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大纲》中，李达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唯物辩证法，是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摄取了人类认识的全部历史的成果而积极的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研究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之时，必须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孕育、诞生及其发展的过程，指出这个哲学实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李达的这一命题，导源于列宁的《哲学笔记》。列宁指出，哲学史涉及到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简单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但很明显，李达在这里又没有简单地搬用列宁的论断，把唯物辩证法直接说成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而是指出唯物辩证法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是“人类认识史的综合”。李达的这种表达，可以说更为确切，不致引起歧义。这一点，曾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在读《社会学大纲》时，他在“人类认识史的综合”下面划了两道线，以表示重视；而在李达的这一命题旁边，他批注道“用历史主义看唯物辩证法的发生发展过程”，不仅表示了赞同，而且明快深刻地揭示了李达这一命题的实质。可以说，用历史主义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发展，坚持这一方法论原则，正是李达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特点。
正是这样，在《社会学大纲》中，李达提出了“唯物辩证法的前史”这一概念，认为“当作哲学看，唯物辩证法与一切先行的哲学有很深的关系，因而一切先行哲学的历史，都是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在书中，他以显著的篇幅论述了从原始思维到黑格尔的“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在这里，他强调了一个观点：“唯物辩证法是把人类的知识史——特别是哲学史——中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当作遗产继承下来并使其发展的东西。”他所说的“一切积极成果”，不仅包括了历史上的唯物论的积极成果，而且也包括了历史上的唯心论的积极成果。也就是说“唯物辩证法克服了从来的含有辩证法契机的观念论与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同时又批判的摄取了这两个对立的哲学中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历史上的唯心论，李达强调不能作简单的否定。他说：“辩证唯物论，并不是形而上的否定一切从来的哲学历史，并不是单纯的粗笨的否认一切观念论的存在，而只是在辩证法的意义上去扬弃一切观念论。”也就是说，“辩证唯物论，要在观念论的神秘的外套中，寻找合理的、贵重的东西，把它继承下来，并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它”。例如，对于苏格拉底，他指出：“苏格拉底在认识论上，在一般哲学问题的解释上，是观念论者。他把到达于思惟而在思惟中存在的普遍，作为个别的感性现象的基础。他主张认识的目的，就是探求这个普遍。因此，苏格拉底在观念论的认识论上，提起了普遍与个别的辩证法的问题，虽然他不曾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如，对于黑格尔，他指出：“黑格尔哲学，在观念论的体系中，包括了从来的人类史及思想史的成果即辩证法。黑格尔的观念论的辩证法，是唯物论的辩证法之直接的先导。”按此方法，李达对于西方哲学史上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成就进行了清理，从中剥离出那些对唯物辩证法的形成与发展有积极意义的内容，揭示这些内容在唯物辩证法的形成与发展中的意义与作用，从而对唯物辩证法作了历史主义的理解与阐释。
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所论述的“唯物辩证法的前史”，是沿着西方哲学发展的线索展开的，没有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历史开展。今天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的历史开展就在李达的视域之外。他后来就说过：“就哲学方面来说，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并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来的；但为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运动在中国深入发展下去，就有必要认真地清算我国古代的哲学遗产。”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在写作《社会学大纲》的同时，积极支持和指导吕振羽开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并于1937年出版。吕振羽指出：“人类的意识形态，虽属受着存在所规定，但在这拘限内，意识形态自身也是活生生的能动的发展的。因而此一时期的人类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受此一时期的社会存在所规定的，但过去物质的精神的生产成果，也能给它影响作用。而况新的因素，都是从旧的母胎中产生出来的呢。”这一思想，与李达清理西方哲学史的方法论原则是一致的，成为吕振羽探讨中国思想史的基本方法。吕振羽从商周时代的巫教神学和八卦哲学，一直讲到黄宗羲、王夫之、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市民阶级政治思想，对以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思想史作了认真的清理，对其中的合理因素予以了积极的发掘。如对于孔子的“仁”的思想，吕振羽指出，“孔子哲学的‘仁’，实质上虽是观念论的；但也包含着一些积极的因素。例如，反侵略的爱国思想（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忠恕（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操守（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可以久处约，长处乐），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我反省，不重复错误（吾日三省吾身。不迁怒，不贰过），不固执成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坚强（刚、毅、木、讷近仁），智（知者不惑），勇（勇者不惧、临难不苟、见危受命）……”。这种对孔子的论析，从方法论上看，与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对苏格拉底、黑格尔的论析，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晚年，李达积极支持了两湖地区的王夫之哲学研究，促成了1962年“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举行，并亲赴长沙出席了学术讨论会。在会议的开幕词中，他不仅肯定了王夫之思想的价值，而且还指出了王夫之对现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他说：“我们比较年长的一辈，在少年时期，读过他的史论以及《黄书》等著作的，对于他的一些爱国主义的思想都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从清末到五四，据我所知，至少在湖南地区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对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在摸索一条继承优秀传统和开辟文化革命相结合的正确途径上，曾发生过良好的思想影响”。
李达对于历史上哲学思想的考察，采用的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框架。但由于他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反对对历史上的唯心论作简单的否定，因此他对哲学史没有作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的理解。这与20世纪40年代苏联日丹诺夫所提出的哲学史定义大不相同。日丹诺夫认为：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就对历史上的唯心论作了简单的否定，不是用历史主义看待唯物辩证法的发生发展过程。但即使在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对中国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达也仍然坚持《社会学大纲》中提出的基本观点。他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一书，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遗产关系上的右的倾向与“左”的倾向进行了批判，指出：“‘左’的倾向，即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中积极成果的任何联系，把两千多年来极其丰富的哲学遗产当作一堆无用的垃圾，不分清红皂白地全盘抛弃，一概骂倒。这种观点表面上似乎特别‘彻底’，特别‘革命’；实际上，它割断了认识的历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了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说成了‘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这是一种粗鄙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值得指出的是，李达还把这一方法论原则贯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身。在他看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也要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而不能背离这一原则。进至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出现了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封闭化的倾向，认为只需读毛泽东著作，而无须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李达明确地不赞同这种做法，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你不讲马克思、列宁的东西，怎么讲得清楚毛泽东思想？总有个来龙去脉嘛！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正是这样，在他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中，用一篇的显著篇幅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仍然主张唯物辩证法有自己的前史，仍然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的批判的总结，而坚持把毛泽东思想放在整个唯物辩证法发展中来讲。
可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认识史的综合”，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以贯之的理解。他不赞同离开这一理解来谈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解的关键，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开放的哲学形态，反对割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类全部思想成果的联系，也反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对某一思想成果作绝对化封闭化的理解。惟有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富有生命活力，而不会因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而成为僵死的教条和狭隘的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