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似乎是不可摧毁的，永恒的。可不是么？甚至汉娜·阿伦特都怀疑它简直能改变人性，能使人变成奴隶。在六十年代中期，当我听着波兰知识分子那些受到恐惧折磨的低声耳语时，我正是那样想的！
那么现在呢？极权主义在每个星期里都在倒下死亡。被称为命运的一切，如今成了一个临时的安排。那些板起面孔玩政治扑克的政党领袖，现在要么已经消失，要么被证明不过是一些普通的财经骗子。欢乐的人群如此轻松地就打倒了阴郁的政治体制，令人不禁想问：亲爱的人群，你们为何不早些占满这些大街呢？
你们为何等待四十多年？在此之前，你们都在干什么？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群众之前也走向过大街和广场，他们只是未能实现颠覆（由于显然的原因）。
七十年代后期在异见运动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也不太大）。我就属于那样一些人，根本不相信在一百年或二百年里，存在推翻极权主义的可能性。但是，反对这个虚假的神权政体，对于我和我的朋友来说，却是一个快乐的源泉；它具有提神之功，它要求持有常新的洞见。但是，除了一小部分的疯子之外，没有人真正指望运动会取得迅速、实际的成功。
在那之前，我已经相信极权主义就是“历史”。后来，我才分开这两个概念；我开始懂得，即使****存在，历史进程也会继续。然而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即使历史不等于极权主义，但在历史里，仍然存在某种极权主义的东西。它强令有一个自称“时代精神”的最高指挥官。它迫使我们每天收听BBC。它使我们想到大群明星荟萃的好莱坞：科拉松·阿基诺[1]、乔治·布什、列赫·瓦文萨[2]、玛格丽特·撒切尔、米哈伊尔·**********、汉斯——迪特里希·根舍[3]。
好吧。我不是疯子（很幸运），而且我并不梦想逃离历史真实。为了活到一个成熟的高龄，且不被宣布为一个失语的诗人或作者，为了防止自己被“美”和“历史”粉碎（“美”常常导致谎言，而“历史”往往导致自然主义），我必须从“历史”的雪崩后退一步。这并不容易，在我的语言和文学里，历史真实就是上帝。
这场变化来得太迟。但是，对于我，想象它的巨大和意义还是太早。西方的人们只是这里的观察者。对于我，极权主义既是一个噩梦，也是我文学的主题，一个压迫者和一个玩具，是警察的监视，是讲述政治笑话时的狂喜。我并非想要假装成一个怀疑派的、睿智的、成熟的人士，我真的并不知道发生在东边的巨变意味着什么，或者它在我身上、在我的写作、我的思想、我的生活里，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改变。一种使人反感的文明在衰退；但它确曾塑造了我，我反抗它，我试图逃离它，无论我喜欢与否，它已成为我身上最显著的标志。在我弄清发生了什么之前，也许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不会哀悼那种令人厌恶的历史试验，那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我只是被它的骤然垮掉震惊了，我为欧洲的未来焦虑和担忧。在“美”和“诚实”之间，在许多问号之间，在美和历史之间，我感到踌躇。
译注：
[1]科拉松·阿基诺（1933——），全名为玛莉亚·科拉松柯莉"）·柯峻科·阿基诺，菲律宾第11任总统（1986——1992年）。
[2]莱赫·瓦文萨（1943——），波兰政治活动家、团结工会领导人。1967年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当电工，在1980年代工潮期间，担任格但斯克联合罢工委员会主席。1983年获得诺贝尔******。1990——1995年任波兰总统。
[3]汉斯——迪特里希·根舍（1927——），德国自由民主党（FDP）的一名重要人物。1969——1974年曾担任德国内政部长，1974年——1992年曾担任德国外交部长、德国副总理。
司汤达
在《亨利·勃吕拉传》里，司汤达写道：
我到了西斯廷教堂，像一只十足的绵羊，也就是说，很不高兴，我的想象力就完全不能飞起来。
司汤达的说法表面看好像似是而非：在充满宝藏的西斯廷教堂，他却不能在那些艺术品中获得乐趣，因为1835年11月24日那天，他的想象力不知道如何“飞起来”。
哎呀——敏感的司汤达置身于西斯廷教堂，却一无所获，完全惨败。这就是说，任何人要想能够欣赏艺术品，还得选择一个好日子，要有顺畅、被唤醒的想象力。
那是十分显然的嘛，无趣的读者可能会说。
那么在想象力“飞起来”时会怎么样呢？当想象力滑翔在空中时，我们将自己完全交给了白日梦。这就是说，想象力的翱翔并不需要知道那激发飞行的艺术品。被一首奏鸣曲、一尊雕塑、一首诗或一幅画激活的白日梦，很快就将屈从于一个人的自我陶醉。我们对于那导致我们处于昏昏然状态的刺激，心里怀着感激——还有什么？但事实上，想象力常常从机场飞走，消失在太空里。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羞耻的现象：想象力的自我陶醉，它内在的力量。如果谁真能把它彻底想清楚，他可能不得不说，艺术既不是为了那些没有想象力的人（他们根本无兴趣），也不是为了那些被赋予了想象力的人，因为这些人使用艺术，就跟他们曾经使用鼻烟一样，就是为了打喷嚏的快乐。
只有一件事变得清楚了：批评家为什么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如果他们具有足够的想象力，他们就不会对具体的艺术作品说什么；他们就会沉浸于自己的白日梦。不过，还是得有人坐下来评判艺术的。
三种历史
至少有三种不同的人类历史，不止一种：暴力的历史，美的历史，和苦难的历史。只有前两种历史或多或少被编录和记载。它们各有其教科书和教授。但是，苦难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它是无声的。也就是，从历史学上来说，它是无声的。一声尖叫不会持续太久，没有任何记录的符号表现它，使其长久。
这也就是为什么理解奥斯维辛的本质是那么困难。从暴力的历史观来看，它只是一段不值得仔细研究的插曲。研究其他，如瓦格拉姆战役[1]，就有趣得多。就苦难的历史而言，奥斯维辛是最根本的。不幸的是，苦难的历史并不存在。艺术史家对奥斯维辛也不感兴趣。泥泞，营房，低沉的天空。尘雾和四棵枯杨树。俄耳甫斯[2]不会漫步到这里。奥菲莉娅[3]不会选择在此投河自尽。
译注：
[1]1809年7月拿破仑率领的法军与奥军在维也纳东北瓦格拉姆进行的一场决战。
[2]古希腊神话中的歌手，诗人的原型。
[3]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女主人公。
圣人彼得的报告
我想提请最高当局注意一个事实，乍一看它似乎没有意义：通过观察（只有很少的人有机会这么做），人的多种类型（多么丰富的类型啊！但是，在此现象之下，也许只有三、四种基本的变体而已），我发现某些异常奇特的东西。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在我们的领域，我们将人分为道德家和虚无主义者。近来我不无怀疑地检视了这种划分；我虽然不敢公开地提出异议，因为我知道与此相关的意义重大；我们的整个机制几乎都建立在这个区别上。
只有一个人真正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个看门人，正是这个人。道德家，哦，他们往往乘出租车而来。他们是很富足的，身上散发着古龙香水的味道，他们带着文凭和剪报、评论文章，常常还有自己与教皇在一起的照片。虚无主义者往往步行而来，累得要死的样子，不修边幅，愁眉苦脸，通常身无分文。他们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道德家装得像是来此出席另一个国际会议的样子。他们会问给他们预定了什么房间；他们很在意地询问他们的朋友住在什么地方。他们说话的语气，像是在说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这都是些容易发怒的人，习惯于奢侈。
虚无主义者不要求任何东西，他们来了很快就睡。情绪低落，他们知道他们只是在从一个地域转移到另一个地狱。
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会有意调换他们的房间，将一个虚无主义者送进预先留给一个道德势利眼的房间。
历史想象力
当我还是一名渴望知识的高中生时，我经常去听那些来到我们偏远城市的著名人物的讲座。
他们通常都是某个专门领域的专家：一个讲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另一个讲荷兰绘画的黄金时代，还有一个讲斯坦尼斯拉夫·维斯皮安斯基[1]的戏剧。
听众往往都是一些像我一样的高中生和退休的老人。第一类听众想要知道那等待他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第二类听众却想试着理解生活曾经是怎样的。
甚至最成功的讲座——举例来说，由一个来自华沙的高个子、鬓发灰白的嘉宾所做的关于中世纪建筑的讲座，他讲得那么热情四溢，听者不由得想，他是在提出一个未来城市的规划——而这使我们两类听众都不免有些失望，因为他完全没有给我们两边的基本问题带来答案。
有一天将要举办一个关于历史想象力的讲座。我们这些来听讲座的常客，便询问主管人谁来做嘉宾。这一次我们被告知，既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而是一个诗人，而且他很有才华，却不是很有名。很多年里他在当局都不受待见，但是其时他的处境至少有所改善，所以他可以公开发表作品并会见公众了。（“那又怎么样，”我的一个高中朋友叹息道。“如果公众根本都不知道他，那会怎样？不受当局待见，跟着就是不受读者待见。”）
终于他出现了。他和以前演讲的人很不一样，安静，几乎没什么确信，好像他也不相信会有什么人理解他。听众席里不多不少只有五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