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得那样少，”他强调说，“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了历史。我们用历史解释一切。上一场战争，”他说，“是一场悲惨的灾难，不只是因为数百万无辜的人们死于战争。那是主要方面。而是因为在那场战争中，我们失去的，不仅是那些被讯问、再被判决而遭谋杀的人的尊严，还有更多的人的尊严，他们生活着，作为一种非历史的、永久的存在，无助地纠缠于历史之中，这样的人更多。”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否注意到，”他问我们——五个人：三个高中生和两个年纪更大的妇女，其中一个听了几分钟后就像一个印第安人安静地睡着了——“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否注意到，现在写下的诗歌、小说、电影剧本都把一切归咎于历史？你们是否注意到，我们已不再存在？也就是，作为意志和思想之心脏的人，透视个体命运的眼球，不再存在？
“只有充斥、租用、摧毁、全面而彻底地限定我们的历史，留了下来。历史想象力，如你们肯定知道的那样，这个后来发展出来却已过度的东西，怪兽一样，寄生虫一样地吞噬一切别的事物，一切别的类型的想象力和思想，甚至剥夺的不是它们的自由，不，而是它们最小的尊严的痕迹也剥夺了。很久以前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旅者，只是偶然地遇到暴力的场景、死亡、战斗。有人合上眼睛，有人试图跑开，其他的人仍然受到保护。
“我们不一样，我们来自另外的地方，邪恶使我们异常惊讶。我们不能理解苦难了。现在一切都被改变了：我们成了历史的存在。某个斯大林或希特勒站在我们的摇篮边，制服的破布条已被缝进我们的套装；我们必须一直找某个复仇，或拯救某个人，而当它发生时，我们自己就犯下一个错误或罪过，历史想象力成了我们的律师。我们会说，啊，不是我，是这个时代。我们做的全都一样，我们说，历史想象力是我们的提词员。
“我们变得亲昵于历史，经验与无经验、黑夜与白昼、音乐和统计学之间的边界。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同意这一点。我宁愿相信我是受造的，也不愿相信我是历史的产物，我宁愿我是可笑的，也不愿我是普通的，我宁愿一无所知，也不愿无所不知。”
他累了。他停了下来并很快离开大礼堂，没有等谁提问或表示不同意见。我们被独自留了下来，五个年龄不同的人。我们什么也没说，我们中谁也没有勇气去唤醒那个睡着的妇女。那是夜晚，十一月；我们的手表，安静地滴答、滴答响。
译注：
[1]斯坦尼斯拉夫·维斯皮安基（Stanislaw Wyspianski 1869——1906），波兰著名剧作家、诗人和画家。
来自另一个世界
诗歌来自于另一个世界。来自怎样一个世界？来自内心生活所在的世界。那样一个世界存在于何处？我无法说出。思想，隐喻，以及情绪，来自另一个世界。有时它们充满崇高的信任，在另外的时候却显露出轻蔑和讽刺。它们出现在奇怪的时间里，未经邀请，突然到来。然而，当它们被邀请的时候，它们却宁可不露面。
在巴黎的街上，哑剧艺人取悦众人的方法，常常是模仿某些庄重的过路人的步伐，他们赶着上班，手提沉重的公文包，大脑里是沉重的想法。哑剧艺人像这样跟在某个人后，煞有介事地模仿其走路的样子、表情、姿态、一本正经、急切、全神贯注。一旦过路人意识到他身后跟着一个活动的效颦者，正在模仿他，戏谑游戏就终止了，人们放声大笑，被开玩笑的人加紧他的步伐，消失于小巷；然后，表演者鞠躬，一点一点收钱。
精神生命也在类似地模仿这个政治、历史和经济的严肃世界。它就跟在后后，一步一步，或悲哀或高兴。它跟在真实的世界之后，像一个狂热的、红头发的守护天使，并且大哭或大笑，演奏着小提琴或背诵着诗歌。当现实终于意识到它并不是独自存在时，那个幻影的影子朝公众鞠一躬，就消失了。
诗歌来自于另一个世界。来自何处？我不知道。
自我中心主义
莉迪亚·楚可夫斯基[1]，她与索尔仁尼琴相熟，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古拉格群岛》是如何写成的。索尔仁尼琴将全部空闲时间都倾注在了这部作品上。他没有用于闲谈。午饭一吃完，他就匆忙离开饭桌投入工作。他不再拜访朋友。朋友们强烈地指责他自我中心主义。
译注：
[1]莉迪亚·楚可夫斯基（1907——1996），俄国诗人、作家。著有《日记1936——1976》《公开的词》《在死亡这边》等。她的父亲是著名儿童作家柯内·伊万诺维奇·楚可夫斯基（1882——1969）。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找到了一种对付受难的方法——他将它纳入科学的视角之中。从那以后，他和地球这颗行星及其轨道卫星上不计其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可以安然酣睡了。
空虚
一个诗人去见一位扎迪茨[1]。这位扎迪茨给诗人上了茶和杏仁，并指给他看城市的风景。他的住所在20层；整个城市的河流和运河都如花岗岩中云母的纹理在闪烁。这是一个和煦的秋日，拖船与满载谷物的庞大货船眉来眼去。
“你在想什么？”扎迪茨终于问道。“我看有什么事情折磨着你。”
“是的，”诗人回答道，“我需要你的帮助，那烦扰我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很难找到准确的词语……”
扎迪茨安静地坐在扶手椅上，仔细看着他那修剪匀整的指甲。
“我被空虚折磨着，”过了一会儿诗人说道。“虚无。有很多天我不能写作，甚至不能思考。有许多美妙的日子，富于发现和梦想，那样的日子是宝藏。但是，在那之后，是数周的沉默，绝望。”
扎迪茨笑了，以一种相当职业的方式——就像医生、精神分析师、登山向导的微笑。
“你是一个幸运的人，”他停了片刻后说，“上帝不时造访你。想象一下有一间房子，里面有许多件沉重的家具、屏幕和帘子，古董箱紧邻着中国花瓶——永远不会有一道光进入这间房子——你就像是一个宽敞的房子，其中只有一把椅子。这把椅子立在屋中央，等待着。它有的是时间。空虚就是无限的忍耐。虚无在等待充满。绝望在安静地歌唱，就像知更鸟，那鸟儿即便十一月，在下雪之前也会啭鸣。”
——
译注：
[1]扎迪茨，希伯来语里指犹太教会的圣贤之人。
捍卫形容词
我们经常被告知要删掉形容词。好的风格，据说，没有形容词会更好；有如弓一般坚固的名词，和迅速、普适的箭一般的动词，就足够了。然而，一个没有形容词的世界，就像星期日的外科诊所一样令人忧伤。蓝色灯光从冷冷的窗口漏出，荧光灯发出安静的低语。
名词和动词对极权主义国家的士兵与领导者来说是足够了。而对个人和事物的独立性而言，形容词是不可缺少的保证。我看到水果摊上一堆甜瓜。对于反对形容词的人来说，表达毫无困难：“甜瓜堆在水果摊上。”其时，一只甜瓜气色不佳，就如塔列朗[1]在维也纳国会上致辞时的脸色；而另一只是绿的，没有成熟，充满青春的傲慢；还有一只，有着凹陷的脸颊，深深迷失在酸楚的沉默里，仿佛还难以忍受离开普罗旺斯的田野。没有两只甜瓜是相同的。有些是椭圆的，有些是矮胖的。或硬或软。带着乡村和落日的味道，或者干燥，顺从，因一路的奔波、雨水、陌生的手、巴黎郊区灰暗的天空，而显得无精打采。
形容词之于语言，犹如颜色之于绘画。地铁里坐在我身边那个年纪更大的人：整个就是一份形容词的清单。他假装在打瞌睡，但是，通过半张半闭的眼睛，他也在观察同行的乘客。他的嘴角突起一丝微笑，时而具有一层讽刺意味，我不知道那是否表明在他内心深处驻留有一种绝望，或疲惫，或因无惧于时间流逝而持有一份坚忍的幽默感。
军队限制形容词的数量。只有一个形容词，“一样的”，在那些没有光彩的眼里具有特别的价值。一样的制服，一样的步枪。任何一个从军训回来的人，换上平民的服装，走向平民的城市，在迈出第一步时就会记住，一次难以置信的形容词、颜色、色调、形状的爆炸，会记住世界的差异性，它们以各种鲜明的个性迎面涌来。
万岁，形容词！大的或小的，忘却或流行的形容词。“我们需要你，灵活的，小巧的形容词，轻轻存在于事物或人们身上，确保我们注意，以使每个个体生动的味道不被错失。浸没于无情、苍白阳光下，背阴的的城市和街道。鸽翅一样颜色的云，和乌黑的、充满狂怒的云：如果没有多变的形容词游荡在你们身后，你们会是什么？
伦理是另一个离开形容词一天也不能存在的领域。善的，恶的，狡诈的，慷慨的，满心报复的，激情的，高贵的——这些形容词，就像断头台锋利的刀口，闪着光芒。
如果没有形容词，记忆也不会存在。记忆是由形容词形成的。一条悠长的街道，一个酷热的八月天，一扇通向花园的咯吱作响的门，就在那里，在被夏日的尘土覆盖的醋栗树中间，是无限丰富的、你们的手指（没错，“你们的”也是一个形容词性的物主代词）。
译注：
[1]塔列朗（1754——1838），法国外交家。修士出生，历经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期和波旁王朝复辟，历史学家对其评价争议很大。
天真与经验
我们要感谢威廉姆·布莱克著名的《天真与经验之歌》。我们本能地倾向于依照时间顺序阅读解布莱克的诗歌：首先是天真，然后，受苦受难的补偿，经验。果真如此吗？天真果真就是某个我们失去的东西吗，像童年，一旦失去就永远失去？难道经验不是也可能失去吗？经验是一种知识，而且没有什么像知识一样容易解体。这同样也发生于伦理知识方面，也就是，智慧。有的人从集中营里活过了来，尊严和道德感都能未被损害，但在后来可能变成一个自大的利己主义者，可能伤害一个孩子。如果他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感到后悔，他会重新回到一种天真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到来的不一定是经验。天真跟在经验之后，而不是反过来。天真因经验变得更加丰富，因自我确信而显得更为贫乏。我们知道得如此之少。我们在某一深刻理解了，然后随即忘了，或者，我们背叛了我们那个理解的时刻。到头来，有的只是天真，苦涩的无知的天真、绝望、好奇。
注：标题“《两座城市：论流亡、历史和想象力》（节选）”为编者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