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胡显中在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经济系上大二。某日，他翻看新到的《长江文艺》，一篇题为《声讨胡风分子刘振辉》的文章赫然在目，作者时佑平。他揉揉眼睛读完全文，的确是南昌心远中学读书时由自己介绍参加地下党的那个刘振辉。单纯的小胡立即向组织上汇报，不久公安局对他进行搜查，重点是信件和照片，随后隔离反省。经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胡显中总算解脫了，又回到班上学习。
本来已经逃过这一劫难了。
可是到一九五七年，胡显中又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挥笔写出《胡风等人是反革命吗？》，这可糟了：文章作为毒草在校刊《东北人大》上刊出，一时舆论大哗，市报省报火药味浓浓的，批判开始了！他又决定进京上访，向高教部、中宣部陈情。然而奔波三天，毫无结果。
……他真正绝望了……马克思有句话深刻地触动了他：“我是一个世界公民。”胡显中来到英国驻中国代办处，由一等秘书接待，离开时要了一份去英国的申请书，返回长春。
问题迅速升级，他被投入监狱。
半年以后，长春市人民法院向他宣布：胡显中，胡风分子，投敌叛国分子，右派分子，判处无期徒刑。
他当然不服，但不想上诉。他用大学生的智慧和年轻人的机敏谋划一次越狱，逃跑、抓回，再越狱、再抓回，有三次就有第四次……1978年1月7日凌晨，胡显中又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向中南海驶出的一辆小轿车奔去，高高举起状纸——
直到1980年6月，他方从吉林大学拿到一纸留有尾巴的改正结论。同年年底，胡风一案平反，校落实办的同志手持过去印刷的《右派分子胡显中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及其批判汇编》对老胡说：“历史终于证明你二十多年前的言论是正确的。”（《一个遇罗克式的思想者》）
摘引太多了，就此打住。
这其中胡显中二十多年所受的磨难和冤苦，精神和肉体上的折腾已无须多言，读者自可想像得到，他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是一去不复返了。别人当爷爷的时候，他胡显中才开始当爸爸。这已经算是够幸运的了！经过多年申诉，于一九八六年，才恢复了他的中共党籍。
桂向明文中多处流露出胡显中“太单纯”了的慨叹。读着读着，我也为胡显中同志的“天真”而感喟。然而，当我读到桂向明写的这一段话，我突然一惊：
鲁迅曾经慨叹中国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和抚哭叛徒的吊客，我想，在这份“少有”的名单中应该写上胡显中的名字。（《一个遇罗克式的思想者》）
如同当今有的年轻人无法理解上一代人甘愿受尽苦难而仍奋斗不已的精神，被视为“傻子”一样，我和桂向明不是也对胡显中很隔膜：把他的那种威武不屈的行为视作“单纯”和“天真”吗？
设想一下：胡显中对当时那么沉重的气氛；对监狱和法庭的那种千钧重压；对肉体和精神上的反复折腾；他难道都“单纯”得近乎麻木了吗？
设想一下：在“无期徒刑”的无望之中，他依然要逃跑、要越狱；要向中南海驶出的小轿车举起状纸……他不会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要以生命作代价的哟！
——然而，他居然这样做了……
正如人们常说的，他“豁出去了”，因为他到底是在白色恐怖底下受过锻炼的共产党员——他早已将身家性命许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不能容忍这诬陷，忍受这冤屈。
他能“单纯”和“天真”吗？把他目为“单纯”和“天真”的是我和桂向明，这正反证我们这些自诩为不天真不单纯者的可悲。
人与人是各不相同的。在沉默的大多数之间，有喧哗者在；这就是各人都以自己的行为在社会上区别于他人。尼采在自传里有句警句：“听哪，我是这样一个人，别将我和别的任何人混淆了！”从区别于他人的胡显中，使我想起了吕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批判胡风的火药味特浓的群众大会上，吕荧敢于站出来申言胡风不是反革命的时候，他已把自己亮在众人面前，区别于在高压下沉默的大多数，使得他在当时和历史上都不会“和别的任何人混淆”。同时，那位上前夺去吕荧话筒，剥夺一个正直的作家发言的同行，也把他自己暴露于群体之上，使得他在当时和历史上都不会“和别的任何人混淆”。
常言道“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只是庸碌的哲学，胡显中不理睬它。值得欣慰的是胡显中五十年代写的有关著作和两篇论胡风问题的手稿，据说已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三论胡风问题》也已发表。
我只是撷取桂向明著作中一块块碎片，显然不能完整地反映出书的全貌，但我以为它们的每一个断片依然可以映射出那个沉重的时代和历史的反光。
薄薄的小书，负载着丰富的内涵，好沉，好沉！
大致这样的书，只能用包裹来寄递了！2000年3月28日
回忆乍暖还寒时——从雷抒雁的《激流里的石头》谈起
接到雷抒雁同志赠我两本书：一本是《激情编年》，一本是《写意人生》。前者为诗选，后者为诗论集。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担任过雷抒雁的第一本诗文合集《春神》的责任编辑。这本集子里的部分作品，现在分别收入了这两本选集。读到它们我倍感关注。当我在诗论选《写意人生》中读到《感谢胡风同志为我改诗》和《激流里的石头》两文时，使我困惑了。原来一篇文章的正副标题，怎么现在一分为二变成了两篇文章了呢？等我看过现在写的《激流里的石头》之后才恍然大悟。
雷抒雁一九八二年夏天去拜访过胡风，当时他见到的胡风“言语的锋芒变得迟钝”了，雷说“那双热情而灵活的眼睛，却使我相信，他的心并不迟钝，他的思维并不呆滯。我曾经想像他是激流里的石头。我用这个题目写过一篇文章，说胡风先生对文学、对生活的执著，使他像一颗品激流里的石头志。这篇文章，有个杂志先已打出小样，准备发表，后来却说不便发，寄还了我。我干脆把这篇文章收进诗文集，书的责编罗飞同志恰是当年被打成觉胡风分子寄的，所以一改文章的名字叫《感谢胡风同志帮我改诗》。倒是明白了，直接了，但我仍觉得《激流里的石头》是个好题目，我该用它另写一篇文章。”（《写意人生》，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版，252页。）
我的一位朋友见到雷文这段文字后，面对我不禁愕然——因诗而受难，难道你连对美的感觉也失落在铁窗里了吗？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题目哟！怎么竟被你改得这么干燥乏味了哟多可惜！
然而，我并不感到赧然……
雷抒雁同志大致怕伤害我，在文中他对改题只轻描淡写地说：“倒是明白了，直接了，但我仍觉得《激流里的石头》是个好题目……”。
好题目，确实是个好题目！回想当年，我品味美感的“味蕾”，还没有退化到不识美丑的地步，更不是一个昏昏然的昏虫。
事情只有返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个“乍暖还寒时候”才会体会到“最难将息”的那种苦涩与无奈。
先从接受来稿谈起。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雷抒雁给我的信：
稿子已编完，现寄上。诗三十八首，文十篇，其中《激流里的石头》是写胡风七九年为我改诗的一封信，《新观察》要发表，待发出之后再寄上。……
起初作者只打算出本诗集，我感到它太单薄了，建议他出本诗文合集。上面所引来信内容就是雷抒雁补入了文论部分，又重编一次寄稿来时的附信。但我见到稿子后，感觉照当时“气氛”（要知道胡风这个名字在某些人听来还是很不顺耳的），谈论胡风带有褒意的文章还是不易发表的，虽然从来信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喜悦心情和坚信必定会刊发的信心，而对这种喜悦，我却有所保留，并去信说明了我的忧虑。
果然不出我的悲观的估測，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接到雷信。一开头就提及此事：
真是巧得很，让你不幸而言中了，胡风那篇稿（引者注——其实是指雷写胡风的稿子）已排好样子，又被抽下来了。他们刚刚因白桦的文章挨了批评，不敢轻易造次。其实是蛇咬之后怕草绳。我还是把它收进书里。
我清楚地记得，抒雁又补寄给我的原稿就是《新观察》杂志的“小样”，大致是以此证实他前信所说有刊物要发表的话并非虚言——你看字都排好了，只是“未便”利用，临时抽下了。
使文章“胎死腹中”，抒雁不愿意，于是寄我要求收入书中。刊物有所“不便”，收入书中就“方便”了吗？真是——谈何容易！收入书中甚至比刊物发表更难——在这乍暖还寒时候。
后来抒雁还在给我信中提到当时《新观察》的主编为这篇文章明白无误地告诉过他：“文章不能发，上边有人说话。并且对你也有人非议，说雷抒雁年轻轻的，胡风说了几句话，就凑上去。”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腹。抒雁信上说：“关于胡风先生的文章，后来我写了几篇，倒确无不凑上去文之意。因为凑也得去凑当红的领导才是。胡风即使平反，也已风光不再。所以我无这种邪念，只是觉得一个人坎坷如此，尚不忘青年后进，令人感喟。抒雁还说，上面“凑上去”的话“原话也许个别字有不确处，但意思绝不会走样。且，她（指《新观察》当时主编——引者注）后来也暗示我，说话人就是××”（抒雁信上告诉了我此人姓名，但嘱我在文章中“不必点名”），还说：“即使他说了，也是老旧观念，没有歹意。”我在此得及，尊重抒雁意见不点他的大名，读者当会知道此君也是当时文坛上不大不小的头面人物之一，也曾当过《新观察》主编，所以他的话是有分量的。也许正由于他不是诗人，所以说话直白。此君在后来的主编面前说出此话，既合乎当时的政治气氛，也合乎此君平时口气。抒雁说他“并无歹意，”，乃为其缓颊而已；但我敢于合乎逻辑地推理：说雷抒雁去“凑胡风”，他的这类文章，将就永无刊发之可能了。我在此写出这一插曲，不过是说明文革后不久，文苑中恢复了影响力的不大不小的头面人物，自己背上被别人踏着的一只脚刚被拿掉，自己刚刚摆脱了“永世不得翻身”的厄运，却又按照宗派主义的黑色惯性，把自己的脚再次踩踏在别人身上，连党中央让翻身也不算数！当然时代到底变了，只得在背后施些暗计而已。他们这类在“反胡风”运动中的战将，运动一来“义愤填膺”，甚至有的要求对胡风及其分子处以极刑，以表示自己积极听“令”行事，如果说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发出正式文件为胡风平反之后，在背后对年青诗人仍有“凑上去”之说，这就使人很难理解了！丁玲同志在纪念柯仲平同志的文章中指出过有些人就是喜欢搞什么“我们”呀，“他们”呀这一套。这“凑过去”的背面，不就是“凑过来”吗？
那么此时的文坛上是不是只有上面提到的那类头面人物呢？不，世界上总有正直的人。他们能够很快面对真实的历史，毫无遮拦地道出自己真实的心声。我只举亲自见到的事例。这就是胡风冤案平反不久，一九八二年秋天，诗人邵燕祥应邀来银川参加“塞上诗会”。在八月三十日的大会上发言，开始他就明白表示他对阿垅、芦甸等受到胡风冤案牵连而过早离世的诗人致以悼念之意，并为他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写的诗中伤害了这几位同志而表示深深的内疚。（在这之前天津文艺界召开的阿垅芦甸同志追悼会期间，燕祥同志也已去信对家属表示了诚挚的悼念之意。）我至今还记得在他的口头发言中直接提到阿垅和芦甸的名字的，后来记录者发表出来的文字是这样的：
……举一例：在五五年肃反中，当时我没有被打入另册，我也很真诚、积极地投入运动，并且见诸文字，写了一首诗：《就在同一个时间》。构思是：在同一个时间，我们在干这个、干那个，而所谓“胡风集团”的人又在干什么呢？这样对比着展开。我在这里面点了一系列所谓“胡风分子”的名字，其中有些同志现在已经不在世了。这是我非常负疚的，伤害了一些很好的同志。像这种情况是政治上的“败笔”。（引自宁夏文联1982年8月出版的《文艺通讯》第8页）
因为这时还是乍暖还寒时候，邵燕祥明白当时是一种什么“气氛”，他敢于当着多数群众的面作出这种发言是要有一点勇气和真知的。我当时作为刚平反的“胡风分子”，还乐观地准备编辑出版一本《胡风论诗》的小册子，不但已多方设法复印了几十万字的稿件（因为当时民间所有胡风和胡风分子的书籍均已销毀，这时图书馆藏书中的胡风等人著作仍未解禁），且已列入宁夏人民出版社选题。我与邵燕祥同志会下闲谈时谈及此事，他明确表示自己对胡风挨批的“到处有生活，有生活的地方就有诗”的观点完全赞同。他肯定出版这本诗论的重要性，但同时也给我拔了一盆冷水：“现在还不到出这本书的时候。”后来正如他所料，书稿在运行过程中搁浅了，直到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离开我和燕祥交谈此事后约六个年头才得以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见燕祥当时头脑是清醒的，至少比我清醒。
有的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有一种假设，以为邵燕祥有幸活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成为“左”的意识形态的激烈的批判者，而“惋惜”过去积极在“反胡风”运动开始前就积极批判胡风的何某人因为早逝而没有得到反思自身和历史的机会。其实历史不容假设。从那位也是在反胡风运动前就扮演同样角色的同伙的态度看，他健康地活到新时期，不是公开以文字明白向国人表示决不忏悔了吗？胡风冤案平反了，有的角色依然在那里风言风语，哪有一点点反思自身和历史的想法——他们都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哟！我之所以插叙这一段，不仅说明胡风冤案平反道路之崎岖，平反后的这些受冤屈者的道路也并不平坦，因为过去的那些批判者依旧自视为一贯正确，依旧在起着与中央文件要求相反的作用。而燕祥的这种公开表示悔疚的行为与投井下石而至今毫无悔意的人相比，在当年（一九八二年）其勇气与真诚很为我所敬重。
可就在这时，《小草在歌唱》的作者在一九八一年就交给我一个“烫手的山芋”——北京《新观察》不肯发表，抽下来的文章，要让我发表，这不是“明知山有虎”逼我虎山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