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受害种种须细辨
国外有家智库不久前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研究的报告，说我国面临的两个最严重的问题是：环境污染和道德沦丧。对此，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感受，呼吸吃喝都不放心，不是空气、水质和土壤重金属污染，就是担心人为掺假含毒。关于道德沦丧的新例，不仅有一些地方干部的丧尽天良的腐化堕落，如嫖宿幼女（且有执法部门公然蔑视刑法而以嫖娼给予包庇性之治安处罚），也有如湖南女大学生罗彩霞被同班同学王佳俊冒名顶替上大学，现在网上反而出现了不少“挺王倒罗”的帖子（若真是出自网络枪手公司，那就是这种网络公关公司与“商业五毛党”写手的双重无良）。
本文不拟在这里进行道德分析和讨伐，而想从思辨的角度来谈谈，我们应当怎样辨别种种受害者。因为，如果我们思维清晰，不论是枉法的官员还是无良的枪手都忽悠不了我们，而且我感觉，事实上，在更广阔的领域和范围，国人思维混乱，常常把不同的受害混为一谈。
先说纯粹的受害者。这种人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没招谁没惹谁，祸从天降的受害者。罗彩霞招谁惹谁了而要被冒名顶替？她不想要认识前公安局政委的“荣幸”及得到在邵东县企事业单位轻易找个工作的方便，只想依法讨还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邓玉娇在自己工作的宾馆洗衣服，犯了何方煞星？她本KTV房的员工，不肯提供“异性洗浴”的“特殊服务”，犯了哪条王法？三个男人威逼她，不放过她，“在这一过程中，邓贵大拿出一沓钱炫耀，朝邓某头、肩部扇击，并两次将邓某推倒在沙发上”（当地警方最新说法），她奋起抗暴，用修脚刀刺向邓贵大，这完全是正当防卫，走遍天下都应是这个理。
再说害人亦害己的“受害者”。邓玉娇案中已魂归地府的邓贵大和躺在医院的黄德智就是这种人，这叫“自作孽不可活”或者“现世报”。这种人首先是加害者。难道让流氓恶霸邓贵大黄德智们笑嘻嘻地如愿以偿才是皆大欢喜的吗？邓贵大与黄德智也是“受害者”，但他们是自己行为的受害者，俗话所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脚踢在钢板上”了，活该。
冒名顶替罗彩霞上大学的王佳俊，现在“身败名裂”，那是“恶有恶报”。她上大学时已成人，知道作假的不正当及给他人的伤害，不能把责任推给父母。当她冒名上学、拿到毕业证、教师资格证时，“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多年后“时候一到”，她要尝苦果，这叫“种瓜得瓜”。假冒本来就有风险，敢做就要敢当。难道要她作假害人“只赚不赔”才合理？
同理，日本当年侵略中国，它和它的国民是加害者，也是自身行为的受害者。若它获胜，那是“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它的士兵和国民为战争付出代价，有什么委屈找它的主子算账吧。现在败了，挨了原子弹，有因有果，就国家来说是自寻死路自取其辱，就日本国民来说，其所受之害与中国人的受害岂可等量齐观？（至于为反战反法西斯而受难的日本人，他们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则是纯粹的受害者。）
我们应当承认，世界上的人性并无多大差异，大家都是从东非峡谷走出来的人猿的后代，社会环境与制度对人影响甚大。黄德智询问邓玉娇可否为其提供“特殊服务”，邓玉娇说她是KTV员工不提供特殊服务；黄“听后很是气愤，质问邓玉娇这是服务场所，你不是‘服务’的，在这里做什么？”这个理直气壮要人卖淫的“很是气愤”，反映了当地社会风气和官场道德的堕落。这是黄德智与邓贵大们害人亦害己的现实背景，我们应当反思这种道德沦丧的环境何以致之。
但是，应当明确，任何理论和说法，都开脱不了个人应该承担的道德和法律责任，加害于人就应当承担后果；这与宽容、慈悲的宗教情怀（或人道主义精神），与社会批判和制度反思并不矛盾。
《圣经》说尘世上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耶稣问世人“谁是没有罪的”；但这种人人皆有的“原罪”与世俗所定义的犯罪是不同层面的，并不意味着向善自我救赎的人与悖诫作恶的人是半斤八两无分轻重。佛教讲大慈大悲，对肉身凡胎受七情六欲支配而堕落的人心怀悲悯，也不意味着正邪不分，菩萨低眉的亲和与护法金刚的怒目本来就是相伴同在的，该下地狱的人还是要他下地狱。归结于社会环境和制度的批判，消除不了个人的社会责任，贪腐的明末也有清廉的海瑞，浊世赤贫中不男盗不女娼的人还是多数。
还有一种受害者，是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者。他们觉得自己很冤很窝火，却不去追问引发火灾者，而莫名其妙地迁怒于他者。比如与“真假罗彩霞”事件有干系的贵州师大，有些学生（但愿是假冒）不去谴责为王佳俊冒名提供帮助的该校历史与政治学院院长唐昆雄，不去谴责数度对媒体说谎的校方负责人，却为本校的“污名化”而咒骂揭露此事的罗彩霞和记者，为枉法舞弊者辩护。这不仅是“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作怪，也是道德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丧失的表现。而从思辨角度，则是把加害人与受害人混为一谈了。是唐昆雄、王佳俊等败坏了贵州师大的声誉，损害了该校的公信力和师生的荣誉感，而不是受害者罗彩霞和追寻真相的记者要祸害谁。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曾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实业家聂圣哲博士，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在美国，所有中小学是不能开除学籍的，但大学是可以开除学籍的。在大学里，只要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你撒了三次谎，肯定就被开除，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即便是布什总统帮你出面，也解决不了问题，可见诚实在美国教育中的重要性。”而在我国，王佳俊、唐昆雄们如此这般不诚实，居然还有人为他们叫屈。这就难怪三聚氰胺事件会发生了！
（中国江西网，搜狐网论，2009/05/20，题为《是谁要颠倒我们的正义与道德观？》)
网络暴戾的一个特征
据中新社29日电，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争，奥巴马距离赢得提名只差46张党代表票，希拉里则还差242张，如无意外发生，奥巴马已胜利在望。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此前分析，是五件事“绊倒”了希拉里。其中一件是“小费丑闻”：美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发表一篇批评希拉里的报道，称爱荷华州一名服务员抱怨希拉里因小费问题而对她态度生硬。报道发表后，希拉里竞选团队举出大量证据进行反驳，电台后来也承认报道不妥，进行了澄清。但破坏已经造成，希拉里在人们的印象中变得专横。这在传播学上是可以得到解释的。更正的广播有可能没听到，听到了的人其先入之见也难以消除。所以，中国古谚“三人成虎”、“人言可畏”，早就揭示了这种“负面信息”的杀伤力。
我想，美“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是一家有公信力的传统媒体，记者也不是存心与她过不去，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可以与它的记者较真，逼它改正和道歉，结果尚且如此；假如她是一个中国人，面对的是汹涌澎湃的中国网民，有人轻率地或别有用心地在网上发布消息，众人根本不过脑子问信息源是否真实就开始声讨，并无私无畏地广为转帖转发短信，她很难找污蔑者讨公道，则又当如何呢？
这并不是我的臆想。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即5月14日，就有人在网上发布所谓“铁公鸡”榜单，抨击一些跨国公司吝于向灾区捐款，后来又把矛头指向一些国内知名企业和刘德华等明星。这里面涉及的观念问题比较复杂，比如：不懂现代企业治理不同于独资私企老板，有个授权程序问题；不懂政府责任（二次分配财富提供包括救济在内的公共服务产品）和企业责任（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通过纳税间接为社会作贡献）的区分；缺乏尊重私人财产权的传统，有“吃大户”的心态；不尊重他人对捐献方式、时机和对象的选择，等等。但是，我以为，更有害的是一种暴戾的心态和行为方式。
这种暴戾的表现最浅层的表现，就是语言暴戾。仿佛道德、良知和大爱的化身，乖谬的却是满嘴恶言秽语，不配称为文明人类。
最可怕的是，他们并不像某些为他们辩护的人所说的，只是在行使他们道德评价的自由和权利，而是从网上走到网下，搞电话谩骂、经营场所围攻之类让被“评价”者没法正常生活。
其中，不过脑子就传播损人信誉的信息，是网络暴戾的最显著特征。以所谓“铁公鸡榜”为例。5月15日，三星电子向红十字会捐款3000万元，据介绍，三星管理层在5月13日就作出决策，捐款后，消息在新浪、搜狐的主页上挂了一天，“很醒目”。但就在当日，流传最广的“铁公鸡榜”版本出笼，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三星。帖主还呼吁“这是没有良心的企业！是中国人就不要给他们赚！！”5月19日，这个“铁公鸡榜”像发生核裂变般爆传于各大论坛、聊天室、MSN及QQ，据称转帖还有奖；这个榜单还通过手机短信海量传播，直传到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南方周末》5月29日《“捐款门”始末》）。我的同事何三畏的女儿，这个爱提问爱上英语课的初中生也懂得询问这个信息是否为真，可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网民却不假思索就转发。这样的人说是“网络暴民”并不为过。他们就像草菅人命的李逵一样，抡起板斧排头砍去，根本不在乎误伤了无辜。这是最可悲，也是很可怕的。
我想，不做“网络暴民”，除了不使用粗野的语言暴力，最重要的是对网络信息要过脑子，以负责任的心态传播。
（《凤凰网》“博报”鄢烈山专栏2008/06/02 ）
我看《蜗居》里的孽缘
我已发表了一篇《论〈蜗居〉映现的“民怨”》，谈该剧用以吸引观众的房价问题。现在接着谈它所讲述的孽缘。它的情色主线，是小城市来的女大学毕业生郭海藻与江洲市政府秘书、贪官宋思明的婚外情缘。贪官九成以上有“二奶”，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实。举凡大贪官落马，罪状大都有一条“生活腐化”。故事发生地所谓“江洲市”，傻子都知道说的是上海市。这几年，上海出了周正毅案、刘金宝信贷案、祝均一社保案和陈良宇大案，说个市府秘书及他的后台张市长搞腐败，算不上“损害”谁的“形象”；而且结局是贪官和奸商都被捕，宋秘书家破人亡，“二奶”不仅失去靠山而且子宫被切，也算是恶有恶报的“大团圆”了。
我觉得该剧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有些对话太“色”了，在没有影视作品分级制的中国，不宜进入家庭；台词删改是比较容易的事。最大的问题是，把女主角“二奶”海藻写得太单纯；而把男主角贪官宋思明写得太可爱了，好多女同胞甚至说他是个难得的绅士。
首先，我觉得有必要表白，我可不是一个道学先生，也同意艺术人物不要简单化脸谱化。写婚外情、灵与肉冲突的世界名著我读过不少。我们知道，俄罗斯文学大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可爱的女主角贵族小姐娜塔莎也有过情感迷失；他的《安娜?卡列尼娜》与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写的都是女主人在衣食无忧条件下的情感追求；而获诺奖的苏联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女主角拉拉，则在年轻时因家贫而贪享受被富人引诱；美国现实主义大家德莱塞的《嘉莉妹妹》，描写女主角从底层奋斗成百老汇的名演员人生历程。这些作品对人性弱点的表现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所具有的认知广度和深度，是《蜗居》无法比拟的。
《蜗居》中“二奶”海藻从小在姐姐海萍呵护下长大，依赖性很强，这一点写得很真实。考哪里的大学，毕业后要不要回家乡都是听姐的；不会做饭菜，靠父母靠男友，到后来甘当“二奶”学做菜，想用留住孩子的方式留住宋思明，这也符合人物性格逻辑。但她的单纯刻画得太过，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仿佛一个啥也不懂的初中小女生，这条主线就不可信。
不过，她的是非不分的确是这个时代一些人的共同心理，所谓“笑贫不笑娼”，“有钱就是大爷”，“成功”就是一切。她根本不问宋思明给她的豪宅名车是否不义之财，也不管宋对她表示“负责”的500万元存款是否干净，更不管宋与她在一起厮混是否伤害了他的老婆孩子，对“我”好就是爱“我”就是一切，这不是极端自私吗？时尚的说法是“自我中心”、“自我意识强”！
另外，贞洁、名誉在她心中根本就无所谓。如果说她引用“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的歌词为自己做“二奶”辩护，是对流行歌词的曲解，那么，当她对姐姐说，性爱光碟事件也没有影响璩美凤嫁人时，她说的只是一个基本现实。我不知道这是社会观念的进步还是退化，但肯定对海藻这样的青年的人生有影响。现在我看到只是副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明星的社会地位太高，也太有钱了。
贪官宋思明出身乡下孩子，比较有同情心；能做市长秘书和心腹，待人接物很细心周到，这都合乎情理。他是不是靠岳父是老干部这层关系上爬的，也不重要，反正四十多的人做个秘书爬得不算高，但岳父器重他，他不在乎岳父的临终托女，却看上了据说酷肖他暗恋而早亡的一个女同学的海藻，爱得那么一往情深不顾一切，爱得那么无怨无悔以死相“殉”，实在是太美化了他。剧中有细节写了他作为贪官的专横、贪渎和残忍：比如初识海藻后，见到送公司投标文件的不是她而发威拒接标书；最后为了找回拆房弄死人证据命令陈老板“不惜一切代价”；他的同伙大律师沈国醒打趣他“这一次是动了真情”，说到公安局“捞人”是他的强项，都话中有话……但总的来说，把他的畸恋写得像“生死恋”一样感人，为海藻和她的亲人排忧解难如高士鲁仲连，有始有终胜过西厢记的张生，这很不妥。
我没有要编导把《蜗居》变成道德教育片的意思，我只是想说，这部电视的编导可能自己对贪官包二奶的社会现象，还没有想清楚，当成了一般的婚外恋甚至值得同情的“苦恋”，这本身就是价值观的混乱。
（《长江商报》2009/12/26）
孙中山是韩人后裔又何妨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成均馆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朴芬庆考证，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生活在朝鲜最南端、今之济州岛附近的古朝鲜人，曾组成军队为周朝作战，其中战功显赫的被周文王封于孙（今河南省宜阳县境），其首领称孙伯；而《翠亨孙氏家谱》二修一卷载“吾姓系出周孙伯之后”，由此证明，孙氏起源于韩国，孙中山自然也有韩裔血统。读这样的新闻，我只觉得好玩，果然“四海一家”呀喂；同时也很佩服这些吃饱了有闲情逸致的人，难得他们学问做得这么细致又专业，连咱中国翠亨村孙氏家谱的版本与卷数都搞得清清楚楚；相比之下不免自愧不如。
本可一笑了之，可是不少同胞对此却很生气，中国大陆这边众多网民骂街不必说了，海峡那边《中国时报》也发表文章斥“韩国学者的考证愈来愈离谱”（见《参考消息》8月1日转载）。这实在是大可不必。
请想想我们自己，不是早就说过，朝鲜（韩国）人是商朝逸民箕子的后裔，日本人是秦代徐福求仙所带的童男童女的后裔吗？韩国有一些人以他们是大儒朱熹的苗裔为荣；日本人有些人也乐于说他们是秦代那些童男童女的后代，或考证他们的祖先是中国云南人。说这么远干什么？韩国人潘基文一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就有中国人考证出老潘家源出中国河南。我们不是也很乐意与别国的名人攀亲认宗吗？这是对韩国人潘基文敬重的表示，同理，人家以孙中山是韩国人后裔为荣，不也是对孙中山的友好表示吗？他们不会争着说秦桧（甚至不会争曹操）是韩国血统，这表明什么？表明人家认同你的文化价值观。再如，泰国前总理他信和菲律宾女总统阿基诺夫人在位时，都曾大张旗鼓到中国认宗，分别到广东和福建祭祖，不仅我们欣然接受，官方民间高规格接待，他们国家的选民也通过电视知道得一清二楚，根本不会起他们里通外国的念头（若有这种可能，两人就不会冒丢选票的危险这么拜祖了，估计印尼的华裔当了大官却不敢这么声张自己的祖宗是中国人）。人家现任的国家领导人与外国认亲，国民都能坦然接受；说孙中山的祖宗3000年前从外国来，我们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
其实，据人类学家考证，现在世界上的人都是由20万年前东非的一支人猿进化来的。至于数百年前，东亚一带的民族迁徙与融和是非常平常的，你来我往的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民族融和的历史不用提了，值此全球化时代，各民族不同血统的人来来往往更是家常便饭，根本不必在乎谁的祖先是什么地方的人。华裔女人伍冰枝是上一届加拿大总督，她对英国女王和加拿大国民效忠；华裔女人赵小兰担任美国政府的劳工部长，她对布什总统和美国民众负责。奥巴马作为第二代非洲移民，很可能当选美国总统，肯尼亚人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可以向世人表明黑人与肯尼亚人的潜质不比任何民族差，其意义也仅此而已。
毕竟，这与争地盘，硬要说长白山（他们叫白头山）全属他们家，完全不同；与争先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说端午祭、造纸术属于他们的祖宗也不相同——不涉及实际利益，亲缘关系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何妨多认？在个人迁徙移民自由的今天，血统方面的因素几乎可以忽略。大唐有气象，重用日本人、高丽人做文臣武将，一直是佳话。唐明皇重用安禄山而酿乱，也从未认为是因为血统问题，而与别的军阀割据谋反是一样的缘由。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有比唐人更宽阔的胸怀。
（《珠江晚报》2008/08/04）
州长卖官“三昧”
美国伊利诺伊州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因涉嫌“卖官”遭联邦检察官逮捕调查，虽缴纳保释金及护照后已返回工作岗位，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尚未定局；当选总统奥巴马已表示“同意许多人的看法，即在当前情况下，州长很难有效履行自己的职能，难以服务于伊州民众”，意即要他识趣早辞职；近日又有后续新闻说，奥巴马未来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伊曼纽尔也被卷入这桩丑闻，可能失去任命机会。
这事儿国内虽有一些评论，我觉得意犹未尽，我们不能浪费了这么生动有趣的“反面教员”，何不细细品味一番？说浅一点的，罗德州长的“卖官”罪即便经法院认定成立，那也“只是”表露了他有这样的犯罪企图（“我想赚钱”），他并没有卖出（给何人，收多少美元）的行为呀。可是，先有“罗州长”的密友“告密”，后又有FBI监听州长大人电话，怎么就没有美国人谴责那个“密友”卖友不道德、抗议FBI侵犯个人隐私呢？要知道，当年克林顿拉链门事件中，美国有很多人不齿莱温斯基的密友，有不少人认为独立检察官逼克林顿太甚，尽管克温的风流勾当并非虚构。看来，人们对涉及公权的“卖官”的邪恶性质有非常明确的共识，一致认为比私德败坏更不能容忍，必须严加防范和惩处。不过，本文想着重谈以下三点。
一是任何人都可能被权力腐蚀，包括光荣历史在内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担保某个人不腐败。须知，这位罗德先生是以“改革者”的姿态出任州长的，他出身清贫，此前在政坛也算清白（所以觉得自己太穷），当选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发誓要改变前任州长乔治·瑞安留下的腐败氛围。我们还记得今年3月，纽约州州长斯皮策因嫖娼丑闻被迫黯然辞职；这个人多年在检察官任上反腐败，曾赢得了“干净先生”的美誉。至于台湾的前拿摩温、很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阿扁，原是货真价实的“民主斗士”，为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和黑暗政治坐过大牢的。过去能告诉未来什么呢？——“始为天下忧，终为天下羞”的太多了！所以，“好汉不提当年勇”，更莫提“拿我的党性担保、拿我的人格担保”之类鬼话。
二是实行民主的前提之一，本来就承认选民们也可能犯错，选错对象。上面提到的两位州长和阿扁都是民选上台的，他们的败行败德并不能证明民主选举的失败，因为民主的价值基础是人人平等，认知基础也是人人平等——单数的个人、任何人都不可能免俗成圣，需要监督；众人也可能一起“平等”地犯错误而作出坏的选择，因此民主制度下不存在永久的合法性，不承认一次选择就定格历史，而规定了数年间定期改选、随时可启动弹劾、罢免、不信任机制。反对民主制度的人，动辄拿希特勒是民主选举上台的说事，他们却讳言，希特勒是靠盖世太保等独裁暴政手段维持统治，终止了民主的纠错改选机制。而且，据一位美国学者的研究，纳粹上台前反犹已是德国人共同的意识形态，希魔不过是利用了而已，换了别人别党执政，这个法西斯病毒也会发作，简言之，是德意志民族需要浴火重生，经历这么一个作孽与反省的过程。
三是看得出官员提名权是多么重要！美国宪法第七修正案规定，州议会可授权其州长于该州参议院席位出缺时，在专门选举实施前，指定人选以暂时代理参议员行使其职权；全美五十州，除亚利桑那州之外，都通过了授权由州长指定暂时代理人选的法律。罗德州长想“卖”的“官”，就是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出缺而他有权指定的这个伊州参议员代理人。虽然指定的只是一个代理参议员，但一般情况下，代理者有了先入为主的优势，专门选举时胜算极大。在“组阁”中对部长级官员的这种提名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议会的审查，一是审查资格硬件（年龄、国籍户籍等），二是看有无历史污点，一般都能过关。如果不是媒体无孔不入的扒和揭，从而启动调查、质询听证程序，有问题的被提名者也能顺利地“带病提拔”。这就可以理解，这些年，我国干部考察提拔制度日益健全，而买官卖官的窝案为何那么多了！一旦掌大权的人提名任用某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谁、凭什么能有力地阻挡被提名者获得通过呢？
顺便说几句。最近，有位“基层官员”在网上发帖称，从升迁到工资都由上级决定，所以只能“为上级领导服务”。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白智立认为，行政体制就是要对上负责，否则难以保证政令通畅和行政效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现在有些政府让老百姓不满意，是人大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白某这番半截子的“与国际接轨”高论似是而非，不值一驳。首先，我国有特殊的政治制度，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已昭告天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般是地方党委书记兼任的（政治局委员所在地方除外）；我国各地的行政长官包括省市县乡镇政府长官皆非选民直选产生，世人皆知他们并不是地方决策机构的最高长官，怎么好简单地拿国际惯例类比？第二，中共中央关于“四大民主”排序明明白白地将“民主选举”排第一位，对官员的“民主监督”包括人大的监督，怎么会是最重要的因素呢？权力的来源（由谁授权）最重要，这本是政治学常识呀。至于“人大弹劾官员谈何容易”（参见《中国法院网》徐林林文），倒是第二位的。
（《中国青年报》2008/12/16）
由副局向正局行贿探“官本位”之本源
2010年这前几个月，有三类新闻事件加速爆发：一是“拘民”戏剧性地暴毙于看守所，死因有“喝开水”、“跌跤”、“洗脸盆溺亡”等；二是官威凶猛，如村民用乡长茶杯喝水被拘、老妇回骂党委书记“你娘才是母老虎”被拘、银行支行行长猥亵女子遇反抗施暴等；三是官员渔色事件频繁曝光，什么“局长日记”、“副局长视频”、区委书记残杀情妇等等。凡此种种，我不愿用“官（公权力）德”败坏，而更愿意用“官权”放肆来描述。这些年来，人们用“官本位”一词来概括我们的社会出现的众多怪现状，从公务员报考热，到京城里某些中央部委、北京市直机关和垄断国企的福利建房，从“三公消费”的黑洞，到校园里的“行政”主导……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从未宣布作废，现实却演变得这么令人不安？
本文选取一个小小的腐败案，拟由它探究“官本位”在中国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演变。
据广州媒体4月13日报道，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珠分局（原）副局长梁森南涉嫌行贿和受贿案，在海珠区法院开审。梁的官阶算来不过一个正科级；涉案金额在贪污行贿动辄百万千万上亿的当今，也是很少很少的。他多次受贿总共才26万元；行贿共计人民币14万元。案发是因为媒体报道了严重危害官民健康的“瘦肉精”事件，有关部门回应舆论去查；而他“受贿多与分管的牲畜屠宰有关”，这叫“利用职务之便”，不稀奇。有特点的是，他受的贿赂多来自他手下的头目：“梁森南任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珠分局副局长兼纪委书记期间，在其办公室，先后分八次收受他的直接下属该局牲畜屠宰管理执法大队队长杨海生给予的贿赂款合计人民币7.6万元”……先后分八次收受他直接下属、该局牲畜屠宰管理执法大队副队长梁剑锋给予的贿赂款合计人民币3.2万元……先后收受海珠区江燕农贸综合市场负责人严某、珠江御景湾肉菜市场负责人吴某、海珠区沙溪东综合市场负责人赵某、广州市好百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吴某、海珠区金溪农贸市场负责人张某、国际轻纺城的商户陈某贿送的人民币合计10.2万元。”
向他行贿的这些头目，钱从哪里来？自然是从他们的下属和管辖对象那里捞来。初看颇像“江湖上”丐帮的帮规和流氓偷窃团伙的做派，一级级向上“进贡”其收获；细想也是历代王朝行之有年的官场规矩，地方官向上级向京官“进贡”，有冰敬、炭敬、节敬、寿金、赙金、程金等数不清的行贿名目。当官的如果只靠可以公示的朝廷薪俸养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热衷做官了。“官本位”说到底，不就是能够借假正统的面目和合法的权力来做威或作福，以换取个人利益吗？官场与“江湖”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有官方的身份，有国家机器做后盾，而后者没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据指控：“2007年至2009年，梁森南任上述职务期间，为个人任职及得到关照，向自己的直接上级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珠分局局长胡本新行贿人民币14万元。”所谓“为个人任职”指的当是，他在任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珠分局办公室主任期间，向局长买官，他果然就做了副局长。做了副局长，权更大了，受贿更多了，为了镇得住场面而不事发，当然要继续向局长“进贡”得到“关照”，不怕下级和群众告状嘛。这就叫结成“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是官官相护的前提。
买官卖官古已有之。封建王朝的卖官鬻爵有两种：一是明码实价的捐纳，收入归国库；科举时代捐官不算正途，受人轻视。二是皇帝及其近臣、权奸，真金白银归私囊。那时候有品级的官，包括七品县令及更低级别的县丞、县尉、典史、主簿、县学教谕，选任权都在中央在吏部，地方官只能自雇幕僚而不可能卖官。而现在一个品级不入流的县区单位“一把手”，都可以卖官了，这就是吏治腐败的“与时俱进”。
买官卖官的“与时俱进”无疑是最能体现“官本位”的现象，因为如果不是“官本位”，就没有那么多人想做官以致钻穴打洞必欲得之。而这种官本位的“与时俱进”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人口多了，从秦汉到清初，全国人口大体在6000万上下波动，即只相当于如今一个省的人数。第二是政府要全方位管理社会，“旧社会”政权不是农工商生产经营文化生活各领域都要管治的全能机构，政府只设到县级，县以下是乡绅或家族自治，工商有行会自治。有了如今这么多政府主导的事务，当然就要有很多官员，中组部（吏部）怎么还可能管到县一级领导班子呢？虽然交通比封建王朝方便了千万倍，却不可能把县处级官员在全国调配了，连省内调配（省直管县）都算政治体制改革呢！
政府有没有必要管那么多，“小政府大社会”的构想和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大学自治为什么难以实现且不论；有一个问题是这么多年来，人们反复抨击的，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和改善，这就是“一把手”专权。没有“一把手”专权，不可能出现买官卖官。因为现在的干部选拔程序设计并不简单，一个官员要提拔必须“过五关，斩六将”，可是这些关口往往形同虚设，“一把手”看中的人比曹操要留命的关公“千里走单骑”还轻易。不能说“一把手”好比19世纪殖民地的总督，因为“一把手”的霸权并未被合法授予，相反“民主集中制”一直写在党章中。而“一霸手”的实际存在倒真的很有狭义“封建社会”的特点，即“我的领地我做主”。各色“诸侯”或曰“土皇帝”盘踞一方一地一单，作威作福，喜则可以立马奖你官财，怒则当场让你“下岗”。《南方周末》4月15日报道了山东烟台芝罘区的一个6300万元的财产案子，产权所有者一审被判15年，二审无罪释放，不论是不就范“被有罪”还是认输“被无罪”，都是“钱说了算”，而实际上是“权说了算”——“区政法委书记说：这是掌柜的布置的任务，必须完成”。“掌柜的”是谁，区里的书记大人呗！这个“一把手”一掌遮天的权势，与封土裂疆诸侯不同的只是，他可能易地做官，且不能名正言顺地由子孙世袭领地。这样的“一霸手”难道不是“官本位”的“极品”吗？他若想卖官，在他的地盘上谁能挡得住？
追溯“官本位”之源，不能不说及儒家的“民本”思想。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过是孟子这样的在野学者的一种学说和观念，从来没有被君王们所接受。朱元璋当皇帝后，曾对孟子此说很不高兴，下令撤掉他血食冷猪肉的资格，经人游说才开窍给孟子平反。所谓“民本”能为历代统治者接受的，充其量就是“以民为本钱”（光有土地，人民死光了或跑光了，政权怎么维护稳定？）而已。与“民本”思想直接对立的，就是“家天下”思想。“家天下”的思想似乎不仅帝王而且臣仆都承认，官员似乎只是代表皇家牧民的放牛（羊）娃，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点在清朝表白得最明显，连自称“奴才”也是一种荣誉，汉族官员无此资格而只能自称“臣某某”。然而，实际上，“民本”与皇室的“家天下”是两个极端表述，都不是历史的真相。
那么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官僚集团是有他们自己利益的，就像现代企业的高管们，虽是老板或老板们（董事会）雇用的经管代理人，但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薪酬远高于普通员工，否则就不会好好地为老板(产权持有者)尽力。北宋名臣文彦博对此讲得最坦率最透彻。宋熙宁四年（1091年），宋神宗在资政殿召大臣议事，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回答道：“（因）为（皇上您是）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非与百姓（一起）治天下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据张其凡教授《“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哲社版》2001 06期）一文考证，这段著名的君臣对话亦见于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一》，但有删节，易生误解。其实，早在文彦博之前，北宋治郡名臣张咏也说过“共治”的话，比文彦博之言早八十多年。张其凡说：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由魏晋隋唐的贵族政治转变为宋代以后的官僚政治，是唐宋间发生的巨大变革之一。“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说是理解宋代官僚政治体制的一把钥匙，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宋代政治的本质性东西。而按《资治通鉴》胡三省的注说：“此所谓士大夫，指言内外在官之人。”
我们知道毛泽东说过“百代皆行秦政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和“以吏为师”的官僚治理百姓体制，在秦就已创制。但是，秦二世而亡之后，汉代就有分封制的复活、中经唐五代的藩镇（军阀）割据，直到清代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的三藩之乱平定，这种历史的反弹才终结。帝王也并不甘心与士大夫（官僚集团）共治天下，其猜忌和较劲以朱元璋的废除相权而达到顶点；从秦代的宦官专权，到汉代、明代都有太监与士大夫（官僚集团）发生激烈浊流清流党争，其中还有多起外戚当朝。然而，纵观中国历史，常态还是皇帝与官僚集团共治天下。
“共治”的对象是谁？当然是“治于人”的万民百姓。“共治”合作的基础是“食于人”，是利益“共享”。官僚集团不可能甘当皇室的鱼鹰（捕鱼的鹭鸶，喉咙被系起来，只能吞食很小的鱼，放工后主人喂它大鱼它才有大鱼吃）；皇室的人哪有官员多？官员们的自律又靠不住，所以，要“共治”，就只能“共享”，这就是官本位的根源。俗话说“你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皇帝老倌也只好认这个理。而官僚集团的弄权与腐败也就不可避免，只要不闹得民怨沸腾，激起大的民变，以致危害皇帝的江山社稷，皇帝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对于大贪官，朝廷在体制内设检察官纠举弹劾，也允许民间百姓告状，从击衙门前的“登闻鼓”到拦轿喊冤。皇帝一来可以用选择性反腐来制约不听话的官僚，二来也可以在社会上得到爱民如子的好名声，三则甚至还可以趁机发一笔大财。这正是因此，反腐败就像割韭菜，官僚集团不过换几个新角，政治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涛声依旧。
如上所述，“官本位”的历史根源在于，治权（公权力）乃“朝廷”而不是人民所授。 如果官位（公权）不是来自人民所授（of people）,买官卖官不过是治权的分享交易，当然就不可能有权为民所用（by people）；进而，自然也不可能有利为民所谋（for people），与民争利、徇私舞弊乃至欺男霸女的“幺蛾子”必然层出无穷。
（《杂文报》2010/0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