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李以亮译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 1945——），波兰著名诗人、随笔散文家和小说家。1945年出生在利沃夫（今属乌克兰），毕业于雅盖沃大学哲学系。波兰“新浪潮”诗歌代表诗人、主要理论阐述者。1982年移居巴黎。后往来于巴黎和美国之间，先后执教于休斯敦和芝加哥大学。2002年返回波兰，定居克拉科夫。主要著作有诗集《公报》《肉铺》《信》《多重性颂》《画布》《炽烈的土地》《震惊》《神秘学入门》《无止境：新诗与诗选》《永恒的敌人》和《无形之手》、随笔、散文集《团结，孤独》《两座城市：论流亡、历史和想象力》《另一种美》和《捍卫热情》等。扎加耶夫斯基的作品已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出版，获得过国内、国际多项权威大奖（如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特朗斯特罗姆奖、米沃什奖、欧洲诗人奖），以及中国的“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和“中坤国际诗歌奖”。
《两座城市：论流亡、历史和想象力》（节选）
两本书
请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作品集里找出第一卷，其中，有集中在“不成熟的解决方案”名下的四篇早期作品。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在他著名的随笔《亚瑟·叔本华，一个老师》之后，是一篇攻击历史和历史主义的、不太广为人知的文章（《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年轻的尼采强烈地谴责，历史主义是一种毫无创造性成分的立场。他转而主要反对德国人（也许很难找到一个哲学家，比尼采更反对德国人）。他还注意到本能的消失，本能被他称为“神圣的动物。”
我们会想起，尼采作为古典语言学者，接受过扎实的教育。他对历史主义的猛烈抨击似乎源于一种内在的矛盾，它属于这一专业独有的特点。尼采的老师，一副虬髯，沿着莱比锡的街道和公园若有所思漫步的大学教授，穿一身黑色的西装，和同样黑色的鞋子。他们熟知关于荷马、品达、希罗多德、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一切。晚上他们回到各自的公寓——挤满了家具——吃点德国酸菜。他们都是为人正直、节制的小资产阶级的范例。这种研究者本身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反差，不可能更强烈了。他们所研究的英雄人物——神奇的诗人、欧洲文化的立法者——好像一些巨人，而研究者不过一些靠字典、耐心和无限的时间武装起来的侏儒。他们就像研究火山的专家。但是，他们研究题目的火山性质，一点不减色。他们如何区别于莱比锡其余那些正直的市民？没有区别。在秋天的雾里，身穿双排扣的长礼服，缓缓地走动，就像一些又老又疲惫的大象。
年轻的尼采不能忍受这样的琐碎，不能忍受古典文献学教授惊人的博学与小地方存在的凡俗之间的反差。“生命，”他说，“需要起蹈，就像其他那些人一样舞蹈。”自然，这些呼吁都被忽视，未被引起注意。那些教授，笨拙、近视，不会变成希腊人。尼采也不会，他喜欢吞咽他的母亲打包送到面前的香肠，经历一次变形后，成为阿波罗。
但是尼采感到了，在系统的、实证主义的历史主义和充满幻想的雅典之间存在的惊人反差。他为生活辩护。后来这成为了他的哲学上的强迫症。然而，年轻的尼采，暂时对培植于实证主义精神、关于历史的迂腐见解，还能做出动人、健康的反应。
然而，尼采的随笔却走得更远，它几乎导致对历史主义的废弃、对记忆的贬低。历史记忆对他来说，似乎是创造性的对立面。一个生活于此时此地的人的创造冲动，在遭遇过去时代的伟大模式时可能被弱化。寻常、被用尽了的过去，成为一棵树，在它的阴影里，只有使天才枯萎的致病菌。历史显露着它充满恶意、破坏性的面貌。
现在，请取出另外一本书，兹比格涅夫·赫贝特[1]的《花园里的野蛮人》。它的作者也是一个年轻人，一个来自华沙的三十多岁的诗人，旅行于法国和意大利。这个漫游者，住便宜的旅馆，那么明显地满足于能够越过森严的边界——那时边界被戏剧化地、隐喻地形容为“铁幕”——他不知疲倦地参观意大利和法国的城市，仔细察看大教堂和博物馆、绘画和雕塑，然后草草记下他的印象。他从未有过不满于历史主义的念头。恰恰相反，他对历史——以及历史主义——的感情通常是温柔的。历史性的记忆，尤其是其可爱的组成部分（已被保存在艺术作品里），在他看来，就是某种最为生机勃勃的东西。
《花园里的野蛮人》的作者并没有这样直说，但是，敏锐的读者不禁会注意到，在锡耶纳和阿尔，他全心投入的兴趣，甚至会被一种政治——警察性质的环境所加强。一个从华沙新来的人，获得护照并非毫无困难。他的国家——比起意大利和法国，在拥有大教堂建筑和绘画方面，是多么贫乏啊——毁于残酷的战争和极权主义。更糟糕的是，极权主义宣布了对记忆的战争。由于对其新近宣布的乌托邦不够确信，极权主义就像一个疯子，将他最珍贵的财富从十五楼的窗户扔了出去。
无论谁，如果他没有经历过像这样的事情，就不能理解人们的蔑视，对于极权主义对待历史的所作所为，怀抱的难以置信的蔑视。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在教科书里被描述成充满错误、胡说、误解和罪行的时代。这也许不能算是最坏的描述，如果它的目的和设想，不是为了对统治制度进行更具奴性的美化和赞颂。
赫贝特以最伟大的爱，谈论古老的绘画作品。这种爱延伸到记录人类工作、人类存在的整个客体的世界。过路人反复经过的石阶、侵蚀的精致的拱门。中世纪天使的微笑。锡耶纳的小咖啡馆、长椅、房屋、广场。
没有人可以指责赫贝特过于天真——他也写下过献给阿比尔派教徒[2]的章节，而且他们被消灭的事实表明，历史也不仅是艺术的领域，而是布满了刽子手。只可惜，即使是那样的残酷以及相应的痛苦，它们也不能借助绘画艺术或任何其他类型的表现形式，将他们自身呈现出来。那种残酷在编年史里被描写；痛苦却与最后一个牺牲者的叫喊一同消失了（除非我们信任画家，那些描述基督痛苦的绘画，相信他们体验的真实性）。
赫贝特接受历史的结构和痛苦的二元性；他知道一个记忆被清算或至少被大大切除的世界，而这就是为什么，《花园里的野蛮人》可以被解释成一个人复活的记录，因为他近距离接触那些灿烂的小城、那些历史的容器。
对于尼采，记忆的载体是那些穿黑色礼服的人，它已经成为某种畸形、麻痹、压抑的东西。赫贝特表达了一种现代的感性、一个来自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的敏感性，在那样的国度，红领带取代了黑色双排扣的长礼服、低级的谎言代替了基于实证主义的历史博学。
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历史可能是一种诅咒；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回溯古代、近似神话般的时代的历史记忆，可能会给巡回的诗人带来兴奋。
出于类似的原因，我们时代的另一些作家，认为记忆高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价值和优点；将一切尊重都归于记忆（以及那些赞美记忆的作家）——然而我想说，不应给予它这么高的地位。它显然配不上垄断或独裁的地位。记忆是创造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这是不是等于说，记忆比创造性的表达本身，更算是记录和保存了创造性活动？创造性元素的特征，通常与记忆很少有共同之处。比如，创新和反叛：两者都是敌视记忆的。在创造性活动里，也存在某种本质的、漠然的“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它的特性并不借助自身来说明。也正是这个东西，将粘土转化成雕塑、词语转化成诗歌、自然的沙沙声转换成音乐。然后才是记忆，以及在想象的时刻之间建立起的桥梁。这是多么重要和必要。然而，一个人想要建造一座桥，他还必须首先——一个小细节——来到一条河跟前。
译注：
[1]兹比格涅夫·赫贝特（1924——1998），波兰著名诗人。《花园里的野蛮人》是其1964年出版的一本随笔集。
[2]阿尔比派宗教，是约1202——1250年盛行于法国阿尔比地区的基督教派别，13世纪被诬为异教徒而遭镇压。
谋杀
这事发生在德国：在七十年代早期，文学教师罗伯特和一个恐怖组织保持着联系。他受命杀掉M，一个和他同龄的人。M，尽管还很年轻，作为一名保守的哲学家和新闻记者，前程却一派光明，经常目空一切地谈论那些激进的****。恐怖组织判处了他死刑。罗伯特受命在三个月内执行该判决。不堪其恐惧，罗伯特逃到了里斯本。他切断了与恐怖组织的一切联络，化了名，非常谨慎地生活着，翻译一些葡萄牙诗歌。他时刻提防着警察和他以前的那些朋友。
不管怎样吧，时光流逝，那个恐怖小组几乎所有的成员都遭到了逮捕，一个个消失或者死在了监狱里。政府宣布大赦像罗伯特这样恐怖组织的同情者。罗伯特回到了德国。他住在科隆。他做讲演，为电台工作，试着重新回到学校执教。一天，他遇见M，仅在一个短暂时期里了解一点的人，然后他们成为朋友。M，一个似乎无可怀疑地将以学者身份度过其生涯的人，却已经离开大学，领取失业救济，成天阅读那些神秘读物。当罗伯特问他，为何放弃那么稳定而又前程似锦的职业时，M回答说，因为他不再相信什么，他也无法装着相信，比如类似基因缺陷的东西，相信这种基因缺陷已出现在他的家族几代人中（在他父系这边的世代中）。
几个月后，他们在市中心的位置，合租了一套大一些的公寓。一年之后，罗伯特在一阵狂怒之下，杀死了M。法庭上罗伯特声称他无法忍受M的咳嗽，并且厌恶他步子沉沉地走路，厌恶他就餐时咂摸嘴巴，以及将面包顶在胸前切来切去的样子。
主动语态
请填写表格。请写一份简短的自传。
我顺服地回答调查表。我写过无数的自传，总是以同一个平淡无奇的句子开始：“我来到这个世界……”在别的语言里通常是说：“我被带到这个世界”；只有波兰语使用主动语态，好像一个婴儿，出于自己的意志，充满活力地跑上一个位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舞台。
主动的活力不会持续很久，因为被动的一面很快就会占据上风：我被派到……我被运送到……我在十二月被捕……我在全体大赦允许后被释放。
兄弟情谊
写作，首先是一种表达兄弟情谊的行为。写作要求孤独，有时是一种深刻而强烈的孤独，但是，它通常是一条通向他人的隧道，开通于一片丰饶的土地（这片土地就是想象和自恋、同情和冷漠、温柔和傲慢、音乐和野心，血和墨）。即便自杀者也会写信。诗人杀死自己。批评家杀死作者。读者容易厌倦，并溺死手中的书，仿佛它们是些小猫。但是，谁说兄弟情谊是容易的？请现在就打开《圣经》……
狂喜和反讽
在诗中有两个矛盾的因素相遇：狂喜和反讽。狂喜的元素与对世界无条件的接受紧紧相连，甚至包括其中残酷和荒谬的事物。相比之下，反讽则是对思想、批评和怀疑的艺术性表现。狂喜已准备接受整个世界；反讽，则紧跟思想的步伐，质疑一切、提出有倾向性的问题、怀疑诗歌，乃至怀疑其本身的意义。反讽懂得世界是不幸的、悲哀的。
如此两种完全不同的元素塑造着诗歌，这是令人惊讶的，甚至是使人为难的。难怪几乎没有人读诗了。
东欧的变化
我发现，在我关注的世界的一角，在从易北河往东延伸的欧洲土地上，那里发生的惊人变化，异常地重要，太重要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我、对于我的人生、对于我的成长，它们还是来得太晚了。我这样说，不想给人一种含糊其辞或愤世嫉俗的印象。至于我自己的观点与历史的变化之间的不协调，我有很透彻的理解。
我不会急于表达我的个人观点，如果我奇特的职业性质没有迫使我那么做；作家的职业特点之一就是“美”和“诚实”之间永远的冲突。我把这两个词放进引号，就是为了挽救我冗长的评论，同时却能表明我所感受到的、我与柏拉图式观念或柏拉图化的观念的距离。
“美”可能使我倾向于对东欧发生的变化、对它释放出的辉煌活力，表现出全然的狂喜，一种与他们之间纯然动物式的团结（当然，某种程度上，我的确如此）。但是我也看到，作为一个作家，我所接受的全部教育使我想要奋力摆脱历史的无常和鬼脸。因此，“诚实”使我倾向于说，在解放的意义上，我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那么是不是说，历史突然之间又变得亲切、诱人、具有魅力，甚至令人眼花缭乱了呢？然而，我现在已经变得太爱怀疑，以致面对这样突然的大变时，很难从中获得天真和狂热的快乐。
在我的童年，历史以一只铁手，无情地支配着一切。由于它的控制，我家不得不移居到西边；历史塑造了我的学校教育、我的青春、我在克拉科夫的大学教育，甚至左右了我的诗歌学徒期——叛逆、对立。
要到很晚我才真正懂得，我认定的“历史”就是极权主义（当我第一次置身于西欧的环境时，我感到“历史”就像根本不存在似的，有的只是肤浅、自由自在、老一套、无序的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到处是美发师、电影明星，以及故意在阳光下晒黑皮肤的银行官员）。极权主义生出一个准神权社会。神秘主义悬在每一个事物之上（打开这神秘的钥匙，实际上就是秘密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