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青少年众所周知的作家，但大家不太知道他也是个聪明的创业者，而且早在一百年前便已经在处理这个主题。他警告想创业的人，不要听信一般经济学者的话。他听过最糟糕的意见来自银行家：“银行家艳阳天会借你伞，但只要天边一角出现一点乌云，就马上把伞要回去。”保守安全的想法和不凡的新颖思维是不相合的。甚至美体小铺的创办人罗蒂克也持同样看法：“能对你的生意提出建议的人之中，银行家大概排最后。因为他只是个管钱的人，简单说就是管家。对他来说，问题永远是百分比、赚与赔。他永远不会知道创意是什么，更别说为了一个创意而兴奋。”
马克·吐温和罗蒂克看到的，是今天在美国商业学校常常遇到的事。创业与企业管理两件事不合。前者是以新计划、不落流俗为基础；后者则是寻找秩序，并且与出奇罕见的创意为敌。英语“企业管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一词的概念比较接近德语中的“公司领导”（Unternehmensf.hrung），重点落在管理公司上。
给不一样的概念提供空间
我们不是反对管理，它绝对必要。企业管理教我们学习在实务上通过试验、经得起考验的技巧。但是，管理必须在可容纳新的另类概念的条件下，才能实践。决心坚定的、敏锐的、但是不一样想法的人，在常规咨询者眼中，完全没有成功的希望。
如果我当时听信专家与银行家的意见，喝茶运动没有今天。这些建议的副作用会让潜力创业者“梦想粉碎”，丧失创业的兴趣。这就好像把一个热情的工程师送去学速记或当售货员一样，他们根本就没有那种细胞。把他推进要求严格却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学习，不会让他更进步。经济学的计算是不能放弃的，只是不能拿来跟掌握庞大的严格运算机制混为一谈，那些其实是为了别的目标发展出来的。
创业者若请不起专业人士，我会认为他的创业计划无法实行。但是并非意味创业需要雄厚的资金，而是说，你的概念必须清楚指出市场优势，借此吸引顾客，赚取盈余，以支付专业咨询。相信自己没钱雇请专业人士，一开始就不专业！创业者取得专家的协助是绝对必要的。英国针对成功创业的研究指出，创业领导与专业管理团队的角色分工越来越明显。
担任领导角色的创业者，应该致力于创意概念，并且继续发展下去；而管理团队的责任则是执行每日的运作。一不小心，行政凌驾于可实行的革新概念上，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如果把概念的牙齿（行政运作）拔掉，它就没有牙齿了。就像下面要讲的例子一样。
探险餐厅
1986年我和同事庆门接下一个案子，要在菲律宾发展一种新型学校。“生产力小区学校”旨在帮助街头流浪的孩子，学习怎么养活自己，同时教给他们一般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就是说，在做中学，但不是跟着课程表上课。庆门和当地的合作伙伴先碰面准备，我再以经济学者与创业专家的身份跟进。菲律宾当地安置了教育专家与社工人员，他们大部分来自政府机构。我们不断要接触机构，准确地说是机构的代表、补助单位与官僚体制。会议费时繁琐，其实却只是个测试，要看我们的计划是否政治正确。
◆ 创业与政治教条
我们的计划并没有政治意图。其实我之所以参加，是因为想跟街头流浪儿一起发展一些实用概念。可是我们遭遇很大的困难。
计划终于通过政治测试时，下一波障碍已经等在眼前。青少年变身成功的小商人，创造出微小事业，这个想象明显不符合当地政策。尤努斯或者德索托[ 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经济学家，专门协助亚洲、拉美和中东的贫困国家制定政策，推动经济成长，曾被《时代杂志》评选为二十世纪拉美地区五位主要改革家之一。
]的作为并不为人所知，或因政治上被归为“新自由派”而遭到轻视。尤努斯证明，孟加拉国村落的妇女即使情况再如何不堪，透过小额贷款，还是能改变情况，成功进行小买卖。德索托则为秘鲁贫穷的人民指出，通往财富最大的障碍是层层官僚，市场通路被阻，被阻挡的人只能因此转向非法或者比较没赚头的行业。
我们感觉到菲律宾当地想做的，并不是要造就孩子能在经济上成功自主，而是企图灌输他们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大意是：“只靠自己，你不会有机会改变现状，你一无用处”。当然，那是以站在协助立场礼貌表达的概念，但是真正传达的讯息与背后的意图却显而易见：只有靠政府机关的帮助，你才有改善的机会。我并非要评断这个方式是否有帮助，重点在于传达给青少年的讯息。
这个暗示着“你一无是处”的讯息让我很愤慨。面对“我们的年轻人自发向上，不靠他人帮助，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这种论点，要很谨慎。
有一大堆证据显示，街头流浪儿比同年龄的中产阶级孩子明显强得多，不但有惊人的生意本能，而且同时会说几种不同的语言，虽然不完整。这当然是在街头学来的，而不是课堂上。但是街头的孩子虽然无法写出正确的字、没有数学基础，却拥有唯一最真实、最令人激赏的资历，那就是在他们这个年纪，已经完全独立养活自己──若不提这点就太奇怪了。即便政治正确，教育措施也应该建立在自信上，必须过滤哪些能力已经存在，哪些还需要培养或支持，而不是一开始就先将现有的资历丢弃。
◆ 学校之外的学习
接着，又出现另一难题：我们准备开始观察孩子的学习过程，随后展开实用课程时，当地的教员与社工人员却坚持先上书面教材，然后才实习。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发觉，我们对他们的生存来说是一大威胁。
教师与社工根本就没有准备帮助孩子如何更有效赚取生活费。我们用尽手段，还搬出教授头衔，才让他们相信在学校与教科书之外，也可以学习。教贫穷的孩子变成企业家？我们觉得他们早就是了。要帮助他们的话，应该是锤炼他们的创意，教他们如何放大格局，把通路从非正式的，甚至是非法的范围，引到正规的市场上，那里有更多的财富等着他们。换句话说，不是集资建立一个组织来帮助穷人，而是给予适当地参与市场的机会。
最后，我们以为终于可以开始实践计划。不是我们缺乏耐心，而是计划已经持续好多年了。街头的孩子都赞成我们。我跟他们一起想出第一个计划：把生命力旺盛的小鱼，从几乎无法再生存下去的脏污运河中捞起，卖给水族馆。我在清迈大学时获悉水族馆爱养这种孔雀鱼，因为即使是很小的水缸，鱼也能存活。孩子也很熟悉这种鱼，一直追问什么时候开始行动。但是孩子的老师与社工一直没动作，对他们来说，跟小鱼为伍，低于他们的革命情操。结果不是只有小鱼计划停摆，其他一连串计划也无法展开。
◆ 创意
幸好不是所有创意都这样被扼杀。有一个创意终于成形，就是“探险餐厅”。那是一群住在马比尼街（Mabini street，马尼拉有名的红灯区）的青少年想出来的。基本概念是：顾客远道来此寻找刺激，我们就提供他们刺激。
比如餐点，在餐厅的一角升起营火，让顾客自己烤牛排；肚子饿的客人可以转动制面机，亲手做出意大利面；在餐厅的菲律宾区，客人可以从大池中钓鱼和龙虾。青少年还构想在餐厅旁边设立一个杂耍学校，餐厅里要有舞台，可以表演特技杂耍、跳舞、唱歌、演戏。这就是整个计划，而且不是一个不好的计划。这样的内容还没人做过，是竞争的优点。除此之外，透过青少年和他们不断的想象力，让这里有机会成为原创的、活跃的餐厅。
这一点一定也能帮助生意，让餐厅出名，宾客盈门。然而，应该由谁来实现这个创业概念呢？答案其实很清楚：青少年自己。很遗憾，不是。老师们认为，应该要有个大人带头辅导，和街头少年一起实行计划。要找到有人愿意而且有能力把别人的计划付诸实行，何况是街头青少年的计划，非常不容易。我们找了很久，最后找到卡士达内妲（Imee Castaneda），马尼拉圣三一大学商业管理系系主任，一个领导企业的专家，听起来不错。
要怎么开一家餐厅让它高朋满座？竟是使用从企业管理学来的技巧！预估了一个很高的市场成本。什么条件让一个餐厅不同于其他中产阶级餐厅，竞争力在哪里？答案又很清楚：清洁干净的环境、穿着整齐利落的服务人员、看起来卫生的厨房。因此，街头青少年个个衣着穿得像要上教堂。告诉他们叉子摆左边、刀子摆右边，女孩子还要练习向客人屈膝行礼等等。
◆ 梦想粉碎
营火在哪里？太危险。杂耍特技呢？穿得像上教堂还能翻跟斗吗？孩子们在自己还没发觉时，梦想已被粉碎。更糟的还在后头。探险餐厅的概念尚未被认真执行之前，便已胎死腹中。不能这样下去，必须采取行动才行。但是要把卡士达内妲女士换掉吗？让一个小孩替代大人？让青少年无边的幻想恣意驰骋，取代试验过的商业管理方针？庆门和我争执了好几个夜晚。教授插手教当地人创业如何运作？两个西方来的专家就知道方向吗？
我们最后得出的结果是不予干涉。套句喜剧泰斗华伦汀（Karl Valentin）的话说，我们是“很想要，又不敢要。”如果遵守所有的企业管理规则，餐厅会成功吗？1992年2月14日餐厅开幕。孩子们在制服里看起来呆滞不灵活，而且不像他们自己。他们晚上跟着父母睡在桥下，是不为人知的秘密。能够跟别的餐厅竞争的优点，变成缺点。怎么办？支持、善意活动必须加入。必须有效利用媒体关系，并将所有认识的人、同事和朋友都请到餐厅来，昭告大众，请大家一起来“做好事”。种种活动让计划引起公众注意，而且显示死马也能当活马医。
无论如何，总算前进了一些。我们所能组织的善意活动撑了一段时间，甚至总统阿基诺夫人都大驾光临。但是光靠善意，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概念，无法长期生存下去。虽然有很多人热心参与，资金最后还是断绝了。一个示范性的死亡。因为保守、经济的思考模式，使得菲律宾街头孩子的想象力没有发挥的余地。1994年探险餐厅终于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