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进入到战国，时代有很大的变动。清代王夫之称此交会之际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从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战争形态乃至各国间的形势，都有很大的改变。这种变动有时候是一种进步，更多时候是一种乱象。周朝原有的礼制在春秋已然解纽，封建制度瓦解。及至战国时代，各国间的争战更加剧烈。社会的秩序必须重新被建立。面对社会纷乱，攻战频繁的时代，许多思想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墨子是其中之一。
墨子在探求人们各自为政、相互攻击、相互争斗甚至相互残杀的社会现象时，认为天下混乱的原因在于缺乏统一的思想、意志，要实现国家的有效管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克服弱肉强食、缺乏正义与理性的社会现象，改变“一人一义”的混乱状态，就要统一人们的思想。思想不统一，行为就不一致，就易造成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为了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动乱、理顺社会秩序，使百姓能在一个和平有序、稳定而又安全的环境中生活，就必须统一思想，于是墨子主张“尚同”。
第一节尚同的原因及国家的起源
在墨子看来，国家与官吏不是从来就有的，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人一义的“未有刑政”、“未有正长”的时期。《尚同上》云：“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文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古时人类刚刚诞生，还没有刑法政治的时候，人们用言语表达的意见，也因人而异。所以一人就有一种意见，两人就有两种意见，十人就有十种意见。人越多，他们不同的意见也就越多。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意见对而别人的意见错，彼此之间相互攻击，在家庭里，常常因为父子兄弟看法不一致而相互怨恨。使得亲戚离散，不能和睦相处。天下的老百姓，都以水火毒药这些东西去损害别人，以至于有余力的人，不愿意替别人服务。即使家里财物多得腐烂，也不愿意分一些给别人。把高深的学问隐藏起来，不愿意教导别人。因此，天下之乱，就像禽兽之乱一样。）墨子认为古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标准不一致，导致纷争不断。
墨子认为，如果人类社会有了共同的“义”，那么，思想自然统一，社会混乱就可以消除。然而统一之“义”从何而来呢？这就要建立上至天子下至政长的刑政制度，以此来统一天下之“义”、消除混乱。
第二节等级制的国家组织机构
《尚同上》说：“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明白了天下之乱的原因，是由于没有行政长官。所以才选择天下贤能的人，立为天子。立了天子后，因为力量还不够，又选择天下的贤人，给他们做三公。天子和三公立了以后，又因为天下的面积太广阔，对于远国异邦的人民，是非利害的区别，不可能一一知道，所以将天下分割为万国，然后设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也立定了，因为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又在他的国家之内选择一些贤明能干的人，给他们做行政长官。）
天子在明里管理世间臣民，天则要在暗里管理天子，墨子在《天志》篇说道：“是故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为政于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所以老百姓竭力做事，不能擅自恣意去做，有士去匡正他们；士竭力做事，不得擅自恣意去做，有将军、大夫匡正他们；将军、大夫竭力做事，不得擅自恣意去做，有三公、诸侯去匡正他们；三公、诸侯竭力听政治国，不得擅自恣意去做，有天子匡正他们；天子不得擅自恣意去治政，有上天匡正他。天子向三公、诸侯、士、庶人施政，天下的士君子固然明白地知道；上天向天子施政，天下的百姓却未能清楚地知道。）
天子和一切臣民都必须同一天，否则就会受到天的惩罚。《明鬼下》说道：“故鬼神之明，不可为幽间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因此鬼神之明，不可以依仗有幽间、广泽、山林、深谷而能躲避之。因为鬼神之明，定能觉察到他，而鬼神不罚，不可以依仗有富贵豪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而躲避，鬼神之罚，也必定能够战胜他。……鬼神所赏，不论德行怎样小，也会赏赐；鬼神所罚，不必论罪行如何巨大，也会罚他。）
墨子搬来“天”，使之凌驾于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之上，其目的是为了借用天的神秘力量，督导他所设计的尚同社会的实现，特别是用来制约天子，规范天子的思想行为，以防止出现桀、纣、幽、厉之类的暴君。这样一来，天子就不再是思想和行为的最高权威，而成为天的下级臣民：“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法仪》）（人无论是长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
墨子所设想的理想的国家组织机构是一个由’天“、”天子“、”三公诸侯“、”将军大夫“、”士“、”庶人“这些不同等级组成的等级制结构，分为若干阶层，每一阶层都有其正长。实行自上而下的领导，绝对不许反其道而行之，即”无从下之改上，必从上之政下“（《天志》）。庶人即农夫，他们努力耕作或从事其他劳动，不能由自己随意行事，而由士领导；士、将军、大夫、诸侯、天子也不能由自己随意行事，依次由其各自的上级来领导，直至最高一层的天，这是贯彻最高层意志的组织系统与组织原则。用这样的组织关系，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绝对领导与有效的逐级管理。
墨子分层建制的必要性在于他知道每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独自完成统一天下之义的大业。《尚同下》云：“天子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天下，是以选择其次，立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家君，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将使助治乱刑政也。”（天子因为智力不足以独治天下，于是又选择其次的给他们做三公。三公因自己智力不足以独自辅佐天子，所以将天下分封许多国家，立为诸侯国。诸侯又因为自己智力不足以独治其国，所以再次选择贤人，立为卿和宰。卿和宰又因为自己的智力不足以独自辅佐他的国君，所以又选择其次让他们做乡长家君。所以古代天子设置三公、诸侯、卿和宰、乡长、家君，并不是为了要使他们富贵快乐，而是为了要使他们帮助治理国家的刑政而选择的。）
墨子认为建立国家的最大目的是在为民兴利除害。《尚同中》云：“故古者之置正长也，将以治民也。譬之若丝缕之有纪，而网罟之有纲也。将以运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是以先王之书、相年之道曰：‘夫建国设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轻大夫师长，否用佚也。维辩使治天均。’则此语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此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故古者圣王之为若此。”（所以古时候设立行政长官，是用来治理人民的。如丝线有纪（线头）、网罟有纲一样，是用来收服那些天下淫暴之徒，使他们改邪归正，行同一义。所以先王的书《相年》上说：“建国设都，设立天子诸侯，并不是让他们高高在上的；设立卿大夫师长等官职，并不是让他们享乐的。而是让他们明白如何治理天下太平。”这就是说，古时候上天鬼神设建国都，设立官长，并不是要提高他们的爵位，增加他们的俸禄，使他们过着富淫的生活。而是择定他们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使贫穷的孤寡的变成富贵，使危险的变成安定，混乱的得到治理。所以古代圣王为政是这样的。）
第三节尚同——思想的统一
人的行为受思想意识支配，没有思想的统一，就不能有行动的一致，所以墨子提出“尚同”主张，强调思想的统一，“一同天下之义。”
一、尚同的含义及意义
所谓“尚同”即“一同天下之义”，“一同其国之义”（《尚同中》），即人民上同于其正长，正长再上同于上一级之正长，最后则上同于天子，而天子再上同于天志（天志即是民意），其最基本的内涵就是自下而上逐级统一思想和行为。换言之，“尚同”就是保持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法制等方面的高度统一。
墨子指出尚同的意义和地位：“故当尚同之为说也，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而治其国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用之治一国一家而不横者，若道之谓也。”（《尚同下》）（上用之于天子，可以治天下；中用之于诸侯，可以治其国；下用之于家长，可以治家。所以大用之于天下，不会用完，小用之于治国治家，不会困惑。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治理天下的国家，像治理一个家庭，使用天下的百姓，就像使用一个人。）
二、尚同的措施
（一）推举天下的贤能者为政长
墨子主张上至国君，下到各级政长，都应该由贤良之士来任职。《尚同上》云：“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明白了天下之乱的原因，是由于没有行政长官，所以才选择天下贤能的人，立之为天子。立了天子后，因为力量还不够，又选择天下的贤人，给他们做三公。天子和三公立了以后，又因为天下的面积太广阔，对于远国异邦的人民，是非利害的区别，不可能一一知道，所以将天下分割为万国，然后设立诸侯国君。）
（二）了解下情
《尚同下》云：“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何以知其然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明于民之善非也，则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也。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上之为政也，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故赏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上为政的人，能通晓下面的实情就能治理好，不能通晓下情的就会出乱子。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呢？在上主政的人，通晓下情，于人民的善与恶都得到了解，这样就可以赏赐善人，惩罚暴人。善人得赏赐，而暴人得处罚，那么国家必治。相反，在上主政的人不通晓下情，对于人民的善与恶全不了解，如果这样，就无从知道赏赐善人，惩罚暴人了。善人不得赏，暴人不得罚，像这样为政，国家必乱。所以赏罚不符合下情，不可以不事先明察考虑好。）
墨子把得下之情视作为政成功的必要条件，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不治，上级是否了解下级的情况，是政治成效的决定因素。“天子之视听也神。”所以大家都争着做好事而不敢做坏事，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很显然，把得下之情视作为政成功的必要条件绝不是什么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