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诞是指行为的放纵和言语的荒唐，这两方面魏晋名士都占全了：他们以言谈的荒诞不经“解构”虚伪的一本正经，以行为的放纵不羁冲破精神的禁锢僵硬，以生活态度的玩世不恭取代为人的墨守拘谨。
汉末随着帝国大厦的倒塌，它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崩溃，周孔从膜拜的偶像变为嘲讽的对象，此时“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干宝《晋纪·总论》）。经过几百年的压抑和束缚之后，士人纷纷喊出了“礼岂为我辈设哉也”“非汤武而薄周孔”！起初，放诞既是对礼教反叛，如阮籍送嫂、刘伶病酒、阮咸与婢私通，也是对官方“以孝治天下”的挑战，如守丧饮酒吃肉，这些放荡的言行中有某种严肃的内涵。当“越名教而任自然”变为名教与自然合一之后，名士们裸体荒放“行同禽兽”，只是群体的纵欲狂欢，是一种表现个性的“行为艺术”。他们在否定礼教的同时也否定了“人”本身，与其说是坦露生命的真性，还不如说是暴露了自身的兽性。
旧的道德律令失去权威，而新的道德权威尚未建立，此时士人们言行的放纵荒诞，是由于不知道要干什么，于是便什么都干。
1.刘伶病酒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世说新语·任诞》
杜牧曾自夸“高人以饮为忙事”，可杜牧未免太高看了自己，他天天想着“愿补舜衣裳”，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什么“高人”，“以饮为忙事”的“高人”非刘伶莫属。
刘伶一生的重要事业就是饮酒，一生的重要文章就是《酒德颂》，一生都是在酒中度过，酒则使他一生“其乐陶陶”，还使他一生流芳百世。难怪他要讴歌“酒德”，更难怪他不想断酒了。
这则小品其实是一出轻松的家庭喜剧，剧名就叫“刘伶病酒”。
矛盾的起因是刘伶酒瘾发作，口渴得非常厉害，于是求妻子要酒解渴——别人解渴是用水，他解渴是用酒。刘夫人一听丈夫要酒喝，气就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把酒全倒光，把酒器都毁掉，泪流满面地央求他说：“夫君饮酒实在太多了，你把自己的身体糟蹋成了这个样子，这不是养生长寿之道，非得把酒戒了不可！”
一个急需酒来解渴，一个气急把酒全都倒光，原以为刘伶这个酒鬼会大打出手，眼看矛盾就要激化之时，谁会料到突然峰回路转，刘伶似乎转眼便浪子回头，他十分热切地附和着妻子说：“你说得太好了！我也正想把酒断了，只怕我管不住自己，还得在鬼神面前发个重誓，求神灵保佑我把酒戒掉，娘子现在快去置办祭神的酒肉！”刘夫人觉得今天的太阳从西边出来，高兴地满口应承说：“敬遵君命！”
这下该刘夫人忙乎了，她连忙把酒和酒器供奉在神像前，请刘伶对神像发誓。刘伶一脸肃穆地跪下来祈祷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五斗去病。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祈祷之后立即大碗灌酒，大口吃肉，刘夫人还没有回过神来，刘伶已是烂醉如泥了。剧情的高潮也即剧情的结尾，紧张、意外、爆笑……读者心情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变化。
爆笑之后又生出许多疑问：刘伶为什么要“以酒为命”呢？一个“以酒为命”的酒徒，怎么会成为竹林七贤之一，而与阮籍、嵇康、山涛、王戎这一代精英为伍呢？
他人的记述和他自己的《酒德颂》，或许能帮我们解开疑团。
《晋书·刘伶传》说他“身长六尺，容貌甚丑”，《世说新语》也有类似的记载：“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他整天喝得醉眼迷离，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比起“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的好友嵇康，“身长六尺”的刘伶显得又土又矮又丑。就算“男人的形象要由他们的事业来塑造”，一个在官只“盛言无为之化”的家伙，怎么可能去建立现世功业？刘伶是那种典型的“三无男人”——无形、无款、无权。
竹林七贤中人要么是大诗人，如阮籍；要么是大思想家，如嵇康、向秀；要么是大官僚，如山涛、王戎；要么是著名音乐家，如阮咸，独独刘伶是个著名的酒鬼。那么，阮籍为什么没有对他翻白眼？嵇康为什么没有给他写绝交书？用现在的话来说，为什么那么多“成功人士”乐意和这个酒鬼混在一起呢？
他人之所长在“技”——在某领域的“一技之长”，刘伶之所长在“智”——透悟生命的智慧。
《世说新语》称“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酒德颂》寄托了他一生的志趣，也表现了他的人生智慧。我们来看看这篇奇文。文章一起笔就说：“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以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在这位“大人先生”眼中，开天辟地的宇宙创始至今不过是一朝，万年历史不过是一瞬，他以日月为自己的门窗，以大地为自己的庭院，居无定所，行无踪迹，以天为幕帐，以地为卧席，为人适性纵意。因此，这位先生“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停下便举起酒杯，走路也要提着酒壶，除了“唯酒是务”以外，其他一概不知一概不问。
这也算是“人生智慧”？用现在的价值来判断，假如这也可以称为智慧，那智慧就是“愚蠢”的别名！
且慢！“愚”与“智”有时的确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庄子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刘伶的不智之智实为大智。
刘伶那个时代，名教与自然激烈对抗，嵇康因此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理想，而真正能实现这一人生理想的便是刘伶。“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听到“大人先生”的“风声”后，个个都对他“怒目切齿”，向他“陈说礼法”大义。正当这伙人说得起劲的时候，大人先生捧起酒罐，枕着酒槽，进入醉乡——“无思无虑，其乐陶陶”“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酒醒后，听不到雷霆的巨响，看不清泰山的轮廓，感觉不到寒暑的变化，更没有世俗的贪欲……古今《酒德颂》的评论中，要数金圣叹的评点最到位，他说从来只说刘伶酣醉，又哪知他的得意是在醒时呢？文中“天地一朝”是说未饮以前，“静听不闻”是写既醒以后。
不是我们醒着刘伶醉了，是我们皆醉而刘伶独醒！
酒的妙处不在醉时而在醒后，醉酒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休克”，无所谓“妙”与“不妙”。辛弃疾在《贺新郎》中说：“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名利之徒难得体认“浊醪妙理”，那什么是“浊醪妙理”呢？东晋王忱曾感叹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几天不饮酒就觉得身心分裂，“浊醪妙理”就是使人身心和谐？估计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陶渊明说酒的妙用在于它使人“暂近自然”，这句名言必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酒使刘伶回归生命的真性，使他没有“利欲之感情”。竹林七贤中，阮籍终生尚在“歧路”，嵇康性格失之“峻切”，山、王二人又略嫌世故，向秀处世偏于软弱，唯有刘伶一生才“暂近自然”……
2.人种不可失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世说新语·任诞》
一位名士与姑姑的女佣私通，还是在居母丧期间与女佣私通，而且又使得女佣怀孕，得知女佣离开后又仓皇追赶，还十分招摇地共骑一头驴子返回……且不说一千年前的魏晋，即使在自由开放的今天，这其中任何一件发生在社会名流身上，他都没有办法向社会交代，他的公众形象将被众人唾弃，他可能永远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可这种事情一件也不少，全都发生在魏晋之际的阮咸身上。
阮咸早就和姑妈的鲜卑侍女暗通款曲。阮咸为母亲守丧期间，他姑妈将要离开阮家搬到外地。姑妈知道侄子与自己的侍女有染，起初答应把这个侍女留下来，等到出发前又突然改变了主意，让这个侍女和自己一起走。阮咸发现有变后，侍女随姑妈已经远去。当时家中正好有客来访，他立即借了客人的毛驴，还来不及脱掉孝服，心急火燎地朝姑妈离开的方向追去。追上后好不容易说动了姑妈，把她的侍女留了下来。一时找不到马和马车，他只得与侍女同骑毛驴回来。对于像阮咸这样的名士来说，他这样做显然有违常情，朋友们问他为什么放不下一个婢女，他毫不隐讳地说：“人种不可失。”这个婢女就是阮遥集的生母。
与婢女同乘一头驴子回家，是“大摇大摆”地宣布两人的私情；声称“人种不可失”，更是不打自招地承认婢女已经怀孕。
这不仅违背道德，而且有失身份！
可是，阮咸身为竹林七贤之一，许多要人都对他赞不绝口，如竹林七贤另一位名士山涛说：“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世说新语》说曾举荐阮咸为吏部郎，《晋书·阮咸传》说是“举咸典选”，就是推举他负责朝廷选拔人才的事务。一个侍女就让阮咸魂不守舍，怎么能说他“贞素寡欲”？又怎么相信他“万物不能移”？山涛难道因个人交情而罔顾事实？推崇阮咸的绝非山涛一人，当时大名士郭奕素称见识深远，很少人能入这位高人的法眼，但史书上说他一见阮咸便油然“心醉”。后来颜延之在《五君咏·阮始平》中说：“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虚觏。”这两句诗的意思是郭奕对阮咸极为倾慕，山涛对他的赞美也名副其实。
更让人大感意外的是，后人在纪念阮咸的诗歌中，竟然对他与姑妈侍女私通一事大加称赞：“小颈秀项可青睐，大名高声皆白眼。”这是说阮咸只爱他所爱的美丽婢女，而对那些令人仰慕的名利之徒却付之白眼。
阮咸与婢女私通的丑闻，后世为什么成了他的“美德”呢？
他爱“小颈秀项”的鲜卑侍女，从来不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他根本不顾及自己的身份，也不在乎自己的社会名声，“恩爱”地与她同骑一头驴，高调地宣布她已经怀孕，还急切地借驴去追逐她，表现了一个男人的率真、挚爱和担当。“人种不可失”不过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他与婢女之间产生了割不断的爱情。古今有几个达官、显贵和名流能做到这一点呢？且不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李甲，也不说“始乱终弃”的唐代诗人元稹，今天还有多少人有阮咸这种率性和真情？又有多少人愿意出来为婢女承担责任？
阮咸以率性真情挑战虚伪的礼法。读自己喜欢的书，干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喜欢的人，文人常把这作为人生最大的乐事。只有超越了人世名利的束缚，摆脱了患得患失的算计，只有扔掉了礼法的伪装，坦露出自己生命的真性，才能也才配享受这份人生的快乐。我们常像禅师所说的那样，该吃饭时不肯吃饭，百般思索；该睡觉时不肯睡觉，万般计较。因此，错过了许多好事，错失了许多好人。我们没有勇气去爱别人，我们也不值得别人来爱。
阮咸当众表示对婢女的牵挂，正因为他自己了无挂碍。我们不妨扪心自问：有谁活得像阮咸这样率性？有谁活得能像阮咸这样坦荡？
3.付诸洪乔
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世说新语·任诞》
这篇小品读来让人喷饭。
文中殷洪乔即殷羡，东晋前期曾为长沙相、豫章太守、光禄勋等职。就现在的史料来看，虽然在苏峻之乱中，殷羡曾为陶侃提出过一条好建议，但此人为长沙相时贪婪残暴，经常骄纵强横祸害百姓。作为任职一方的父母官，他给百姓做的坏事似乎比好事还多，虽然没法看到他的模样和照片，但一提起他我就想起了今天那些贪官。
殷羡一生能拿得出手的，一是他生了个有名的儿子殷浩，殷浩给我们留下了“宁作我”那句豪语，以及至今还常用到的“咄咄怪事”这个成语；二是他富于喜剧天才，《世说新语》中有关他的三篇小品，近似于今天三个幽默段子，一个比一个滑稽逗笑。
殷洪乔就任豫章太守，临走时京都人托他捎带一百多封信。等来到离京城不远的石头城，他便把这些信一股脑儿全扔到江中，还煞有介事地祷告说：“信呵，信呵，要沉的尽管沉下去，要浮的尽管浮起来，反正我殷洪乔不能做邮递员！”
京城里托他捎信的那些熟人，要是看到这一幕肯定肺都气炸了。
我看到这里也哭笑不得。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殷洪乔真不是东西！如果觉得捎带一百多封信是个负担，一开始就不要答应人家；既然已经答应了人家，而且已经带它们上路，就应该把这些信安全地交到收信人的手上。受人之托一诺千金，像他这样与轻诺轻弃的小人何异？
接下来的反应是：这殷洪乔真有点滑稽！看到他将别人托付的信“悉掷水中”，你肯定想冲上前去揍他一顿！等读到他最后几句郑重其事的祈祷词，你又肯定会忍俊不禁。要是想把别人托付的信安全送达，就不能将它们“悉掷水中”；既然把它们“悉掷水中”，又何必为它们祈求保佑？既然祈求神灵保佑，为何又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沉者自沉，浮者自浮”又哪用得着祈祷？既然“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干吗又把别人托付的信带出京城？“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实在让人绝倒。殷洪乔那一本正经“祝曰”的肢体语言，与他那“沉者自沉，浮者自浮”完全胡闹式的祝词，特别是“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的内心独白，二者形成巨大的反差，因而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如果只有偷偷地将信“悉掷水中”的行为，殷洪乔就只是现实生活中的小丑；有了最后这几句滑稽的“祝”词，他马上就升华为艺术中的“小丑”——虽然不能给受托人带去书信，但能给无数读者带来快乐。
我一直在想，假如殷洪乔妥善地带到了那一百来封书信，无疑就不能给成千上万读者带来笑声。从做人的道德来说应取前者，从社会效果和艺术审美来看应取后者——你喜欢哪一个殷洪乔呢？
如今，人们把他掷信水中的地方称为“投书浦”，后人还建了石塔、石碑、石亭、牌坊来作为纪念。看来，人们和我一样，宁可喜欢一个任性幽默的殷洪乔，也不愿要那个谨守信用的殷洪乔。“尘世难逢开口笑”，殷洪乔便是逗我们开怀大笑的笑星，他帮人们驱走了许多人世的无聊与沉闷。
成语“付诸洪乔”就是来于这篇小品，意思是捎的信没有带到，它的引申义是“所托非人”。不过，“所托非人”可能性质相同，但其结局也许完全相反：有的以悲剧收场，有的则以喜剧结尾。
说到这里故事还没有完结。南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九说，江南有两地名为“石头”，一在今天南京郊区，即所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石头城，一在今天南昌郊区——当时属豫章——的石头。按《世说新语》中原文语意，当为南京郊区的石头，因为殷洪乔不想做邮递员，断然不会把信带到南昌再扔到水中，所以文中的“石头”属于南京石头城无疑。可余嘉锡先生批评吴曾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太平御览》卷七十一引《晋书》说：“殷羡建元中为豫章太守。去郡，郡人多附书一百余封。行至江西石头渚岸，以书掷水中，故时人号为投书渚。”这样说来托殷带信就不是京都人而是豫章人，而且指明投书地就是江西石头渚。余嘉锡认为《世说新语》这篇小品本之《语林》，《北堂书钞》和《太平御览》引《语林》，都作“郡人附书”，因此，余先生怀疑《世说新语》中的“都下人”当为“郡下人”，“都”字应属“郡”字之讹。其实，造成争议的不仅有两个“石头”地名，还有“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这两句话也有歧义，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殷洪乔做豫章太守，当他离开豫章时；也可以理解为：殷洪乔就任豫章太守，当他赴任时。地名有两个“石头”，两个“石头”分别又在南京和南昌的郊区，而且开头的话又可作两解，所以，殷洪乔扔信的地方到底是在哪个“石头”，现在很难遽下定论。
不管是南京的“石头”，还是属南昌的“石头”，都不影响这篇小品的笑点，更不影响它给我们带来的欢乐。
可惜殷洪乔生不逢时，像他这样的喜剧天才，语言和动作如此有幽默感，要是生活在“娱乐至死”的今天，他根本用不着去当贪官捞钱，做一个笑星会让他数钱数到手软。
4.吾若万里长江
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世说新语·任诞》
周仆射就是周顗，他曾官至尚书左仆射。《世说新语·赏誉》篇说：“世人目周侯：嶷如断山。”文中的周侯也是指周顗，侯是古人对州牧刺史的尊称，因州牧刺史为一方诸侯，周顗曾做过荆州刺史。在当时人眼中，周顗高峻如断山绝壁，可以想见他的仪容是如何峻伟刚正。《晋阳秋》也有类似的记载，周顗为人伟岸严正，同辈从不敢轻慢他。一世枭雄王敦见到周顗也惧怕三分，每次见到周顗便面红耳热，哪怕寒冬腊月也双颊发烧。
丞相王导在与人信中称赞周顗为“雅流弘器”，周顗为人也确有“国士门风”。王敦兴兵叛乱，周顗对王敦正气凛然，宁可舍身也不屈节，被害前大骂王敦“贼臣”，“血流至踵”仍然“颜色不变”。史家对周顗的节操赞不绝口：“甘赴鼎而全操，盖事君而尽节。”遇害后，王敦派心腹缪坦抄没周顗之家，只搜到几只空篓子，几床旧棉絮，酒数瓮，数石米，朝廷大臣无不叹服周顗廉洁清正。
人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动物，高洁与龌龊、崇高与卑劣、方正与随和、自律与放纵可能同时统一于一人。
周顗的大节真没有可说的，但他的为人小节可说的真多。
先说酒。他多次因醉酒遭到弹劾，还有两次因“荒酒失仪”免官。晚年更是天天烂醉如泥，即使身居仆射这样的要职，他也是醉时比醒时多，当时人们把他称为“三日仆射”。他过江之前就酒量很大，过江后照样时时离不开酒瓮，还常常吹嘘说饮酒无敌手。一次有从前酒友从江北来，周顗一时兴起便拿出两石酒对饮，直到双双都沉入醉乡。周顗几天后才酒醒，那位客人却从此再没有醒来。
再说色。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说，有一天，王导、周顗和其他朝士，一起到尚书纪瞻家观伎，纪瞻爱妾那甜美的歌声，还有那更甜美的模样，让周顗完全魂不守舍，他想在众人面前“通”主人的爱妾，不知不觉中“露其丑秽”，对自己的淫荡行为竟然一点也不脸红。在纪瞻家观伎虽属私人聚会，但客人当众希望私通主人的爱妾，放在性解放的今天也让人瞠目结舌，更何况王导、周顗、纪瞻等朝士，都相当于今天总理副总理级别的官员！虽然还没有听说过他包二奶的丑闻，但这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更不表明他没有这方面的爱好。估计是他没有掌握贪官那种高明的贪污技巧，一个家中只有几床破棉絮几袋陈大米的穷官员，哪个姑娘愿意去做他的二奶小三？再说，如果他掌握娴熟的贪污技巧，他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地娶三妻四妾，用不着偷偷摸摸地包二奶养小三。
他与亲友言谈戏乐时污秽不雅，因此常常被人讥讽嘲笑，周顗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不管用哪个时代哪个民族的价值观来审视，这篇小品的思想情感都不算“健康”，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它传达的全是“负能量”。我之所以选它作为细读的范文，一是它是那时士风的风向标，二是它具有极高的审美和认识价值，三是周顗的辩解已成历史名言。
余嘉锡先生对这篇文章有点将信将疑，他说以周顗的名德不至如此不堪。不过，魏晋间士人放荡无检不是特例而是通例，《太平御览》引曹丕《典论》残句说，东汉末年，太医令张奉与人饮酒，三杯酒下肚就要脱光衣服，大家都以裸体为戏乐。王隐《晋书》也说阮籍等人也“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一大批官二代也跟着阮籍有样学样，“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认为这样才接近于“自然”之道。露得最彻底的名为“通”，露得较彻底的称为“达”。晋人葛洪更骂他同时代的士人“乱男女之大节，蹈《相鼠》之无仪”。《相鼠》是《诗经》中的名篇，一开头就说“相鼠有皮，人而无仪”。看看老鼠也有一张皮，却见有些人没威仪。人要是没有一点威仪，那活着不死又有何益？但到底什么样子才算有“仪”，不同时代和阶层可能说不到一起去，在魏晋之际的名士眼中，或许裸体才最酷最潮最有“仪”。既然当众裸体是一种时髦，周顗当众露“丑秽”虽十分“出格”，但他本人并不觉得十分“出丑”。周顗大节无亏而小节有疵，它们不过是时人和后人饭余的笑谈。以他任情率性的为人，又喜欢狂乐纵酒，乘着酒兴有什么干不出来呢？再说，东晋社会思潮与正始时期大不一样，江左名士很少有人像嵇、阮那样激烈地对抗名教，相反，他们大多儒道兼综，孔庄并重。周顗一方面有余嘉锡先生高度赞赏的“名德”，一方面在私生活中又“秽杂无检节”，从他身上可以看出社会风尚的新变。
周顗公德和私德的强烈反差表明，对任何人的评价切忌简单化，好人便“一好百好”的情况，只有在我们的电视电影中才能找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许多英雄豪杰，其私德和个性可能很糟，而大汉奸汪精卫的私德却很好，至少他不贪钱不好色。文艺作品中的坏人都是一些丑八怪，汪精卫这个大坏蛋却是十足的美男子。周顗喜欢纵酒和好色，既不值得夸耀，也不必要遮掩。
周顗对别人讥讽的辩解十分高明，他对自己“秽杂无检节”不仅不否认，反而觉得这些都十分正常，“我好比一条万里长江，哪能不千里一曲呢”？是呵，谁见过一条笔直的万里江河呢？所有笔直的江段都属人为，自然形成的江河无一不弯弯曲曲。通体透亮而无阴影的东西，全都出自诗人的想象和科学家的设想，在现实中都是吓人的怪物，要是谁在太阳月亮下没有阴影，肯定会吓得你魂不附体。
“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早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言，它可能有助于我们对历史名人的认识——不必把历史名人神化，也不应把历史名人丑化。
这句历史名言，也可能成为我们对自己缺点的挡箭牌——连万里长江也免不了千里一曲，更何况我们这些小民呢？不过我倒想提醒一下诸位：“千里一曲”虽然在所难免，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万里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