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父母死了，陈列起尸体而不装殓。上屋、窥井、掏鼠穴、探看涤器，而为死人招魂。认为还在，愚蠢极了。如果不在，一定要求，太虚假了。
娶妻要亲身迎接，穿着黑色下摆的衣裳，为她驾车，手里拿着缰绳，把引绳递给新妇，就好像承奉父亲一样。婚礼中的仪式，就像恭敬地祭祀一样。上下颠倒，悖逆父母，与妻子同位。妻子地位抬高了，如此侍奉父母，能叫作孝吗？儒家的人迎娶妻子，“妻子要供奉祭祀，儿子要守宗庙，所以敬重他们。”答道：“这是谎话！他的宗兄守他先人宗庙几十年，死了，为他服一年丧；兄弟的妻子供奉他祖先的祭祀，不为她们服丧，而为妻、子服三年丧，一定不是因为守奉祭祀的原因。”优待妻、子而服三年丧，有的说道：“这是为了看重亲人。”这是想厚待所偏爱的人，轻视重要的人，难道不是大骗子吗？
用繁杂的礼乐去迷乱人，长期服丧假装哀伤以欺骗死去的双亲。造出“命”的说法，安于贫困以傲世。背本弃事而安于懈怠傲慢。贪于饮食，懒于劳作，陷于饥寒，有冻馁的危险，没法逃避。就像乞丐，像田鼠偷藏食物，像公羊一样贪婪地看着，像阉猪一样跃起。君子嘲笑他们，他们就说：“庸人怎能知道良儒呢！”夏天乞食麦子和稻子，五谷收齐了，跟着就有人大举丧事。子孙都跟着去，吃饱喝足。办完了几次丧事，就足够了。依仗人家而尊贵，依仗人家田野的收入而富足。富人有丧，就非常欢喜，说：“这是衣食的来源啊！”
墨子一句：“富人有丧，乃大说（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真正是极尽了对儒者的刻薄挖苦。闻丧而喜，把“吃死人”作为自己的衣食来源。难怪胡适在分析儒家的演变时认为：以“治丧相礼”为其主要事务的儒者阶层，已逐步脱离直接劳动者而相对独立。也由于他们脱离直接劳动，故久而久之就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非体力劳动阶层。
《墨子.公孟》篇里，还通过墨子与儒者公孟的对话，批驳了儒家的“孝”道。墨子对公孟子说：“按照丧礼，国君与父母、妻子、长子死了，要穿戴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死了，只一年；族人死了，五个月；姑、姐、舅、甥死了，也都有几个月的服丧期。又在不办丧事的间隙，诵《诗三百》，又配以舞蹈。如果用你的言论，那么国君哪一天可以从事政治呢？百姓又哪一天可以从事事务呢？”公孟子答道：“国家混乱就从事政治，国家安宁就从事礼、乐；国家贫困就从事事务，国家富裕就从事礼、乐。”墨子说：“国家安宁，如果治理废弃了，国家的安宁也就废弃了。国家富裕，由于百姓从事事务才富裕；百姓的从事废弃了，国家的富裕也就废弃了。所以治国的事，必须勤勉不止，才可以治好。现在你说：‘国家安宁就从事礼、乐，国家混乱就从事政治。’就如同吃饭噎住了才凿井，人死了才求医一样。古时候，三代的暴虐之王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大搞声乐，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因而自身成了刑戮之人，国家也遭到了灭亡，都是由于这种主张造成的。”
公孟子说：“没有鬼神。”又说：“君子一定要学习祭礼。”墨子说：“主张‘没有鬼神’的观点却劝人学习祭礼，这就像没有宾客却学习接待宾客的礼节，没有鱼却结渔网一样。”
公孟子对墨子说：“您认为守三年丧期是错的，那么您主张的守三日丧期也不对。”墨子说：“你用三年的丧期攻击三日的丧期，就好像裸体的人说掀衣露体的人不恭敬一样。”
公孟子说：“守三年的丧期，这是仿效孩子依恋父母的情意。”墨子说：“婴儿的智慧，唯独希慕自己的父母而已，父母不见了，就大哭不止。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愚笨到了极点。那么儒者的智慧，难道有胜过小孩子的地方吗？”
这大概正是《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始而“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终因“其礼烦扰而不说（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而背弃儒家学说的心理逻辑。
对于墨子反对“厚葬久丧”，提倡“棺厚三寸，衣衾三领”的主张，还有更为激烈的质难。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
《韩非子.显学》篇言：“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
《荀子.正论》有：世俗之为说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领，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乱今厚葬饰棺，故抇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于抇不抇者之所言也。”
当时众多诸子甚至认为，墨子的“棺椁三寸，衣衾三领”的丧葬规定，是对犯罪刑徒的一种惩罚，“夫是之谓至辱”。
《吕氏春秋.高义》记载：“……子囊曰：‘遁者无罪，则后世之为王将者，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则荆国终为天下挠。’遂伏剑而死。王曰：‘请成将军之义。’乃为之桐棺三寸，加斧锧其上。”桐棺三寸是对罪犯的安葬。
《左传.哀公二年》记载：“秋，八月……简子誓曰：‘……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桐棺三寸是对下卿的惩罚。
《荀子.礼论》篇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君子贱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后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饰之，使生死终始若一，一足以为人愿，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天子之丧动四海，属诸侯；诸侯之丧动通国，属大夫；大夫之丧动一国，属修士；修士之丧动一乡，属朋友；庶人之丧合族党，动州里。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领，不得饰棺，不得昼行以昏殣，凡缘而往埋之，反无哭泣之节，无衰麻之服，无亲疏月数之等，各反其平，各复其始，已葬埋，若无丧者而止，夫是之谓至辱。”如何安葬死者，代表着死者生前的地位和身份，“棺椁三寸，衣衾三领”“无哭泣之节，无衰麻之服”是对人死去后的极大辱没。
墨子的“棺椁三寸，衣衾三领”，甚至被认为是墨子对自己“刑徒”身份的“不打自招”，一语道破天机。
其实，墨子对于“节葬”和“临丧”的态度，是主张对长辈孝，也不反对亲逝哭泣，只是认为不必厚葬久丧。墨子所提倡的是“心丧”，注重以哀为本。墨子认为礼仪只是个形式，虽然必不可少，但不是最主要的。在丧葬时最根本的还是要“哀”。《墨子.修身》篇说：“丧虽有礼，而以哀为本焉”，他反对的是“久丧伪哀以漫亲”（《墨子.非儒下》），也就是用“久丧”“伪丧”来欺骗双亲。因此，真正的孝心存于内心，发自内心的悲痛才是孝的根本，片面地注重形式，并不是“孝”的真正表达。
《墨子.节葬下》篇里，墨子以尧、舜、禹三位著名的圣王的薄葬为例，说明厚葬久丧绝不是圣王之道。现在坚持厚葬久丧主张的人说道：“厚葬久丧即使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然而这是圣王之道。”墨子说：“不然。从前尧去北方教化八狄，在半路上死了，葬在蛩山的北侧。用衣衾三件，用普通的楮木做成棺材，用葛藤束棺，棺材已入土后才哭丧，圹穴填平而不起坟。葬毕，可以在上面放牧牛马。舜到西方教化七戎，在半路上死了，葬在南己的市场旁，衣衾三件，以普通的楮木做成棺材，用葛藤束棺。葬毕，市人可以照常往来于上。大禹去东方教化九夷，在半路死了，葬在会稽山上，衣衾三件，用桐木做三寸之棺，用葛藤束住，虽然封了口但并不密合。凿了墓道，但并不深，掘地的深度下不及泉，上不透臭气。葬毕，将剩余的泥土堆在上面，坟地宽广大约三尺，就行了。如果照这三位圣王来看，则厚葬久丧果真不是圣王之道。这三王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难道还怕财用不够吗？而（他们）认为这样做是葬埋的法则。”
庄子也是主张节葬的。《庄子.列御寇》篇载：“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临终，弟子们准备厚葬他。庄子说：我用天地做棺椁，用日月做连璧（璧是一种玉器，连璧指两璧相连，日月成为陪葬的连璧），视繁星为珠玑（珠宝，珠玉。指陪葬品），视世上万物为送来的祭品。还有比此更厚重的葬礼？弟子说，我们怕鹰鸟啄食了您的尸体。庄子答，横尸天地间为鹰鸟啄，埋尸沙土中为蝼蚁食，有什么区别呢？你们何苦从一个的嘴上夺下，送给另一个吃呢？太偏心了吧！
《庄子.至乐》篇里还记载了庄子妻子死后庄子的“鼓盆而歌”：“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的妻子死了，来吊丧的惠子看见庄子蓬头赤足坐在棺材上敲着一只破瓦盆，一边敲打还一边唱着歌。惠子感到不解：夫妻生活一场几十年，妻子死了，不哭也就罢了，还敲瓦盆以作乐，太过分了。庄子回答说：“人本来就没有生命，混杂在混沌迷茫之中，慢慢产生了气，气又聚成了人形，人形又变成了生命。现在人死了，只不过是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罢了，这就同春夏秋冬循环是一样的。现在我妻子不过是安寝于天地之间，我要是在旁边号啕大哭，那就是不明白人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我才不哭。”
公输般在“节葬”问题上，也配合了墨子一把。
《论衡.儒增》篇记载了公输般“机封”一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将从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鲁有初（老办法）——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春秋时代厚葬的风气越来越厉害，《左传》中记载：“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视桓楹”是一种葬法，据说是用人力拉住穿系在椁四角的四根牵绳，还要用人力背着两个大如楹柱的碑，缓慢地、倒退着把棺椁埋葬下去。公输般觉得这种做法太劳民伤财，所以发明了“机封”，就是一种机械装置，“转动机关，窆而下棺”。季康子的母亲死了，公输般推荐用他发明的“机封”，公肩假反对说，鲁国的丧葬有老规矩，不能打破老规矩，“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
如果把墨子的“兼爱”看作是一种“人生观”，那么，也许不妨把墨子的“节葬”看作是“人死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