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现了对概念辩证法的改造，这其实是向反讽辩证法的本质还原。在浪漫主义反讽与理性主义辩证法的争执之下，实践辩证法成为两者的和声。也可以这样说，从反讽辩证法到概念辩证法，再到实践辩证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辩证运动。实践辩证法在扬弃了概念辩证法的阶段后，成为更加丰富、具体、完善的反讽形式，它虽然向反讽复归但却已具有不同于浪漫反讽并高于浪漫反讽的实践本质，它是马克思实践反讽哲学观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于青年时期曾在与浪漫派短暂的接触中不自觉地走上了反讽之路，又因受黑格尔的影响而实现了现实的转向。真正的全善的反讽形式，其形而上的理论必定可以应用于形而下的领域，这将通过马克思的实践反讽哲学观得以实现。黑格尔遗留给马克思最大的财产不是辩证法，而是诸多政治词语。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财产权观点的启示，马克思将现代政治哲学中的财产权引入其反讽哲学观中。他认为，财产权的去合法化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与实现共产主义目标既是阶级理论的主要内容，也是反讽辩证法在实践中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反讽辩证法进入实践领域即是解决财产权问题。传统的观点将黑格尔看做保守主义的，但马尔库塞与洛苏尔多均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迫于政治压力黑格尔不得不改变写作风格，而将革命与激进的情绪隐含于著作中，从中发现这些元素并加以继承应用的正是马克思。
维塞尔认为，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曾有短暂的浪漫主义阶段，反讽在其诗歌中早有体现，他创作的浪漫诗歌是他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诗化形式。所以，马克思哲学中的反讽本质并不是在确立实践辩证法后才突显出来，而是从其青年时期就已开始酝酿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往往将马克思于1837年11月写给他父亲的信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真正起点，并认为此时的马克思已经结束了浪漫化的思想前史，转而投身黑格尔主义。但是就此认定浪漫主义将不再存在于马克思哲学中，或马克思不再与浪漫主义有任何瓜葛，未免过于武断。因为转向黑格尔现实哲学，又转而对之进行批判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现存的社会是不合理的社会，需要彻底的德国革命从根本上进行摧毁。维塞尔将批判作为反讽的第一层面纱，即认为“批判就是反讽。人的内在神性和外在有限性之间的感觉差异，产生了通过消除固有的东西而超越固有的东西的迫切要求……反讽的原始冲动是毁灭性的，即反讽凭着意志设法消除‘实然’，设法把存在秩序还原为混沌。整体的混沌是整体再创造的前提条件”。这样看来，浪漫主义并非为马克思所摒弃，作为浪漫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反讽依然保留在马克思早期的批判哲学中，而实践辩证法也就具有了其浪漫主义的根源。
一、马克思哲学的浪漫主义根源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科尔纽在其著作《马克思恩格斯传》中这样认为：“卡尔·马克思最初的精神方向决定于他的生活环境，决定于他父亲的理性主义、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决定于他的几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老师的影响。”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曾深受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在卢梭道德神学和康德道德哲学的影响下，老马克思质朴的自然神论宗教观与温和的自由主义政治态度，以人的道德选择和对人的道德力量的信仰为核心的理性主义道德神学，对中学时代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为马克思思想中主体意识的觉醒埋下了伏笔。特利尔中学倡导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精神，试图从康德的观点出发使宗教信仰同理性一致起来。作为康德哲学的坚定拥护者，校长兼历史老师的维腾巴赫的观点与老马克思在哲学、宗教与政治上的观点相似，青年马克思的人生理想以及从这种全人类意识中渗透出来的浪漫主义情怀开始滋生。马克思未来的岳父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修养、渊博的知识和对诗歌的热爱也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不仅使青年马克思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燃起大学期间的诗歌创作热情，男爵进步的政治思想也使青年马克思开始关注圣西门批判私有制、构建合理社会制度、对人进行彻底改造的理想主义观念。
1835年秋，马克思开始在波恩大学学习法律，从其主修的课程中可以看出，在第一学年他把将近一半的修读时间花费在了艺术和文学史上。作为浪漫派领军人物的奥·施莱格尔开设的“荷马问题”、“普罗佩尔提乌斯的《哀歌》”两门课程，韦尔克教授开设的“希腊罗马神话”以及道尔顿教授开设的“荷马问题”引起了青年马克思“勤勉和用心”的学习。当时的波恩大学，在谢林与奥·施莱格尔的影响下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学习之余，马克思参加了一个诗人俱乐部，不过波恩诗人小组浪漫的生活方式引起了父亲的恐慌，最终将马克思转入了柏林大学。柏林是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第二个首都。在文学环境的熏染下，马克思已放弃了在波恩时的“野蛮和粗暴”，但浪漫主义激情以及他与燕妮的两地分离使马克思将对燕妮的思念及对人生的思索投入到了浪漫主义抒情诗中，“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及“歌之书”便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创作。
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的诗歌充满“悲剧式的爱情”，将人类命运看做“神秘力量的玩物”，并表现出了艺术家创造式的“主观主义”与“强烈的自我欣赏”。麦克莱伦的说法不无道理，因为曾在奥·施莱格尔等浪漫派宿将影响下形成的“伦理主观主义哲学信念”，此时第一次有了实在的内容，马克思开始尝试在实践中“以浪漫主义情感来确定他的活动方向”，并致力于将其“理想主义”哲学世界观现实化。在柏林的第一个学期，马克思便试图构建一个庞大的法哲学体系，他先后以康德—费希特哲学、谢林哲学为理论前提进行了两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随着与燕妮间情感危机的解除，马克思已不再以狭隘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其“理想主义”哲学世界观最终坍塌了。在发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性之后，他不得不转向曾厌恶的黑格尔哲学。“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马克思终其一生在寻找“新的神”，尝试“理想主义”尘世天国的建立，其哲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正是蛰伏的浪漫主义命令的执行。若以以赛亚·伯林的观点为基准来看，“理想、目的、目标并非通过直觉、科学的手段，通过对神圣文本的阅读，通过听取专家或权威人士的意见而被发现；理想根本不是被发现的，理想是被发明的；理想不是现成的，理想是生成的”，如同艺术品一般，那我们无法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体系建构的理想视而不见。马克思是创造者，是艺术家，是诗人，他试图理想化现实的理想，并致力于实现理想化的现实。
我们不可否认，早期青年马克思的诗句中具有费希特式的主观唯心主义激情，而费希特哲学正是浪漫主义的理论来源。从表现为客观化自身与主观化世界、对“仙宫”（理想王国）的追求、自我毁灭与自我创造式等形式的反讽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马克思的抒情方式与浪漫派的相似，以及其诗歌隐喻中反讽脉络的延伸。但面对应有与实有、理想与现实、诗性天国与客观世界不可避免的二元分裂，浪漫派选择了抽去由思辨通往现实的天梯，退居在绝对唯心主义的空中楼阁，而马克思诗歌中却隐含着放弃虚幻，在反抗、毁灭与创造中做个真正的普罗米修斯式斗士。
二、青年马克思诗歌中的反讽元素
正处于柏林之旅的马克思，内心一定充斥着浪漫主义情怀。沉醉于渴望中的无望爱情，使其主体性似乎不受任何客观环境的限制，这种主观性可以在其抒情化自然的诗歌创作中窥见端倪。在其送给燕妮的三部诗、献给父亲的诗作及寻自索菲亚·马克思等处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已具有了不同于浪漫反讽的反讽哲学特征。
1.异化的前兆：客观化的主体与主观化的非我
浪漫派希望主体体验到神圣的力量，更希望透过有限客体折射神圣力量的无限。主体客观化与客体主观化便是神圣力量在浪漫反讽中所体现的一个环节，主体在这种自我毁灭（主体客观化）与自我创造（客体主观化）中达到思辨意义上的主观的自由。然而，这只是浪漫派理想化的想象，客观化的自我往往具有自我所不能控制的力量，也就是说自我≠自我，非我也就无法复归于自我，开始新一轮的循环。诺瓦利斯说：“我们到处寻找绝对物（das Unbedingte），却始终只找到常物（Dinge）。”这是天秤的两端，我们体验“绝对物”，“常物”便会隐藏在意识背后，当狄奥尼索斯精神完全出现，“常物”便会消融；我们越多地体验“常物”，就有越多地经验实在堆集在浪漫者的心灵，异化在二律背反的痛苦中突显出来。世界是“颠倒的存在”，人被神圣抛弃在异化的国度，客体对人的痛苦无动于衷。施莱格尔认为，人的自由只能在“自我限制”中维持，而一旦这种限制稍有松懈，世界将会限制人，从而人将变成世界的奴隶。因此，面对主体的异化，浪漫派只能用对人的“自我限制”去迎合，以实现主体的自由。
马克思的诗歌中，也体现出了自我客观化于非我中的环节，但更多是对这种客观化中产生的异化的无奈。星星对“人们的事业、追求和忧伤”的“讥诮”，万物在人类“痛苦”与“绝望”的挣扎中依然如旧，“冰冷心肠”、自顾流去的“水流”，以及“精灵们投以嘲讽的目光”，都不能不引起马克思对客体力量异化的感伤。主观与客观的对立越来越明显，有限客体本是借以体验绝对并达到神圣的中介，此时却作为无灵魂的实体压迫人。“人走完生命的路，最后化为乌有；他的事业和追求，湮没于时光的潮流。”诗化的结果是走向虚无？马克思对浪漫派表现出了些许的绝望，“唯独在最近的一些诗中”，他“才像突然挨了魔杖一击似的”，“这一击起初真是毁灭性的……面前闪现了一个犹如遥远的仙宫一样的真正诗歌的王国……所创作的一切全都化为乌有”。在《苍白的姑娘》中，少女在没有得到骑士的爱后，“纵身一跃，跳进滔滔巨浪”，以死亡来反抗现实性的压迫，这是少女的终结，也是马克思从“常物”中窥视“绝对”的终结。马克思早期诗歌中的“异化”是他后期思想中“异化”的预演。几年后，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曾经在主观范围内的“异化”被放入了经验领域。没有灵魂的实在对于浪漫派来说是令人恐惧的，他们试图以限制主体来实现对无限与永恒的挽救。马克思却认为这是浪漫派自欺欺人的谎话，反讽一经形成，必定会产生出可以消融异化的力量，新的救世主即将君临人间。
2.共产主义的原初诉求：遥远的“仙宫”
浪漫派认为，运用言辞的绝对唯心主义与破坏性的反讽，可以将这个压迫的客观世界转化为尘世天国，“在抽象化之前一切是一，但此一如同混沌；抽象化之后一切又综合了，然而，这种综合是自主的、自决的实体的自由综合”，世界就是无限诗意过程中一元论的世界。诺瓦利斯认为，神性存在于个体事物之中，“一在一切中，一切在一中，上帝的形象在香草和石头上，上帝的灵在人和野兽中”，“将自然中的形式或受间接决定之物完全抽象化之后，留给我们的就是自然之纯粹概念或上帝”。
马克思在诗歌中也创造了一个浪漫的宇宙，将万物视为精神力量的诗化形式。他在献给父亲的诗作《创造》中，这样实现宇宙的浪漫化：
越过那晶莹闪耀的波浪，
永恒的创造之神飞向远方；
大千世界在涌动，无数生命在激荡，
他环顾四周，永恒的空间无限宽广。
他发出唤醒万物的神奇目光，
用烈火铸成万千形象。
……
永恒的万物感到了自己的局限，
就沉思着默默流向远方，
直到那神圣的太初思想，
披上了文辞和诗歌的盛装。
……
你们的精神来自我的胸膛，
这精神铸成形象去启迪思想；
你们一旦回到造物主的身旁，
就不再是单纯的形象；
……
在诗的第一节中，马克思将“原初思想”视为“涌动”与“激荡”的流体，并描述了原初精神如何幻化万物，又使万物复归于它的过程。“永恒的创造之神”将自身召显于万物，“万千形象”在这“唤醒”的目光中被激活了，“空间”、“时间”、“波涛”、星斗被体验为精神需要的虔诚，万物被诗化了，披上了浪漫化的外衣。第三节中，由“原初思想”生成的宇宙具体对象，意识到了自身作为“一”的一部分的“局限”，从而开始了向“造物主的身旁”的回归，最终达到更高级的“一”的形象。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复归式过程，正是由无产阶级革命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进而开始人类真正的历史这一过程在诗歌中的表述。
维塞尔认为，马克思使人把自然转化为“形式和诗化语言”，实现了精神到精神的自我孕生。这种转化在《创作》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了，原初——物——神圣的生成在这里演变为原初——个体（我）——神圣的生成：
……
你的形象熠熠放光，宛如琴韵，
你用爱的双翅轻抚我心头的火焰。
……
我心中激动，如痴如狂，
沉醉于情深意切的锦绣辞章；
我心中涌现出万千形象，
都由你的心把他们点亮。
他们……
在创造者的怀抱里重新放光。
与《创造》相比，被称为“他”的神圣力量，此处已被称作“你”了，“全”的万物已是作为个体的我的“全”了，有限个体与无限宇宙直接建立了联系，人作为“一个原子，沉落在宇宙的浩瀚海洋”，于下沉与上升中，趋于神圣的“爱”分解了“原子”的有限，个体在超越有限边缘之后，融入了无限宇宙中精神普遍性的“一”。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对人与类的关系也做过相似的论述。他认为，不应该把个体与社会对立起来，个体是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存在的，人的个体生活是类生活特殊、普遍的方式，类生活是特殊、普遍的个体生活，所以人既是现实、单个的社会存在物，也是总体、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因此，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个人的解放，就是类的解放，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以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我们从中也会隐约看到诺瓦利斯黄金时代的影子。马克思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这样说：“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如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非常遥远的彼岸。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赠给燕妮的头三本诗集……无边无际的、广泛的渴求在这里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唯一的解释便是，此时的马克思就已具有建立理想王国的渴望，这是他共产主义理想最原初的冲动。
3.无产阶级革命的预演：反讽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
面对客观现实的压迫，浪漫派所表现出来的只是“思想领域内”的理论批判与“意识改造”，而青年马克思“对周围环境的抨击同人的自豪感的诗的论证相交替……在行进中摧毁了给他设置的界限”。马克思不想故步自封，也不甘于思想上的革命，他认为，人为克服客观有限的绝望，可以采取毁灭性的反抗行动。
这种反抗在《海妖之歌》及《海上船夫歌》中均有体现，年轻的歌手与水手在面对大海的诱惑或咆哮中，并未被迷惑或屈服，而是表达了积极的抵抗与挑战。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了，人要捣毁这个被异化的世界，在断壁残垣上建造一个新的国度。
这万千星球我要亲手破坏，
因为它们不是由我创造出来，
因为它们不听我的呼唤，
却受魔力驱使旋转于天外。
……
它们一旦化为废墟，
一个新世界便会崛起。
……
只要胸怀抱负和渴望，
我们就可以将事业开创。
在这种毁灭与创造中，马克思从浪漫派那里继承的狄奥尼索斯式的消极转变为了阿波罗式的积极，普罗米修斯式的巨人英雄主义在他的诗作中登场了……
我就向整个世界提出挑战，
……
外表魁伟的侏儒将倒地哀号，
……
我可以像神一样漫步徜徉，
……
我就像造物主那样襟怀坦荡。
马克思相信人具有同上帝一样的强大力量，创造自我的神性保护，人可以征服世界，可以创造归属于自我的文化宇宙，可以为自己加冕，可以自立为王，可以成为自己的神圣。维塞尔认为，马克思将人变成了救赎的诗人，将人造的世界变成了拯救诗歌的语言。虽然浪漫派的诗化之路在马克思这里已经坍塌，但新的救世主将运用反讽的利器毁灭应然与实然的对立，反讽将通过革命改变社会、政治与经济，在毁灭中实现自身力量的拯救与救赎。马克思将这一使命赋予了无产阶级，反讽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终究将在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的革命中得以体现。
马克思与卢格等人的通信中曾多次提及对浪漫主义文化的厌恶，这也导致了人们认为马克思与浪漫主义无关的误区。我们需要将马克思所批判的浪漫主义与反讽哲学区别来看。因为前者是为封建党派游说的政治的浪漫派，处处表现出对社会变革的软弱。而从早期浪漫派的反讽中，青年马克思受到了更多的现代性批判、无限的自我否定、个体的自由以及理想王国的趋向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这为马克思的政治理想——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革命具有资产阶级的自我否定性、个体的积极的自由是人的全面的解放、对共产主义的追求——道出了合理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