，考察了映秀和都江堰。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我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在“5·12”地震发生时，亲自到现场参加救灾。我的心中日思夜想的都江堰怎么了？汶川、什邡、映秀怎么了？为了救赎自己的道义与责任，也给自己一丝自慰，总之，“5·12”我出发去考察第一站——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我们飞到成都。几乎跟着胡锦涛总书记、李克强副总理的脚步，于5月15日一早，包了一辆小车，赶到汶川映秀献花默哀，追悼去年地震罹难的亡灵。然后折回都江堰。
在都江堰市转了一圈，感到都江堰市虽不像映秀那样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但其受灾严重程度也出于我们的想象。来不及解决肚子饿的问题，我们通过雇请的“的士”司机，请来一位都江堰的灾民，而且是“全倒户”。他用一辆破旧的“小四轮”，让我们在都江堰市每个角落都走一遍，然后鸟瞰都江堰全景，再从都江堰冬青树篱笆的破旧木门开锁进入都江堰。只有新闻记者或记者型的作家才有兴趣“搜索”都江堰，只有我们才会费九牛二虎之力去找都江堰受灾的人当“导游”。这看来有点出格，但“考察”都江堰绝对不是去旅游。结果是我们看到，都江堰市有些区域也是墙倒屋塌，夷为平地的地方也有，高楼陷进地下，只露出一层楼的险象我也见过。都江堰边的一个村庄消失了，全盖起新的板房。我们的“导游”指着山坡上一座板房对我们说：“这就是我的新家。”又指着对面的山坡说：“那就是地震毁了的‘二王庙’。”
这也倒了，那也毁了，而雄伟的2000多岁老人——都江堰，除“鱼嘴”震裂一条条裂缝外，依然英雄般地屹立在浪花飞卷的岷江中，依然滋润灌溉肥美的成都平原。都江堰是世界水利奇迹，全世界有良知的人都关注都江堰。你好，英雄的都江堰。“5·12”汶川地震你也是严重震区，但你却安然无恙地屹立在滚滚的江水中。
2000多年前建堰的水圣有什么绝招？李冰父子建的都江堰也曾经历过六七次大地震，都江堰何以2000多年不倒，滋润着肥美的成都平原。
前天，一下飞机，我就对我随行助手炜新和勇芳说：“我们来成都叩拜都江堰，我们是来成都朝圣的。你看，李冰父子是水圣，杜甫是诗圣，还有诸葛亮和‘五虎将’，三星堆，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徐向前等共和国开国元勋。共和国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文的、武的都是川蜀的圣贤。”
想起一件事：20世纪末，与杨钦欢先生去上海，叩访了我们的老乡——世界著名桥梁专家李国豪大师。谈话间，我问大师：“南埔大桥没有引桥，采取螺旋上升的设计，保护了闹市中多少商铺！”我话锋一转，大胆问大师：“据说，那螺旋引桥是受幼儿园或小学低年级学生画图画的启发。”
大师听了，微笑不语好一阵。沉吟一会儿，叹了一声说：“什么新闻都有，我的老乡，你想想，一个桥梁专家学者、一个桥梁工程师，如果连这点最简单、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他敢承建跨江跨海的桥梁吗？”我顿时一阵脸红。以后，他给我来过几次亲笔信，并不因我提问题的幼稚而嫌弃。我现在还找到一封大师给我的亲笔信。对2000多年前的水圣李冰，今人仍作如是观。别说导游小姐，就在我去都江堰前不久，一位大学教授在电视中讲都江堰的历史，也是和导游小姐一样，把李冰父子说得很亲民，很世俗，什么都向人民学习的谦谦君子，天才被“矮化”成一种弦外之音。
任由世人评说，始建于春秋末期秦昭襄王晚期的都江堰，经过李冰父子两代人的努力，奇迹般地屹立于咆哮的岷江雪水中。2200多年来，历经磨难，包括多次强地震，都江堰依然屹立，不坍不倒，滋润着经常饱受旱涝之灾的川中百姓，成为物富民丰的川蜀王国。
都江堰，奇迹、神秘！它有密码吗？有，而且非常公开。大清嘉庆年间权灌县事王梦庚书刻的碑文，高高刻着六个字——“深淘滩低作堰”。这就是李冰建筑都江堰的“密码”。深淘滩，水下多深；低作堰，多低？用什么材料，水深浪急，如何在水下淘？没有言说，任后代治水专家，中国、外国、全世界治水专家和人民去猜、去想，密码依然没有破解。
从成都乘夜航机去桂林，连夜坐车去叩拜灵渠。桂北一隅的兴安县，因为有了灵渠，有五星级酒店、有高尔夫球场，五光十色的街灯照得我们这几位夜行者如进入魔幻境界。第二天的大雨，灵渠渡船因水急浪高停摆，我们三人只好撑起雨伞爬上小山眺望。把湘江截流一部分，挖渠把水引入60多公里外的漓江，把北去的湘江和东流的珠江沟通。当年，秦始皇建灵渠，就是为他南下的50万兵马解决粮秣辎重问题。战乱早已平息，樯橹灰飞烟灭。但灵渠却沟通了南北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北有长城，南有灵渠。”桂湘两省区人民至今仍自豪地这样说。我叩拜灵渠，这鬼斧神工的艰巨工程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啊，对了，灵渠七成灵感都来自秦始皇曾祖父当朝时，李冰父子修筑的都江堰。这个“密码”，我猜对了没有？
杨钦欢的“摘仙桃”计划
从都江堰回来后，我接受了《香港商报》的采访。“5·12”地震一周年去映秀、去都江堰，是“新闻眼”。《香港商报》、《梅州日报》都发表了消息。我的主意是，把编著治水史的消息抛出去，看看外面有什么反应。大部分人的看法是——不相信或不当一回事。八旬高龄的人编治水史，要不就是虚晃一枪，要不就是“摘仙桃”。我一笑置之。七嘴八舌、好说歹说，好正常，不过分。有这种想法我也就没有烦恼了。
我和杨总谈都江堰归来心得。我说：“你出的题目太好了。你想，是一千年没人做的东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之后就期盼的东西。有人讥笑我们是‘摘仙桃’。我最初不高兴，看了都江堰和灵渠后，真想倾尽全力也要摘仙桃。”
“太好了，我们去把仙桃摘下来。”杨钦欢真的拍案叫好。
“谁摘过仙桃呢？中国神话里没有记载。王母娘娘与群仙举办的蟠桃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也只是偷，没有去摘。”我笑着回答。
杨钦欢说：“孙猴儿不地道，干吗要偷？既然是仙桃就把它摘下来。”
“怎么去摘桃子呢？”我自言自语。
杨钦欢说：“我知道你心里的矛盾。你想靠你一个人去偷，一个人去写才过瘾。你的资源就是你后面有一大群作家。你要联系动员组织全国重量级作家共同投入。你最好一篇也不写，把精力投入到组织、联系作家去写治水史。你要学会经营，经营文化。这个仙桃就有希望摘到手里。但，你不能关在办公室里，你要全国跑、全国飞，像你考察都江堰一样到各地考察水利工程。你到哪里考察，就到哪里挑选理想的作家写他身边的治水工程。”
真是“茅塞顿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经营文化”，对作家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不懂、不会、也不情愿。孤军作战，与市场隔绝，至今仍然困扰许多作家。从所谓象牙之塔出来，请何建明、陈世旭、缪俊杰等著名作家布点、约稿。我则当了《中国治水史诗》的“掌柜”。在全国作家群中，掀起一轮书写中国治水工程的集体创作高潮，似乎，仙桃已逐渐挨近了手掌。
大暑那天去闯火焰山
“我想去新疆！”一次，我向杨总提出这件事。
“对，抽个时间去看看坎儿井。”杨总说。
我说：“下来编治水史诗更难抽出时间，我已经订好‘大暑’那天去乌鲁木齐的飞机票。”
杨总迟疑半晌，低声说：“时间推后一点不好吗？”
我知道，杨总考虑的是乌鲁木齐刚发生“7·5”暴乱，治安尚不安定。我对杨总说：“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最安全的时候；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国家，比什么时候都更重视乌鲁木齐的安全。‘大暑’飞乌鲁木齐去吐鲁番闯火焰山，本身就是一个‘新闻眼’。我要媒体重视我对编‘治水史诗’的决心。”
杨总说：“飞机票都买了，我还能说什么，但要注意安全、多多保重。这样，我多派两个年轻人给你，更为稳当一些。”
于是，我们队伍从3人扩大到5人，于“大暑”那天从深圳飞往新疆乌鲁木齐。
我素有午睡的习惯。这次长达5小时的天空飞行，我竟忘记疲劳，靠着旁边的舷窗扫描美丽的大好河山。足足3小时，飞机翼下展现的是银灰色的雪山，在阳光下闪亮着刺眼的银光。这对全年见不到雪的南方人来说，大暑天的原驰蜡象，令我陶醉欲绝。
一住进酒店，我就给新疆作家刘亮程打电话，他以《一个人的村庄》载誉全国，才华横溢，文章充满哲理。他听到我的声音惊奇地问：“我还以为你开玩笑，你真的来了？”
“来了。”
“你来乌鲁木齐干什么？”
“去闯火焰山，去看吐鲁番的坎儿井。”
“火焰山、坎儿井都在新疆，在中国，你急什么？你不知道乌鲁木齐治安状况吗？”
“知道。有啥事呀？我眼中的乌鲁木齐，一派和平景象。”
“我在喀什写作。”
“不回来吗？”
“千里之遥你说走就能走吗？告诉你，热比娅分子还在暗藏杀机。夜晚不要出去，在酒店里看电视，要小罗多加小心。”电话那边放下了。
7月5日，疆独分子热比娅三股势力，在乌鲁木齐发动骚乱，杀人放火，疯狂极了。亮程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果然在大街上看到一辆辆卡车里全副武装的军警，马路十字路口站岗的岗亭也有4个荷枪实弹的武警，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监视可疑分子。足见，亮程的电话也是一个提醒。乌鲁木齐仍然硝烟未息，还不是一片太平的地方。但也正因为有全副武装的军警，乌市依然车水马龙，一片繁华景象。
再也没有新疆那样令我向往与震撼，无论是浩渺无边的大沙漠，还是高耸入云的皑皑雪山，还有甜糖欲滴的葡萄园，以及那淳朴勤劳的新疆各族人民，都令我刻骨铭心，书写进我的日记本里。
7月24日 吐鲁番 酷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