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时，突出地从认识论意义上来理解实践概念，来理解唯物辩证法，而其落脚点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考察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这是李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性格的一种基本理解。在1929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中，李达就明确地提出“考察目前中国的出路”问题。而在1939年所作《社会学大纲·第四版序》中，李达用一段富有激情的文字写道：“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和肉，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在他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决不能离开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离开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来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传播，也就是为了帮助先进的中国人掌握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有效方法。
在李达看来，这种对中国的认识与改造，决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规范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运动，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运动相结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李达很早就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早在1923年，李达就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但“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画，也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这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有一个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不能离开中国国情来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由此来看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国共两党的合作，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推倒军阀政治的主张，在马克思学说上也是有基础的”；但是有两点需要注意：“一、中国国民党似乎是一个社会民主的党派，有资本家、知识分子及劳动者的三种党员，共产党至好是影响他们向左倾。将来民主革命成熟时，共产党至好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去。不然，共产党应该单独的严整无产阶级的阵。二、共产党应注重‘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的工作，时时要保持独立的存在，免受他党所影响。”在这里，李达还思考了一个颇有远见的问题：“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该采用什么政策？”他的回答是：“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政策，总要根据当时产业的状况和文化的程度来决定，有产阶级的国家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国家也是这样。”如对于《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十项措施，李达就认为，根据马克思所说，这些措施只有在最进步的各国才能采用，而且只有最进步的各国无产阶级执政时才能采用；而在落后的中国，情况就不相同，“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当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权力把私的资本主义促进到国家资本主义去。那么，将来采用的政策当然可以根据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来决定了”。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由高潮而进入低潮。当时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紧迫而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社会性质，并由此出发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李达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以极大的精力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回答。他于1929年出版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就是这一探讨的结果。在这部书中，李达认为，要对中国社会作出正确的了解，从而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作出正确的选择，必须要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变动、特别对中国近代的产业革命作深入的了解。他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过程和产业革命的过程，确有因果的关联，我们要获得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惟有在中国产业革命的过程中去探求，这是我所以要编这个《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的小册子的动机。”李达通过对大量统计资料的分析指出，中国自近代以来虽已开始产业革命，但中国的产业革命与欧洲的产业革命就其原因与内容来说颇不相同。大体上说，欧洲的产业革命是自力的，是因自力的充实由国内而逐渐展开以及于世界；中国的产业革命则是外力的，是因外力的压迫由世界而渗入国内。这就使得中国的产业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社会的新生产力，不仅受到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阻碍，而且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而绝少发展的余地，从而使得中国产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步履维艰。中国革命，即是要打破这种经济的混乱和政治的混乱，求得中国产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新的出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两大障碍，也是中国革命的两大对象。这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发生，从经济根源上看，实际上是中国产业革命的结果，是在中国发展新的生产力的需要。在这里，李达一方面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视域来看待中国产业革命，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这部书的最后一节即以此为标题。他说：“我们要注意的，中国社会是个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性。”据此，他反对把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简单化，只归结为产业劳动者问题和农民问题，而认为中国现代社会问题涉及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生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不仅有产业劳动者问题、农民问题，而且还包括手工工人问题、商业店伙问题和失业者问题。后面的三项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本不是大的社会问题，但由于产业革命的发生所造成的农业的崩坏、手工业的没落、商业资本的发展、工业资本的形成，使得这些问题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得这些社会力量也有参加中国革命的要求，中国革命实是有广大民众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人民大革命。李达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在于解决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问题，而解决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问题的方法，就在于发展产业”。“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
由此出发，李达还进一步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作了分析。他指出，中国革命所要打倒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敌人，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民主革命的性质。他在《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中，对于这两种性质的革命及其前途作了说明：“我们知道，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在世界帝国主义将要没落的今日，已成为向来所拥抱着的一切世界经济的矛盾之清算者和新局面的打开者了。但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在他看来，同时进行这双重的革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就是目前中国的出路。
李达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即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联系中来探寻中国的出路。他在这种探寻中，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以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注重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对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相当具体的思考。这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项重要贡献。李达所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中国特色的性格，毛泽东予以了重视和肯定。毛泽东在读《社会学大纲》时，就写下了这样的批注：“找出法则、指示实践、变革社会——这是本书的根本论纲。”显然，毛泽东是很赞赏、很认同这一性格的。也正是这一性格，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其他思潮有了最显著的区别，并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