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
我原名谢婉莹，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生于福建省的福州（我的原籍是福建长乐）。一九〇一年移居上海。当时父亲是清政府的海军军官，担任副舰长。
一九〇四年，父亲任海军学校校长，我们移居烟台。我的童年是在海边度过的，我特别喜欢大海，所以在我早期的作品中经常有关于海的描写。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前，我父亲辞去海军学校校长的职务，全家便又回到了福州。我在山东时没有进过小学，只在家塾里做一个附读生，回到福州后，进过女子师范学校预科。
中华民国成立，父亲到北京就任海军部军学司司长，一九一三年，我又随家到了北京。
一九一四年我进入教会学校北京贝满女子中学，一九一八年毕业，进了协和女子大学，学的是理预科，因为母亲体弱多病，就一心一意想学医。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当时我在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当文书，写些宣传的文章。在“五四”革命浪潮的激荡下，我开始写一点东西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由于过多的宣传活动，使我的理科实验课受到影响，这时我只好转到文学系学习。这时协和女大已并入燕京大学。
一九二三年我从燕京大学文科毕业，得了文学士学位，并得金钥匙奖，又得到美国威尔斯利（WELLESLEYCOLLEGE）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到美国学习英国文学。血疾复发，在医院里休养了七个月。
一九二六年夏读完研究院，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一九二一年后，文学研究会出版了我的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一九二六年后，北新书局出版了诗集《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读者》；一九三二年，北新书局出版《冰心全集》，分集出版的有《往事》、《冬儿姑娘》等。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八年我先到了昆明，一九四〇年又到重庆，曾用“男士”的笔名写了《关于女人》，先由天地出版社，后由开明书店出版。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我到了日本。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在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教“中国新文学”课程。
记得这时也有一些小文章，登在日本的报刊和东京大学校刊上。
一九五一年，我回到祖国后，写了《归来以后》等作品，我的创作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散文集《冰心小说散文选》、《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小桔灯》、《晚晴集》等。
一九五八年又开始写《再寄小读者》。
一九五四年以来，我曾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七八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上被选为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同年被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
粉碎“四人帮”后，我开始在《儿童时代》发表《三寄小读者》。
除了创作以外，我还先后翻译过泰戈尔的《园丁集》、《吉檀迦利》、《泰戈尔诗集》和他的短篇小说，穆·拉·安纳德的《印度童话集》，叙利亚作家凯罗·纪伯伦的《先知》，尼泊尔国王的《马亨德拉诗抄》，马尔他总统安东·布蒂吉格的《燃灯者》。
1980年6月
我的第一篇文章
问：能不能请您回忆一下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是怎样在报刊上发表的？
答：现在想起来，天下真有极其偶然的一件事，就左右了你的一生！我在“五四”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以写作为业。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来，我由一个学生自治会的文书，被派去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组，在当时北洋政府的法庭公审被捕的“火烧赵家楼”的学生的时候，我们组被派去旁听并作记录。那天是大律师刘崇佑替学生作辩护，法庭上是座无隙地。刘律师讲得慷慨激昂，我的前后左右，掌声四起。从法庭回来，宣传组长让我们把听审的感想写下来，自己找个报纸发表，以扩大宣传。
那时我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的走读生，每天只往返于家庭和学校之间，同时一向只专心攻读数、理、化学科，其他一切不闻不问，我更不认识什么新闻界人物。想来想去，我想起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他是北京《晨报》的编辑。他是我母亲的表侄，比我几乎大二十岁，我们都把他当作长辈。每逢我父母亲的生日，他必来祝寿，但对于我们姐弟，他都不大答理。那时我们家看的报纸中有一份《晨报》，就是他赠阅的。我看《晨报》上的言论，对于学生运动还是很支持的，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去试一试。从电话里就听出了他惊讶的声音，仿佛觉得这个平常只在一边默默地递茶敬烟的小表妹，忽然打电话到报社来找他要登文章，是个意外。他只说：“好吧，寄来我看看。”
我那篇像中学生作文一样的《听审记》，几天后在《晨报》上登出来了，那当然是借五四运动的东风。但从那时起，放园表兄就常常寄刊物来给我看，如《解放与改造》、《中国少年》等等。那时我自己的兴趣也广些了，看的书报也多了，我自己订阅的有《新青年》、《新潮》等等。放园表兄劝我多写，我也想：许多刊物上写文章的都是学生，我又何妨试试呢？再过些日子，我的以冰心署名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便出世了。这篇小说我拿到了八元的稿费，弟弟们敲我竹杠，要我请他们逛“中央公园”，吃些茶点，还剩下一些钱，我便买了纸笔。
从那时起我就断断续续地一直写到现在。我没有写出什么惊人之作，也没有什么鸿篇巨著，我只用这支笔，写我的随时随地的思想和感情，不过现在是越写越短小、越随便、越平淡了。恐怕这也是自然规律。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
《泰戈尔研究》序
华宇清先生把他写的《泰戈尔研究》的目录寄给我，让我为这本集子作序。
我年轻的时候，从译本和英文原文里读到一些泰戈尔的诗歌和小说，他那满含着爱的哲理和纯洁的天真，而且东方意味十分浓厚，使我钦慕。我也翻译了一些他用英文写的诗歌和小说。五十年代，我又三次访问了印度，知道他的诗歌是“家弦户诵”，妇孺皆知！我感到他是以一位王子的身份做到了深入人民的普通而又伟大的人物。可惜的是他在1924年曾到过中国，而那时我正在美国留学，错过了相见的机会。
华宇清先生对于泰戈尔的研究大大地超过了我的知识，他让我作序，我感到荣幸而又惭愧。
我和商务印书馆
我和商务印书馆，有一段很长的学习和文字的因缘。
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在学认“天地日月，山水土木”这几个伟大而笔划简单的字的同时，还认得了“商务印书馆”这五个很重要的字。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去，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着学问与知识。
到了八九岁，我会看课外读物了，不但爱看《三国》、《水浒》、《西游记》，还喜欢看新小说。那时我的塾师是林伯陶先生，他让我造句，句造得“好”时，他就批上“赏小洋两角”。我攒够了赏金，就请海军学校每天到烟台市取信的马夫，到市上的明善书局去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大多数是林琴南先生译的小说，如：《块肉余生述》、《孝女耐儿传》、《黑奴吁天录》等。这些书中的动人的句子，至今我还能背得下来！无疑这些课外阅读对于我的作文，有很大的帮助。我得的奖赏愈多，我买的书也愈多。
十二岁以后我到了北京，那时我母亲定阅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从这些杂志的文苑栏内，初次接触了“词”这个诗歌形式，并且喜爱了它。
在我幼稚的心中，商务印书馆是一座屹立在上海的巍峨大厦，里面住着几位传授知识的大师，如张元济、高凤谦。到了我入了大学，又开始写点东西，商务印书馆里又有了几位年轻的编辑，如茅盾、郑振铎。我阅读的是《小说月报》，我写的小说也在那上面发表。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超人》（1923年）和第一本诗集《繁星》（1923年）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明年二月是商务印书馆九十周年，我自己现在也八十六岁了。在这将近一个世纪之中，我的作品也在几个别的出版社发表过，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商务印书馆是我最初的、永志不忘的良师益友！
1986年5月2日
我的文学生活
我从来没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为我觉得：一，如果一个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风，使读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后，愿意读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着读者的要求，而刊行全集。在这一点上，我向来不敢有这样的自信。二，或是一个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和质上，都很可观。他自己愿意整理了，作一段结束，这样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现在还未到中年；作品的质量，也未有可观；更没有出全集的必要。
前年的春天，有一个小朋友，笑嘻嘻的来和我说：“你又有新创作了，怎么不送我一本？”我问是哪一本。他说是《冰心女士第一集》。我愕然，觉得很奇怪！以后听说二三集陆续的也出来了。从朋友处借几本来看，内容倒都是我自己的创作。而选集之芜杂，序言之颠倒，题目之变换，封面之丑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上面印着上海新文学社，或是北平合成书社印行。我知道北平上海没有这些书局，这定是北平坊间的印本！
过不多时，几个印行我的作品的书局，如北新、开明等，来和我商量，要我控诉禁止。虽然我觉得我们的法律，对于著作权出版权，向来就没有保障，控诉也不见得有效力，我却也写了委托的信，请他们去全权办理。已是两年多了，而每次到各书店书摊上去，仍能看见红红绿绿的冰心女士种种的集子，由种种书店印行的，我觉得很奇怪。
去年春天，我又到东安市场去。在一个书摊上，一个年轻的伙计，陪笑的递过一本《冰心女士全集续编》来，说，“您买这么一本看看，倒有意思。这是一个女人写的。”我笑了，我说，“我都已看见过了。”他说，“这一本是新出的，您翻翻！”我接过来一翻目录，却有几段如《我不知为你洒了多少眼泪》，《安慰》，《疯了的父亲》，《给哥哥的一封信》等，忽然引起我的注意。站在摊旁，匆匆的看了一过，我不由得生起气来！这几篇不知是谁写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让我掠美了！我生平不敢掠美，也更不愿意人家随便借用我的名字。
北新书局的主人说：禁止的呈文上去了，而禁者自禁，出者自出！唯一的纠正办法，就是由我自己把作品整理整理，出一部真的全集。我想这倒也是个办法。真的假的，倒是小事，回头再出一两本三续编，四续编来，也许就出更大的笑话！我就下了决心，来编一本我向来所不敢出的全集。
感谢熊秉三先生，承他老人家将香山双清别墅在桃花盛开，春光漫烂的时候，借给我们。使我能将去秋欠下的序文，从容清付。
雄伟突兀的松干，撑着一片苍绿，簇拥在栏前。柔媚的桃花，含笑的掩映在松隙里，如同天真的小孙女，在祖父怀里撒娇。左右山嶂，夹着远远的平原，在清晨的阳光下，拥托着一天春气。石桌上，我翻阅了十年来的创作；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都奔凑到眼前来。我觉得不妨将我的从未道出的，许多创作的背景，呈诉给读我“全集”的人。
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单调，使我的思想的发展，不和常态的小女孩，同其径路。我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们做朋友。虽然从四岁起，便跟着母亲认字片，对于文字，我却不发生兴趣。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关我在屋里，叫我认字，我却挣扎着要出去。父亲便在外面，用马鞭子重重的敲着堂屋的桌子，吓唬我。可是从未打到过我头上的马鞭子，也从未把我爱跑的癖气吓唬回去！
刮风下雨，我出不去的时候，便缠着母亲或奶娘，请她们说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织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听完之后，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时我已认得二三百个字，我的大弟弟已经出世，我的老师，已不是母亲，而是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爱听故事，便应许在我每天功课做完，晚餐之后，给我讲故事。头一部书讲的，便是《三国志》。三国的故事比“牛郎织女”痛快得多。
我听得晚上舍不得睡觉。每夜总是奶娘哄着，脱鞋解衣，哭着上床。而白日的功课，却做得加倍勤奋。舅舅是有职务的人，公务一忙，讲书便常常中止。有时竟然间断了五六天。我便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书桌边徘徊。
然而舅舅并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终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那时我才七岁。
我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许多字形，因着重复呈现的关系，居然字义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兴趣，一口气看完《三国志》，又拿起《水浒传》，和《聊斋志异》。
那时，父亲的朋友，都知道我会看《三国志》。觉得一个七岁的孩子，会讲“董太师大闹凤仪亭”，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亲带我到兵船上去，他们总是把我抱坐在圆桌子当中，叫我讲《三国》。讲书的报酬，便是他们在海天无际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说。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译说部。如《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之类。从船上回来，我欢喜的前面跳跃着；后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说，笑着，跟着我走。
这时我自己偷偷的也写小说。第一部是白话的《落草山英雄传》，是介乎《三国志》，《水浒传》中间的一种东西。写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为“金鼓齐鸣，刀枪并举”，重复到几十次，便写得没劲了。我又换了《聊斋志异》的体裁，用文言写了一部《梦草斋志异》。“某显者，多行不道”，重复的写了十几次，又觉得没劲，也不写了。
此后便又尽量的看书。从《孝女耐儿传》等书后面的“说部丛书”目录里，挑出价洋一角两角的小说，每早送信的马夫下山的时候，便托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书店明善书局去买。——那时我正学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时，先生便批上“赏小洋一角”，我为要买小说，便努力作文——这时我看书看迷了，真是手不释卷。海边也不去了，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喜笑，自己流泪。母亲在旁边看着，觉得忧虑；竭力的劝我出去玩，我也不听。有一次母亲急了，将我手里的《聊斋志异》卷一，夺了过去，撕成两段。我趑趄的走过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斋》来又看，逗的母亲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会会员。常常有朋友从南边，或日本，在肉松或茶叶罐里，寄了禁书来，如《天讨》之类。我也学着他们，在夜里无人时偷看。渐渐的对于国事，也关心了，那时我们看的报，是上海《神州日报》，《民呼报》。于是旧小说，新小说，和报纸，同时并进。到了十一岁，我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欢的是《封神演义》。最觉得无味的是《红楼梦》。
十岁的时候，我的表舅父王光逢先生，从南方来。舅舅把老师的职分让给了他。第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谈了几句话，便对父亲夸我“吐属风流”。——我自从爱看书，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对联；天后宫，龙王庙的匾额，碑碣；包裹果饵的招牌纸；香烟画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记得烂熟。这些都能助我的谈锋。——但是上了几天课，多谈几次以后，表舅发现了我的“三教九流”式的学问；便委婉的劝诫我，说读书当精而不滥。于是我的读本，除了《国文教科书》以外，又添了《论语》，《左传》，和《唐诗》。（还有种种新旧的散文，旧的如《班昭女诫》，新的如《饮冰室自由书》。）直至那时，我才开始和经诗接触。
光逢表舅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好先生！因着他的善诱，我发疯似的爱了诗。同时对于小说的热情，稍微的淡了下去。
我学对对子，看诗韵。父亲和朋友们，开诗社的时候，也许我旁听。我要求表舅教给我做诗，他总是不肯，只许我做论文。直到我在课外，自己做了一二首七绝，呈给他看，他才略替我改削改削。这时我对于课内书的兴味，最为浓厚。又因小说差不多的已都看过，便把小说无形中丢开了。
辛亥革命起，我们正在全家回南的道上。到了福州，祖父书房里，满屋满架的书，引得我整天黏在他老人家身边，成了个最得宠的孙儿。但是小孩子终是小孩子，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姊妹们接触。（我们大家庭里，连中表，有十来个姊妹。）
这调脂弄粉，添香焚麝的生活，也曾使我惊异沉迷。新年，元夜，端午，中秋的烛光灯影，使我觉得走入古人的诗中！玩的时候多，看书的时候便少。此外因为我又进了几个月的学校，——福州女师——开始接触了种种的浅近的科学，我的注意范围，无形中又加广了。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全家又跟着父亲到北京来。这一年中没有正式读书。我的生活，是：弟弟们上课的时候，我自己看杂志。如母亲定阅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之类。
从杂志后面的“文苑栏”，我才开始知道“词”，于是又开始看各种的词。等到弟弟们放了学，我就给他们说故事。不是根据着书，却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将我看过的新旧译著几百种的小说，人物布局，差来错去的胡凑，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们，聚精凝神，笑啼间作。
一年中，讲过三百多段信口开河的故事，写过几篇从无结局的文言长篇小说——其中我记得有一篇《女侦探》，一篇《自由花》，是一个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后，一九一四年的秋天，我便进了北京贝满女中。教会学校的课程，向来是严紧的，我的科学根底又浅；同时开始在团体中，发现了竞争心，便一天到晚的，尽做功课。
中学四年之中，没有显著的看什么课外的新小说（这时我爱看笔记小说，以及短篇的旧小说，如《虞初志》之类）。
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识，同时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
我开始写作，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那时我在协和女大，后来并入燕京大学，称为燕大女校。——五四运动起时，我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国医院养病，被女校的学生会，叫回来当文书。同时又选上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股。
联合会还叫我们将宣传的文字，除了会刊外，再找报纸去发表。我找到《晨报副刊》，因为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是《晨报》的编辑。那时我才正式用白话试作，用的是我的学名谢婉莹，发表的是职务内应作的宣传的文字。
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时我才懂得小说里有哲学的，我的爱小说的心情，又显著的浮现了。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的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稿子寄去后，我连问他们要不要的勇气都没有！三天之后，居然登出了。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创作，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放园表兄，又竭力的鼓励我再作。我一口气又做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姊》之类。
这时做功课，简直是敷衍！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枪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等等。
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联带着说一说《繁星》和《春水》。
这两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无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话，我要倾吐出来了。《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
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时候，是在“新文艺”栏内。登出的前一夜，放园从电话内问我，“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的，说：
“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我立意做诗，还是受了《晨报副刊》记者的鼓励。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在西山写了一段《可爱的》，寄到《晨副》去，以后是这样的登出了，下边还有记者的一段按语：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和他说话不必思索，态度不必矜持。抬起头来说笑，低下头去弄水。任你深思也好，微讴也好；驴背上，山门下，偶一回头望时，总是活泼泼地，笑嘻嘻地。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的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些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些极饶诗趣的东西，那么，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记者。于是畏怯的我，胆子渐渐的大了，我也想打开我心中的文栏与诗栏。几个月之后，我分行写了几首《病的诗人》。第二首是有韵的。因为我终觉得诗的形式，无论如何自由，而音韵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应该有的。此后陆续的又做了些。
但没有一首，自己觉得满意的。
那年，文学研究会同人，主持《小说月报》。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发表。那时的作品，仍是小说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思想和从前差不了多少。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觉得，比从前凝炼一些。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美国去。这时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说，而在通讯。因为我觉得用通讯体裁来写文字，有个对象，情感比较容易着实。同时通讯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说许多零碎的有趣的事。结果，在美三年中，写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读者的信。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是个不能避免的失败。但是我三年中的国外的经历，和病中的感想，却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记了下来，我觉得欢喜。
这时期中的作品，除通讯外，还有小说，如《悟》，《剧后》等。诗则很少，只有《赴敌》，《赞美所见》等。还有《往事》的后十则，——前二十则，是在国内写的。——那就是放大的《繁星》，和《春水》，不知道读者觉得不觉得？——在美的末一年，大半的光阴，用在汉诗英译里。创作的机会就更少了。
一九二六年，回国以后直至一九二九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若有之，恐怕只是一两首诗如《我爱，归来吧，我爱》，《往事集自序》等。缘故是因为那时我忙于课务，家又远在上海，假期和空下来的时间，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北上之中，以及和海外的藻通信里。如今那些信件，还堆在藻的箱底。现在检点数量，觉得那三年之中，我并不是没有创作！
一九二九年六月，我们结婚以后，正是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藻的父亲相继逝世。我们的光阴，完全用在病苦奔波之中。这时期内我只写了两篇小说，《三年》，和《第一次宴会》。
此后算是休息了一年。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的孩子宗生便出世了。这一年中只写了一篇《分》，译了一本《先知》（THEPROPHET），写了一篇《南归》，是纪念我的母亲的。
以往的创作，原不止这些，只将在思想和创作的时期上，有关系的种种作品，按着体裁，按着发表的次序，分为三部：
一，小说之部，共有《两个家庭》等二十九篇。二，诗之部，有《迎神曲》等三十四首，附《繁星》和《春水》。三，散文之部，有《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梦》，《到青龙桥去》，《南归》等十一篇，附《往事三十则》，寄小读者的信二十九封，《山中记事》十则。开始写作以后的作品，值得道及的，尽于此了！
从头看看十年来自己的创作和十年来国内的文坛，我微微的起了感慨，我觉得我如同一个卖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担在中途。在我喘息挥汗之顷，我看见许多少年精壮的园丁，满挑着鲜艳的花，葱绿的草，和红熟的果儿，从我面前如飞的过去。我看着只有惊讶，只有艳羡，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我的长处。
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小小的人看！
我敬谨致谢于我亲爱的读者之前！十年来，我曾得到许多褒和贬的批评。我惭愧我不配受过分的赞扬。至于对我作品缺点的指摘，虽然我不曾申说过半句话，只要是批评中没有误会，在沉默里，我总是满怀着乐意在接受。
我也要感谢许多小读者！年来接到你们许多信函，天真沉挚的言词，往往使我看了，受极大的感动。我知道我的笔力，宜散文而不宜诗。又知道我认识孩子烂漫的天真，过于大人复杂的心理。将来的创作，仍要多在描写孩子上努力。
重温这些旧作，我又是如何的追想当年戴起眼镜，含笑看稿的母亲！我虽然十年来讳莫如深，怕在人前承认，怕人看见我的未发表的稿子。而我每次做完一篇文字，总是先捧到母亲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实最热诚的批评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许多的牵强与错误。假若这次她也在这里，花香鸟语之中，廊前倚坐，听泉看山。同时守着她唯一爱女的我，低首疾书，整理着十年来的乱稿，不知她要如何的适意，喜欢！
上海虹桥的坟园之中，数月来母亲温静的慈魂，也许被不断的炮声惊碎！今天又是清明节，二弟在北平城里，陪着父亲；大弟在汉口；三弟还不知在大海的哪一片水上；一家子飘萍似的分散着！不知上海兵燹之余，可曾有人在你的坟头，供上花朵？安眠罢，我的慈母！上帝永远慰护你温静的灵魂！
最后我要谢谢纪和江，两个陪我上山，宛宛婴婴的女孩子。我写序时，她们忙忙的抄稿。我写倦了的时候，她们陪我游山。花里，泉边，她们娇脆的笑声，唤回我十年前活泼的心情，予我以无边的快感。我一生只要孩子们追随着我，我要生活在孩子的群中！一九三二年清明节，香山，双清别墅。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2年10月20日《青年界》第2卷第3号）
力构小窗随笔
“力构小窗”是潜庐里一间屋子的向东的窗户。这间屋子就算是书房罢，因为里面有几只书架，两张书桌，架上有些书籍报章，桌上也有些笔墨纸砚。不过西墙下还放着一张床，床下还有书箱，床边还有衣架。这床常常是不空着，周末回家的学生，游山而不能回去的客人，都在那里睡下，因此这书房常常变成客室，可用的时候，也不算多。
在北平的时候，曾给我们的书房起了一个名字，是“难为春室”，那时正是“九一八”之后，满目风云，取“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之意。还请我们的朋友容希白先生，用甲骨文写了一张小横披。南下之后，那小横披也不知去向。前年在迁入潜庐之先，曾另请一位朋友再写这四个字的横额，这位先生嫌“难为春”三个字太衰飒，他再三迁延推托，至终这间书房兼客室的屋子，还没有名字。
中国人喜欢给亭台楼阁，屋子，房子，起些名字，这些名字，不但象形，而且会意，往往将主人的心胸寄托，完全呈露——当然用滥了之后，也往往不能代表——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不须多说。
潜庐只是歌乐山腰，向东的一座土房，大小只有六间屋子，外面看去四四方方的，毫无风趣可言！倒是屋子四围那几十棵松树，三年来拔高了四五尺，把房子完全遮起，无冬无夏，都是浓阴逼人。房子左右，有云顶兔子二山当窗对峙，无论从哪一处外望，都有峰峦起伏之胜。房子东面松树下便是山坡，有小小的一块空地，站在那里看下去，便如同在飞机里下视一般，嘉陵江碗蜒如带，沙磁区各学校建筑，都排列在眼前。隔江是重庆，重庆山外是南岸的山，真是“蜀江水碧蜀山青”，重庆又常常阴雨，淡雾之中，碧的更碧，青的更青，比起北方山水，又另是一番景色。
潜庐不曾挂牌，也不曾悬匾，只有主人同客人提过这名字，客人写信来的时候，只要把主人名字写对了，房子的名字，也似乎起了效用。四川歌乐山的潜庐和云南三台山的默庐一样，都是主人静伏的意思。因此这房子里常常很静，孩子们一上学，连笑声都听不见。只主人自己悄悄的忙，有时写信，有时记帐，有时淘米，洗菜，缝衣裳，补袜子却难得写写文章！
如今再回到“力构小窗”——这间书客室既是废名，而且环顾室中，也实在不配什么高雅的名字，只有这个窗子，窗前的一张书桌，两张藤椅，窗外一片浓荫，当松树抽枝的时候，桌上落下一层黄粉，山中浓雾，云气飞涌入帘，这些光景，都颇有点诗意。夜中一灯如豆，也有过亲戚的情话，朋友的清谈，有时雨声从窗外透入，月色从窗外浸来，都可以为日后追忆留恋的资料。尤其在当编辑的朋友，苦苦索稿的时候，自己一赌气拉过椅子坐下，提笔构思，这面窗子便横在眼前，排除不掉。
一个朋友说：“你知道不？写作是一分靠天才，九分靠逼迫”如今这一分天才，已消磨殆尽，而逼迫却从九分加到十分，我向来所坚持的“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的写作条件，已不能存在了。忙病相连，忙中病中所偶得的一点文思，都在过眼云烟中消逝，人生几何？还是靠逼迫来乱写吧，于是乎名吾窗曰“力构小窗”，也是老牛破车，在鞭策下勉强前进的意思！探病。因为自己常常生病，也常常伺候生病的人，冷静旁观，觉得探病实在是一种艺术！
探病有几种条件：第一，这病人是否你所十分关怀的人？
第二，这病人是否会因为你的探视，而觉得愉快，欢喜？第三，探病时的谈话；第四，探病时所携带赠送病人的物品，如书籍、花朵、糖果，及其他的用具和食物。
探病不是一件“面子事”，譬如某人病了，某人某人都已去看过，我同他也还算是朋友，不好意思不去走走，而你探望时的态度往往拘束，谈话往往勉强，比平常寒暄，更不自然，结果使病人也拘束，也勉强，因此而使他生出乏倦和厌烦，这种探病，于病人实在是有损无益。假如你觉得他会因你之不去而见怪，则不妨写一封小启，纸短情长，轻描淡写，自此而止。或者送一束鲜花，一本闲书，一袋糖果，附以小小的卡片，心到神知，也还不俗。
假如这病人是你的至友，他无时无刻不在悬盼你的来临，你准知道你推门进去，立刻会遇到他惊奇的笑容；但你也要防备到他会因着你的探视，而过度兴奋，谈话太多，休息不足。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最好有时送花，有时赠果，有时介绍一两本装璜轻巧的书本或闲书，然后特别在风雨之日，别人不大出门的时候，去看他一看。那时你会发现病室很冷清，病人很寂寞，正在他转侧无聊的时候，你轻轻进去，和他独对，这样，病人既无左右酬应之烦，又有静坐谈心之乐。如中间又有别人来看，你坐坐就走，既予别人以慰问的机会，又减少病人的困慵，这种探病，往往是病人所最欢迎的。
有的人是自己闲着没事，又找不着闲人来共同消磨时间，忽然想到某人正在养病，何不去找他谈谈？这种探病的人，最是可怕！他会因着你的肠炎，而提到他自己的回归热，他的太太的斑疹伤寒，他的孩子的破伤风，缕缕不倦，如数家珍，直闹到病人头昏脑热，觉得屋角床头，尽是病鬼！或则对病人感世忧时，大发牢骚，怀家念乡，聊抒抑郁，结果使病人也抑郁牢骚，不能自制，这种探病的人，最为医生及侍疾者所厌恶。所以对病人宜用轻松愉快的谈话，报告以亲友间可喜可笑的消息，使他喜悦，使他发笑。假如他是喜好文艺的人，不妨告诉他，你最近看到的诗文中的警句。假如他是关心音乐或体育的人，你也可以报告他以时下什么精彩的音乐演奏，或球类比赛。临走时你还可以给他点喜悦的希望，比如你说“下次我再来时，可以陪你散散步了”。或者说：“下星期日晚上，我可以陪你去听听音乐了。”这都使他在幽闲的病榻上，有许多快乐的希冀与憧憬。最要紧的还是想法子减轻病人心中的负担，例如你可以替他写几封信，办几件事，看几个人，这些负担，都可以从谈话里探问出来的。
至于礼物的赠送，花朵当然最为适宜，鲜花是病人最大的安慰和喜乐。但花的种类，颜色和香味，都应当有个拣选。
最好要知道病人平时所喜爱的花草和颜色，而且合他的欢心。
有的人不喜欢浓郁的花香，气息太微的人，香花也会引起他的头痛。花的香要甜而清，如兰花、桂花、莲花、玫瑰花、香豆花，都是属于清甜一路。否则有色无香的花，如海棠、杜鹃、山茶、石竹，都是艳而不香，最合于病人的观赏。假如可能，花瓶也要送者配置，妥帖古雅，捧供床侧，不但受者欢欣，送者也会高兴。还有一件，送花要在病者床侧无花的时候，否则和许多别的花束，参在一起，不但显得喧闹，颜色也许还有不调和之处。
书籍的性质要轻松，文章要简短，使病人可以随时拿起放下，不费脑力，书的装璜要小而轻，不费病人的臂力腕力，字体要大而清楚，不费病人的眼力，画册也最适宜，如美术画、风景画等，使病人可以时常卧游。至于购送食品，要先得医生的许可，再适合病人的嗜好，果品常是有益无害的，如橙桔、苹果之类。自己烹调的菜肴，会引起病人的食欲，清淡整洁，而在医生许可之列者，也不妨随时致送。
生病是件苦事，但如有知心着意的人，来侍疾探病，生病不但变成件乐事，并且还是个福气。因病得闲，心境最清，文思诗情，都由此起，“维摩一室常多病，赖有天花作道场”。
等到病室变成道场的时候，生病真是最甜柔最幸福的一件事了。做梦。重庆是个山城，台阶特别的多，有时高至数百级。在市内走路，走平地的时候就很少，在层阶中腰歇下，往上看是高不可攀，往下看是下临无地，因此自从到了重庆以后，就常常梦见登山或上梯。
去年的一个春夜，我梦见在一条白石层阶上慢慢地往上走，两旁是白松和翠竹，梦中自己觉得是在爬北平西山碧云寺的台阶，走到台阶转折处，忽然天崩地陷的一声巨响，四周的松针竹叶都飞舞起来，阶旁的白石阑干，也都倾斜摧折。
自上面涌下一大片火水，烘烘的在层阶上奔流燃烧。烟火弥漫之中，我正在惊惶失措的时候，忽然听见上面有极清朗嘹亮的声音，在唤我的名字，抬头却只看见半截隐在烟云里的台阶。同时下面也有个极熟悉的声音，在唤我的名字，往下看是一团团红焰和黑烟。在梦里我却欣然的，不犹疑的往下奔走，似乎自己是赤着脚，踏着那台阶上流走燃烧的水火，飘然的直走到台阶尽处，下面是一道长堤，堤下是充塞的更浓厚的红焰和黑烟，黑烟中有个人在伸手接我，我叫着说：“我走不下去了！”他说：“你跳！”这一跳，我就跳回现实里来了！
心还在跳，身子还觉得虚飘飘的，好像在烟云里。
这真是春梦！都是重庆的台阶和敌人的轰炸，交织成的一些观念。但当我同时听见两个声音在呼唤的时候，为什么不往上走到白云中，而往下走入黑烟里？也许是避难就易，下趋是更顺更容易的缘故！
做梦本已荒唐，解说梦就更荒唐。我一生喜欢做梦，缘故是我很少做可怕的梦。我从小不怕鬼怪，大了不怕盗贼，没有什么神怪或侦探的故事，能以扰乱我的精神。我睡时开窗，而且不盖得太热，睡眠中清凉安稳，做的梦也常常是快乐光明的，虽然有时乱得不可言状，但决不可怕。
记得我母亲常常笑着同我说：“我死后一定升天，因为我常梦见住着极清雅舒适的房子。”这样说，我死后也一定升天，因为我所看过的最美妙的山水，所住过的最爽适的房子，都是在梦里看过住过的。而且山水和房屋都是合在一起。比如说，我常常梦见独自在一个读书楼上，书桌正对着一扇极大的玻璃窗，这扇窗几乎是墙壁的全面，窗框是玲珑雕花的。窗外是一片湖水，湖上常有帆影，常有霞光。这景象，除了梦里，连照片图画上，我也不曾看见过——我常常想请人把我的梦，画成图画。
我还常梦见月光：有一次梦见在潜庐廊下，平常是山的地方，忽然都变成水，月光照在水上，像一片光明的海。在水边仿佛有个渔夫晒网。我说：“这渔夫在晒网呢”身边忽然站着一位朋友，他笑了，说：“月光也可以晒网么？”在他的笑声中，我又醒了，真的，月光怎可以晒网？
“梦是心中想”，小时常常梦见考书，题目发下来，一个也不会，一急就醒了。旅行的时候，常常梦见误车误船，眼看着车开出站外，船开出口外，一急也就醒了。体弱的时候，常常梦见抱个极胖的孩子，双臂无力，就把他摔在地上。或是梦见上楼，走到中间，楼梯断了，这楼梯又仿佛是橡皮做的，把我颤摇摇的悬在空中。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最常梦见的，还是山水，楼阁，月光。
单调的生活中，梦是个更换；乱离的生活中，梦是个慰安；困苦的生活中，梦是个娱乐；劳瘁的生活中，梦是个休息——梦把人们从桎梏般的现实中，释放了出来，使他自由，使他在云中翱翔，使他在山峰上奔走。能做梦便是快乐，做的痛快，更是快乐。现实的有余不尽之间，都可以“留与断肠人做梦”。但梦境也尽有挫折，“可怜梦也不分明”，“梦怕悲中断”，“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等到“和梦也新来不做”的时候，生活中还有一丝诗意么。
我和“开明”的一段因缘
我从什么时候和开明书店发生了关系，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我只好翻看从前的作品。在北新书局印行的《冰心全集》的序里，有一段说：当时北平坊间出了种种《冰心女士全集》，集选芜杂，序言颠倒，题目变换，封面丑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里面还加入了许多“冒名”之作下面有几句话说：
明等，来和我商量，要我控诉禁止。
这个序是在一九三二年写的，足见在一九三二年之前，我已有什么集子交给开明印行了。但是我不记得。
在巴金的《冰心著作集》后记里，他说：
内地重印。她说：“这事就托给你去办吧。”我答道：“好，让我给你重编一下。”就这样接受下来她的委托。我得到作者的同意，把编好的三册书交开明书店刊行。
这重编的工作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原先已有了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
在抗战以前，北新是按月给我寄《冰心全集》的稿费的，抗战以后，就没有了。巴金对我那时的经济情况，是十分关怀的。
我自己记得的，是一九四四年，又是通过巴金，把我的《关于女人》交给了开明书店。我在《关于女人》再版自序里说的很清楚：
个月，便准备再版。我就赶紧将改正本交给他们，此后却杳无消息！虽然在重庆、桂林、昆明甚至于曲江、西安的坊间，都有《关于女人》出售，而却仍是“初版”我写信到天地社去问，回信却说“初版”五千册，除了雨渍鼠咬之外，还有一二百本没有售出，最后他们引咎自己“推销不力”，向我道歉。我觉得很惭愧，没有话说。虽然国内各报的“文坛消息”上都在鼓吹着“《关于女人》销路极畅”，而在美国的女朋友，向我索书的时候，还摘录美国的文艺杂志，称誉《关于女人》为“THEBEST-SELLERINCHUNGKING”（重庆最畅销的书）。
因此，我便把这本小书改正了交给开明书店。从那时起，即使我远在日本期间，开明书店也照期不误地给在北平的谢家寄去稿费！
在这里，还有一件事：前几年我写过一篇关于叶圣陶前辈的文章，说我们初次见面是在解放后的北京，叶老看了文章后，纠正我说：我们初次见面，不是在解放后的北京，而是在解放前的重庆、嘉庐。我昨天从电话中问叶至善同志，他说，那次见面也是为了《关于女人》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事。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的叶老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事，多么好的老编辑，多么严谨的老学者呵。像我这么一个散漫的人，在叶老面前，只有拜服惭愧。
我早就知道开明书店一直刊行了许许多多很有影响的图书杂志。至于他们严谨的编辑作风和与作者的密切关系，我都亲身体验过了！在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的活动里，我愿写上通过叶老和巴金、和开明书店的这一段因缘，并致最深的敬意和谢意！
《关于女人》后记
写了十四个女人的事，连带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云，烘托着这一天的晶莹的月！
我对于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世界若没有女人，真不知这世界要变成怎么样子！
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我并不敢说怜悯女人，但女人的确很可怜。四十年来，我冷眼旁观，发现了一条真理，其实也就是古人所早已说过的话，就是：“男人活着是为事业，女人活着是为爱情。”——这虽然也有千万分之一的例外——靠爱情来维持生活，真是一件可怜而且危险不过的事情！
女人似乎更重视亲子的爱，弟兄姊妹的爱，夫妻的爱，朋友的爱。她愿意为她所爱的对象牺牲了一切。实际上，还不是她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她是无条件的，“摩顶放踵”的牺牲了，爱了再说！在这“摩顶放踵”的过程之中，她受尽人间的痛苦，假如牺牲而又得不到代价，那她的痛苦，更不可想象了。
你说，叫女人不“爱”了吧，那是不可能的！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你看母鸡，母牛，甚至于母狮，在上帝所赋予的爱里，她们是一样的不自私，一样的忍耐，一样的温柔，也一样的奋不顾身的勇敢。
说到这里，还有一件很可爱很可笑的现象，我就遇到过好几次：平常三四岁的孩子，手里拿着糖果，无论怎样的诓哄，怎样的恐吓，是拿不过来的；但如她是个小女孩子，你可以一头滚到她怀里去，撒娇的说：“妈妈！给你孩子一点吃吧！”这萌芽的母性，就会在她小小的心坎里作怪！她十分惊讶的注视着你，过了一会，她就会欣然的，爱娇的撅着小嘴，搂过你的头来，说：“馋孩子，妈妈给你一点吃吧！”
真要命！感谢天，我不是一个女人！
这本书里只写了十四个女人，其实我所认识的女性，往少里说，也有一千个以上：我的姑姨妗婶，姊妹甥侄，我的女同学，我的女朋友，我的女同事，我的女学生，我的邻居，我的旅伴；还有我的朋友的姑姨妗婶，姊妹甥侄。这其中还有不少的惊才绝艳，丰功伟烈，我真要写起来，一辈子也写不完。但是这些女人，一提起来，真是“大大的有名”！人人知晓，个个熟认，我一生宝贵女人的友情，我怕她们骂我——以后再说吧——
许多朋友，希望我写来写去，会以“我的新妇”结束。感谢他们的祝福，这对于我，真是“他生未卜此生休”的事情了！这四十年里，我普遍的尊敬着一般女人，喜欢过许多女人，也爱过两三个女人，却没有恋过任何女人。这“爱而不恋”的心理——这是几个朋友，对于我用情的批评——就是我的致命伤！
我觉得我不配作任何女人的丈夫；惟其我是最尊敬体贴她们，我不能再由自己予她们以痛苦。我已经苦了一个我最敬爱的女人——我的母亲，但那是“身不由己”，我决不忍使另一个女人再为我痛苦。男子在共营生活上，天生是更自私，更偷懒，更不负责的——自然一半也因为他们不知从何下手——我恐怕也不能例外。我不能积极的防止男子以婚姻方式来摧残女人，至少我能消极的禁止我自己也这样做！
施耐庵云：“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四十而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在家，六十不应出游。”我以三十未娶，四十未仕之身，从今起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我倒要闲云野鹤似的，到处漫游。我的弟兄朋友，就为我“六十以后”的日子发愁，但我还觉得很有把握。我们大家庭里女权很盛；我的亲侄女，截至今日止，已有七个之多。堂的、表的、更是不计其数。只要这些小妇人，二十年后，仍是像今天这样的爱她们的“大伯伯”，则我在每家住上十天，一年三百六十天，也还容易度过。再不然，我去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来接代传宗，分忧解愠，也是一件极可能的事——只愁我活不到六十岁！
以上把我“终身大事”，安排完毕，作者心安理得，读者也不必“替古人担忧”——如今再说我写这本小书的经过：廿九年冬，我初到重庆，《星期评论》向我索稿，我一时高兴，写了一篇《关于女人》来对付朋友，后来写滑了手，便连续写了下去，到了《星期评论》停刊，就没有再写。今年春天，“天地出版社”托我的一个女学生来说，要刊行《关于女人》，我便把在《星期评论》上已经印行的九段，交给他们。春夏之交，病了一场，本书的上半本，排好已经三月，不能出版，“天地社”催稿的函件，雪片般的飞来，我只好以新愈之身，继续工作。山上客人不少，这三个星期之中，我在鸿儒谈笑，白丁往来之间，断断续续的又写了三万字，勉强结束。
这里，我还要感谢一个小女人，我的侄女，萱。若没有她替去了我这单身汉的许多“家务”，则后面的七段，我纵然“呕尽心血”，也是写不出来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生活导报周刊》1943年9月19日第41期，署名男士）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亲爱的小朋友：
我每天在病榻上躺着，面对一幅极好看的画。这是一个满面笑容，穿着红兜肚，背上扛着一对大红桃的孩子，旁边写着“敬祝冰心同志八十大寿”，底下落款是“一九八〇年十月《儿童文学》敬祝”。
每天早晨醒来，在灿烂的阳光下看着它，使我快乐，使我鼓舞，但是“八十”这两个字，总不能使我相信我竟然已经八十岁了！
我病后有许多老朋友来信，又是安慰又是责难，说：“你以后千万不能再不服老了！”所以，我在复一位朋友的信里说：“孔子说他常觉得”不知老之将至“我是”无知“到了不知老之已至的地步！”
这无知要感谢我的千千万万的小读者！自从我二十三岁起写《寄小读者》以来，断断续续地写了将近六十年。正是许多小读者们读《寄小读者》后的来信，这热情的回响，使我永远觉得年轻！
这篇文章是《三寄小读者》一书的序。
我在病中不但得到《中国少年报》编辑部的赠花，并给我拍了照，也得到许多慰问的信，因为这些信的祝福都使我相信我会很快康复起来。我的病是在得了“脑血栓”之后，又把右胯骨摔折。因此行动、写字都很困难。写这几百字几乎用了半个小时，但我希望在一九八一年我完全康复之后，再努力给小朋友们写些东西。西谚云“生命从四十岁开始”。我想从一九八一年起，病好后再好好练习写字，练习走路。“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努力和小朋友们一同前进！祝你们健康快乐。
你们的热情的朋友冰心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于北京医院。
《冰心文集》序
卓如同志替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了一部《冰心文集》，给我看了这多卷本的目录，看得我愕然而又赧然，从心里觉得不好意思！原来我在这几十年里，还写过这许多肤浅、无知、不值得发表的东西。
这文集里收集了我六十多年来写的文字，包括我学生时代为校刊或学生会刊物写的短文，有的会引起我印象很深的往事，有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从文章的题目上看来，里面有些不免是“赶任务”的东西，有的却还是发自内心的咏叹，肤浅也罢，无知也罢，总的说来，这些文字，还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我当时当地的思想和感情。
回溯我八十多年的生活，经过了几个“朝代”。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浅浅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它有时经过荒芜的平野，也有时经过青绿的丘陵，于是这水流的声音，有时凝涩，也有时通畅，但它还是不停地向前流着。
让这一个集子，坦白地摊开在读者的面前吧。只要大家能从这些文字里，看到有一个在二十世纪出生的中国人，在她自己大半生的生活环境里，所发出的心声。只要这心声是真实的，使读者能够清晰地辨认出这个人的形象，那么，这个集子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出版第二卷；1984年10月出版第三卷；1986年8月出版第四卷；1990年2月出版第五卷；1993年12月出版第六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最喜欢诸葛亮说过的两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淡泊，我理解就是一个人对于物质生活不要过分奢求，安于过得清简、素朴一些；宁静则是心里尽可能排除掉个人的杂念，少些私心。这样，人生在世，不为个人私利操劳所累，把自己的志向同革命的事业融合在一起，他的心胸就会宏大起来，精神就会充实起来，心情自然就可以乐观，情绪自然就会昂奋。一个性格爽朗，心境总是愉快的人，是不会因伤神而伤身的，再加上适合自己情况的经常性的锻炼，起居饮食养成一定的规律，他（她）终会健康长寿。
我今年已经八十二岁，年事也可谓高矣。虽然近来身体也不太好，但我雄心尚在，还要抓紧时间，争取为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多做点事。近来，不少来京参加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国内外朋友来看我，从他们那里我听到不少很令我鼓舞的事情，促使我拿起笔来。今后，我首先打算写好我的自传，我想用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把资本主义制度，旧社会和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比一比，也许会对年轻的朋友们和我们的下一代有所教益。
成立老年医学学会是个很好的事情，这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把老年医学直到整个老年学做为一项科学来研究在我国还是较新的，从历史上看，我们国家有着丰富的健身增寿的经验，所以我感到这项研究工作应体现我们民族自己的特点。希望学会经常总结、介绍、交流老年长寿的经验，不断把这项研究工作推向前进，取得新的成就。
《冰心散文选》自序
卓如同志把她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冰心散文选》的目录，让我看了，并叫我写序。她说：“这不是一般地谈散文，只谈谈您自己的散文吧。”我答应了。
我从头看了目录。有的题目，我一看就记得起写作的背景，甚至连文章里的句子，还背得出来。如《南归》，我是在极端悲痛的回忆中写的，几乎不经过思索，更没有炼字造句的工夫，思绪潮涌，一泻千里！又如《寄小读者》，执笔时总像有一个或几个小孩子站在我面前，在笑、在招手。虽然我写这些通讯是多少经过一些思索的；我想：他们要听的是什么？我能写的是什么？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什么？等等，但笔下还是极其流畅和自由的。又如《往事》，那都是我心版上深印的雪泥鸿爪，值得纪念，不记下可惜，这又是一种。还有的是一人、一地、一事，触动了我的感情，久久不释，如《尼罗河上的春天》，《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一只木屐》，写来也很自然而迅速。此外为追悼朋友之作，如追悼靳以、振铎、老舍也不需要打什么稿子，顺着自己的哀思，就写成一篇文章。最平淡的是游记或是记采访的人和事，平平说来，像缓流的溪水，难得起一点涟漪。还有些顺时应节的文章，如《每逢佳节》，《新年寄语》，也像端阳的粽子、中秋的月饼，没有什么特别风味，看了题目，还记不起里面说的是什么。最差劲的是应了当编辑的朋友之约，限期索稿；写吧，没有材料，不写吧，对不起朋友，于是乱拉题目，仓猝塞责，我想这本集子里，也可能有些这类的文章。
总之，我这几十年来，写的散文比小说和诗都多，主要是因为我认为散文是一种最方便最自由的文学形式，“灵感”
或“任务”来时，都可以拿起笔来就写。写得好不好就另是一回事了。北京有两句很有意思的谚语说：“会唱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我写的这些，还是留给会看的人来评论吧！
一九八二年四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