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有《排调》门，其中收录的六十五篇小品，记述了魏晋名士们相互戏谑调侃的故事，通过斗机锋、斗才学、斗敏捷、斗思辨，表现了他们的才华、学识与幽默。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成为他们的笑料，有时他们拿各人的姓氏开玩笑：“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有时拿各人的籍贯开玩笑：“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雠？’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习凿齿是楚人，所以孙兴公用《诗经·采芑》原话嘲弄他是“蠢尔蛮荆”；孙兴公是太原人，所以习凿齿同样引用《诗经·六月》中的典故，回敬他当年周朝攻打猃狁至于太原。我们下面《须发鼻目》一文，则是拿对方的外貌开玩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先生大张旗鼓地“提倡幽默”，鲁迅先生挖苦说“提倡幽默”本身就不“幽默”。因为幽默既不能提倡，更不可模仿；产生幽默必须有才，更必须有趣。
1.出则为小草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
——《世说新语·排调》
谢安曾称道杨朗是“大才”，王敦也称杨朗为“国器”，可杨朗终生“位望殊为陵迟”，“大才”并没被国家“大用”，一生最高官职不过一雍州刺史，可见，好货不一定能卖出好价。谢安本人深谙“待价而沽”的奥秘，在不同时间或不同的地点，同一种商品的价格可能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同样，人的行藏出处也要看准时机，要把握住人生的风云际会，乘时而起才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谢安年轻时就聪颖过人，朝中巨擘如王导等人都把他视为政治新星，尚未出仕就已好评如潮。成人后短暂为官便马上辞官，给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感。再加上他清谈时思绪缜密，处事显得沉着冷静，待人又有宽宏雅量，气质风度更有“雅人深致”，无论才智还是胸襟，似乎只有谢安“足以镇安朝野”，逐渐成为士林的共识。可他却回到故乡会稽纵情丘壑，常与王羲之、许询等名士游处，出则泛海游山，入则属文清谈，有时到临安山中，独坐石室，面临深谷，俨然不问世事的孤云野鹤，让所有人都担心他从此谢绝世事。连与他朝夕相处的王羲之，甚至他自己的内兄刘惔，都以为他从此将高卧东山。当时东晋风雨飘摇，朝廷多次征诏他出山，越是征诏他越是一副弃绝人事的样子，他越是弃绝人事人们就越是焦虑，社会上各阶层人士都在感叹：“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意思是说，谢安要是不出来从政，天下百姓可怎么办呵！他差不多被炒成了“民族救星”。
一方面吊足了天下人的胃口，另一方面他弟弟谢万被废为庶人，家族的社会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这时候他才出来“收拾山河”。于是，就有这篇小品文中描写的场面——
文章说他原本有隐居东山的志向，后来朝廷屡次严厉诏命，形势不允许他再潇洒度日，这才开始出任桓温司马。这时有人给桓温送了些草药，其中一味药叫“远志”。桓公拿起来问谢安：“这味药名‘远志’，又名‘小草’，为什么一药而两名呢？”谢安一时答不上来。正巧参军郝隆当时在座，他应声回答说：“这很容易解释。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安脸上露出羞愧的神色。桓温瞅瞅谢安微笑说：“这个解释很新奇，也很有趣。”“此过乃不恶”中的“过”，《太平御览》及《渚宫旧事》都作“通”，“通”在此处是“解释”和“阐述”的意思。
一味药而有两名，“出”“处”二字又有歧义，郝隆便巧妙地利用它们来调侃谢安。这味药的学名叫“远志”，俗名叫“小草”，这让桓温十分好奇，也让谢安十分纳闷。这两种叫法估计是约定俗成，或许是不同阶层人的不同叫法，“远志”一名高贵文雅，“小草”则显得通俗卑贱。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在山叫“远志”，出山便叫“小草”。“处”于药指在山，于人则指隐居；“出”于药指采出深山，于人指出来当官。“出”“处”通常是指出仕与隐居，此处表面上是指药在山和出山。“远志”与“小草”，“出”与“处”，在郝隆口中都是一语双关——明着是说草药，暗地里指谢安。谢安高卧东山时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在山时“处则为远志”；转眼他就下山做了桓温府上的俗吏，正所谓下山“出则为小草”。“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这在已经出山的谢安听来，无异于人们向他脸上吐唾沫，难怪人家“甚有愧色”。
《世说新语》中有三篇文章写到郝隆，而且全是写他如何戏谑调侃，独此一篇是嘲讽别人，另两篇都是自嘲。此公极有幽默感，既喜欢戏谑，也善于戏谑。此文真正的主角不是谢安——他是被嘲的对象，也不是桓温——他只算这出讽刺剧的配角，而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郝隆——他不着痕迹的嘲讽让谢安脸红。谢安的确很有“雅量”，但“装”得更有“雅量”；他的确很了不起，但“显得”更了不起。高卧东山时的谢安，白雪不足以比其洁，山泉不足以比其清，看上去比神仙还要“高远”。岂知这一切都是为了“蓄势待客”，为了更好地向朝廷“喊价”，一旦时机成熟便“形驰魄散”，骨子里是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许郝隆看不惯谢安装清高，才开了这种让谢安哭笑不得的玩笑。
看不惯谢安装清高的还不只郝隆一个，《世说新语·排调》篇载另一篇小品说：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
过去是谢安不出山，天下百姓将怎么办呵；现在是谢安出山了，天下百姓将拿谢安怎么办呵！高灵的讽刺虽然俏皮，但稍嫌直露，所以谢安可以大方地“笑而不答”，远不及郝隆那句“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语带双关含蓄有味，而且还戳到了谢安的痛处，当面让“谢甚有愧色”。
顺便说一句，“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虽为笑话，但它道出了当时士人口头上的价值取向。在魏晋名士看来，隐居比出仕更为淡泊高雅，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像潘岳这样见了权贵马车便望尘而拜的俗物，为何还要装模作样地说“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世说新语·栖逸》篇载：“何骠骑弟以高情避世，而骠骑劝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减骠骑？’”何骠骑即骠骑将军何充，他弟弟何准在家中排行老五。何准情致高雅终生不仕，何充劝弟弟出来做官，弟弟不以然地对哥哥说：“我老五的名望，不见得就比你这个骠骑将军差吧？”隐居避世被称为“高情”，出来当官自然就算是俗虑了，这与郝隆所谓“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是同一口吻。
看来郝隆这句笑话，半是嘲讽，半是实情。
2.晒书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
——《世说新语·排调》
《世说新语》中出现了两个同名同姓的“郝隆”，西晋的郝隆是山西高平人，官至吏部郎、扬州刺史。本文所写是东晋的郝隆。据刘孝标注引《征西僚属名》得知，郝隆字佐活，汲郡（治所在今河南卫辉市西南）人，东晋官至征西参军。桓温在永和二年（346）进位征西将军，大约在之后郝隆入桓温幕为征西参军。现存有关郝隆的所有材料，只有《世说新语·排调》篇中收录的三篇，内容不是嘲人就是自嘲，不管嘲人还是自嘲无不精彩。上文我们见识了他如何嘲讽谢安，这里再来看看他如何自嘲。
按古人习俗，七月七日家家晒衣服和书籍，以防止腐烂和生蛀虫。《世说新语·任诞》篇载：“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住在道北的诸阮富家正好在这一天显富，各家都把自己的“纱罗锦绮”摊在太阳底下炫耀，家徒四壁的阮咸却用竹竿晒破短裤，他的行为和答话都很搞笑。
这一天晒衣服的人不少，估计晒书的人可能更多。衣服多不过表明主人钱多，书籍多则显示主人学问大，因而，炫耀衣服未免俗气，日下晒书则显得很有“品位”。
以今测古大概八九不离十，东晋时候晒书的人家肯定极多。那时普通百姓都不会读书，普通人家也买不起书，当时富贵人家晒书显摆，类似今天大官大款开奔驰和宝马，只不过比后者稍有档次而已。
七月七日这天，看到豪门显宦家家晒书，郝隆也到太阳底下仰面而卧，人们奇怪地问他这是干什么，他随口回应说：“我晒书。”烈日炎炎之下，郝隆晒自己的大肚比阮咸晒自己的破裤更加滑稽，也更有反讽意味。家藏万卷未必就腹藏万卷，书架上有很多书不一定就读过很多书，否则大富翁转眼就会变成大学者。
郝隆“我晒书”三字，是自嘲也是自负——自嘲是说自己家无藏书，自负是说自己腹藏万卷。这里也可能是暗用汉代边韶“腹便便，五经笥”的典故。《后汉书·边韶传》载，边韶字孝先，是当时文坛上的著名作家，同时也是满腹经纶的大学者。边韶有一天白昼假寐，弟子们私下嘲笑他说：“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边韶听说后立马回应说：“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便便形容肥胖的样子，笥是古代装饭或衣服的竹器。边韶笑称自己大肚中装的全是经书。郝隆烈日之下坦腹晒书，隐含有饱读诗书的自豪。
下面一则小品中，郝隆在上司面前以俏皮话发牢骚，今天读来叫人忍俊不禁：
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
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世说新语·排调》）
南蛮参军即南蛮校尉府参军，“娵隅”是西南少数民族称鱼的译音。三月三日是古人的祓禊日，这天人们来到水边沐浴洗濯，以洗尽往年的污秽，祈求来年的好运。后来慢慢演变为一种游春宴饮活动，文人雅士在这天要赋诗、饮酒、行令、猜谜，赋诗不成或猜谜不中者罚酒三升。王羲之《兰亭集序》写的就是祓禊日的情景，“曲水流觞”是士人集会时的例行活动。郝隆开始因未能成诗被罚酒，罚后来了一句“娵隅跃清池”，桓温将军问“‘娵隅’是什么东西”，郝隆解释说：“蛮人称鱼为‘娵隅’。”桓温责怪他说：“作诗为什么用蛮语？”郝隆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从千里之外来投奔您，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个蛮府参军的肥职，怎么能不用蛮语呢！”有一个版本后面还有“温大笑”三字，我觉得删掉这三字更好，我猜想桓温此时可能是苦笑，也可能是“哭笑不得”。
郝隆一生没有建树巍巍盛德，也没有立下赫赫战功，只给我们留下几句回味无穷的俏皮话，你不一定尊敬他，但一定会喜欢他。
3.夷甫无君辈客
王、刘每不重蔡公。二人尝诣蔡语，良久，乃问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刘相目而笑曰：“公何处不如？”答曰：“夷甫无君辈客。”
——《世说新语·排调》
被同事、同学或同辈人所轻慢戏弄，估计许多人都有过这种不愉快的遭遇。这时候，我们觉得自尊心受到侮辱，可苦于仓促之间找不到回击的方式：与对方从此绝交未免过分，与对方大吵一架有失风度，与对方大打出手更嫌粗鲁，忍气吞声又觉得十分窝囊。吃了软亏却使不上力，出不了气，真比哑巴吃黄连还要难受。
我们来看看蔡谟如何应付这种场面。
文中的“王、刘”指王濛和刘惔，他们二人是非常投缘的好友，又都是东晋十分活跃的清谈名士，所以人们常将他们并称为“王刘”。刘惔尚晋明帝庐陵公主，历任司徒左长史、侍中、丹阳尹等职。他死后孙绰在诔文中称他“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往好处说是为政清静无为，往坏处说是放任自流毫不作为。王濛官至司徒左长史，他女儿后来成为孝武帝皇后。史书上说他小时放纵不羁，晚节才开始克己励行。王濛生得姿容俊秀，常常对着镜子自我陶醉：“我爸爸王文开怎么生出像我这么漂亮的儿子！”临死前还哀叹说：“我这么俊美的人儿，竟然活不到四十岁！”过度的风流自赏就变成了病态自恋。
王、刘二人相好又相像：从身份上看，一个为国舅，一个是驸马；从为人上讲，他们的才气都集中在嘴上，会“说”而不善“做”，“说的”远比“做的”漂亮。王、刘两人真是生当其时，魏晋之世玄风大炽，“贱经尚道”成为社会时尚，士人们“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望；寻文谨案，目以兰薰之器”。在当时士人心目中，玄虚放纵才算旷达，儒学勤俭视为鄙俗。出仕以后无所事事的人前程无量，签署文书办事勤勉的人毫无出息。“居官无官官之事”的刘惔，被晋孝武帝视为理想的驸马人选，表明人们只在乎你清谈时会不会“说”，不太关注你当官后会不会干。会耍嘴皮的清谈名士是大家崇拜的偶像，那些实干家反而是嘲讽的对象。当然，王、刘们觉得实干家“土”，实干家也认为王、刘们“烦”，看看《世说新语·政事》：
王、刘与林公共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
何充是位能干务实的官员，成天忙于公务和批示文书。一天王濛和刘惔找何充谈玄，何充却只顾看文书，不想理睬成天清谈的闲人；王濛希望他能“摆拨常务”，抽出时间与他们“应对玄言”。何充不耐烦地对他们说：“我不看这些东西，你们怎么活命？”
王、刘与蔡谟更不是同路人。蔡谟是东晋中期的著名政治家，年轻时就享誉朝野，与郗鉴等八人并称“兖州八伯”，又因与荀闿、诸葛恢的字均为“道明”，所以号称“中兴三明”，当时传唱他们的歌谣说：“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早年历任中书侍郎、义兴太守、大将军从事中郎、司徒左长史、侍中等职。康帝即位后，入朝任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多次晋升他都固辞不就，认为自己是“尸素累积而光宠更崇，谤讟弥兴而荣进复加”，他说我在侍中、光禄大夫这样的高位上，自己羞愧得“惶惧战灼，寄颜无所”，意思是说“我的脸没地方搁”。蔡谟不只是为政谨慎勤劳，而且治学渊博多才，于典章制度尤其娴熟，晋朝许多礼仪宗庙制度多为蔡所议定，同时也长于文笔议论，还是《汉书》研究专家。
可是，王濛和刘惔“每不重蔡公”，对蔡谟很少表示应有的尊重。这两位名士曾经到蔡谟那里去清谈。三人谈了很长时间，于是他们问蔡谟说：“您自己说说，您与夷甫相比谁优谁劣？”也许有的读者还不知道夷甫是何方神圣，夷甫是西晋太尉王衍的字。王衍是西晋末年政坛重臣，又是当时“壁立千仞”的清谈盟主，以俊雅之容吐玄妙之言，看去俨如超然飘逸的神仙。西晋士人都希望能接近王衍，他被人们尊称为“一世龙门”。可是，他的自私、浮华、虚诞加速了西晋的短命，他自己也因自私和浮华葬送了性命。王濛和刘惔依旧奉王衍为神，在他们看来，王衍与蔡谟恰如天上与人间，这两人根本没有可比性。蔡谟何曾不知道他们是在拿自己开涮，是在变着法儿戏弄自己。蔡谟不动声色地回答他们说：“我不如夷甫。”“身”是当时第一人称的代词，就是今天大家自称的“我”。王、刘相互挤眉弄眼地笑着问道：“您什么地方不如他？”蔡谟此时要是一五一十地说：自己的姿容没有王衍漂亮，自己的清谈没有王衍敏捷，自己的胸怀没有王衍超旷，那就正中了王、刘的圈套，自己当面贬损自己，既被他们戏弄，又被自己作践。
王濛和刘惔小看了蔡谟。蔡谟虽然不喜欢像他们那样卖弄，但真要是斗起机锋来，王、刘还不是他的对手。蔡谟冷冷地说：“夷甫座上从来没有你们这种客人。”
这篇小品中两问两答的对话，酷似一段妙趣横生的相声。王、刘二人本想戏弄蔡谟，最后反被蔡谟所戏弄；他们原本做套子让蔡谟钻，后来自己却钻进了蔡谟的套子。我们再来听听他们的对话，看看像不像说相声：
王、刘问曰：“公自言何如夷甫？”
蔡答：“身不如夷甫。”
王刘相目而笑曰：“公何处不如？”
答曰：“夷甫无君辈客。”
王、刘看起来是“主”，事实上却是“客”。他们其实是相声中的捧哏——给蔡谟“垫包袱”的配角，蔡谟才是逗哏——最后甩响包袱的主角。
文章在“夷甫无君辈客”后戛然而止，机锋峻峭而又回味无穷。听到蔡谟的回答后，王刘是“相目而笑”？还是哭笑不得？此时此刻，该轮到蔡谟抿嘴而笑，也该我们读者哄然大笑……
4.谈者死，文者刑
魏长齐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
——《世说新语·排调》
囊中羞涩是为贫穷，腹中空空则为贫乏，无论是经济贫穷还是知识贫乏，沾上了“贫”字都会被人轻视嘲笑。不过，今天多笑别人钱少，古人则多笑别人腹俭。魏晋虽然也有石崇和王恺斗富，但这毕竟是名士中的特例，名士们真正看重的还是才华学问，《世说新语》中大多数还是斗智，不学无术者才会被人们取笑。
譬如这篇小品文中的魏长齐。
文中两位主人公魏顗（字长齐）和虞存是同乡好友。《世说新语·赏誉》篇载：“会稽孔沈、魏顗、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孙兴公目之曰：‘沈为孔家金，顗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谢为弘道伏。’”孔沈、魏顗、虞球、虞存、谢奉，是会稽本地孔、魏、虞、谢四大旺姓的俊杰。魏顗官至山阴令，虞存官至尚书吏部郎。
文章一起笔就交代说：“魏长齐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才学”主要是指学问，“经”的意思是“擅长”。这两句是说，魏顗胸襟宽广度量很大，但读书致学并不是他的强项。初次做官即将上任时，哥们虞存调笑他说：“和老兄约法三章：清谈玄言者处死，舞文弄墨者判刑，品鉴人物者受罚。”原文中的“文笔”指诗文，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文的自觉”，作家们不仅对自身有很强的身份意识，也对作品体裁有比较精细的划分，他们把有韵的作品称为“文”，无韵的作品称为“笔”。此处“文笔”做动词用。“商略”就是品评或鉴赏。清谈、鉴赏、作文三项，是一个名士的必修功课，而这三项魏顗都一无所长，所以虞存调侃他说：谁要是在魏兄面前谈玄就宰了他，谁要是在魏兄面前写作就抓起来，谁要是在魏兄面前鉴赏就重罚。骂人切忌骂人痛处，兄弟之间如此挖苦未免刻薄。我们以为魏顗会和虞存翻脸，没想到他竟然还愉快地笑笑，没有半点被羞辱的样子——这位老兄真“雅有体量”！
如果说虞存挖苦魏顗有失厚道，那么《世说新语·排调》另一篇小品中同僚之间的谑笑则略嫌恶俗：
桓玄出射，有一刘参军与周参军朋赌，垂成，唯少一破。刘谓周曰：“卿此起不破，我当挞卿。”周曰：“何至受卿挞？”刘曰：“伯禽之贵，尚不免挞，而况于卿？”周殊无忤色。桓语庾伯鸾曰：“刘参军宜停读书，周参军且勤学问。”
刘参军与周参军都是桓玄幕府参军。有一次桓玄到靶场射箭，刘、周二参军分在一组赌射，“朋赌”就是分组以赌射箭。他们眼看再中一箭就可获胜。刘警告周说：“你这一箭要是不中，我当要用鞭子抽你。”周很不服气地说：“为何要挨你的鞭子？”刘也不甘示弱：“伯禽那么高贵，尚且免不了挨鞭，何况是你呢？”周参军听后依然一脸木然，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到侮辱。这里得对刘参军用的典故稍作介绍。伯禽是周公的长子，周朝诸侯国鲁国的首任国君。据《尚书大传》载，伯禽与康叔一起去见周公，三次晋见挨了周公三次鞭笞。这次刘参军用伯禽挨周公鞭子的典故，是在周参军面前转弯抹角地充老子。周参军因不熟悉这个典故，所以他居然“殊无忤色”。见刘欺负周不学无知，桓玄便对他们二人各打五十大板：“刘参军宜停读书，周参军且勤学问。”用自己的学问来开这种轻浮低俗的玩笑，刘参军这样的人还不如不读书，所以桓玄说他“宜停读书”；周参军因不读书让同僚占尽便宜，所以上司劝他“且勤学问”。
没有钱财被人笑话，没有学问被人欺侮，谁喜欢“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人呢？王导虽然称道周顗为“雅流”，但多次笑话他腹中“殊空”或“空洞无物”，《世说新语·排调》篇载：“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学固然离不开才，才也须辅以学，才学兼备才算“国器”。
魏晋名士特别欣赏俊逸的容止，但要求以英俊的外表和洒脱的举止，来表现敏捷的才情和卓越的智慧，如像嵇康那样才貌出群的名士才是众人仰慕的“男神”。有貌而无才，或有才而无学，都可能被人们瞧不起，难怪王导不喜欢那位徒有其表的二儿子了，因为这位公子哥“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儿子有美貌而无才学，父亲慨叹“恨才不称”；朋友“才学非所经”，同辈便戏谑“谈者死，文者刑”。腹中空空为人所轻古今相同，不同的是父子之间是语重心长的劝告，同辈之间则是幸灾乐祸的嘲讽。
5.尔汝歌
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
——《世说新语·排调》
翻开《三国志》孙皓传，他的荒淫、暴虐和残忍令人发指，大臣和宫女稍不合意就可能丧命，“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随着他的忠臣和能臣被杀死或贬死，他的吴国也就唯有一死。当晋国大将王濬率军攻入石头城时，孙皓仿效刘禅不久前的做法：把自己肉袒面缚，把棺材装在车上，率领太子大臣出降。不过，同为三国的亡国之君，孙皓与阿斗刘禅同中有异——孙只是坏并不蠢，刘则是又坏又蠢。吴亡后还有人称道孙皓“才识明断”，更有人称道他的诗文书法。
做了亡虏之后，他在晋武帝面前那不卑不亢的态度，他那敏捷机智的言谈应对，特别是他那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差不多使我忘记了他先前深重的罪孽。他的本性并不是他表现的那么残忍，是绝对的权力让他绝顶的荒淫。以他的幽默才能，要是不做一千多年前吴国的国君，生当今日肯定是大红大紫的笑星。
《资治通鉴》八十一卷载，晋武帝统一全国后，大会文武百官及四方使者，还引见了孙皓及吴国降臣。晋武帝对坐在旁边的孙皓说：“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孙皓也告诉司马炎说：“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贾充见晋武帝没有占到便宜，便马上插话羞辱孙皓：“闻君在南方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鄙夷地望着贾充说：“人臣有弑其君及奸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言下之意是说，你世受魏禄却背主忘恩，像你贾充这样奸佞不忠的小人，就应当用这种刑罚，几句话弄得贾充满脸通红。
战场上孙皓是亡君，舌战中司马炎却是败将。司马炎几次想羞辱孙皓，最后次次都是自取其辱——
有一次晋武帝问孙皓：“听说你们南方人喜欢作《尔汝歌》，你能为我们唱唱这种歌吗？”孙皓当时正在饮酒，马上站起来唱《尔汝歌》向晋武帝劝酒：“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惹得亡虏如此调笑他，晋武帝后悔不迭。
《尔汝歌》是魏晋间流行于南方的民歌。“尔”“汝”为古代尊对卑或长对幼的称呼，平辈间称“尔”“汝”则表示亲昵。司马炎本想叫孙皓起来献丑，没料到孙皓竟然真的起而作歌，一口一个“汝”字，让亡虏与自己平起平坐，原本想借此来嘲弄孙皓，最后反而被孙皓所嘲弄。拿孙皓对君无礼治罪吧，《尔汝歌》本来就“尔”“汝”相称；指责他不该在这种场合唱歌吧，人家是奉命而唱——晋武帝只好暗自叫苦了。
当然，皇帝对臣下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这从另一侧面也表现了司马炎的宽容，连他的家门司马光也认为“晋武之量，弘于隋文”。晋朝是个典型的门阀社会，皇帝与士族共治天下，君臣不像后世那么森严，皇帝和臣下偶尔还能开开玩笑，有时甚至拿男女之事调侃——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世说新语·排调》）
晋元帝司马睿是东晋开国皇帝，皇子出生自然要遍赐群臣，殷洪乔（名羡）谢恩说：“皇子诞生，普天同庆，臣无半点功勋，却多取厚赏。”司马睿笑着对殷洪乔说：“这种事哪能让你立功呢？”是呵，这种事要是殷真有功劳，殷的性命就真的不保！
大臣有点滑稽，皇帝也不乏幽默。
魏晋不仅君臣之间解嘲，父子乃至祖孙之间同样常开玩笑——
张苍梧是张凭之祖，尝语凭父曰：“我不如汝。”凭父未解所以，苍梧曰：“汝有佳儿。”凭时年数岁，敛手曰：“阿翁！讵宜以子戏父？”（《世说新语·排调》）
张镇是东晋吴郡（今苏州市）人，曾官苍梧太守，人称“张苍梧”。张凭是张镇之孙，东晋著名清谈名士，在清谈场上有“理窟”之称，大家觉得张凭头脑是义理的渊薮。张镇曾经对张凭父亲说：“我不如你。”凭父没有理会自己父亲的用意，问他为什么这样说，张镇冷不丁地说：“你有个好儿子。”张凭当时只有几岁，连忙向爷爷拱手说：“阿翁，怎么能以子戏父呢？”“阿翁”此处是对祖父的尊称。张凭早年就聪慧过人，成人后更是誉满士林，张凭祖父与父亲那段对话，既表明张镇对自己儿子不太满意，也表明他对自己孙子太得意。张凭本人对父亲好像也不佩服，父母过世后他只给母亲一人作诔。《世说新语》中就此还有一段妙语：“谢太傅问主簿陆退：‘张凭何以作母诔，而不作父诔？’退答曰：‘故当是丈夫之德，表于事行；妇人之美，非诔不显。’”张凭只作母诔而不作父诔，在当时是一种很出格的行为，所以谢安问张凭女婿陆退。个中原因当然很多，可能是张凭有恋母情结，可能是张凭对父亲有成见，可能是张凭母子情深，也可能张凭和爷爷一样瞧不起父亲……个中原因，有的陆退难晓，有的陆退难言，陆退倒是很会“说话”，他的解释无损于外公，也无损于岳父。
6.鼻目须发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世说新语·排调》
同学、同事、同乡或同辈人之间，拿长相开玩笑实属司空见惯。一个人如果相貌有点特别，很容易被伙伴们拿来开涮，如大肚、大嘴、胖子、瘦子、小老头、老来俏……都可能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我年未半百而发已全白，十多年来这头白发给我造成不少烦恼，但给兄弟们带来许多欢乐。除了头发的颜色以外，皮肤的颜色也很扎眼，美国白人虽然残存着种族优越感，但这个国家的黑人已逐渐摆脱了自卑，人们也从心底里接受了“黑的才是美的”这一审美判断。本人没有美国黑人朋友那份自信，从来没有觉得头发“白的才是美的”，每次有兄弟取笑我的白发时，我都显得有点窘迫和尴尬，几次想去理发店染发装嫩，最终都因害怕麻烦而没有染成。
古人好像也喜欢拿朋友相貌取乐，东晋高僧康僧渊就遇到了这种麻烦。
据说蚁群中只要出现一个异类，所有蚂蚁都会群起而攻之，直到将异类驱逐或杀死为止。人类虽然也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然每个国家或多或少有点排外倾向，但大多数时候似乎比蚂蚁“宽容”，“排外”并不一定驱逐或杀死老外。不过，只要别人外表与自己异样，通常都会觉得对方“异常”。
《高僧传》说康僧渊“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容止详正，志业弘深”。由于对玄佛都有极深造诣，谢安、殷浩等东晋名家巨擘都与他交游；由于他西域胡人高鼻深目的外貌，许多人又拿他的鼻子眼睛取乐，甚至连谢安也常常以此来调笑他。谢安拿康僧渊的鼻子眼睛说事，无疑是认为他的鼻子眼睛“反常”。嘲讽胡人相貌在汉末以后十分常见，建安时期繁钦的《三胡赋》，就把胡人的“仰鼻”“深睛”穷损了一番。“仰鼻”“深睛”也即此文中的“目深而鼻高”。我们今天欣赏面部棱角，高鼻深目是一种美的标志，塌鼻子的人宁可花钱忍痛也要做隆鼻手术。可古人都有点“少见多怪”，塌鼻丑汉反而嘲笑高鼻美男。
在相貌审美这一点上，估计康僧渊是“有苦无处诉”，因为身边没有人以“高鼻深目”为美，所以他只好从另一角度为自己的高鼻子和深眼睛“辩护”：“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他说鼻子是脸上的山岳，眼睛是脸上的深潭。山不高就没有神灵，渊不深就不会清澈。时人都认为这是“名答”，也就是为自己鼻子眼睛的一次著名辩护。这次“名答”尽管十分机智，而且也很有“笑点”，但他是从哲学而非审美着眼，没有解释高鼻深目何以美，只是强调鼻高才有“神”，眼深才能“清”。
谢安恰恰是笑他高鼻深目的模样丑，康僧渊这一“名答”为什么“答非所问”呢？康僧渊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汉人在胡人面前都有文化上的优越感，蔡邕毫不隐讳地说胡人来华是“慕化”，既然是文化上的“落后”民族，长相上自然也就“丑陋”，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再说，趣味无争辩，在大家都是塌鼻子的人群中，谁还以鹰钩鼻子为美呢？试想，康僧渊要是从美的角度为高鼻深目辩护，肯定大家都会摇头；他从“神”与“清”的角度来回答，才使大家都认可点头。
没有他那敏捷的思维，没有他那清澈的头脑，谁能像他那样“绝地反击”？谁能把自己的高鼻子凹眼睛说得那么富于“灵性”？
面对别人对自己外貌的嘲笑，另一高僧支遁的回应同样从容自如——
王子猷诣谢万，林公先在坐，瞻瞩甚高。王曰：“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于神明？”林公意甚恶。曰：“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世说新语·排调》）
文中的“林公”就是支遁（字道林），东晋著名的大德高僧。支道林对王徽之和王献之兄弟一直评价不高。当王子猷（徽之）去看望谢万时，支道林正好先到谢万家，他的神态十分傲慢，根本不把王子猷放在眼里。王子猷大概对支道林也不以为然，他见支摆出一副孤傲的架势，便“不怀好意”地调侃道：“林公要是头发和胡须都很齐全，大概不会像现在这副神态吧？”谢万马上接过话头说：“只听说唇齿相依，不能有一方偏废，没听说胡须头发与精神有什么关系！”支道林脸色越来越难看，但他仍然淡定地说：“我这七尺之躯，今天就托付给二位处理了。”
这场对话中，三人都不失名士身份。王子猷见林公的傲态，并不直接说出自己的反感，而是从林公的秃顶入手，言下之意是说要不是秃顶，林公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神态难看。谢表面上不同意王的说法，实际上是暗中附和他对林的批评。林公何尝不知道他们表面上说自己的须发，骨子里是不满自己的神态？他干脆就“以歪就歪”：既然你们对我胡须头发这么感兴趣，那就把这身老骨头交你们摆布吧！
一次有关胡须头发的闲聊，成了精英们一场机敏的智斗。每个人都话里有话，王子猷化沉重为轻松，支道林诙谐中藏机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