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把自己解剖为几个部分，如果不知道其所受的文化影响，就看不清内心世界。
心理咨询师介绍说：一天，一位职工到咨询室请教小孩上学的事。这位职工说，他的小孩正读高中，平常在家里表现还可以，晚上屋里的灯熄得很晚，也经常说力争考个名牌大学，不让父母失望。他一直认为这个孩子很懂事，很努力。可是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说，他的小孩在学校根本就不好好读书，上课时有不少小动作，有时还领着其他学生一起起哄，很叛逆。判若两人的表现，让他很吃惊，就同小孩谈心说，如果现在不好好读书，没有知识，将来怎么办？没有想到小孩反驳，读书不一定就能当老板，他的理想是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大老板，挣很多钱，走在红地毯上，站在聚光灯下。
这位职工很迷茫地问：为啥小孩在家里家外表现差异会这么大？自己说的话又相互矛盾，现在不好好念书，靠异想天开就能成为一个大老板了？
人是一个矛盾体
心理咨询师接着说：“本来，我想告诉他，一个人，其实是个矛盾体。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以把一个人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个人潜意识形态下最为原始的、本能冲动的欲望，如饥饿、生气、性欲。像这个小孩贪玩、叛逆，都是本我的表现。自我是个人有意识的部分，自我存在的自觉性和理性，是人格的执行者，像小孩子在家里表现很好，给家长留下一个假象，是按照社会认可的标准自我控制的结果。超我是由完美原则支配，属于人格中道德部分，像这个小孩内心里有自己的理想，希望当个老板，就属于超我。本我追求愉悦，超我追求完美，而自我则追求现实，三者构成了既分裂又完整的人格。这么抽象的理论，不是专业人士，很难听得懂。当时我不知怎么回答他。”
我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分析的是人的意识、人格，如果用这个理论解释现实人的行为，明显不实用。应该用另一种划分方法，让人们一听就懂。”
心理咨询师立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你肯定有更高明的解释办法，说来听听。”
我说：“高明谈不上，不过跟职工谈话，得走出抽象的心理人格分析，只用哲学的矛盾分析方法，把一个人在现实社会表现形式，按照支配行为的因素由内到外来归纳，可以分为三类：本性的我、现实中的我、理想的我。就以这个小孩为例，‘本性的我’表现为青春期的叛逆、贪玩、自我约束力弱，其实多数人都觉得玩着比学着舒服。‘现实中的我’表现为，为了不让父母生气，晚上不管读不读书，都很晚才睡，显示出对父母的顺从，这是受现实评价标准影响的结果，谁会摆脱现实社会呢？‘理想的我’表现为有梦想、有追求，其实无论处于哪个阶层，都会有梦。这三个‘我’，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不同需求、不同感觉、不同行为，表现为不同自我，显示出一个人的内心需求、现实生活状态和理想愿望。内心的愿望、现实的要求和将来的目标在这个小孩身上矛盾着，也使‘三个自我’处于分裂状态，所以在不同场合有着不同的表现。”
她十分兴奋地说：对呀！中国人的困惑，往往是因为自我的分裂。一个真实的自我，就是要达到三个“我”的统一，而实际上人往往是分裂的。用这种说法，职工能听得懂。
古代文化已经有这种划分方法，修身养性、修身养德，另外佛教还谈修行。这“三修”，核心是让人们心灵得到净化，但是却是从心灵、性情和行为三个角度加强修养，最后以心的统一，达到自我的统一。古代评价人有一著名对联：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家贫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事上无好人。这里的迹，即行。从心和行两个角度看一个人，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如果论心，穷人家的孩子虽然给不了父母什么物质享受，但是尽到孝心了，就是孝子；如果论行，穷人家的孩子没有能力让父母享受，就不能称为孝子了。对美色更是如此，平心而论，每个人都爱美色，如果动心就不对的话，世上就没有好人了；心想了，不去行动，就是好人。看来古代已经使用心与行相分离的方法来分析一个人了。另外我们评价人还说，某某是性情中人，性情也是分析人的一项要素。
我开玩笑说：“看来认识自我至少有三种方法：一是弗洛伊德人格分析法，一是古人的心、性、行分析法，另一个就是咱刚发明的内心、现实、理想分析法。”
两人都笑了起来。
现实的自我
2012年7月，在走访职工中，我发现不同时代的人，对现实的看法大相径庭。
与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交谈，对社会的抱怨情绪有所增加，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为公有制经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年岁渐增，精力不济，处于弱势地位，想想自己曾经的付出，与现在工作的人获得丰厚的利益相比，心里感到十分不平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只感到压力太大，上有老下有小，一切都需要花钱，只有拼命地挣钱。为了平抑内心的烦躁，信教者日益增多。
与新生代农民工谈，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最务实，谁给工作岗位，谁给的工资最高，谁对他好，就给谁干，就感恩谁。他们认为，社会与我无关，什么也不信，什么也不想，人生的逻辑是：干活——挣钱——开心，其他什么都无所谓。在企业干，如果老板批评狠了，撂下工作就走，谁怕谁呀。
我和80后的大学毕业生接触后感受到，年轻一代有着足够的创新精神，有相当强的能力，更追求被社会、单位和周围人的认可和肯定，有强烈的表现欲，敢于直言。在国有企业，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因在校时一直是优秀团员，可年终时在单位没有被评为优秀团员，就直接打电话质问总公司的团委书记，他为什么没有被评为优秀团员。团委书记是第一次被这样问，感到特别吃惊。因为年龄大的人，即使内心特别渴望得到表现，仍然会“见荣誉就让”。这一代人中的激进者，现实中的自我是：反对论资排辈，认为自己干了相同的工作，却获得不了同样的收入，得不到同样的奖励，是没有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是社会的不公平。他们心中遵循着社会与自我是等价值交换原则，我付出多少，就应该得到多少。
就不同年代人的社会心理，我请教了心理咨询师：“你如何评价不同年代人的现实表现？”
她说：“现实中的我，是以现实为原则，处理好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找准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位置。我们经常说，某某人太自我，就是指不能很好地处理自己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关系，不顾及周围人的感受，更谈不上互助与友爱。这些表现形式可以解释为‘太自我’。现在的年轻人，内心怎么想的，在现实中就怎么表现，现实中的我越来越接近本性的我，换句话说，人们在现实中越来越突出自我了。”
我反驳道：“现代人把追求个人的社会地位、财富拥有、高官厚禄作为最高追求，目的是为了光宗耀祖，而不是个人的理想目标，这是内心的需求吗？”
我接着解释道：“受现实的影响，也同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现实的看法不同，其实是文化思维的不同。现在每个人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为所谓的荣耀而奋斗着。只是有些人投机钻营、煞费苦心、苦苦追求，表现更强烈罢了。每个人内心，都觉得这样很烦、很累，但是为了高高在上、为了别人眼中的成功、为了家族的‘荣耀’被动地付出了并非自己乐意的辛苦和努力。我们往往把他人的评价作为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尺，受到他人的肯定才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实现。据此可以说，在中国，现实中的我，就是无我。”
心理咨询师又说了一番话，好像最后作了结论：“你说的和我说的是一个意思。古代对‘现实中的我’的行为规范，制定得很具体。‘三纲五常’把人们的行为予以了基本限定。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人没有自我，活着是为别人，活着是让别人看的，这些人依然存在，所求与内心所想不一样，你说的就是这类人。真实的我，应该是现实追求与内心保持一致，要追求内心之所求。不同年龄的人，在现实中有着不同的表现，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不同。越年轻的人，受传统文化影响越少，越接近内心需求。年轻人已经开始追求自我价值、自我需求，这不就是追求本我吗？当然，同一个年代的人，由于每个人的家庭背景、阅历、职业、接受的教育、处世方式不同，往往会造成个体差异。咱们两人只是举了不同年代的人作为例子，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一样。”
本性的自我
中西文化对人性的看法是有差别的。
美国对军人的要求，当没有武器时，当没有粮食威胁生命时，当被包围突围无望时，可以投降。中国人把生命看得很轻，为了伟大的事业，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我们倡导宁死不屈，投降了就是叛徒。这其实就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冲突，也是西方和东方文化的主流价值观的冲突。
古代对“本性的我”的态度是，加强个人修养，控制内心的愿望，最终能够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存天理，去人欲”，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指压抑自己本性中私欲与封建道德的要求相一致。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我国古代文化研究如何做人，但很少研究人的本性，所以对人内心的感受并不重视，一切都为了一个社会目标。当然，也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思想，这也只是孝道的延伸，而不是真正对个体的尊重。只有陶渊明《桃花源记》，到社会之外寻找到一片世外桃源，才能不受外界的影响而得到心灵上的愉悦。
想起这两段材料后，感到十分困惑：究竟西方尊重个人追求是本性的我，还是奉献社会是本性的我？
于是我问：“现在人都说，要尊重人性。难道中国人追求一种道义，就是不尊重人性了吗？”
她说：“你说的人性，就是内在的自我，类似于精神分析法中的本我。内在自我的目标是寻找快乐。同样的社会环境，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感受，是因个体有着差异。现在谈得最多的是追求一种幸福感。什么叫幸福感？是自己对幸福的一种感觉，是内心的体验。人生本是一个过程，快乐在于体验，这是内在自我的感觉。西方人认为，只有满足了个人的自然需求，才是尊重人本性；中国人认为，只有给每个人发展创造条件，在社会上有所作为，才是尊重人本性。西方人愿意早点退休，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中国人觉得退休了没有事干，让退休都不愿意，特别是领导干部，退而不休，都想在社会上多混几年，不愿意过个人的生活。应该说二者都是尊重人本性，因为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个体的内在需求是不一样的。”
她接着说：“让中国人回答‘我是谁’，多数人的答案是，我是社会中的一员。中国传统文化是群体文化，常把个人的人生目标与社会目标联系在一起，每个人是社会的一个元素。儒家认为，信仰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通过修身和实践，体验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这样的人，就是有信仰的人。也就是说，本性的我，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内心领悟到值得自己去努力奋斗和坚持追求的东西，就是有信仰的人。这样的信仰，是把社会目标自觉地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内心的追求与社会目标相一致。儒家所提出的‘养性’，是对本性的自我修养，把人性定位于对社会目标的追求上。”
谈到这儿，我理解了今天提出“以人为本”的意义：解决了个体生命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2011年，首次把“幸福感”一词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说明，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满足了公民的内心共有的愿望，让每个人有幸福感，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做到了，激发出了内在为社会奉献的愿望，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因为对中国人来说，衣食再丰足，没有得到社会和周围人的认可和肯定，仍觉得是个失败的人，所以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让每个人有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也是十分重要的。
自己尊重自己，就是要坚持以快乐为原则，学会平衡好自己的心态，实现内心与外在的统一，就会使人本性舒展。“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是从内心角度，对君子与小人的一种界定。我们常说，某某很本分，就是指其内心与行为很一致，不去欺骗，心与行统一。这样的人，活得很踏实和坦然，这是真正的快乐。
理想的自我
中国人最重视社会理想。儒家所说的实现自我，主要是指为社会做贡献。“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意指大丈夫志在四方，岂可害怕吃苦？“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意指志向不确立，犹如无舵之船，无缰之马，漂荡放纵，到底何处去呢？由此可见，古人的实现自己的理想，指的是最终要奉献社会。自我的目标，如果不与社会相结合，就是“小志”。古人所说的“立志”，是修身的最终目的。
而马斯洛则认为，只有当人们满足了基本生活、有了安全保障，情感得到满足后，人们才会去追求自我实现。在中国，“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意指为国而忧，为国而乐，这是君子的志向；只考虑个人得失，这是小人的志向。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