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哲学史讲演录》与《美学》中对浪漫派的态度，往往使人们将反讽与辩证法严格对立起来，并认为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其概念辩证法相比浪漫反讽来说才是真正成熟的思辨哲学，而后者理应受到批判。无论如何，黑格尔对浪漫派的指责仍然带有个人主观色彩，如果我们单从黑格尔的角度去理解浪漫反讽与概念辩证法的关系，无疑将使浪漫反讽与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关系研究陷入僵局。因此，在上文对反讽与辩证法的概念进行了梳理的基础上，客观的考察两者的内在联系也就具有了必要性。
反讽与辩证法之间的争执始于黑格尔与弗·施莱格尔的相互责难。黑格尔在给谢林的一封信中提及1801年弗·施莱格尔在耶拿的讲演，并认为他的哲学理论不够成熟与系统化，而弗·施莱格尔后期的宗教转向也招致了黑格尔的厌恶，虽然黑格尔承认浪漫反讽的哲学意义，但他是从否定性的立场上为其批判作准备的。同时，弗·施莱格尔对黑格尔的《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并不认同，认为这是将费希特哲学引入了糟糕的境地。1815年至1827年间，弗·施莱格尔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没有间断过，最终于1828年招致了黑格尔的还击。在《关于佐尔格的遗著和书信》中，黑格尔对弗·施莱格尔的哲学家身份进行了质疑，并将浪漫反讽视为浪漫派极端主观主义的代表，从而展开了批判。
浪漫反讽的主观性是黑格尔批驳弗·施莱格尔的切入点，黑格尔认为浪漫反讽就是费希特主观哲学发展的终极形式，是丧失了实体的主观性哲学，反讽主体将反讽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以不严肃的态度把生命的运动发展归结于天才的臆想，以消灭实在为手段而抬高个体的无限自由。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反讽的根源是费希特哲学中关于艺术的一些原则，弗·施莱格尔和谢林“都是从费希特的观点出发，谢林完全超越了这个观点，而施莱格尔则始而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发扬它，终于脱离了它”。可见，黑格尔将谢林加入客观性（实体性）的绝对同一哲学视为对费希特哲学的超越，而弗·施莱格尔将费希特哲学发扬为反讽，却是将自身置入了无客观性的极端主观主义的绝境。费希特将抽象“自我”看做一切知识、理性、认识的绝对原则，所有对于“自我”有意义的内容都通过“自我”存在，也为“自我”所消灭，当“绝对自我”表现为生命个体时，便以现象的形式“显现到自己的意识和旁人的意识里”，而在美和艺术的领域，这种显现便是“作为艺术家而生活”，并“按照艺术的方式去表现他的生活”。黑格尔称这是“滑稽原则”（反讽原则），是不严肃的态度，因为“自我”自由地建立一切又自由地消灭一切，它“没有什么意识内容是绝对的和自为自在的，而只显现为由我自己创造并且可以由我自己消灭的显现（外形）”，而真正的严肃的态度却是关涉“有实体性的旨趣”与“本身有丰富内容的东西”的，“自我”的全部知识和行动只有与这种内容相吻合，才会具有实体性。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也将反讽主体“把自己看做一切东西的基础的那种抽象确信”称为“恶”，而反讽正是在“道德观点中的主观性的最高峰”被领会和表达出来。
黑格尔认为浪漫反讽的过错就在于，它视“一切客观的自在自为的东西都是虚幻的”，仅有“自我”的主体性具有价值，反讽主体只提高主体性就造成了主体性的“空洞无聊”，而“自我”又在这种“自我欣赏”中得不到满足就陷入了对实体的渴望。由此产生了反讽主体的矛盾，即既渴求客观性，又无法摆脱“抽象的内心生活”；也产生了“病态的心灵美”和“精神上的饥渴病”，即主体无力充实的空虚。这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反讽主体或者转入“最高的虚幻性——宗教”，或者变得“发狂”，弗·施莱格尔成为天主教徒与诺瓦利斯优美灵魂的“想望仰慕之忱”便是最为直接的呈现。
不难看出，黑格尔对浪漫反讽的尖锐批判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容易造成主观片面的误判，这也越来越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并着手为弗·施莱格尔翻案。狄尔泰指出，是黑格尔的批判态度先入为主地影响了人们对于浪漫反讽的看法。考纳认为黑格尔对弗·施莱格尔的指责有欠公允。瓦尔采尔与阿莱曼的看法惊人的相似，表明黑格尔并未弄懂弗·施莱格尔的反讽本义就为其扣上了主观主义的罪名，这严重妨碍了后人对于浪漫反讽的正确认识。而斯特劳施奈德·科尔斯则最为明确地指出了黑格尔批判的根本缺陷，即黑格尔虽然指出浪漫反讽导源于费希特，但他却没有看到反讽主体“自我限制”的环节，省略了浪漫反讽的客观因素。我们在上文考察浪漫反讽概念时将其视为苏格拉底古典反讽、费希特哲学、斯宾诺莎哲学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并在谢林的绝对同一哲学中得以确证。黑格尔指出了费希特主观哲学对于浪漫反讽的影响，但却过分夸大了它的作用，因为弗·施莱格尔从未停止对于康德、费希特与斯宾诺莎的批判：“最伟大的哲学家对于我，就像斯巴达人之于柏拉图一样。柏拉图无限热爱和崇敬斯巴达人，但他一再抱怨他们无时不是半途而废。”而弗·施莱格尔对这些过于“笔直”的哲学的修正方案便是转向绝对唯心主义。
弗·施莱格尔在《论希腊诗研究》的开篇便点明：“人不仅需要一个外在于自己的世界，即一个时而变成他的行为的起因、时而成为其要素、时而成为其器官的世界，而且甚至在他本质的中心里，他的对手——即同他相对立的自然——也扎下了根。”可以说，浪漫反讽并不缺少对于客观性（实体性）的渴求，弗·施莱格尔在美学上从赫尔德、歌德那里，在哲学上从柏拉图、赫姆斯特休斯那里汲取的客观唯心主义与泛神论的内容并不少于费希特的主观哲学。科林认为，这种对于客观性的捍卫体现在反讽主体自我创造与自我限制的辩证的相互关联里。而我们可以将“自我限制”视作反讽主体对于主观性的适度遏制。弗·施莱格尔将“没有客体的感伤玄思”视为“最可悲、最可鄙的事”，将艺术家“挖空心思的构想”与“热情澎湃”视为不自由状态的体现，因为这“忽视了自我限制的价值和尊严，而这对于艺术家及每个人来说，正是首要和至关重要的、最必须和最高的”。首先，他强调了“自我限制”的必要性，即无论何处世界都在限制人们并使人们成为奴隶；其次，他指出“自我限制”与自我创造、自我毁灭的联系，即前者必须在后两者的发展中才能实施。所以，在施莱格尔看来，“人是一个由他的纯自我和一个异己的本质混合而成的”，艺术家及每个人的自由就是主观性的创造毁灭与客观性的限制约束交相辉映的结果，心境的“骄傲的作品”与“辉煌的行动”缘于自然所赐，“没有自由，大概也就没有行动；同理，没有外界的协助，也就没有人的行动……自由和自然之间的互动作用永无休止，在这个相互作用之中，两种力量里必然有一方是发出作用的，另一方则是反作用的”。这正是浪漫反讽中自由和必然、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辩证法的体现。
如果淡化黑格尔带来的反浪漫派情绪，不难看出反讽与辩证法之间存在着的内在联系：
首先，两者都承认苏格拉底哲学的重要性以及其对自身学说的影响，不同的是弗·施莱格尔将苏氏反诘法视为反讽的雏形，而黑格尔将其看做辩证法的开端。
其次，正如德国浪漫主义研究学者弗兰克所认为的，弗·施莱格尔的反讽哲学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极为相似，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以自己特有的手段、即否定性来矫正有限世界（黑格尔称之为‘理性世界’）的否定性”。不同之处在于“反讽的否定作用展示出了无限性……这种否定不涉入绝对的空间，只处于对绝对的永久渴念之中”，是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交替、自我限制和自我解脱的交替循环往复。而辩证法则是“通过双重否定或者涉及自身否定的思想，最终获得纯粹肯定的思想”。
再次，反讽与辩证法均有对于完整性的诉求，但前者是对立面相互作用下周而复始意义上的完整性，而后者是对立面综合意义上的绝对完整性。这决定了反讽与辩证法对于理念概念理解上的差别：弗·施莱格尔认为“理念就是一个完善到反讽境界的概念，就是绝对反题的绝对综合、两个争论不休的思想之间不停的自我创造着的转换”，而黑格尔将理念看做“自在自为的真理，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
第四，以上导致了反讽的趋向与辩证法的目标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反讽普遍化与综合的方向具有虚幻性，是一种理想，反讽虽然不能最终消除片面性与矛盾而达于理想的实现，却不会影响反讽过程合理性与理想趋向合法性的存在；辩证法的目标是理念，只有实在性符合于概念，理念才为真理。“完全没有概念和实在性的同一的东西，就不可能有任何存在……与概念相矛盾的东西，因此即是自己走向毁灭的东西。”运用辩证法能否实现主体与客体、观念与实在、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将直接决定理念的真理性。
最后，从反讽过程与理念的运动过程中可以看出，反讽主体与思辨主体都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但却存在多元性与一元性的差别。于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浪漫主义在时间、社会和空间的维度上把一种综合统一引进了复数形式的历史、文化、语言，以充实先验的世界概念，这种综合统一的模型不同于构造一条直线或数列的模型，而黑格尔则通过极端的发展发源于形而上学思想运动中的自我批判命题，最后一次复兴了形而上学的一元思考。反讽主体“精神的创造性活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认为是在某个特定作品中完结了、完成了的活动。每一个别作品，都只是以胚芽形式包含着整个‘宇宙’的精神及其普遍生命活动的一个方面”，具有多元性、普遍性的特征；而思辨主体将理念单一的回复自身的过程断定为绝对真理，因此主体的创造性活动也就只具有一元的性质。
可以说，反讽与辩证法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本质的不同，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以黑格尔的态度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加比托娃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反讽已显露出了辩证的性质，即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所以将反讽看做“反讽辩证法”也不为过。但弗·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理论中的反讽辩证法却是不成熟的，“从实现辩证构想的角度来看……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黑格尔对佐尔格大加赞赏，是因为他认为佐尔格认识到了理念的辩证因素，即无限的绝对的否定，但佐尔格没有从这种否定再向前走，这种否定还只是思辨“理念的一个因素而不是整个理念”。黑格尔也承认“这种否定与用滑稽（反讽）态度去消除有限事物和本身实在事物那种活动有些相似”，若撇除黑格尔对浪漫派的偏见，我们大可以将其对佐尔格的肯定用于弗·施莱格尔之上，因为带有个人色彩的厌恶容易引发黑格尔不公平的评论。这样，反讽辩证法作为思辨理念的一个因素而被确立下来，它是尚不完整的辩证法，而黑格尔正是沿着否定之路再向前走从而得出概念辩证法的，也可以说，概念辩证法就是得以完善之后的反讽。正如科林所说，从反讽辩证法到概念辩证法的道路从来就是相通的。
传统的观点将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视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头脚重置，是否概念辩证法简单的翻转便可以为马克思所继承和应用，这有待商榷。马克思曾在青年时期对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影响了他青年时期哲学观点的形成。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是否也在这种影响之下潜在地倾向于反讽辩证法？或者说，马克思对概念辩证法的改造本质上就是一场对于反讽辩证法的还原与再超越，他只是做了和黑格尔类似的完善反讽辩证法的工作。在对反讽与辩证法的关系进行重新梳理的基础上，把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纳入到这种比较中来将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