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马克思实践辩证法与阶级理论的考察，我们发现了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浪漫主义反讽本质以及阶级理论的黑格尔现实哲学来源。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实践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原则，因此，实践辩证法的反讽本质必然也在其阶级理论中显现出来。马克思通过实践哲学对浪漫反讽进行了修正，使反讽实现了从审美立场到实践立场、从趋向于虚无到趋向于理想、从争取消极自由到争取积极自由的转变。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一场现实世界中的反讽，资产阶级的自戕。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反讽的化身，在向共产主义无限趋近的同时，它将依靠自身的解放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与私有制的压迫，从而实现真正的自我救赎。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笔记中将浪漫反讽看做是“内在的形式的反讽”，并在浪漫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不自觉地走上了反讽哲学之路。克尔凯郭尔在以苏格拉底为主线对反讽进行概念化的分析中，将苏格拉底的古典反讽与浪漫派的浪漫反讽理解为伴随主观意识强化而产生的主观性规定。而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主观意识强化新的“因次”，必然酝酿着一种更为全善的反讽新形式。正是在对浪漫反讽形式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立足于实践领域，将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目标，并且使主体得以获取积极的自由，从而实现了对浪漫反讽的修正。
马克思与浪漫反讽的首次交锋出现在其准备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马克思将浪漫派的反讽理解为被“当做某种哲学而提出的”“一般内在形式”，即理解为一种形式上的反讽。可以说，他对浪漫反讽的形式化是不满的。美国学者维塞尔教授在对马克思与浪漫派反讽关系的考察中，肯定了浪漫主义反讽对于青年马克思的诗歌创作乃至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滋养作用，将无产阶级看做“反讽”主体的化身，将无产阶级革命看做一种现实化了的浪漫反讽。按照维塞尔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反讽哲学的相似结构决定了实践哲学与浪漫反讽具有可比性。因此，如果我们将浪漫派的反讽哲学与马克思具有反讽本质的实践哲学进行对照，就可以发现后者对前者的超越。从克尔凯郭尔对浪漫反讽概念的具体规定中，我们了解到施莱格尔的反讽哲学只立足于审美领域，反讽目标为无实质性内容的纯理想化世界，反讽主体只具有消极的自由，这正是浪漫反讽形式化特征的直接体现。以克尔凯郭尔的视角，从反讽立场、反讽目标与反讽主体三个方面出发对浪漫反讽与实践哲学进行研究，我们将会发现马克思实践哲学对浪漫反讽如何实现了修正。
一、修正何以可能：从浪漫反讽到实践哲学
从古典时期、19世纪到20世纪，反讽经历了古典的、浪漫的和现代的不同阶段。罗素规定反讽具有佯装无知、苏格拉底式的反讽以及罗马式反讽三种古典形式，其中苏格拉底式的反讽是古典反讽的典型代表。这“是在辩论中佯装无知，接受对方的结论，然后用发问方法逐步引到相反的结论而驳倒对方”的一种谈话技艺，也是回答者绝对的无限的自我否定，即通过提问者与回答者之间所达到的紧张与窘迫，让自以为是者陷入自戕的境地。以苏格拉底反讽为策源地，德国早期浪漫派的领军人物弗·施莱格尔在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反讽哲学，从而使反讽脱离了谈话与修辞的局限进入审美领域，并最终达到形而上的高度。浪漫反讽认为哲学既不是从“自我”出发，也不是从“非我”出发，而是从对立面（理想与现实、肯定与否定）辩证同一的观点出发、“像史诗一样，总是从中间开始”的绝对唯心主义。这种哲学思维主张主体与客体都是活跃的因素，反讽主体在从“自我”诗化为“非我”、“非我”否定“自我”、“非我”向“自我”的复归中重复着同一、否定对立、同一的过程，这是无限的自我否定的浪漫主义表达形式。苏氏反讽与浪漫反讽都强调反讽的自我否定特征，前者体现为谈话中的自我诘难，后者体现为逻辑中的悖论，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正是自我否定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反讽本质表现为资产阶级的自我否定。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相对于封建主也曾是革命的阶级，但生产力一旦强大到生产关系无以适应的地步，工业进步演变成为无法抵抗的商业危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就“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成为资产阶级自我否定性的最好例证。
透过克尔凯郭尔对反讽概念的分析，反讽立场、反讽目标与反讽主体在反讽哲学中的重要性突显出来，它们主导了反讽的主要内容与表现形式。马克思将浪漫反讽看做形式的反讽，而我们可以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看做实践中的反讽，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正是在反讽的实践立场、理念的现实化目标和争取积极自由的主体三个方面，实现了对浪漫反讽的修正。
二、从克尔凯郭尔视角看马克思对“形式反讽”的修正
克尔凯郭尔在《论反讽概念》中将苏格拉底式的古典反讽与浪漫派的浪漫反讽理解为伴随主观意识强化而产生的两个反讽阶段，即反讽由于主观意识的增强而愈加完善。追随这种理解，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主观意识强化新的“因次”，必然酝酿着一种更为全善的反讽新形式。
1.反讽立场的转变：从审美到实践
浪漫主义是对18世纪现代理性主义的怀疑与反动。施米特认为反对理性主义主要有四种形式，即哲学斗争的反对形式、神秘主义的反对形式、以维柯为代表的历史的传统的反对形式以及情感式审美的反对形式。第四种反对形式属于审美形式领域，以抒情为其独特的创造模式，从抒情与感性化的角度表现出对自然、生命的情感。施米特认为，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主义便属于这种审美反动，这种作为其感性主义倾覆对象的时代哲学的概念——浪漫反讽，正是以情感式审美来实施了对现代性的第一次批判。
审美曾被施莱格尔当做综合有限性与无限性、实在论与唯心主义、诗学与哲学等对立面的最初途径。他将反讽定义为“包含并激励着一种有限与无限无法解决的冲突、一个完整的传达既必要又不可实现的感觉”，以及“无视一切、无限地超越一切有限事物的情绪”的“逻辑的美”，这就是将审美，即表现对立面的悖论归入了逻辑范畴，而反讽也就表现为逻辑中的悖论，浪漫“反讽就是悖论的形式”。因此，反讽是将无限的自我否定作为哲学的基本任务的，具有逻辑学范畴的形而上学规定。克尔凯郭尔认为，浪漫主义“享受精神的否定，它以为这就是在诗意的生活着”，但浪漫反讽的追求“扬弃所有的现实，并以一种并非现实的现实来取代它”，所以这种审美式的无限性只是在逃避现实。虽然浪漫主义最先戳破了资本主义掩盖矛盾的伪装，是现代性批判的源头。但是浪漫主义，无论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由于本身的社会、阶级局限性，都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于人类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它是人类历史实现从自然主义向人道主义社会理想复归的不可逾越阶段。而浪漫派对于资本主义，只是思辨意义上的批判，没有历史意义上的实践；只是逻辑范围内的否定，没有现实世界中的革命，这只能反映出浪漫主义者现代性批判手段的苍白无力。
马克思哲学成就了反讽立场从审美向实践的流转，这是将浪漫反讽去形式化的首个重要步骤。马克思批评浪漫派形式化的反讽哲学，因为他们的愿望也同其他哲学家一样，认为“身上作用着的观念性是现实世界的真正应有”，这种形式的反讽只是内在的自我满足。而马克思的反讽作为实践立场上的反讽，本质上是一种超越于浪漫反讽的实践反讽。马克思需要哲学具有实践性，在将应有变为实有的过程中，使反讽哲学具有实质性的内容。马克思整理博士论文笔记与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是他寻找哲学通往现实之路的尝试，也是为形式反讽应用于实践寻找可行理由的开端。在其正确找到哲学的现实开端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哲学逐渐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马克思的反讽其实是实践中的反讽，其哲学观不是逻辑范畴内的审美规定或纯粹思辨意义上的抽象思考，而是“哲学世界化”后的具有现实内容的理论指导。浪漫派是通过审美将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唯心主义的统一起来，而马克思则是通过实践哲学使主客体对立的消除成为可能。反讽的绝对的无限的自我否定在浪漫派那里只局限于审美领域，而马克思则在实践中为形式反讽找到了现实的立足点，使反讽形而上的概念具备了形而下的肉身。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相对于封建主也曾是革命的阶级，新的生产关系也造就了“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的生产力，但生产力一旦强大到生产关系无以适应的地步，工业进步演变成为无法抵抗的商业危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就“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马克思说，“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无产者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而产生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无产者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得到补充与联合：资本与生产方式的竞争力使“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这样，“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工人的大规模集结，“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的将无产者联合的结果，这种联合又因“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工人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是为保护因商业危机引起的越来越不稳定的工资；愈加趋同的内部利益与生活状况，使无产者组织成为无产阶级，而又因资产阶级的内部冲突而被资产阶级卷入政治运动。无产者作为大工业图景中资本主义的产物，其反对资产者的斗争最终成为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
无产阶级的产生使马克思哲学具有了反讽的内容：资本主义社会是近代启蒙理性的产物，而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必然会以其自身所具有的否定性摧毁启蒙理性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资产阶级对自身的诘难，具有真正的反讽威力。“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打翻立宪德国“政治的、审美的饕餮”谋划中，表现为实践能力与物质武器的无产阶级革命来得最合时宜。于是，反讽的自我否定变成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产物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自身的否定，无产阶级肩负起通过革命实现哲学改造世界的使命，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反讽哲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说明。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角，从未预想到一个同时伴己而生的新的阶级正是自身的掘墓人，它将“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
2.反讽目标的充实：从理念的具体化到理念的现实化
克尔凯郭尔认为，为了确保反讽的无限的绝对的否定性，反讽者必须预设某种东西作为终极目标，他所设定的东西在既存本质上是一种虚无。虚无是相对于现实而言的无物。现实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与从历史的意义上来理解具有不同的含义，前者是指理念的具体化，而后者是指理念实现于现实中。因此，反讽哲学的虚无是历史意义上的理念在既存现实中的失效，而理念的具体化在失效的既存现实中是其憧憬的麦加圣地。也可以说，在反讽者的虚无中，理念的具体化与无限被否定的既存现实并存而不冲突。他在对理念具体化的冲动渴求中，执行其无限否定既存现实的命令。反讽者从不为能不能达到预设的终点而紧张或绝望，因为他从不把虚无当真。所以反讽主体可以轻松的往来于具体化理念与无限被否定的既存现实之间，无数次实行否定性的摧毁计谋。反讽者是真正的悲剧式英雄，他脱离了其生存的时代队伍，将之视作仇敌，现实对他失去了效力，他将未来设置为隐藏在背后的虚无，在趋求新事物的旌旗下架起毁灭现存秩序的枪炮。苏格拉底、施莱格尔与马克思是真正意义上的反讽家，他们一直在用反讽来诋毁城邦文化或资本主义，在用既存现实本身诋毁既存着的现实。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社会，还是启蒙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已与主体没有任何本质上的联系，既存的现实完全失去了有效性，成为阻碍主体实现自由的绊脚石。他们设定的终点，无论是佯装无知、诗化王国，还是共产主义，我们都不知其若存在于现实为何物，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种具体化理念掩盖下的虚无。
苏格拉底的无知、施莱格尔的诗化王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都是理念具体化的不同表现形式。理念于他们的思维中，或具有具体化的趋势（苏格拉底），或具有合理的具体化预设（施莱格尔），或具有科学的具体化形式（马克思）。所不同的是，作为反讽者，苏格拉底与浪漫派不会为在思辨哲学中理念具体物与历史意义上无物的分袂而殚精竭虑，也不会为在个人生存领域中无物的无法到达而绝望，因为佯装无知、诗化王国只是他们借以摧毁希腊城邦文化或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性的虚无，他们的关注点是在通往虚无的路上。苏氏反讽基于自我否定而对肯定性无限趋近与向往，但这种肯定性的理念是什么，他却不再推敲，只是做出即将肯定的姿态，将其悬置。可以说，苏氏反讽的目标是一种欲求中的理想。相比苏格拉底对肯定的悬置，诗化王国作为浪漫反讽的目标已是一种具体化的理念，浪漫派希望实现从需求的理性王国向更崇高的世界的跃现，在对绝对生活的一致向往中使理想与现实达到融合，这种绝对生活被弗·施莱格尔规定为诗化王国。施莱格尔虽然渴求以浪漫反讽为手段来实施绝对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用以调和现实与理想、主体与客体、无限与有限之间的矛盾，但他却将本体论的自我与经验的、有限的自我，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现实与历史意义上的现实相混淆而不加分辨。并且，浪漫反讽不承认既存现实的有效性，它否认一切历史环节来为自创的世界预留空间。因此，他只能构造出一个费希特式的系统化的世界。由于“浪漫派的无根性，他没有能力在自由抉择的基础上坚持重要的政治理念”。以施莱格尔、诺瓦利斯为代表的浪漫派的诗化王国构想停留在诗意阶段，只是内心的政治满足，而马克思的想象力立足于现实，以无阶级、无压迫的政治理想为无产阶级提供了革命的激情，反讽目标的具体化理念便以共产主义作为新的形象而出现了。
马克思的反讽哲学最为彻底，他的反讽趋向不仅希求予以理念具体化，即共产主义的制度构想，而且相对于苏格拉底的诘难与施莱格尔的诗句具有更加具体丰富的载体与行动——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美国马克思学者穆尔认为，马克思思想早期中存在一个“哲学共产主义”阶段，并在后期与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反讽哲学的归结点是理念具体化指引下的一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理想的实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真正归入实践领域，它不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它成为了“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是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目的相呼应的。共产主义具有崇高感与现实性，并非一个理想化的悬设，在否定既存现实的同时，马克思将历史意义上的虚无转变为一场现实中的具体化理想，并为引导现实世界更加接近于理想王国而竭尽一生。一些西方学者如麦金太尔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只是一项空洞的方案而从未详尽阐述共产主义为何物。产生这种理解上的偏差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共产主义只是马克思针对人类史前史而构想的现实化的理念，它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规划一张理想国度的生活蓝图，而是以无产阶级对它的向往以及对革命结果的对照审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是否实现。
3.反讽主体的进步：从虚幻自由到现实自由
克尔恺郭尔认为反讽依赖于主观性的形式，反讽就是一种主观性的规定。“反讽的新的表现形式要能够出现，很显然主观性就需要以一种更高的形式产生效果。”基于概念与现象的不可分割性，反讽形式的衍变必然标志着主观性规定的流转。克尔凯郭尔将这种流转视作主观意识的逐渐强化过程，古典反讽及浪漫反讽便是世界图景中反讽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当苏格拉底以对话的方式呼唤主观性在世界历史中的第一次苏醒，反讽便以苏氏诘难作为其历史表现形式的首映。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主观性出现于世界之后所展现的更高形式，是“相应于反思之反思的主观性之主观性”，克尔凯郭尔将其称为“主观性的第二个因次”，浪漫反讽的出现也成必然。若按克尔凯郭尔的思路延展，即主观意识的强化可以导致新的反讽形态的出现，那我们是否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主观性呈现的第三因次？它是否为更高层次的主观意识，更为全善的第三种反讽形式？反讽哲学在经历了古希腊唯心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多次助跑之后是否可以实现其最为完美的跳跃？
在这里，我们“需要着眼于在费希特之后极力宣扬第二个因次的主观性的立场”。费希特将自我设定为绝对原则，自我不仅建构了整个世界，而且也直接确定了自身。具有创造性的自我与被创造的自我达于抽象的同一性，思维便被无限地解放了。然而这种思维的无限性不具有丝毫的有限性，理想主义趋向也无任何的实质性内容，所达到的至高无上的东西只是一个“应该”。自我只是在与非我的无休止的矛盾中，陷入恶的无限性，陷入无穷扬弃旧界限、面对新界限的循环。“这是一个否定与肯定的连续不断的交替，是一种自身同一性，这同一性又陷于否定，又从否定中不断恢复自己的同一性”。在费希特的无世界论面前，主观性只具有虚幻的、无限的自由。可以说，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引发了施莱格尔试图解决有限与无限对立状态的热情。施莱格尔是完全站在费希特的早期立场上来开始浪漫反讽的实施的。在消除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中，浪漫反讽主体在思维中将宇宙的一切变为自身的产物，变为被创造的自我，自我与非我的对立便成为了主体与世界中客观化了的主体精神之间的融合。这种“融合”是消除主体（自我）与客体（客观化的主体、被创造的自我、主观化的非我）之间的对立，即反题的环节。主体在客观化自身的自我毁灭与消除主体、客体间对立之后，将复归自身，形成新的自我创造。而新一轮的自我毁灭又在自我创造后重新拉开帷幕，无限循环。这是对绝对反题的无限否定。
施莱格尔认为主体的自由源于主体的“自我限制”，“只要人们不对自己进行限制，世界就限制人们；从而人们就变成了奴隶”，而这种“自我限制”“只能在人们具有无限的力量、即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问题和方面中，才能实施”。费希特的自我在无限性中只具有精神领域内的渴求与创造力，“这种强烈的渴求和欲望是无力起步的激昂情绪，是神圣的、绝对的焦躁，是一种无限的活力，可这种活力一事无成……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立脚，以举起整个世界”。在费希特的无世界论面前，主观性并不作用于现实。因此，浪漫反讽主体虽然在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的“自我限制”中实现了自由，但这种只沉迷于想象力的自由之中的自由并非为人类真正的自由，而只是虚幻的自由。
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的行为与主体的自由成正比，“人们越是把现实的反讽看法付诸实施，现实的覆灭也就越是大势所趋、不可回避，反讽的主体与他欲摧毁的现实相比也就越会拥有优势，他也就越是自由。”马克思将无产阶级作为其实践反讽的主体，他对施莱格尔的超越就在于他将人作为自身目的的同时，还设定了一种达到自身目的的现实中的途径，即实践交往中的“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浪漫反讽主体的自由可以与实际生活中的人无关，而马克思的实践主体的自由只能在社会存在中通过“自由人联合体”来实现，“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由此我们可以判断，马克思相比较于施莱格尔将会采取更为彻底的反讽行为，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全面自由的解放便是无产阶级作为反讽的命令执行最为有效的结果。只有马克思设定了真实的反讽主体，将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代表与象征，历史任务的承担者与完成者。
因此，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是一种与现实客观性无联系的主观主义反讽，只有马克思才将反讽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赋予其实践的革命意义。真正的全善的反讽形式，其形而上的理论必定可以应用于形而下的领域，反讽将趋向于可得以科学论证的理想王国，反讽主体将获得全面的解放与现实中的自由，这将通过马克思的实践反讽哲学得以实现。美国学者维塞尔教授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视为反讽在现实中的具体形式，通过马克思对浪漫反讽的修正，实践哲学在形式与内容、精神领域与现实世界中实现了反讽的双重有效性。而反讽在其经历了古典的、浪漫的两种主观形式后，终于具有了客观性的内容，达到了实践的新高度。
通过论证，我们得出实践辩证法对概念辩证法的改造其实是向反讽辩证法的还原，以及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实现了哲学的现实转向的结论。同时，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进步元素对马克思的感染以及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无形中使马克思哲学的关注点由形式逻辑转入了政治哲学。马克思将人获取自由这一抽象哲学命题理解为一场现实中的人类自我解放运动，更将这场运动归结为由经济矛盾引发的阶级斗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辩证法作为核心内容，而无产阶级革命是实践辩证法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具体体现，实践辩证法的反讽本质便以现实中的自我毁灭形式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呈现出来。美国学者维塞尔考察了马克思与浪漫派反讽之间的联系，肯定了浪漫主义反讽对于青年马克思的诗歌创作乃至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滋养，他将无产阶级看做“反讽”的化身，将无产阶级革命看做一种自我救赎的物质力量。在反讽哲学观下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进行重新阐释，这将是在维塞尔教授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