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为“实践的唯物论”，首先就在于“唯物辩证法，是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是以实践为其基石的。所谓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是指唯物辩证法包括了历史观和自然观，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既包括了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又包括了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不能把唯物辩证法仅看做是一种自然观，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看做是一种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世界本体的思考，就体现在历史观和自然观之中。所谓以实践为其基石，是指不论从历史看还是从逻辑看，即不论是从唯物辩证法的形成看还是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看，实践都具有最根本的意义。而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统一的基础也就是社会的实践。
从唯物辩证法的形成看，李达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首先是从政治生活实践进入唯物辩证法的。他说：“创始者们之哲学的实践的活动，首先是从社会的——历史的领域，即政治的——实践的领域中开始的。我们可以说，创始者们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出科学的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在这种处所，我们可以理解新哲学的新生命、新内容和新的历史使命”。他指出，马克思从《莱茵报》时代成为唯物主义者起，就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应用辩证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及各种历史事实，特别是关于当时法国的劳动运动与英国的宪章运动，发现了法律关系与国家形态是以社会的经济构造为基础的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这一思想的更深刻更具体的开展，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体现出来。从这部手稿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得力于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二是经济学的研究，三是法国劳动运动与法国社会主义的研究。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他们的唯物辩证法的大纲，使唯物辩证法这一新世界观得以确立，以后便开始对社会的辩证法和自然的辩证法加以展开。展开社会辩证法的代表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展开自然辩证法的代表著作则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样一来，就使唯物辩证法的内容趋于丰富，提高到高级的阶段。
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看，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强调和凸显了实践在哲学中的位置。他对实践的内涵作了深入分析，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具有两层意义：一是作为唯物史观的范畴，这是与劳动、与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一是作为哲学认识论的范畴，这就是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和源泉及作为认识的规准的实践。从本体论意义上看，李达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实践概念，使唯物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他说，黑格尔辩证法最伟大的特色，是对人类的劳动、活动、实践的意义的重视。但黑格尔是唯心论者，只把劳动当作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去理解。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出来，引入于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这样一来，就超出了以往的唯心论和以往的唯物论。与以往的唯心论不同，马克思所讲的实践不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此马克思没有像以往的唯心论者那样，把人类仅看作是一种自我意识；与以往的唯物论不同，马克思所讲的唯物论不只是一种自然本体论，因此马克思没有像以往的唯物论者那样，把人类转化为生物学的范畴。因而，“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从认识论意义上看，李达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使认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意义在于，由于马克思把实践概念引入了认识论，因而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了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困境。他说：“从来形而上学唯物论的认识论，只知道认识是客观实在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却不能理解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的契机。因此，这种旧唯物论，不知道实践是认识的发展的原动力，所以不能说明认识的发展、认识的相对性与绝对的客观的真理的关系，即不能理解认识发展的辩证法。至于实践的唯物论，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发展的杠杆，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的生产及社会斗争，并主张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契机和真理性的规准，阐明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因而克服了旧唯物论的缺陷。所以实践唯物论的认识论，实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就是说，只有实践概念的引入，才使唯物主义认识论真正获得了认识的基础与辩证的性质，获得了一种历史性的飞跃。因此，实践概念把马克思的认识论与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区别开来。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与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相比，李达更看重后者、强调后者、凸显后者。在《社会学大纲》中，主要是强调和凸显作为哲学认识论的实践范畴。按照李达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唯物辩证法，当作哲学的科学看，原是认识论，它的更进的具体化，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
李达对于唯物辩证法的这种理解，有其重要的意义。首先，这种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把握，克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李达自己在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唯物史观的局限性，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本体论，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也克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瞿秋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归结为一种具体科学结论的局限性，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并不就是具体科学，而是对科学成果实行普遍化的最高级的概括的结果，这个概括的基础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其次，这种理解复原了马克思哲学形成的历史道路，指出了马克思是通过政治生活实践，是通过对于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而创立自己的哲学的。这一看法不同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主要看做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看法，正如李达所说：“唯物辩证法的生成，不仅是费尔巴哈唯物论与黑格尔辩证法之批判的摄取，还概括了新的丰富的内容。”这一看法也不同于稍后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与这两种理解相比，李达的看法更接近马克思哲学形成的本来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李达可以说达到了20世纪30年代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所能达到的高度。
李达以“实践的唯物论”规定唯物辩证法，一方面强调和凸显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位置，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这标志着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另一方面又突出地从认识论意义上来理解实践概念，来理解唯物辩证法，这又表现出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方法论化的倾向。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在历史上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斗争的旗帜和实践的指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转向“实践论”。“实践论”的提出，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作为本体论的“实践的唯物论”改造成为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而这种改造，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所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因此，强调“实践的唯物论”而重视作为认识论的实践，是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