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天
父亲重返巴黎，已经是四十五年以后了。人生有几个四十五年？对比巴黎的今昔，自然是感慨万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北京，父亲在中法大学毕业，与李治华、王振基等十几位各科名列前茅的同学，作为中法庚子赔款的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被选送到法国深造。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终于到达了里昂。然而当时，中国是战场，法国也是战场。在里昂的学习生活，虽有那么一点助学金，但生活仍是极为艰苦的，有时还靠学习之外打零工来维持。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继续，交通阻隔，父亲又转到巴黎，为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而努力。
此时的巴黎，正在德国法西斯的统治之下，重要的纪念性建筑物已非旅游之地。卢浮宫那些举世闻名的珍贵藏品，为了防止在战争中遭到摧毁，早已由法国政府转到外地，不再对公众展出了。作为艺术爱好者的父亲，自然也失去了对那些稀世之珍欣赏的机会。1945年巴黎解放前夕，他曾与巴黎市民一道建筑街垒，参加保卫巴黎市区的巷战；巴黎解放之日，他曾与巴黎人一道狂欢街头……不久，又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忱，几经周折踏上归程。
一晃就是四十五年！四十五年来，他一直在大学执教。用他在法国获得的科学知识，为祖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专业人才。直到他已白发苍苍，直到他的双目已接近失明，直到他的脊背已经弯曲，仍孜孜不倦地在工作。
他还能重游法国吗？他曾在这里获得知识，获得过力量，他曾与法国人民共同奋斗；他曾在这里度过了八年人生中最珍贵的年华；他接受过法国文化的熏陶，经受过抗击法西斯战争的考验，他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法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啊！故此，每当《马赛曲》在耳畔响起的时候，他常常热泪盈眶……
四年前，由于某种机缘，我得以来到巴黎，开始了我的艺术学习生涯。作为父亲亲密同窗和我的长辈李治华先生，在法国常和我谈起四十五年前的往事。他曾带我参观了父亲当年就读的里昂大学，工作过的研究室。当年为了免于挨饿而开垦的荒地现已成为大学生的运动场，当年市里又脏又破的小图书馆已建成了高楼大厦，拥有现代化的设施与浩瀚的藏书和丰富的资料，当年通往山上（里昂的中法大学海外部宿舍所在地）和市内的小街和两旁的店铺依然，却已整修粉刷得焕然一新……这一切总使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在父亲有生之年，让他重来一次法国，看看这个他所熟悉的国度，如今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去年五月，父亲和母亲终于一起来了。四年不见，他们显得苍老了许多。尤其父亲蹒跚的脚步，佝偻的脊背，颤抖的双手，使我担心他是否能胜任这次旅行。他已不是当年二十多岁的英俊青年，而是七十七岁的白发老人！啊，重游第二故乡，再看看这与他共过患难的国家和人民能唤回他青春的回忆吗？这里举世珍贵的艺术宝藏能安慰他久经沧桑的心吗？
为了能重新领略法国的风光，这次旅行的第一个项目便是上医院。因为几十年来的艰辛操劳，父亲患有多种眼疾，他几乎双目失明了，而母亲也已一目失明。经过几个月的转地治疗和休养，他们的视力有了不少恢复。
九月初，我陪同他们再到巴黎，才算开始了父亲真正的故地重游。
他们已不再有年轻人的体力，却仍怀有一颗年轻人的心。父亲当年曾游览和居住过的地方，怎能不去寻找他往日的足迹？而当年因战争未能参观之处，他又多么想一睹今日的风采！巴黎的名胜是如此之多，时间和精力便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只得选择一些重点了。
一天，凭着父亲那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记忆，我们从热闹非凡的戈勃兰（Goblins）广场出发，沿着皇阜大街（PortRoyal）南側人行道缓步而行，一路寻找父亲的故居，当走到巴斯卡尔橫街时，父亲忽然若有所悟地说，“应该离这里不远了。”果然不久，就走到与阿拉戈橫街交叉处，一座带拱顸棕红色厚重的橡木门和右側那两扇高大嵌花的铁栅栏门，把父亲吸引往了，感到似曾相识。他激动地说：“就是这里！”门旁当年传达室的玻璃窗犹在，他曾每天在那里期盼过来自祖国的信息，铁栅栏门里原是个空旷的院落，如今已变成一座美丽的小住宅花园，还有啧泉和雕像。对着啧泉的那扇小门，那小门内盘旋而上的楼梯，多么熟悉的楼梯！虽已油漆得焕然一新，但整个格局依旧，真有物是人非之感。父亲摸着楼梯的扶手，上下走了几步，陷入沉思；这原是父亲的一位指导教授的住宅，由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这位教授远避瑞士，把房子托给了当时在巴黎大学的父亲使用。这时，正好有位年轻人从楼梯上下来，得知父亲的来意后，邀请父亲上楼去看看。父亲踌躇着，终于婉言谢绝了，他怕打扰人家，更怕破坏了珍藏着的往昔记忆，当年的师友们，如今在哪里？
父亲巴黎访旧的序幕从这里拉开：巴黎大学熟悉的绿色穹顶，先贤祠中沉睡的历代前贤，巴黎圣母院巨大的钟楼和艾斯米拉达悲怆动人的故事，蒙玛特尔高地街头艺术家的画摊和一览无佘的芳草地……这一切显得多么熟悉又多么陌生！
在拉德芳斯（LaDefense）新城的（LaGrandeArche）登上这座为世界各国首脑会议兴建的大厦，看那新城中林立的高楼在阳光下闪烁，高速公路上飞驰着不计其数的汽车，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父亲笑道：“记得巴黎当年很少见到汽车，原因是战争中得不到汽油，几乎所有的车都停开了，难怪街上比现在清静得多。”在这里，可以遥望那宽敞笔直的香榭丽舍大街以及遥遥相对的凯旋门。使这座坐落在巴黎东北郊的卫星城，在视觉上与巴黎的中心紧紧相连。
在巴黎市中心沙特莱（Chatelet），父亲说，过去这里是又脏又乱的农贸市场和猪羊交易所，如今新建的商业中心ForumDesHalles从地上到地下，美丽的花园和流泉，闲散的鸽群和漫步的老人，鳞次栉比的商店，五光十色的橱窗，清爽便捷的快餐店，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心，图书馆和影剧院，构成了一组现代城市的交响曲。在这里的一座海底博物馆，我们乘“游艇”做了一次海底“探险”，领略了那奇异的景色：啧发的海底火山，鱼群游戏在珊瑚丛中，章鱼如同《天鹅湖》中的芭蕾舞演员……
在离此不远的蓬皮杜文化中心，这座外貌像巨大化工厂的建筑里，整整一天，我们徘徊在现代艺术品的海洋中，寻找着现代艺术、现代人审美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
当我参观由旧车站改建的艺术殿堂——新开放不久的奧赛博物馆时，我们沿着一个个存放艺术珍藏的展厅，从十九世纪跨入二十世纪，重温了古典主义通过印象主义向现代艺术发展的道路……
在夏乐宫法国大型建筑物博物馆，法国各地（包括过去海外殖民地）历代的大型建筑，雕塑、壁画都有精美复制品的陈列。我们感叹法国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具有远大的目光：随着寒来暑往，历史、地理的变迁，真迹或许将被破坏以至泯灭，然而它们的这些复制品却永存在这里。
在埃菲尔铁塔脚下，看这位傲然屹立在巴黎晴空中的“百岁老人”，向人们显示着法国人民的创造精神，父亲自语道：“只有创造，才会有新的生命！”
每一次参观，都给父亲数不尽的遐想，每一次游览，都给父亲激动人心的感受，留下许多日后美好的回忆……
在凯旋门下，那永不熄灭的圣火，是为了纪念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无名英雄的。父亲在墓前伫立良久，想起世界上多少英烈为捍卫祖国而献身，不禁老泪纵橫。对战争中历历往事的回忆，他此刻汹涌的思潮又如何能够平息？！
在著名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伴着那刚刚枝头燃起的秋色，我们在浩大的墓园中，拜访了不少安息在这里的先圣前哲。这里曾是为自由洒尽鲜血的巴黎公社社员们最后战斗的地方，这里也安息着许多文化名人：萧邦、拉罗、王尔德、莫里哀、巴尔扎克、左拉、席里柯……这些伟大的音乐家、文学家、哲学家、画家、政治家、革命战士，生前为人类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人们至今对他们充满了敬仰和怀念，经常有人在他们墓前献上一束束鲜花。
缅怀、沉思，历史的一幕又一幕在我们脑海中翻涌澎湃。特别是我们来到阿尔芳斯·都德的墓前时，刚刚译完他的著作《磨坊文札》的父亲显得格外激动，一再要我为他摄影留念。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几乎是家喻戶晓的。他以如此简练的笔墨，深刻地揭示了在战争中久经磨难的人民失去祖国的沉痛和悲哀。
父亲受过伤的腰虽已不能支撑他疲劳的躯体，但他依然在墓园中徘徊，久久不愿离去……
最令人高兴的是这次卢浮宫的重游。这是父亲多年的夙愿，这是他重返巴黎的第一个“梦”。如今这座巨大的艺术宝库由于不久前刚刚完工的“金字塔”而更加辉煌。
在国内，他曾译过关于卢浮宫绝世珍宝“蒙娜丽莎”的文章，也曾向国内的读者介绍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另一位巨匠——与达·芬奇同时的绘画大师波堤切利。而如今，他又能重温蒙娜丽莎那神秘的微笑，一睹断臂维纳斯迷人的风姿，然而卢浮宫实在太大了，要细细地观赏这些稀世之珍，他那瘦弱的身体能吃得消吗？
步入坐落有五座透明“金字塔”的院落，院中等待参观的人已排成了长龙。警卫人员看到父亲行走不便，加之他持有的法国文化部博物馆通行证，立即将我们让进大厅。另一位用报话机通知操纵升降机的人员，将我们引入一座现代化的“电梯”。这座专为伤残人设计的升降机像一个巨大的圆柱，柱顶是供人们乘坐的平台。平台与地面、楼梯相接处，有自动伸缩的踏板，两重自动门开启时，便成为踏板两边的护栏，以确保通行安全。沾父亲的光，我和母亲也一同进入“电梯”。当巨大的圆柱缓缓下降时，这座充满阳光的巨大地下厅堂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尽收眼底。
我们到了地下厅堂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父亲可以免费获得轮椅代步参观。借用的手续十分简便，只需将护照交给工作台即可。这一来，可解决了问题。一路上，我推着父亲所坐的轮椅缓步而行，他可以安坐椅中，用望远镜细细观赏那一幅幅杰作，不用担心伤残的腰腿。我们穿过一个个巨大的展厅，上下一重重专为伤残人准备的电梯，尽情荡漾于艺术海洋之中……
父亲激动极了，也感慨极了。阔别四十五年，又见到了那么多亲切的微笑，那么多善意的关怀，那么多令人欣慰的变化……
从塞纳河畔的春华，到凡尔赛宫的秋叶；从卢瓦河谷的夕照，到大西洋之滨的朝阳；与同窗的亲切会见，与同道的学术交流。父亲满载着第二故乡的友情，又回到了西子湖畔的故土。人们曾猜测也许他不会再回去，然而他又怎能忘记自己的根呢？
母亲来信说，他们那天，当巨大的“空中客车”飞离巴黎上空时，俯瞰地面，只见茫茫云海，父亲不禁心潮澎湃，徐志摩的诗句忽然涌上心头，于是他低声吟道：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是的，巴黎的云彩是带不走的，他也不想带走。但我知道，父亲从遥远的异域带回去的却是一片浓烈的故乡情。
桂向阴《灵魂在高唱》札记
桂向明同志从邮局寄给我一个包裹。包裹单上写明：书。我猜測起码是一大包书，否则尽可以印刷品挂号寄发，那样寄件人和收件人都可省事不少。现在我必须持身份证件亲去领取。准备了一个大包，出发去邮局。谁知邮局服务员交给我的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一本薄得只有一百四十八页的小册子。
好生奇怪，怎么？……
这本书就是《灵魂在高唱》——桂向明新著。
我把这本用约合书的定价一半的邮资慎重寄来的书很郑重地展读，这才发现，书虽薄却收进了八十多篇文章。等读到一半，我就感到那不轻的分量了：还真非一般“印刷品”三字可以涵盖得了的。这里的每篇短文都拧净了水分，精练到似乎无法再精练的程度；基本上每篇文章都蕴含着作者的生命和心血。
记得海明威说过，要把作品写得短，必须站着写。也许爱伦堡也说过这样的话：作家写作都要像拟电报稿那样，斟酌每个字词的使用，因为电报局按字数收费，而不像出版社按字数付酬。见到桂向明的这本书，我想到海明威和爱伦堡，大致正是作者站着拟电报稿那样写作养成了这种良好习惯，否则难有这等绝技和硬功。
桂向明十七岁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岁上碰上了反胡风运动，被卷入漩涡——那“青春小鸟”就飞去不飞回了！
从近年出版的《胡风全集》得知，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胡风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
得M信，并转来：
许广平信。
读者桂向明信，及其友人刘振辉给他的信。
……
从这天开始，当时在武汉部队一个机关工作的桂向明先后给胡风去信九封，胡风回信三封。反胡风运动一来，这还了得，解放军里还真有不少胡风的人：怎能不“做点文章”进去！于是公安机关根据“日记”白纸黑字，顺藤摸瓜，桂向明的信件（包括女友情书）全被查抄，人也失去自由了。于是他也就只得似乎是命中注定，从此浮沉于人生的苦海，长期经受凄风苦雨的浸淋了！
这本薄薄的著作里，作者淡化了自己的苦难，但写到以前的战友刘振辉和刘振辉在地下工作时加人中共的介绍人胡显中的遭遇却让人动魄惊心。
刘振辉给胡风写信，又去北京看望胡风，并经胡风介绍认识了路翎和绿原，自然罪加一等，批斗后锒铛入狱。
桂向明写道：
振辉也有熠熠生辉的年华。解放前……参加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后经胡显中介绍，他们（除振辉外还有一位元禄都是经胡显中介绍入党的，所以用复数——引者注）加入了党组织，属闽浙赣区党委南昌城工部领导。南昌解放后，振辉先调省府办公厅，以后又回心远念书。……朝鲜战争爆发，振辉听从祖国的召唤，投笔从戎……谁也想不到，一个热血青年当了二十多年“反革命”。我不知道那漫长的岁月他是怎样熬过的：生活没有色彩，没有欢乐，而且看不见哪怕是渺茫的希望……他怯怯地活着，圆睁一双痛苦的眼睛，还有那人们听惯了的变态的傻笑。（《哭振辉》）
刘振辉是疯了，死了
那么他的入党介绍人呢？胡显中却是另一类型受害人。桂向明说他是“选择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用一句直白的话说：实质上那是“自投罗网”。——他本来可以逃过这一劫难，他却一头撞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