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地理学专著，同时也是一部感情丰富，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爱国主义读物。全书在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的自然之爱”。它用生动优美的文字描写祖国河山，把当时南北阻绝、支离破碎的国土写得一团锦绣，表现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第八，一本书形成一门学问的事，不仅在地理学史上，在其他科学史上，例子也是很少的。《水经注》正是由于它的包罗宏富，牵涉广泛，才形成郦学这门内容浩瀚的学问，而且从明代以来，获得很大的发展，即使从我国的全部科学史来说，《水经注》在这方面也是值得自豪的。
《水经注》的治水记载及其对治水的认识
《水经注》作为一部以水为纲的地理著作，水，是这部著作的关键词。在考辨、记述、解释、介绍江河湖泊时，水灾、治水、水利用、水利工程等等，也就成了这部著作必须涉及的重要内容。的确，在这部著作中，除了记录水灾30多次外，还记录了众多的水利工程和治水、利用水的事迹，而这些记述又是与郦道元对水的认识密切相关的。因此，在评介《水经注》关于治水等记载的同时，应该与郦氏的水观念结合起来，这样似乎更清晰，更完备，也更符合这部著作的内在系统性和逻辑性，因为治水和郦氏的水观念是无法剥离的。
《水经注》中的水灾记载：
据“郦学”专家陈桥驿先生统计，在全部《水经注》中，郦氏记录了许多水灾。其中有年代和灾情可查的重大水灾，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北魏大和四年【公元480年】，一共记载了19次，其中有的水灾规模极大，如卷十五《伊水注》记载的三国魏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六月二十四日洪水：“大水出，举高四丈五尺。”卷十六《谷水注》记载的前凉太始七年【公元361年】六月二十三日洪水：“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黄河和瓠子河的水灾，连汉武帝也亲临现场，忧心忡忡，束手无策；卷二十四《瓠子河》经“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注云：“上自万里沙还，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令郡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上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正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除了上述河川决口，洪水泛滥的灾害以外，《水经注》中还记载了许多在战争中以水代兵的事件。如卷二十八《沔水》经“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东流注之”注中记载的战国白起引西山长谷水攻楚之战：“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卷三十一《滍水注》记载的东汉初年昆阳之战：“会大雨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卷三十二《梓潼水》经“又西南至小广魏南，入于垫江”注中记载的岑彭与公孙述沈水之战：“大破岑军，斩首、溺水者万余人，水为浊流。”所以郦道元在卷六《浍水》经“浍水出河东绛县东浍交东高山”注中引《史记》所载智伯的话，说明水在某种情况下的可怕和危害程度：“《史记》称，智伯率韩、魏引水灌晋阳，不没者三版。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国，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安邑，晋水可以浸平阳。”
在记录水灾的同时，郦道元也关注到缺水的危害，陈桥驿先生在《郦道元评传》中，为我们列举了《水经注》一书记载的几个有关故事，如在《水经注》卷五“河水”经“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注中所记载的疏勒城凿井的故事即是其例：汉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为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侧涧傍水，自金蒲迁居此城。匈奴又来攻之，壅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饮之。在疏勒城这种地下水位极低的沙漠地带，深凿到十五丈尚未得水，结果官兵只有饮马粪汁，其狼狈可见。在郦道元所在的北魏，也有这方面的例子。卷五“河水”经“又东过成皋县北，济水从北来注之”注中，记载了北魏进攻虎牢城【位于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北黄河南岸】的故事：魏攻北司州刺史毛祖德于虎牢，战经二百日，不克。城唯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容防捍，潜作地道取井。余顷因公至彼，故往寻之，其穴处犹存。这里所说的“潜作地道取井”，据《通鉴》卷119，营阳王景平元年所记：“魏人作地道以泄虎牢城中井。”说明北魏利用地形，在这深达四十丈的井的底部挖一地道，使井水泄干，以断城内唯一水源。毛祖德坚守虎牢城达二百日，最后却因全城所赖的唯一深井被北魏所泄，终致城破兵溃。《宋书·索虏传》还记载了井水泄干后，守城官兵的渴乏之状：二十一日，虏作地道偷城内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可得防，至期二十三日，人马渴乏饥疫，体皆干燥，被创者不复出血，虏因急攻，遂克虎牢。虎牢城之战发生于北魏泰常八年【公元423年】，距郦道元之时不及百年，郦氏借公事之便，亲自去看了北魏当年所掘的地道，“穴处犹存”。井水在战争中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郦道元对此当然是铭记在心的。对于这些缺乏地表水的地区，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还特别对地下水作了详细的介绍【全书记载的泉水包括温泉达240处左右】，尤其是对井水的介绍，往往注意到井的深度，如卷十九《渭水》经“又东过华阴县北”注中记载的长城以北平原上的井：“长城北有平原，广数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尺。”又如卷二十五《泗水》经“西南过鲁县北”注中记载的曲阜武子台附近的大井：“台西百步有大井，广三丈，深十余丈。”像这类井所在的地区，都是地下水位很低的地区。郦道元十分清楚，在人与水的关系中，井水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生死攸关的。
关于水灾的记载，在《水经注》中还有不少，如，对中国最早的一次洪水记载就是在《水经注》中，其卷十五“洛水”篇载：“昔黄帝之时，天大雾三日，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始得图书，今《河图·视萌篇》是也。”这就是传说的中国最早的一次暴雨洪水记载。再如，黄泛区内的一些湖沼，像已见于先秦记载的柯泽、雷泽、菏泽、巨野泽、孟诸泽等，均见存于《水经注》中，这些湖泽的形成，大概是因为战国西汉时黄河下游堤距很宽，两岸相距五十里，大量泥沙随流落淤，决出堤外的泥沙相对减少，故而那些虽经受黄河洪水漫淤的湖沼，尚未遭完全淤平的厄运。像巨野泽在南北朝时湖区辽阔，“南近洙泗，北连清济”，巨野县为湖水所围。这恐怕是汉武帝时河水决入巨野泽后，湖底抬高，湖面扩大后因来水不断而长期未消的结果。对这些湖泽，《水经注》既有记载，更有对其洪涝情况的分析。总而言之，《水经注》关于水灾的记载，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郦道元对于人与水的关系是十分关注的。而在这些关注中，我们还可以探寻到他那独特的治水认识和治水思想。
水德含和，变通在我
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十二中，对巨马水介绍时，有这样一段记述：
其水又西南转历大利亭，南入巨马水，又东径容城县故城北；又东督亢沟水注之，水上承涞水于涞谷，引之则长津委注，遏之则微川辍流。水德含和，变通在我。
“水德含和，变通在我。”这是郦道元关于水的重要观念或思想，它反映了郦氏对人与水的关系的认识。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水经注》中关于人与水的关系的记录为数不少。如，在《水经注》中，郦道元十分重视河渠水利工程的记录，因为这类工程最能体现人与水的关系。在该书的卷十四“鲍丘水”中，郦道元重点介绍了魏刘靖在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修建的车箱渠，他在“又东过潞县西”注中记述：“高粱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12年之后，魏人又对这个工程进行了扩展，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樊晨对车箱渠做了延长，从昌平县到达潞县，再一次提高了车箱渠的灌溉功效。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景元三年辛酉……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高下孔齐，原隰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洒滮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
这是对车箱渠的记述。在卷十六“沮水”注中，郦道元关于郑渠的记载是这样的：
沮水东注郑渠。昔韩欲令秦无东伐，使水工郑国间秦，凿泾引水，谓之郑渠。渠首上承泾水于中山西邸瓠口，所谓瓠中也。《尔雅》以为周焦获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亦秦之利。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关中沃野，无复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命曰“郑渠”。
郑渠，是关中地区历史上著名的农田水利工程，书中对这个重要的水利工程作了详细的描述。在卷三十三“江水”之经“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的注释中，郦道元对李冰修建的水利工程是这样记载的：
江水又历都安县，县有桃关汉武帝祠。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江入郫江、捡江以行舟。《益州记》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捡其左，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也。因山颓水，坐致竹木，以溉诸郡。又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是以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邮在堰上，俗谓之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
以上是郦道元关于三处水利工程的记述，一处是：“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一处是：“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关中沃野，无复凶年，秦以富强。”一处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这三个水利工程都是人与水的关系十分密切的体现，也是人们利用水资源造福人类的典范。这三个水利工程也是对郦道元在《水经注·序》中所说的“万物无所不润”的极佳诠释。
除了这些著名的水利工程外，《水经注》还记录了其他的水利工程，如，我国淮河流域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芍陂，在书中有所记载，其云：
又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魏太尉王凌与吴将张休战于芍陂，即此处也。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西北为香门陂。陂水北迳孙叔敖祠下，谓之芍陂渎。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注黎浆水，黎浆水东迳黎浆亭，南文钦之叛，吴军北入，诸葛绪拒之于黎浆，即此水也。东注肥水，谓之黎浆水口。
再如，长湖【即鉴湖】，这是我国东南地区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水经注》对此有以下记
又东北得长湖口，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北泻长江。湖南有覆斗山，周五百里，北连鼓吹山，山西枕长溪，溪水下注长湖。
《水经注》在记载灌溉万顷良田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同时，还记录了许多灌溉超过千顷的农田水利工程中，如卷二十八“沔水注”中的白起渠，卷二十九“湍水注”的六门陂，卷三十一“淯水注”的豫章大陂，卷三十三“江水注”的湔堋，卷三十七《沅水注》的涔坪屯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