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解放的进程直接关系到人类解放的进程。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衡量”，而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的解放和发展，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思想家的李达，对妇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李达很早就对妇女的社会地位、造成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以及妇女解放的途径进行了研究。1919年10月，李达在《解放与改造》1卷3号发表《女子解放论》一文，文章绪论部分描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状况，他写道：世界女子过去一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在这时期，道德上、风俗上、习惯上、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一切种种，凡是女子所处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男子好像天神，是主人。女子好比是奴隶、囚犯。好像这世界是男子独占的世界，不是男女共有的世界。女子地位的惨痛，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这也不单是中国，就是往时欧美各国，也是一样的，不过中国是个礼仪之邦，男子管理女子的手段，比较的利害一点罢了。“支配社会的一切道德、风俗、习惯、法律、政治、经济，都以男子为中心，女子的人格，堕落在万丈深坑的底下去了。世界惨无人道的事，比男子压迫女子再利害的恐怕没有了！”他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指出：“社会是个人的系统，个人是社会系统的一员。”他从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论叙男女之间的联系。“个人含有男女两性”，“男性和女性结合成为个人”，男女两性如天地、阴阳、乾坤一样不可离分。社会“可称为男女两性结合的大系统”。有两性的结合才有社会大系统，缺少任何一性都不成系统，所以社会是“男女两性的世界”，不是某一性独享的世界。他还从宏观社会大系统到微观男女两性结合成个人的理论论述了女子应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女子与男子一样应该是平等的“人”，世界应该是“男女共有”。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提出后，世人以此作为根据争取民权，却排除女子的人权，此时他大声疾呼：女子也是“人”，是同男人一样的人，应有“人权”。他强烈批判“你们所说的‘民’字和‘人’字都应该改为‘男’字。这样侵夺了他人的‘人’权还能说拥护‘人权’么”，这揭露了资产阶级以“天赋人权”掩盖“天赋男权”的实质。“为男子的既然晓得世界大势，标榜人道就赶快帮助女子解放才算得拥护人权”。
他深入地分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恩格斯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第一，圣贤大盗的歪曲是文化的根源。圣贤大盗们认为在男性中心社会，女子是为男性服务的，否则，女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支配社会的一切道德、风俗、习惯、法律政治、经济都是以男子为中心的”，以维护男子的利益为转移。有了男子中心社会的确定，就会有家族财产的继承权归于男子的确定，为了遗产的继承，又必须保证子女出自同一父系。“又因女子乱交，恐怕父系不能明了”，所以必须保证女子的贞操。因此圣贤们“想出种种防范的方法来”，宣扬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把贞操抬到很高的高度，编出许多伦理道德来限制女性，操纵女子的命运。
第二，经济上的根源是最根本的根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了产品交换，但交换“多由男子主持”，所以男子就有了经济实力，“男子有了金钱势力，便想挑选绝对服从的女子为妻”，他们“想出用奴隶充下陈的妙法，从他处掠夺女子为妻。此时的女子，所以变成男子的所有品，自然绝对服从男子起来”，这样“社会就以男子为中心，一切思想行为，适应这种社会，都被采用，不适的都被排斥了”。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男性中心社会的确立，归根结底是由于女子被驱逐出生产领域、男子掌握了经济基础的缘故。那么要建立以男女为中心的社会，妇女就必须参加社会生产劳动。
妇女解放的必要性
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中论述了妇女解放的必要性：“近世以来，世界的大人道家，推究这人类的社会的真理，晓得男子压迫女子，是件无人道的事，就大声疾呼的提倡女子解放。”“况且我中国的国情，比欧美更加有解放女子的必要。所以为女子的应该知道自己是个‘人’，赶紧由精神物质两方面，预备做自己解放的事。为男子的既然晓得世界大势，标榜人道，就应该晓得‘平民福利’，‘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道理，赶紧帮助女子解放才算得拥护人权。”要解放妇女、给妇人以自由，就要使妇人成为与男子平等的人。精神上的束缚来自男性中心社会。因此，“女子若自己要解放，就应该早知自觉，先求精神上的独立”。女子要获得精神上的独立，首先必须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因为“精神上的自由所以被束缚的，因为物质上的自由先被束缚的缘故。如今要将女子解放，须先使她恢复物质上的自由。“若男子成了经济的支配人，女子当然成了支配经济的从属人”。因此李达主张女子“于未嫁之先从事农工商蚕桑等工作，求得独立之收入”，就能使得男子承认女子的地位和价值。女子获得经济上的自由独立，就为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摆脱男权束缚创立了条件。因此李达最后总结说：“解放与自由成正比例的，有几分的解放，即有几分的自由。自由有两种意义，一为精神的自由，一为物质的自由。女子所以屈从男子的，因为精神上的自由被束缚的缘故。精神上的自由所以被束缚的，因为物质上的自由先被束缚的缘故。如今要将女子解放，须先使他恢复物质上的自由。女子物质的自由的欲望，到达了最高点的时候，那精神的自由的欲望，自然而然的勃发起来。那时真正的自由，方可完全实现。这样的，才可算作真正的女子解放。”
妇女解放的途径和重要意义
五四时期，是中国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变之时。社会主义先驱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社会现实提出在根本上解决妇女问题的思想，即新民主主义妇女运动思想。其基本观点是：妇女解放必须与社会革命相结合，劳动妇女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主力军，劳动妇女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力量，劳动妇女要与其他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才能实现妇女解放和人民革命胜利的目标。作为社会主义先驱者之一的李达对此也有共识。《妇女声》半月刊，是党在成立初期向广大妇女开展革命宣传的一个重要阵地。李达热心指导《妇女声》半月刊的编辑出版。他不仅为该刊审阅、修改许多重要文稿，并且还撰写和翻译了《告诋毁男女社交的新乡愿》、《平民女校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女性中心说》、《女权运动史》、《产儿制限论》、《社会主义的妇女观》、《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绅士阀与妇女解放》等论著。1921年10月12日，李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专表《介绍几个女社会革命家》一文，文章结尾写道：“德国社会党底妇女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中最有组织的运动，他们常常打着无产阶级鲜明的旗帜干的。所以德国先前最有势力的中流阶级女权运动，到现在势力也衰弱了。而德国社会党妇人部底活动，仰赖罗莎和克拉拉两人指导的地方最多，所以我说罗莎和克拉拉，是世界无产妇女底明星。”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就把领导妇女解放运动作为重要任务之一。1921年10月，陈独秀和李达就商议“在上海创办一个平民女校，以期培养妇运人才，开展妇女工作”。平民女校主要负责人是李达，他主持平民女校工作，且他的公开身份是“校务委员会主任”。教员有陈独秀、沈雁冰、邵力子、陈望道、沈泽民等。平民女校是专为平民女子设立的一所新型妇女学校，“组织法与贵族学校不同”，“是平民求学的地方”，“不是贵族小姐们进去消遣光阴的地方”。李达1922年3月在《妇女声》第6期发表《平民女校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一文，介绍了学校的办学宗旨和特点：“一、为无力求学的女子设工作部，替她们介绍工作，使取得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实行工读互助主义。二、为年长失学的女子设专班教授，务使于最短时间，灌输最多智识。三、为一般不愿受机械的教育的女子设专班教授，使能自由完成个性。”李达说：“平民女校实是以前所未有的学校”，“的确是为女子解放而办的第一个学校”。平民女校是我党训练妇女干部的一个革命摇篮，“各教师所选的脚本，都是适应新思想，又合乎平民的”。平民女校的学生，不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还经常做支援罢工的工作。工人群众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他们也以自己为工人阶级的同志和朋友而感到自豪。总之“平民女校虽窄狭简陋”，“她们却毫不在乎反觉得自己有如出笼的小鸟，到了自由的天地，可以自由飞翔”。平民女校培养出一些进步女青年，比如丁玲、王剑虹（后来成为瞿秋白夫人）、王一知（后来成为张太雷夫人）。平民女校创办后仅一年，就因经费不足停办，但它作为一个良好开端在中国引起不小的反响，被载入了革命妇女运动的史册。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妇女运动也与十月革命的成就有密切关系。当时，俄国妇女解放的理论和做法有不少被介绍到中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了总结近代以来的世界妇女运动、推介俄国十月革命及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功经验，1922年10月李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连载发表《女权运动史》一篇长文，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女权运动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文章分别介绍了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俄国等国妇女运动的基本情况，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文章尤其对俄国十月革命后妇女运动取得的重要成果给予高度评价。李达认为，俄国妇女运动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他指出：“俄国底女权运动与英法等国底女权运动各有不同。英法等国底女权运动，最初在于要来承认妇女底权利。俄国底女权运动却不是如此。俄国男子处在极端专制政治之下，也并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妇女们从始便不必要求和没有自由的男子相等。所以伊们运动底方向是和别国底妇女们不同的。伊们最初的目的，就在结合国内和伊们处同样境遇的男子们，共同向专制政府及大地主贵族资本家作战。我以为俄国底女权运动史，简直可当作女子革命史看。因为俄国妇女们的运动，始终一贯都是带着革命性质的。”“真正的妇女解放，如前面所引的列宁一段话，竟在劳农俄国首先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如何，做女权运动的人们大概可以明白了。”
在李达看来，妇女解放必须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才会有广阔的道路，才会有光明的前途，这是非常深刻和有远见的。他对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深入剖析，对妇女解放的必要性、紧迫性，及其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发表了独到见解，他还就妇女解放的许多具体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推动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李达的妇女解放思想基本属于女权运动的范畴，即在一般意义上分析研究妇女问题，提出观点和看法。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达的思想明显地有所转变、有所提高。这主要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促进，使得李达同其他一些民主主义者一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先驱者，达到更高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在对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妇女运动状况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妇女解放运动必须与社会革命结合才能成功、劳动妇女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根本解决妇女问题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妇女运动的基本思想。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思想与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思想基本一致，他们共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妇女运动的理论，在中国革命史、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