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救治精神病人政府责无旁贷
6月16日《南方日报》“深度”版发表了一个专题，叫《等待救治的精神病人和精神病院》。尽管所描述的现状与我们的生活感受相当一致，但报道所披露的数据还是让人心惊：
广东省精神病研究所所长贾福军透露,“目前广东全省有精神障碍患者1500万,约占全国的15%。其中约有10%的人是重性精神病患者,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病人。也就是说,实际上,广东有150万精神病人（鄢：广东省2008年末常住人口为9544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5，精神病患者比例基本上是全国的平均数）”，“这些病人中,真正到精神病院看病住院的人只占20%-30%,还有百万精神病人压根没有得到过治疗”。
因此，精神病人伤人、杀人的案件屡屡出现,尤其是在农村发生的多，很容易造成社会的恐慌。其中,影响最大的案件可能是2007年顺德均安镇一名患间歇性精神病的男子趁幼儿园放学之机,冲进幼儿园手持铁扳手见人就砸,造成18名孩子及1名老师受伤的事件。通常是发生了命案,精神病人才会被引起重视,并得到特殊“关照”，而在命案前,社会并不关注这个“危险”的群体。
惠东县残联副理事长张兆平透露,截至目前,惠东登记在册的重性精神病人有2000多人，但“这只是粗线条的登记。而如果加上轻微的或疑似精神病患者,估计有4000多人”。也就是说，有近半的精神病人连登记都没有做到，更谈不上治疗。
这么多精神病人散落在各地,“安全隐患是很大的”，贾福军所长“对此非常担忧”。他这是从公共安全角度讲的。
而对于不幸的精神病患者来说，得不到及时的负责的治疗，就是人道灾难：或者病情由轻趋重，不可逆转，或者受尽屈辱，自生自灭，甚至被囚禁起来后饱受虐待。今年年初，曾有病人猝死于精神病院后，曝出病人遭护士四次殴打的视频在网上传播。这些日子，陕西省汉中地区由于狂犬病疫情严重，当地政府正在捕杀病犬和无主野狗；一些爱狗的狗道主义者对杀狗令表示抗议。不必讳言，在许多地方，现在精神病人得到的关爱还不如流浪狗。
我们对孙东东教授说“上访专业户”99%以上有精神障碍（可以强行收治）表示愤慨，主要是基于他对上访者正当性的否认，以及对“强制收治”权可能被滥用而潜在威胁我们每个人的恐惧。在讨论《精神卫生法》草案时，我们除了关注立法不良可能产生的对正常人的合法伤害，不能不关注的是对真正的精神病人，我们的社会应当怎样进行救助。其出发点应当是两个方面并存：一是维护精神病患者本人的人权（防止法西斯的人种“优化”思维）；一个是消除威胁公共安全的隐患。
谁来救助精神病人？考量的原则无非能力与义务两点。就经济能力而言，在中国少有家庭能负担长期治疗和监护一个重性精神病人的费用。就法定义务而言，父母对年满18岁的子女，已没有抚养和监护之责；更无论成年的兄弟姊妹之间，各人自立于世。像《南方日报》这篇报道举的例子，精神病人陈建安,一怒之下刺死了平素待他不薄的哥哥陈桃桂，他的弟弟和乡亲们非常害怕精神病院放虎归山……
因此，我赞成贾福军所长的意见。作为广东省精神卫生条例的起草人,他认为,“在新医改的大背景下,对于精神病院国家一定要投入,精神卫生事业更是要由国家专门养起来,要像疾控中心一样参照公务员管理。”
“以后对精神病医生的考核也不能以钱来考核,而是以工作量与工作标准来衡量,钱要由政府来出。只有这样,精神病院才能搞好。”贾透露,“广东省精神卫生条例将从政策层面规定各地政府在精神病患者就医、报销时的责任,精神病人将通过看病报销来实现精神病的免费治疗。”
如果政府能这样承担救治精神病人的责任，那就不仅是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之福，也是全社会之福，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和人道精神提升的标志。
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是钱（公共财富和社会福利）如何分配的问题。不是这篇专题报道披露，我很难相信，在广东，7个尚无精神病院的地级市中，竟然有珠海特区；地级的潮州红山医院医疗设备简陋、医生的低工资都难以为继，可算朝不保夕；而一个惠东县对精神病人的救助资金，来源于一部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加一部分康复经费,每年共34万元。请想一想，广州海事法院的干部到非洲和土耳其考察，6人11天花掉48万元公款，还振振有词说是经过严格审批的，没有超过年度预算，能说是政府没钱吗？
据近日广东媒体披露的世界银行的报告说：广东经济总量在全世界可以排到第14名，但目前广东采用全国的贫困线(2007年人均785元)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之一，比老挝低19%，比越南低20.4%，比蒙古低55.3%；医疗费用自付比例(46.1%)远高出中等及以上收入国家2002年水平(36.3%)。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不上广东，也多高于蒙古国。可见说到底，问题在于财富和福利分配是否重视公平原则。
广东和世界银行合作研究项目——“缩小广东城乡贫富差距”课题组的报告认为，广东需要一个减少不平等的整体战略，其中包括：消除绝对贫困、减少机会不平等和遏制结果不平等。这是一个整体战略，也包括了对精神病人的救助。
广东需要这样的整体战略，全中国都需要！
（ 中国江西网 、搜狐评论 2009/06/17 ）
可鄙的“经济政治学”
“经济政治学”这个概念是我的创造，大意是：经济诉求、经济问题往政治上扯；或者政治诉求、政治目的偏说是经济问题，偷天换日，声东击西。因此，这种纠缠不清的“经济政治学”，也可以叫“政治经济学”；但是这样一来，就玷污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了，所以只能叫“经济政治学”。
先简单地说说政治问题经济化。这是当下一些权势者整人的常用伎俩，不必枚举。当前就有一个国人瞩目的案例，即发生在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的豪华办公楼“白宫”举报人李国福被拘致死案。先抓人后查账，把李关起来，把他的女婿张俊豪以窝藏罪、贪污罪判刑。据闻安徽省纪委、省检察院联合调查组就李国福死亡事件展开调查，“白宫主人”、阜阳市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已被“双规”。李国福算没有白死，应了中国民间一句俗谚：“要得赢，死个人”；不然冤沉海底，不太可能被关注。
再说经济问题政治化。在GDP崇拜的时期和地方，招商引资、征地拆迁的超低补偿，往往是在“政治任务”的高压下强制推行，乃至有些权势者借把国企改制列入政治日程，剥夺相关职工的知情权，简化相关法定程序，通过桌底交易，合伙侵吞公有资产，这样的案例已发生很多。在新闻界和广告界则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找个政治兴奋点，策划一个什么迎合宣传需要的活动，或炮制一个什么“典型”，给记者一个小红包，让他们写稿挣工分，这就叫“软广告”，比直接做品牌广告便宜得多！据说，这也符合“正面宣传为主”的政治原则，是“国情”。
还有一个显例，就是一些企业，在捐款舞台上，聚光灯下，慷慨举牌，捐多少捐多少，很感人。可是，款子却迟迟不到账，甚至有几年不肯到账的。它们要的是经济上的品牌广告效应，却打的政治正确牌、道德正确牌。对于这种言而无信、欺骗公众的企业，真该“逼捐”，不了了之就会总有搞这种“经济政治学”的。
好了，来说本文起兴的新闻由头。号称“中国熊猫人”的艺术家赵半狄，6月16日，举着“不容许好莱坞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捞金”的横幅来到广电总局，呼吁抵制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理由是：好莱坞在莎朗·斯通发表对中国地震的言论后，又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捞金不合适。很多人表示不解：莎朗·斯通和《功夫熊猫》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一点，赵半狄在博客中解释道：“我为什么把莎朗·斯通的劣迹记在好莱坞的账上,就因为好莱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的气质和价值观会产生大量莎朗·斯通这样的人物。她，这个被中国人所不齿的女艺人，不仅没有因为其言行受到‘单位’的批评,反而‘光环’炫耀……只有在道德缺失的好莱坞，莎朗·斯通才会因道德缺失而人气高涨。 ”“ 我们不需要好莱坞,不需要强盗和流氓做鬼脸逗我们发笑!不准许这样的人逗我们的孩子们发笑!”
虽然好莱坞（Hollywood，港译“荷里活”）只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市区西北郊的一个地名，根本不是一个集团公司或什么单位，根本没有管教电影公司和演员的权利和义务，根本不可能对某部电影的雇用演员负责，赵半狄同志这一说，还真把电影局的官员吓着了，据他宣称，“6月19日下午3时44分,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市场处处长周宝林先生打电话给我,肯定地告诉我：明天，20日，也就是《功夫熊猫》在全国的首映日,四川的所有影院暂停放映。”赵半狄就这样代表或代理了四川灾区人民的感情。
官员为什么这样“从善如流”，我不想多分析。估计与某家煤矿或网吧出事，当地政府就宣布全行业停业整顿一样，他们不在乎株连合法经营企业有多大经济损失，企业损失多少都没有官员的政治正确重要。
有趣的是，这个赵半狄（“半狄”不“中国”不中华，有崇洋之嫌呀，我看叫“赵半仙”更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很坦率地说，与其说他是行为艺术家，不如说他是熊猫玩具商（有介绍说“他是中国唯一一位自始至终以熊猫作为全部艺术线索的艺术家，数年间在国际国内参加各种活动和展览，成为全球广为熟悉的符号和形象”）。他本想在近期到四川搞熊猫服装秀，还打算拍熊猫题材的影视作品。现在美国佬的《功夫熊猫》一来，他觉得有人动了他的蛋糕。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网友们认为他“太愤青”，那是高看他了。这是生意经，搞的是“经济政治学 ”，所谓拉大旗做虎皮，我呸。
近来，中国网络界出了一些奇人奇事，我看也深得“经济政治学”的精髓。一家在美国达纳斯克上市的网站，却表现得比任何中国本土的网站都“爱国”，仿佛只有它才爱我中华，代表我中华。先是可劲传播那篇批判“南都长平”的栽赃性（因为长平发表在网上的那篇关于“真相与民族主义”的评论，纯属个人业余行为，与他上班的“南都”毫不相关）檄文；现在又发表文章，诬陷凯迪网“赞美美国的一切，反对中国的一切，给中国历史(包括汉奸)翻案……”号召“不要登陆凯迪了,中国人”。（参见凯迪网老总牧沐的严正声明《 诽谤、诬陷必将导致道义与政治上的灭亡》）这是哪跟哪呀，不就是为了商业利益，想吸引网上“爱国”者的眼球吗？这么做也太不上档次了吧。
而按照司马南同志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时的说法，他早就看不惯《南方周末》办报的理念，这显然是政治观念与新闻观念上的差异，很正常，可以讨论可以批评。可他偏要借什么“猛料大起底派”的名头说：“南报广告，多国集团在华企业鼎力相助，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市场的道理如此，可以理解啦！南报重诺守信，殊令人钦佩。”这种造谣诬陷术，是上述可鄙的“政治经济学”，还是“经济政治学”的运用？就算外企在南报做了广告，它就是外国人颠覆中国的工具？且不谈是信口雌黄的作伪证，这是好可怕的逻辑，好荒谬的逻辑！
（《东方早报》2008/0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