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美国大选“看热闹”
不论你是否喜欢，必须承认美国是当代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再说，为期不短的美国总统竞选也是很有消遣性的肥皂剧，所以，这一段有关报道会是国际新闻版的家常菜。有道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本人不懂政治学，更不研究国际关系，对于美国大选当然只能“看热闹”了。“看热闹”看的是表面是形式是技术，无关乎根本的政治制度，但也可以给人有益的启发。
去年3月16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民主建设，经验都还不足。我们愿意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走中国民主的道路。”这种全方位开放、不预设拒绝领域的态度是真正有志于振兴中华者应该坚持的。我未开言就以政府领导人的话壮声势，知我者谓我心忧；的确，当下一些人狠批“普世价值”，大有把今日中国拉回“反帝反修”锁国时代的架势。且说我从现阶段的美国大选看到了什么吧。
首先看到的当然是美国社会艰难而扎实的进步。 6月7日民主党内总统候选人竞选终于落下帷幕， 希拉里发表告别竞选之旅的演说，呼吁她的支持者转而力挺奥巴马竞选总统。其实，不论民主党内的竞选结果如何，一个女性，一个黑人，不管谁在党内胜出，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本身都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里程碑，表明女性和黑人当选美国总统是早晚的事。它记录了美国人民两百多年来为消除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抗争所达到的成果。毕竟美国是一个有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国家，毕竟离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才四十多年。同时，即使希拉里或奥巴马当选了这一届美国总统，也不意味着美国社会从此就消灭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同志仍须努力”；但肯定标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不再视两种歧视为正当。
与这种平等价值观相关的是，竞选者家庭出身没有贵贱之分。奥巴马的母亲是一个石油工人的女儿，父亲本是非洲的牧羊人移民美国，够“草根”了。而与他在党内竞争的是前“第一夫人”，即将与他对垒的共和党人麦凯恩，则出生于名将世家。就像人们不排斥那个幼年丧父的克林顿，也不排斥小布什这位前总统的公子。出身“贵贱”都不是障碍，都无须心理设防，这种国民心态才是大国民心态吧。
我知道希拉里与克林顿是同学，毕业于名校；但还不知道奥巴马的学历。竞选者从不炫耀自己的学历。两任总统的里根就读的尤雷卡学院好像不是什么名校。毕业于名校的小布什，好像为自己出身名校不好意思，打趣自己在校学习成绩并不优秀。博士学位好像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更不用说实为待业博士的“博士后”了。竞选者能被大家看中就好，这种“实用主义”还真不错。
我很奇怪美国人既重视政治经验（竞选者不是州长就是议员，总之是早有从政经历的，大多在学校时就是社团活跃分子），又似乎很不重视经验（不论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里根，他们当总统前都是州长，内政有经验，全局性的军事和外交却连边都未沾过）。这次，希拉里实指望白宫女主人的经历会帮她加分，她的夫君、政绩不错的前总统克林顿也颇卖力地助选，可惜事与愿违。看来，在美国选民心中，一个人悟性和判断力比知识和经验更重要。学历不高、经验不足可以借重智囊团，决断力差就会误大事。
当然还有年龄等方面也是有意思的。有参选总统的最低年龄，即生活阅历要求，却没有设年龄上限，身体健康就行。所以，72岁的麦凯恩参议员四个月前就笃定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过，要展示自己精力不衰。
“热闹”还要看下去，短文就此打住。
（《同舟共进》月刊2008年第7期）
明代言官敢言的底气何在
读《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今年3月14日《明清言官，每多“雷人”上疏》一文，见作者将明清言官相提并论一锅烩，顿有一种感情被伤害了的感觉。因为，在我看来，虽然文中讲的“蛤蟆给事”之类言官确有其人其事，甚至这种避重就轻提议案的人在言官中占多数，但相比之下，从古到今，明代的直言敢谏之士是最多的，舍身取义者在中国历史的天空可谓群星璀璨，可为中华民族万世景仰。
该文说“明清则不然，皇权之专制力量高涨，在朝言路与在野清议之力量自然积弱”，这是想当然的推理。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谈太多，有意者请翻翻《明鑑（鉴）》即知大略。明朝虽然从太祖朱元璋起加强皇权废相权，但朝廷言官的权势却比历代都大，设六科给事中、设分巡御史（即旧戏里常出现的“八府巡按”），官虽七品，却职在监察部堂和地方大员；朝会上七品言官批评一二品柄国大臣乃寻常风景，七品巡按御史可与一省首长巡抚大人分庭抗礼；官僚集团内部以卑抑尊，上下分权、中外制衡，是今日许多讨论“县官改由省直管”的人们所不敢想象的——这种分权出于皇权对治权旁落的防范，更同时用身边人（宦官）和特务组织监视官僚集团，是“家天下”的统御术和治国逻辑。 至于在野清议力量之大，用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痛斥朝廷与人心作对的话来说，是“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事实则可能相反，是在野的清议力量以道统和民意代表自许，鄙视、质疑乃至挑战执政者，即朝廷以为是，外间必议之为非，而朝廷以为非，外间必论之为是。明末在野力量之大，以致至今有以明亡为例证而斥“清谈误国”者。
明代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较长的朝代中，无疑是最黑暗无道的。开国太祖朱元璋屠戮功臣之残忍，篡位者成祖朱棣镇压政敌之血腥，“游龙戏凤”早死于淫窟“豹房”的武宗朱厚照之荒唐，疲怠不理朝政的神宗朱翊钧之昏顽，自毁长城的思宗朱由检之刚愎自用，以及“站着的皇帝”太监头子王振、刘瑾，特别是“九千岁”魏忠贤之恃宠弄权，都堪称“史无前例”。然而，就是在这样专制野蛮的朝代，与宋文所说的“ 廷杖威武，言官自然委靡。有明一代，言官被杖毙的并不罕见。兔死狐悲，谁还愿意前赴后继”。相反，坚持“士可杀而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士民，如野火烧不尽。读明史，多有慷慨悲壮、杀身成仁的故事，令人扼腕，也令人感叹。
士民与强权抗争，飞蛾扑灯似的前仆后继，其忠仁勇义惊天地泣鬼神者，编进中学教科书而我们熟悉的有，明末张溥的散文《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聚众反抗阉党“缇骑”（武装特务）而护良士，商人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民众，挺身投案，慨然赴义；清初学者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记曾任都察院佥都御史的左光斗，在诏狱中如何视死如归，教训化装成清洁工探监的学生史可法国事重于私谊的嘉言懿行。
而要说言官“雷人”的上疏，众所周知的有海瑞直斥嘉靖皇帝的“嘉靖嘉靖，家家皆尽”；还有监察御史杨爵疏言嘉靖皇帝“邪佞日亲，诤臣日远”；大理评事雒于仁上疏“直攻”万历皇帝“酒色财气”四病缠身。至于对势焰盖天的权奸，也代有冒死揭发者，如继锦衣卫经历沈炼疏劾严嵩黩贿十罪而被刑罚又谪边，之后杨继盛不惧以卵击石，而劾严嵩“十大罪五奸”；魏忠贤提督东厂杀人如刈草，左副都御史杨涟疏劾他二十四大罪，而前赴后继斗魏阉殉难之最著名者，前有“六君子”、后有“七君子”。
有明一代，直道敢谏和宁死不屈者众，其中不排除有争权夺利的“党争”成分和分子，但更不乏有信念、有人格、有节操、有担当的志士仁人。你看：方孝孺宁被诛十族（九族加门生故旧），也对永乐皇帝软硬不吃拒绝合作，这是对建文帝的“忠”（哪怕是有难同当的“愚忠”）；而御史大夫景清怀利刃上殿欲行刺永乐帝，事发奋起称“欲为故主报仇”，这是侠义。首辅杨廷和与太后定立武宗侄子、15岁的兴献王朱厚璁入继大统，新朝富贵无人可夺，但他偏要执礼仪不同意嘉靖帝追赠其亲生父母帝后名号，以致被罢官；万历帝母子礼敬的“元辅张先生”张居正实是摄政王，观政进士（官场见习生）邹元标却也敢拂其逆鳞而谏阻其“夺情”留职不守父丧；这于他们都是要“择善而固执”。汤显祖（即辞官后作《牡丹亭》者）的才华，难得地入了张居正的法眼，并在汤为白丁时就表示激赏，但汤就是不为权相的明示暗示所动而拒绝为其所用，这是人格节操；汤任南京礼部主事时，毅然上《论辅臣科臣疏》，严词弹劾内阁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等窃盗威柄、贪赃枉法、刻掠饥民，并直言万历皇帝登基以来为政之非，这便是不苟且有担当……
明代士林相比之下可谓节操凛凛可敬，从社会文化环境角度考察其所以直言敢谏，我以为大体有以下三点值得一说。
一是，宋明道学（包括理学和心学各派）的对儒家忠孝信义等思想观念的弘扬，使抗争者对掌权者有道义上的心理优势。请不要拿科举取士束缚人的思想自由说事，那只是另一面；而四书五经塑造人们的核心价值观则是不争的事实。明末李贽这样的“异端思想家”，他反尊孔是反对“执一”，并不反对那些儒家基本价值观；举人出身而循例无资格入阁的他也从不反对科举制度。那些士人真信了忠孝信义仁爱节操，就有一种正义在我的自信，敢于蔑视邪恶的权势者并与之对抗。
监察御史王朴性耿直，数与明太祖辨是非，激怒了朱元璋，朱命戮之，其实只想要他屈服；从刑场召回问他改不改，他竟言“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再押赴刑场，过史馆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御史杨爵以上疏切谏而下诏狱，被折磨得“屡濒于死，处之泰然”。为谏阻世宗去掉生母尊号中“本生”二字，百官齐跪左顺门，帝怒遣锦衣卫拿为首八人下狱，杨慎等撼宫门而大哭，声震阙廷；因为他们相信“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尽管在我们今天看他们是迂阔，牺牲得不值，当年可是真有信念的。
二是，中国士民对历史褒贬的信仰，以其对永恒的追求蔑视眼前的富贵。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追求“留取丹心照汗青”，说的就是这种情结；有人说“青史留名”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替代品，可谓一语中的。但它的前提应该是，历史书写是可以信赖的，而不是由“胜利者”书写或为权势者服务的。明代的士人是幸运的，他们还相信有信史。上面讲到王朴呼史官，杨慎鼓动众官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都是对己方正义感的确信，也是以对历史的信仰做精神支柱的明证。
这种信念人格和历史信仰的力量强大到什么程度呢？明英宗大兴土木拓内皇城、修离宫别馆，刑部主事（副局级官员）郭循极谏触怒皇帝，命将他用毡子裹到大内亲自诘问，而“循对不屈，帝益怒，手射之亦下锦衣卫”以泄愤……最后，是英宗“屈服”而复其职。大太监王振专权，会议于东阁，“公卿见振皆趋拜，（大理少卿薛）瑄独屹立，振知为瑄也，先揖之”；王振衔恨报复找借口将薛瑄下狱论死，将行刑时，王振闻他的仆人在厨房里哭泣，缘“薛夫子将刑也”，王振为之感动，薛瑄终得保全。此二例可证，有明一代果然能信文天祥之言：“天地有正气。”
三是，更具全局性的是，明代执政者和士民有两种评判是非和人物的标准，而士民舆论更强势，民间的声誉可以支持和“对冲”官方的打压。英宗时，权阉王振将直臣廉吏于谦下狱论死，河南吏民伏阙上书，为于谦辩冤请命者数以千计，“乃命复原官”。国子监祭酒（校长）李时勉不肯谄事王振，辞官回乡，太学生和朝臣出饯都门外送别者近三千人，鼓乐前导，观者塞途，商贾罢市，或远送至其登舟，舟发乃还——俨然东汉末年党人故事。至明末，吏部郎中顾宪成被“削籍”为民，“宪成既废，名益高”，于是修缮宋代建的东林书院讲学其中，“海内闻风景附，往往讽议时政，裁量人物”，俨然“在野党”、“影子内阁”。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其力作《明夷待访录》里写《学校》一章里提出，学校不仅仅是养士的教育机关，而且是国家议政的政治场所，“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显然，他的思想远绍孔子的赞子产不毁乡校，近观于有明一代书院议政之风。
到了满族入主中原的清代，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如何被改变，明代直言敢谏的政治文化传统如何中断，本文已超过预定的3000字篇幅，就此打住。
（《南方都市报》2010/0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