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北京
大概是在一九一三年初秋，我到了北京。
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打电报把我父亲召到北京，来担任海军部军学司长。父亲自己先去到任，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几个月后才由舅舅护送着，来到北京。
实话说，我对北京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
我从海阔天空的烟台，山清水秀的福州，到了我从小从舅舅那里听到的腐朽破烂的清政府所在地——北京，我是没有企望和兴奋的心情的。当轮船缓慢地驶进大沽口十八湾的时候，那浑黄的河水和浅浅的河滩，都给我以一种抑郁烦躁的感觉。
从天津到北京，一路上青少黄多的田亩，一望无际，也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到了北京东车站，父亲来接，我们坐上马车，我眼前掠过的，就是高而厚的灰色的城墙，尘沙飞扬的黄土铺成的大道，匆忙而又迂缓的行人和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在我茫然漠然的心情之中，马车已把我送到了一住十六年的“新居”，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号。
这是一个不大的门面，就像天津出版社印的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的封面画，是典型的北京中等人家的住宅。大门左边的门框上，挂着黑底金字的“齐宅”牌子。进门右边的两扇门内，是房东齐家的住处。往左走过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外院，从朝南的四扇门进去，是个不大的三合院，便是我们的“家”了。
这个三合院，北房三间，外面有廊子，里面有带砖炕的东西两个套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都是两明一暗，东厢房作了客厅和父亲的书房，西厢房成了舅舅的居室和弟弟们读书的地方。从北房廊前的东边过去，还有个很小的院子，这里有厨房和厨师父的屋子，后面有一个蹲坑的厕所。北屋后面西边靠墙有一座极小的两层“楼”，上面供的是财神，下面供的是狐仙！
我们住的北房，除东西套间外，那两明一暗的正房，有玻璃后窗，还有雕花的“隔扇”，这隔扇上的小木框里，都嵌着一幅画或一首诗。这是我在烟台或福州的房子里所没有的装饰，我很喜欢这个装饰！框里的画，是水墨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诗就多半是我看过的《唐诗三百首》中的句子，也有的是我以后在前人诗集中找到的。其中只有一首，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那是一首七律：风急天高忽断闻难解乱丝唯勿理善存余焰不教焚事当路口三叉误人便江头九派分今日始知吾左计枉亲书剑负耕耘。我觉得这首诗很有哲理意味。
我们在这院子里住了十六年！这里面堆积了许多我对于我们家和北京的最初的回忆。
我最初接触的北京人，是我们的房东齐家。我们到的第二天，齐老太太就带着她的四姑娘，过来拜访。她称我的父母亲为“大叔”、“大婶”，称我们为姑娘和学生。（现在我会用“您”字，就是从她们学来的。）齐老太太常来请我母亲到她家打牌，或出去听戏。母亲体弱，又不惯于这种应酬，婉言辞谢了几次之后，她来的便少了。我倒是和她们去东安市场的吉祥园，听了几次戏，我还赶上了听杨小楼先生演黄天霸的戏，戏名我忘了。我又从《汾河湾》那出戏里，第一次看到了梅兰芳先生。
我常被领到齐家去，她们院里也有三间北屋和东西各一间的厢房。屋里生的是大的铜的煤球炉子，很暖。她家的客人很多，客人来了就打麻雀牌，抽纸烟。四姑娘也和他们一起打牌吸烟，她只不过比我大两三岁！
齐家是旗人，他本来姓“祈”（后来我听到一位给母亲看病的满族中医讲到，旗人有八个姓，就是童、关、马、索、祈、富、安、郎。），到了民国，旗人多改汉姓，他们就姓了“齐”，他们家是老太太当权，齐老先生和他们的小脚儿媳，低头出入，忙着干活，很少说话。后来听人说，这位齐老太太从前是一个王府的“奶子”，她攒下钱盖的这所房子。我总觉得她和我们家门口大院西边那所大宅的主人有关系。这所大宅子的前门开在铁狮子胡同，后门就在我们门口大院的西边。
常常有穿着鲜艳的旗袍和坎肩，梳着“两把头”，髻后有很长的“燕尾儿”，脚登高底鞋的贵妇人出来进去的。她们彼此见面，就不住地请安问好，寒暄半天，我远远看着觉得十分有趣。但这些贵妇人，从来没有到齐家来过。
就这样，我所接触的只是我家院内外的一切，我的天地比从前的狭仄冷清多了，幸而我的父亲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在小院里砌上花台，下了“衙门”（北京人称上班为上衙门！）。
便卷起袖子来种花。我们在外头那个长方形的院子里，还搭起一个葡萄架子，把从烟台寄来的葡萄秧子栽上。后来父亲的花园渐渐扩大到大门以外，他在门口种了些野茉莉、蜀葵之类容易生长的花朵，还立起了一个秋千架。周围的孩子就常来看花，打秋千，他们把这大院称作“谢家大院”。
“谢家大院”是周围的孩子们集会的地方，放风筝的、抖空竹的、跳绳踢毽子的、练自行车的热闹得很。因此也常有“打糖锣的”的担子歇在那里，锣声一响，弟弟们就都往外跑，我便也跟了出去。这担子里包罗万象，有糖球、面具、风筝、刀枪等等，价钱也很便宜。这糖锣担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前几年我认识一位面人张，他捏了一尊寿星送我，我把这尊寿星送给一位英国朋友——一位人类学者，我又特烦面人张给我捏一副“打糖锣的”的担子，把它摆在我玻璃书架里面，来锁住我少年时代的一幅画境。
总起来说，我初到北京的那一段生活，是陌生而乏味的。
“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固然没有了，而“辇下风光”我也没有领略到多少！那时故宫、景山和北海等处，还都没有开放，其他的名胜地区，我记得也没有去过。只有一次和弟弟们由舅舅带着逛了隆福寺市场，这对我也是一件新鲜事物！市场里熙来攘往，万头攒动。栉比鳞次的摊子上，卖什么的都有，古董、衣服、吃的、用的五光十色；除了做买卖的，还有练武的、变戏法的、说书的我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玩具摊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棕人铜盘戏出。这是一种纸糊的戏装小人，最精彩的是武将，头上插着翎毛，背后扎着四面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却是一圈棕子。这些戏装小人都放在一个大铜盘上。耍的人一敲那铜盘子，个个棕人都旋转起来，刀来枪往，煞是好看。
父亲到了北京以后，似乎消沉多了，他当然不会带我上“衙门”，其他的地方，他也不爱去，因此我也很少出门。这一年里我似乎长大了许多！因为这时围绕着我的，不是那些堂的或表的姐妹弟兄，而只是三个比我小得多的弟弟，岁时节序，就显得冷清许多。二来因为我追随父亲的机会少了，我自然而然地成了母亲的女儿。我不但学会了替母亲梳头（母亲那时已经感到臂腕酸痛），而且也分担了一些家务，我才知道“过日子”是一件很操心、很不容易对付的事！这时我也常看母亲订阅的各种杂志，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等，我就是从《妇女杂志》的文苑栏内，首先接触到“词”这种诗歌形式的。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做了弟弟们的塾师，他并没有叫我参加学习，我白天帮母亲做些家务，学些针黹，晚上就在堂屋的方桌边，和三个弟弟各据一方，帮他们温习功课。他们倦了就给他们讲些故事，也领他们做些游戏，如“老鹰抓小鸡”之类，自己觉得俨然是个小先生了。
弟弟们睡觉以后，我自己孤单地坐着，听到的不是高亢的军号，而是墙外的悠长而凄清的叫卖“羊头肉”或是“赛梨的萝卜”的声音，再不就是一声声算命瞎子敲的小锣，敲得人心头打颤，使我彷徨而烦闷！
写到这里，我微微起了感喟。我的生命的列车，一直是沿着海岸飞驰，虽然山回路转，离开了空阔的海天，我还看到了柳暗花明的村落。而走到北京的最初一段，却如同列车进入隧道，窗外黑糊糊的，车窗关上了，车厢里电灯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来，在一圈黄黄的灯影下，我仔细端详了车厢里的人和物，也端详了自己。北京头一年的时光，是我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这种黑糊糊的隧道，以后当然也还有，而且更长，不过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
我入了贝满中斋
我在北京闲居了半年，家里的大人们都没有提起我入学的事，似乎大家都在努力适应这陌生而古老的环境。我忍耐不住了，就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向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提出我要上学。那时他除了在家里教我的弟弟们读书以外，也十分无聊，在生疏的北京，又不知道有什么正当的娱乐场所，他就常到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去看书报、打球，和青年会干事们交上朋友（他还让我的大弟谢为涵和他自己的儿子杨建辰到青年会夜校去读英文）。当我舅舅向他的青年会干事朋友打听有什么好的女子中学的时候，他们就介绍了离我们家最近的东城灯市口公理会的贝满女子中学。
我的父母并不反对我入教会学校，因为我的二伯父谢葆（穆如）先生，就在福州仓前山的英华书院教中文，那也是一所教会学校，二伯父的儿子，我的堂兄谢为枢，就在那里读书。仿佛除了教学和上学之外，并没有勉强他们入教。英华书院的男女教师，都是传教士，也到我们福州家里来过。还因为在我上面有两个哥哥，都是接生婆接的，她的接生器具没有经过消毒，他们都得了脐带疯而夭折了。于是在我和三个弟弟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去请教会医院的女医生来接生。我还记得给我弟弟们接生的美国女医生，身上穿的都是中国式的上衣和裙子，不过头上戴着帽子，脚下穿着皮鞋。在弟弟们满月以前，她们还自动来看望过，都是从山下走上来的。因此父母亲对她们的印象很好。父亲说：教会学校的教学是认真的，英文的口语也纯正，你去上学也好。
于是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舅舅就带我到贝满女子中学去报名。
那时的贝满女中是在灯市口公理会大院内西北角的一组曲尺形的楼房里。在曲尺的转折处，东南面的楼壁上，有横写的四个金字“贝满中斋”——那时教会学校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名称：中学称中斋，大学称书院，小学称蒙学。公理会就有培元蒙学（六年）、贝满中斋（四年）、协和女子书院（四年），因为在通县还有一所男子协和书院，女子书院才加上“女子”二字。这所贝满中斋是美国人姓BRIDGEMAN的捐款建立的，“贝满”是BRIDGEMAN的译音——走上十级左右的台阶，便进到楼道左边的一间办公室。有位中年的美国女教士，就是校长吧，把我领到一间课室里，递给我一道中文老师出的论说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这题目是我在家塾中做过的，于是我不费思索，一挥而就。校长斐教士十分惊奇叹赏，对我舅舅说：“她可以插入一年级，明天就交费上学吧。”考试和入学的手续是那样地简单，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是又高兴而又不安。
第二天我就带着一学期的学费（十六元）去上学了。到校后检查书包，那十六元钱不见了，在校长室里我窘得几乎落下泪来。斐教士安慰我说：“不要紧的，丢了就不必交了。”我说：“那不好，我明天一定来补交。”这时斐教士按了电铃，对进来的一位老太太说：“叫陶玲来。”不久门外便进来一个二年级的同学——一个能说会道、大大咧咧的满族女孩子，也就是这个陶玲，一直叫我“小谢”，叫到了我八十二岁——她把我带进楼上的大课堂，这大堂上面有讲台，下面有好几排两人同桌的座位，是全校学生自修和开会的地方。我被引到一年级的座位上坐下。这大堂里坐着许多这时不上课的同学，都在低首用功，静默得没有一点声息。上了一两堂课，到了午饭时间，我仍是羞怯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同学们都走了，我也不敢自动跟了去。下午放了学，就赶紧抱起书包回家。上学的第一天就不顺利，既丢了学费，又没有吃到午饭，心里十分抑郁，回到家里就哭了一场！
第二天我补交了学费。特意来送我上学的、我的二弟的奶娘，还找到学校传达室那位老太太说了昨天我没吃到午饭的事。她笑了，于是到了午饭时间，仍是那个爱说爱笑的斋二同学陶玲，带我到楼下一个大餐厅的内间，那是走读生们用饭的地方。伙食不错，米饭，四菜一汤，算是“小灶”吧。这时外面大餐厅里响起了“谢饭”的歌声，住校的同学们几乎都在那里用饭。她们站着唱歌，唱完才坐下吃。吃的是馒头、窝头，饭菜也很简单。
同学们慢慢地和我熟了，我发现她们几乎都是基督教徒，从保定、通县和北京或外省的公理会女子小学升上来的，也几乎都是住校。她们都很拘谨、严肃，衣着都是蓝衣青裙，十分朴素。刚上学的一个月，我感到很拘束，很郁闷。圣经课对我本来是陌生的，那时候读的又是《列王纪》，是犹太国古王朝的历史，枯燥无味。算术学的又是代数，我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只学到加减乘除，中间缺了一大段。第一次月考，我只得62分，不及格！这“不及格”是从我读书以来未曾有过的，给我的刺激很大！我曾把它写在《关于女人》中《我的教师》一段里。这位教师是丁淑静，她教过我历史、地理、地质等课。但她不是我的代数教师，也没有给我补过课，其他的描写，还都是事实。以后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里，由培元蒙学的一位数学教师，给我补了这一段空白。但是其他课目，连圣经、英文我的分数几乎都不在95分以下，作文老师还给过我100加20的分数。
慢慢地高班的同学们也和我熟了，女孩子究竟是女孩子，她们也很淘气，很爱开玩笑。她们叫我“小碗儿”，因为学名是谢婉莹；叫我“侉子”，因为我开始在班里回答问题的时候，用的是道地的烟台话，教师听不懂，就叫我在黑板上写出答案。同学中间到了能开玩笑的地步，就表示出我们之间已经亲密无间。我不但喜爱她们，也更学习她们的刻苦用功。我们用的课本，都是教会学校系统自己编的，大半是从英文课本翻译过来的，比如在代数的习题里就有“四开银角”的名词，我们都算不出来。直到一九二三年我到美国留学，用过QUARTER，那是两角五分的银币，一元钱的四分之一，中国没有这种币制。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从《资治通鉴》摘编的“鉴史辑要”。只有英文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课本，也是从ABOYAPEACH开始，教师是美国人芬教士，她很年轻，刚从美国来，汉语不太娴熟，常用简单的英语和我们谈笑，因此我们的英文进步得比较快。
我们每天上午除上课外，最后半小时还有一个聚会，多半是本校的中美教师或公理会的牧师来给我“讲道”。此外就是星期天的“查经班”，把校里的非基督徒学生，不分班次地编在一起，在到公理会教堂做礼拜以前，由协和女子书院的校长麦教士，给我们讲半小时的圣经故事。查经班和做大礼拜对我都是负担，因为只有星期天我才能和父母亲和弟弟们整天在一起，或帮母亲做些家务，我就常常托故不去。但在查经班里有许多我喜欢的同学，如斋二的陶玲、斋三的陈克俊等，我尤其喜欢陈克俊。在贝满中斋和以后在协和女子大学同学时期，我们常常一起参加表演，我在《关于女人》里写的《我的同学》，就是陈克俊。
在贝满还有一个集体活动，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学会”，是同学们练习演讲辩论的集会。这会是在大课堂里开的。讲台上有主席，主持并宣告节目；还有书记，记录开会过程；台下有记时员，她的桌上放一只记时钟，讲话的人过了时间，她就叩钟催她下台。节目有读报、演说、辩论等。辩论是四个人来辩论一个题目，正反面各有两人，交替着上台辩论。大会结束后，主席就请坐在台傍旁听的教师讲几句评论的话。我开始非常害怕这个集会。第一次是让我读报，我走上台去，看见台下有上百对的眼睛盯着我看，我窘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报读完，就跑回位上去，用双手把通红的脸捂了起来，同学们都看着我笑。一年下来，我逐渐磨练出来了，而且还喜欢有这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觉得这训练很好，使我以后在群众的场合，敢于从容地作即席发言。
我入学不久，就遇到贝满中斋建校五十年的纪念，我是个小班学生，又是走读，别的庆祝活动，我都没有印象了。只记得那一天有许多来宾和校友来观看我们班的体操表演。体育教师是一个美国人，她叫我们做下肢运动的口令是“左脚往左撇，回来！右脚往右撇，回来！”我们大家使劲忍着笑，把嘴唇都咬破了！
第一学年的下半季，一九一五年的一月日本军国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五月七日又提出了“最后通牒”，那时袁世凯正密谋称帝，想换取日帝对他的支持，在五月九日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这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讨袁抗日爱国运动。我们也是群情愤激，和全北京的学生在一起，冲出校门，由我们学生会的主席、斋四同学李德全带领着，排队游行到了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在万人如海的讲台上，李德全同学慷慨陈词，我记得她愤怒地说：“别轻看我们中国人！我们四万万人一人一口唾沫，还会把日本兵淹死呢！”我们纷纷交上了爱国捐，还宣誓不买日货。我满怀悲愤地回到家来，正看见父亲沉默地在书房墙上贴上一张白纸，是用岳飞笔迹横写的“五月七日之事”六个大字。父亲和我都含着泪，久久地站在这幅横披的下面，我们互相勉励永远不忘这个国耻纪念日！
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那是我在斋二这年的上半季，袁世凯公然称帝了，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他还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把他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里。黎元洪和我父亲是紫竹林水师学堂的同级生，不过我父亲学的是驾驶，他学的是管轮，许多年来，没有什么来往。民国成立后，他当了副总统，住东厂胡同，他曾请我父亲去玩，父亲都没有去。这时他住进了瀛台，父亲倒有时去看他，说是同他在木炕上下棋——我从来不知道父亲会下棋——每次去看他以前，父亲都在制服呢裤下面多穿一条绒布裤子，说是那里房内很冷。
这时全国又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就破灭了。校园内暂时恢复了平静。我们的圣经课已从《旧约》读到了《新约》，我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稣基督这个“人”。我看到一个穷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么多信从他的人，而且因为宣传“爱人如己”，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是可敬的。但我对于“三位一体”、“复活”等这类宣讲，都不相信，也没有入教做个信徒。
贝满中斋的课外活动，本来很少，在我斋三那一年，一九一七年的暑假，我和一些同学参加了女青年会在西山卧佛寺举办的夏令会。我们坐洋车到了西直门，改骑小驴去西山。这是我到北京以后的第一次郊游，我感到十分兴奋。忆起童年骑马的快事，便把小驴当成大马，在土路上扬鞭驰骋，同学当中我是第一个到达卧佛寺的！在会上我们除开会之外还游了山景，结识了许多其他女校的同学，如天津的中西女校的学生。她们的衣着比我们讲究。我记得当女青年会干事们让陈克俊和我在一个节目里表演“天使”的时候，白绸子衣裙就是向中西女校的同学借的。
开完会回家，北京市面已是乱哄哄的了。谣言很多，说是南北军阀之间正在酝酿什么大事，张勋的辫子军要进京调停。辫子军纪律极坏，来了就会到人家骚扰。父亲考虑后就让母亲带我们姐弟，到烟台去暂避一时。
我最喜欢海行，可是这次从塘沽到烟台的船上，竟拥挤得使我们只买到货舱的票。下到沉黑的货舱，里面摆的是满舱的大木桶。我们只好在凸凹不平的桶面上铺上席子。母亲一边挥汗，一边还替我们打扇。过了黑暗、炎热、窒息、饥渴的几十小时，好容易船停了，钻出舱来，呼吸着迎面的海风，举目四望，童年的海山，又罗列在我面前，心里真不知是悲是喜！
父亲的朋友、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曾恭甫伯伯，来接我们。让我们住在从前房子的西半边。在烟台这一段短短时间里，我还带弟弟们到海边去玩了几次，在《往事（一）》中也描写过我当时的心境。人大了些，海似乎也小些了，但对面芝罘岛上灯塔的灯光，却和以前一样，一闪一闪地在我心上跳跃！
复辟的丑剧，从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起，只演了十二天，我们很快就回到北京，准备上学。
贝满中斋扎扎实实的四个年头过去了，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我们毕业时全班只有十八个人。我以最高的分数，按照学校的传统，编写了“辞师别友”的歌词，在毕业会上做了“辞师别友”的演说。我的同班从各教会中学升上来的，从此多半都回到母校去教书，风流云散了！只有我和吴搂梅、邝淑贞和她的妹妹，我们这些没有教学的义务的，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预科。
我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来写这四年认真严肃的生活。这训练的确约束了我的“野性”，使我在进入大学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前，准备好一个比较稳静的起步。
1984年3月14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收获》1984年第4期）
我的大学生涯
这是我自传的第五部分了（一、我的故乡。二、我的童年。三、我到了北京。四、我入了贝满中学。）每段都只有几千字，因为我不惯于写叙述性的文章，而且回忆时都是些零碎的细节，拼在一起又太繁琐了。但是在我的短文里，关于这一段时期的叙述是比较少的，而这一段却是我一生中最热闹、最活跃、精力最充沛的一段。
我从贝满中斋毕了业，就直接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我选的是理预科，因为我一心一意想学医，对于数、理、化的功课，十分用功，成绩也好。至于中文呢，因为那时教会学校请的中文老师，多半是前清的秀才或举人，讲的都是我在家塾里或自己读过的古文，他们讲书时也不会旁征侧引，十分无趣。我入了理科，就埋头苦学，学校生活如同止水一般地静寂，只有一件事，使我永志不忘！
我是在夏末秋初，进了协和女子大学的校门的，这协和女大本是清朝的佟王府第，在大门前抬头就看见当时女书法家吴芝瑛女士写的“协和女子大学校”的金字蓝地花边的匾额。走进二门，忽然看见了由王府前三间大厅改成的大礼堂的长廊下，开满了长长的一大片猩红的大玫瑰花！这些玫瑰花第一次打进了我的眼帘，从此我就一辈子爱上了这我认为是艳冠群芳、又有风骨的花朵，又似乎是她揭开了我生命中最绚烂的一页。
理科的功课是严紧的，新的同学们更是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数比我大好几岁。除了从贝满女中升上来的同学以外，我又结识了许多同学。那时我弟弟们也都上学了。在大学我仍是走读，每天晚餐后，和弟弟们在饭桌旁各据一方，一面自己温课，一面帮助他们学习，看到他们困倦了时，就立起来同他们做些游戏。早起我自己一面梳头的时候，一面还督促他们“背书”。现在回忆起来，在这些最单调的日子里，我只记得在此期间有一次的大风沙，那时北京本有“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谚语，春天风多风大，不必说了，而街道又完全是黄土铺的，每天放学回来总得先洗脸，洗脖子。我记得这一天下午，我们正在试验室里，由一位美国女教师带领着，解剖死猫，忽然狂风大作，尘沙蔽天，电灯也不亮了，连注射过红药水的猫的神经，都看不出来。教师只得皱眉说：
“先把死猫盖上布，收在橱子里吧，明天晴了再说。”这时住校的同学都跑回到自己屋里去了。我包上很厚的头巾，在扑面的尘沙中抱肩低头、昏天黑地的走回家里，看见家里廊上窗台上的沙土，至少有两寸厚！
其实这种大风沙的日子，在当时的北京并不罕见，只因后来我的学校生活，忽然热闹而烦忙了起来，也就记不得天气的变迁了！
在理预科学习的紧张而严肃的日子，只过了大半年，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来了，我虽然是个班次很低的“大学生”，也一下子被卷进了这兴奋而伟大的运动。关于这一段我写过不少，在此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就是我因为参加运动又开始写些东西，耽误了许许多多理科实验的功课，幸而理科老师们还能体谅我，我敷敷衍衍地读完了两年理科，就转入文科，还升了一班！
改入文科以后，功课就轻松多了！就是这一年——一九二〇年，协和女子大学，同通州的潞河大学和北京的协和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校长是司徒雷登。我们协和女子大学就改称“燕大女校”。有的功课是在男校上课，如“哲学”、“教育学”等，有的是在女校上的，如“社会学”、“心理学”等。
在男校上课时，我们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厂去。当时男女合校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因此我们都很拘谨，在到男校上课以前，都注意把头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在上课前后，也轻易不同男同学交谈。他们似乎也很腼腆。一般上课时我们都安静地坐在第一排，但当坐在我们后面的男同学，把脚放在我们椅子下面的横杠上，簌簌抖动的时候，我们就使劲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们的脚就忽然砰的一声砸到地上。我们自然没有回头，但都忍住笑，也不知道他们伸出舌头笑了没有？
但是我们几个在全校的学生会里有职务的人，都不免常和男生接触，如校刊编辑部、班会等。我们常常开会，那时女校还有“监护人”制度，无论是白天或晚上，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我们的会场座后，总会有一位老师，多半是女教师，她自己拿着一本书在静静地看。这一切，连老师带学生都觉得又无聊，又可笑！
我是不怕男孩子的！自小同表哥哥、堂哥哥们同在惯了，每次吵嘴打架都是我得了“最后胜利”，回到家里，往往有我弟弟们的同学十几个男孩子围着我转。只是我的女同学们都很谦退，我也不敢“冒尖”，但是后来熟了以后，男同学们当面都说我“利害”，说这些话的，就是许地山、瞿世英（菊农）、熊佛西这些人，他们同我后来也成了好朋友。
这时我在燕大女校“学生自治会”里，任务也多得很！自治会里有许多委员会——甚至有伙食委员会！因为我没有住校，自然不会叫我参加，但是其他的委员会，我就都被派上了！那时我们最热心的就是做社会福利工作，而每兴办一项福利工作，都得“自治会”自己筹款。最方便而容易的，就是演戏卖票！我记得我们演过许多“莎士比亚”的戏，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那时我们英文班里正读着“莎士比亚”，美国女老师们都十分热心地帮助我们排练，设计服装、道具等等，我们演得也很认真卖力，记得有一次鲁迅先生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看过我们的戏——忘了是哪一出——鲁迅先生写过文章说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演的比当时北京大学的某一出戏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学还引起了一番争论，北大同学说爱罗先珂先生是个盲人，怎能“看”出戏的好坏？我和鲁迅先生只谈过一次话，还是很短的，因为我负责请名人演讲，我记得请过鲁迅先生、胡适先生，还有吴贻芳先生我主持演讲会，向听众同学介绍了主讲人以后，就只坐在讲台上听讲了——我和鲁迅先生的接触，就这么一次，我也不知道鲁迅先生是从哪一位同学手里买到戏票的。
这次演剧筹款似乎是我们要为学校附近佟府夹道的不识字的妇女们，义务开办一个“注音字母”学习班。自治会派我去当校长。我自己就没有学过注音字母，但是被委为校长，就意味着把找“校舍”——其实就是租用街道上一间空屋——招生、请老师——也就是请一个会教注音字母的同学——都由我包办下来。这一切，居然都很顺利。开学那一天，我去“训话”，看到讲台前坐的都是中年妇女，只前排右首坐着一个十分聪明俊俏的姑娘。听课后我过去和她搭话，她说：“我叫佟志云，十八岁，我识得字，只不过也想学学注音字母。”
我想她可能是佟王后裔。她问我：“校长，您多大年纪了？”我笑着说“反正比你大几岁！”
这时燕大女校已经和美国威尔斯利（WELLESLEYCOLLEGE）女子大学结成“姐妹学校”。我们女校里有好几位教师，都是威校的毕业生。忘了是哪一年，总在二十年代初期吧，威校的女校长来到我们校里访问，住了几天，受到盛大的欢迎。有一天她——我忘了她的名字——忽然提出要看看古老北京的婚礼仪式，女校主任就让学生们表演一次，给她开开眼。这事自然又落到我们自治会委员身上，除了不坐轿子以外，其他服装如凤冠霞帔、靴子、马褂之类，也都很容易地借来了，只是在演员的分配上，谁都不肯当新娘。我又是主管这个任务的人，我就急了，我说“这又不是真的，只是逢场做戏而已。你们都不当，我也不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就当了！”于是我扮演了新娘。凌淑浩——凌叔华的妹妹，当了新郎。送新太太是陈克俊和谢兰蕙。扮演公公婆婆的是一位张大姐和一位李大姐，都是高班的学生，至今我还记得她们的面庞。她们以后在演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话剧《青鸟》中，还是当了我的爷爷和奶奶，可是她们的名字，我苦忆了半天也想不起来！
那夜在女校教职员宿舍院里，大大热闹了一阵，又放鞭炮，又奏鼓乐。我们磕了不少的头！演到坐床撒帐的时候，我和淑浩在帐子里面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急得克俊和兰蕙直捂着我们的嘴！
我演的这些戏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青鸟》，剧本是我从英文译的，演员也是我挑的，还到培元女子小学，请了几个小学生，都是我在西山夏令会里认识的小朋友。我在《关于女人》那本书内写的“我的同学”里，就写了和陈克俊在“光明宫”对话的那一段。这出剧里还有一只小狗，我就把我家养的北京长毛狗“狮子”也带上台了。我的小弟弟冰季，还怕我们会把“狮子”用绳子拴起，他就亲自跟来，抱着它悄悄地在后台坐着，等到它被放到台上，看见了我，它就高兴得围着我又蹦又跳，引得台下一片笑声。
总之，我的大学生涯是够忙碌热闹的，但我却没有因此而耽误了学习和写作。我的老师们对我都很好，尤其是我的英文老师鲍贵思（GRACEBOGNTON）在我毕业的那一年春季，她就对我说威尔斯利女大已决定给我两年的奖学金——就是每年八百美金的学、宿、膳费，让我读硕士学位——她自己就是威尔斯利的毕业生，她的母亲和她的几个妹妹也都是毕业于威校，可算是威校世家了——她对于母校感情很深，盛赞校园之美、校风之好，问我想不想去，我当然愿意。但我想一去两年，不知这两年之中，我的体弱多病的母亲，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我对家里什么人都没有讲过我的忧虑，只悄悄地问过我们最熟悉的医生孙彦科大夫，他是我小舅舅杨子玉先生的挚友，小舅舅介绍他来给母亲看过病。后来因为孙大夫每次到别处出诊路过我家，也必进来探望，我们熟极了。他称我父亲为“三哥”，母亲为“三嫂”，有时只有我们孩子们在家，他也坐下和我们说笑。我问他我母亲身体不好、我能否离家两年之久？他笑了说“当然可以，你母亲的身体不算太坏，凡事有我负责”。同时鲍女士还给我父亲写了信，问他让不让我去？父亲很客气地回了她一封信，说只要她认为我不会辜负她母校的栽培，他是同意我去美国的。这一切当时我还不好意思向同学们公开，依旧忙我的课外社会福利工作。
那几年也是家庭中多事之秋，记得就是在我上中学的末一年，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逝世了。他是我母亲唯一的亲哥哥。兄妹二人感情极好。我父亲被召到北京来时，母亲也请舅舅来京教我的三个弟弟，作为家庭教师。不过舅舅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住在离中剪子巷不远的铁狮子胡同。
忽然有一天早晨，舅家的白妈，气急败坏地来对我母亲说，从昨天下午起舅舅肚子痛得利害，呕吐了一夜，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我想这病可能是急性盲肠炎。——那时父亲正不在家，他回到福州，去庆祝祖父的八十大寿了。——等母亲和我们赶到时，舅舅已经断气了。这事故真像晴天霹雳一般，我们都哭得泪干声咽！母亲还能勉强镇定地办着后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死人入殓！我的大弟弟为涵，还悄悄地对我说“装舅舅的那个大匣子，靠头那一边，最好开一个窟窿，省得他在那里头出不了气。”我哭得更伤心了，我说“他要是还能喘气，就不用装进棺材里去了！”
记得父亲回福州的时候，我还写了几首祝贺祖父大寿的诗，请他带回去，现在只记得一首：恰值太公八秩年自笑菲才惭咏絮也裁诗句谱新篇。反正都是歪诗，写出来以助一笑。
等到父亲从福州回来，舅母和表弟妹们已搬进我家的三间西厢房，从前舅舅教弟弟们读书的屋子里。从此弟弟也都进入了小学校。
此后，大约是我在大学的时期，福州家里忽然来了一封电报说是祖父逝世了，这对我们又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我父亲星夜奔丧，我忽然记起在一九一二年我离开故乡的时候，祖父曾悄悄地将他写的几副自挽联句，交给我收着，说“谁也不让看，将来有用时，再拿出来”。我真的就严密地收起，连父母亲都不知道。这时我才拿出来交给父亲带回，这挽联有好几对。有一联大意是说他死后不要僧道唪经，因为他不信神道，而且相信自己生平也没有造过什么冤孽，怎么写的我不记得了。有一联我却记得很清楚，是：
无官一身轻，无官无累更无债累，轻，轻，轻。
父亲办完丧事，回来和我们说：祖父真可算是“无疾而终”。那一天是清明，他还带着伯叔父和堂兄们步行到城外去扫墓，但当他向坟台上捧献祭品时，双手忽然颤抖起来，二伯父赶紧上前接过去。跪拜行礼时也还镇定自如，回来也坚持不坐轿子，说是走动着好。回到家后，他说似乎觉得累了一点，要安静躺一会子，他自己上了床，脸向里躺下，叫大家都出去。过不了一会，伯父们悄悄进去看时祖父已经没有呼吸了，脸上还带着安静的微笑！我记得他的终年是八十六岁。
这时已是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该忙我的毕业论文了。文科里的中国文学老师是周作人先生。他给我们讲现代文学，有时还讲到我的小诗和散文，我也只低头听着，课外他也从来没有同我谈过话。这时因为必需写毕业论文，我想自己对元代戏曲很不熟悉，正好趁着写论文机会，读些戏曲和参考书。
我把论文题目《元代的戏曲》和文章大纲，拿去给周先生审阅。他一字没改就退回给我，说“你就写吧”。于是在同班们几乎都已交出论文之后，我才匆匆忙忙地把毕业论文交了上去。
就在这时我的吐血的病又发作了。我母亲也有这个病，每当身体累了或是心绪不好，她就会吐血。我这次的病不消说，是我即将离家的留恋之情的表现。老师们和父母都十分着急，带我到协和医院去检查。结果从透视和其他方面，都找不出有肺病的症状。医生断定是肺气枝涨大，不算什么大病症。那时我的考上协和医学院的同学们和林巧稚大夫——她也还是学生，都半开玩笑地和我说：“这是天才病！不要胡思乱想，心绪稳定下来就好。”
于是我一面预备行装，一面结束学业。在毕业典礼台上，我除了得到一张学士文凭之外，还意外地得到了一把荣誉奖的金钥匙。
这一年的八月三日，我离开北京到上海准备去美。临行以前，我的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再三要求我常给他们写信，我答应了。这就是我写那本《寄小读者》的“灵感”！
八月十七日，美国邮船杰克逊总统号就把带着满腔离愁的我，从“可爱的海棠叶形的祖国”载走了！我写过一首诗：横海飘游，月明风紧，不敢停留——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总带着乡愁！
我在国内的大学生涯，从此结束。在我的短文里，写得最少的，就是这一段，而在我的回忆中，最惬意的也就是这一段，提起笔来，就说个没完了！
19885年3月18日
回忆“五四”
一九一九年，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一年生。
在“五四”的头几天，我已经告假住在东交民巷德国医院，陪着我的二弟为杰——他得了猩红热后，耳部动了手术。
“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送换洗的衣服，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白旗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黄昏时候又有一个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集起游行的队伍，在街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他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
第二天我就同二弟从医院回家去了，到学校销了假。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人人站在院里激昂地面红耳赤地谈话，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被选做了文书。我们学生会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出席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多是些高班的同学，我们只参加文字宣传，鼓动罢课、罢市和对市民宣传。协和女子大学是个教会学校，向来对于当前政治潮流是阻隔着一道厚厚的堤防的。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专心听道”，“安心读书”，其余一概不闻不问。但是这次空前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力量，终于把这道堤防冲破了。对于素来不可侵犯的道貌岸然的美籍校长教员们，我们也理直气壮地和他们斗争了。
我们坚持罢课游行，罢课宣传。为了抵制日货，我们还旷课制造些日用品，绣些手绢等出卖，受到美籍校长和某些美国、中国的教员们的反对和讥讽。但是帝国主义者之间是有矛盾的，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拿出最狞恶的面目来阻挡，于是一向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同时学生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到有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讲着人民必须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也三三两两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之中，荒漠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洋车，请求大家捐助几个铜子，帮助我们援救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学生。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北京法庭对于被捕学生的审问，我们开始用白话文写着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五四运动的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像《狂人日记》等篇，尖刻地抨击吃人的礼教，揭露着旧社会的黑暗与悲惨，读了使人同情而震动。
“五四”以后，在这伟大的运动里醒起的青年们，有许许多多看清了必须革反动政权的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救国。他们勇敢地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走了百折不挠的艰苦的道路，终于和工农兵在一起把祖国拯救了出来。
他们有的光荣地为革命而牺牲了，有的现在在新兴的祖国的各个岗位上，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另一部分青年，包括我自己，就像一泻千里的洪流中的靠近两岸的一小股，它冲不过河岸的阻力，只挨着岸边和竹头木屑一起慢慢地挪动着。
毛主席说得好：“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五四运动时期，我还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受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受着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们像李大钊同志等人的领导。我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和所受的美帝国主义奴化教育，以及我自己软弱的本质，都使“五四”对我的影响，仅仅限于文学方面——以新的文学形式来代替旧的形式这一点。“五四”过后，我更是“闭关自守”，从简单幼稚的回忆中去找我的创作的源泉。我的脱离群众的生活，使我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作了一个空头的文学家。但是现在我并不难过，只要一息尚存，而且和工农兵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总会感到激动与兴奋。我想，在党领导下，我还可以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学习他们，改造自己，使我能尽我一切的力量，在我自己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
从“五四”到“四五”
五四运动到今年整整的六十年了。今天，坐下来回忆这六十年的光阴，真像一闪的电光一样，迅疾地划过去了。但是这道电光后的一声惊雷，却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
我从小就爱读文学的书，但这种爱好是我的海天相接、寂寞无伴的环境造成的。我和一般的孩子一样，由喜欢听故事，而开始自己找故事书看。那时给儿童准备的读物很少，我在大人的书架所能够翻到的，也不过是《聊斋》，《三国》，《水浒》，《红楼梦》和一些传奇之类，以后也只是《林译说部》等外国小说的译本，以及《饮冰室文集》和《天讨》等，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在我们那种家庭里，所能看到的书。
六七岁以后，我就到家塾去附学。我说“附学”，因为家塾里的学生，都是比我大好几岁的堂哥哥和表哥哥们，作为一个附学生，我不过是去凑一凑热闹。老师附带着给我讲一点书，用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国文教科书，做的是短小的句子。十一岁以前，曾读完一部《论语》，半部《孟子》，和《左传》、《古文观止》中的几段短篇。但是我的注意力却放在老师对哥哥们的讲书方面，他们写长文章，学做诗，我在旁边滋滋有味地听着，觉得比自己的功课有意思得多。至于我自己读起唐诗、宋词来，那已是十二岁以后的事情了。
我的这些经历，和我那个时代有书可读的孩子差不多少，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以写作为业。“职业”这两个字，这是很早就想到的，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认为女孩子长大了也应该就业，尤其是我的母亲。她常常痛心地对我讲：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在她哥哥结婚的前夕，家里的长辈们在布置新房，我母亲在旁边高兴地插上一句，说是小桌上是不是可以放一瓶花？她的一位堂伯母就看着她说，“这里用不着女孩子插嘴，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闩！”这句话给她的刺激很大。
女孩子的手指头，为什么就当不了门闩呢？所以她常常提醒我，“现在你有机会和男孩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那时知识女子就业的道路很窄，除了当教师，就是当医生，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定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于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父亲很赞成我的意见，说：“古人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
因此，我在学校里，对于理科的功课，特别用功，如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我都争取学好考好，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
五四运动时期，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的一年生，在学生自治会里当个文书。运动起来后，我们的学生自治会也加入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我也成了联合会宣传股之一员，跟着当代表的大姐姐们去大会旁听，写宣传文章等等。从写宣传文章，发表宣传文章开始，这奔腾澎湃的划时代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化革新运动，这个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几乎处处都有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有压迫和呼喊静夜听来，连凄清悠远的“赛梨的萝卜咧”的叫卖声，以及敲震心弦的算命的锣声，都会引起我的许多感喟。
这时，我抱着满腔的热情，白天上街宣传，募捐，开会，夜里就笔不停挥地写“问题小说”。但是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所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比如《斯人独憔悴》就写的是被顽固的父亲所禁锢，而不能参加学生运动的青年的苦恼；《秋雨秋风愁煞人》写的是一个有志于服务社会的女青年，中学一毕业，就被迫和一个富家子弟结了婚，过了“少奶奶”的生活，从而断送了她的一生；《庄鸿的姐姐》，写的是一个女孩子，因为当公务员的家长，每月只能从“穷困”的政府那里拿到半薪，又因为这个家庭重男轻女，她就被迫停学，抑郁致死。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就只是灰色的阴暗的结局，问题中的主人翁，个个是消沉了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我没有给他们以一线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当其境的人，就还不会去焦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办法，而在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而坚决和他们结合之前，这一线光明我是指不出来的！
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这时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来的刊物，北京和各省的，像雨后春笋一般，几乎看不过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还彼此传阅。看了这些刊物上大、中学生写的东西，我觉得反正大家都在试笔，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试作，拿出去发表呢。但我终究是大学里的小学生，思想和文字方面都不成熟，我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就用了“冰心”这个笔名，而在《晨报副刊》上登出来的时候，在“冰心”之下，却多了“女士”二字！据说是编辑先生添上的，我打电话去问时，却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
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写作占用了我的大部时间，我的理科的功课就落后了一大截。因为白天出去作宣传，实验室的实验功课又欠了不少，那是无法补上的。在我左顾右盼之顷，在我周围的人们劝说之下，一九二一年，在理预科毕业之后，我就改入了文本科，还跳了一班。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写《繁星》和《春水》。关于这两本小集子，我在一九五九年写的一篇《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文章里，已经提到了，大意是：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送到《晨报》的《新文艺》栏内去发表。我之所以不称它们为诗，因为我总觉得诗是应该有格律的，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在我重翻这两本集子时，觉得里面还是有几首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志所说的，“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也就是说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身边琐事，个人的经历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人民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等等。
我重新摘抄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从“五四”时期，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以后，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以前，我无论是写小说，写诗，写散文，都因为我那时没有也不可能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生活圈子狭小，创作的泉源很快就干涸了，这也是我在“五四”后的作品，日益稀少的原因。
但是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三十年代，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外有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内有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欺凌剥削，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我在欧美游历了一年，使我对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了不满和失望。回国来正赶上了“七七事变”！
我又到了我国的大西南——云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庆，尤其是在重庆，我看到了蒋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动而且奸险凶残，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的。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初冬，我到日本去了，在那里，我通过在香港的朋友给我秘密地寄来几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读，我也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一九四九年十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一九五一年，我们终于辗转曲折地回到了朝气蓬勃的祖国！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都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大众，以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知识分子们的旧友重逢，也都说：
“好容易盼到了自由独立的今天，我们要好好地改造，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地为新社会服务！”
感谢党的关怀和教育，使我有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有了和工农接触、向工农学习的机会，这中间我还访问了好几个友好的国家和人民这时我感到了从“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和“五四”时代还没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
我引吭高歌，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歌颂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歌颂创造我们幸福生活的英雄人民，我描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幸福地生活的新生一代这些作品多半是用散文的文学形式写下来的。我在一九五九年写的一篇《关于散文》的文章里，曾这样地说过：我们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最众多的国家不管他写的是“铭”，是“传”，是“记”，是“书”，是“文”，是“言”，都可以归入散文一类散文又是短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锋利的文学形式，最适宜于我们这个光彩辉煌的跃进时代。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业和生龙活虎般的人物形象，像一声巨雷、一闪明电在你耳边眼前炫耀地隆隆地过去了，若不在情感涌溢之下，迅速地把它抓回、按在纸上，它就永远消逝到无处追寻。要捉住“灵感”，写散文比诗容易多了散文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尖利活泼得像戏剧的对话，而且当作者“神来”之顷，不但他笔下所挥写的形象会光华四射，作者自己风格也跃然纸上了。
以上写出了我对于散文这个文学形式的偏爱，和怎样适宜反映我们的沸腾多彩的时代。同时，我有自知之明！我为生活和文学修养所限，使我写不出好诗、好小说、好剧本。我写散文也可以说是逼上了梁山。但是我还是爱上了这个小小的梁山水泊。
“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也搁笔了十年之久。一九七六年九月，从写悼念毛主席的文章起，我才重新拿起笔来。也就是这一年，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在掀起过五四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这是一场声势更大威力更猛的、光明同黑暗的决定中国前途的殊死搏斗。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新生一代，以汹涌的人潮，巍峨的花山，浩瀚的诗海，来悼念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中流砥柱——敬爱的周总理，来捍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要求民主与科学，来反对“四人帮”，来杀出一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在党中央领导下，浩浩荡荡的革命人民，把万恶的“四人帮”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惊喜交集之中，我感到了第二次解放！
六十年来，参加过“五四”的文艺界朋友，有的已随着时光一同流逝。最近的十几年，经过“四人帮”的雨打风吹，更是所余无几了。但是我想，第二次解放的胜利，来之不易。
我们躬逢其盛，就应该有“志在千里”的精神，借“四五”运动的强劲东风，做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四人帮”粉碎了，日月重光，在党所指引的四个现代化的长征路上，也还需要我们这些老兵。我一直是喜爱儿童的，年纪越大，越觉得有许多话要对孩子们说说，因为这次的新的长征，远之，受着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严重影响；近之，受着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征途决不是平坦而容易的！作为他们忠诚的朋友，我想用书信的散文形式，把我自己的经验教训，和现在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想法看法，对二十一世纪四个现代化的执行者谈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引起他们的注意和讨论，这就是我所能想到的最近将来的写作的计划和方向。
从“五四”到今天，正好是一个“甲子”。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四五”运动的汹涌怒涛又把我“推”向了新的长征！生命不息，挥笔不已！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七七事变后留平一年的回忆
昨天孙幼筠同学来，给我看了中国人民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编的《日伪统治下的北京》一书中侯仁之同学写的一篇《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读后顿觉怨愤满怀，对于五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祖国的残暴侵略，是一个中国人，都不会轻易忘却的！文藻和我是在1938年夏天离开燕大的，那时北平已在日寇统治之下，但因为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捐资建立的，在珍珠港事变以前，还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因此仁之同学文章中所讲的艰苦情况，我们都没有承受过，我只记得有两件事：我们因为在七七事变前的一个星期，才从欧洲取道西比利亚回国——1936-1937是文藻休假之年，燕大惯例每名教授，教学七年之后，有一年的假期，我们得了罗氏资金的资助，并代表燕大到美国哈佛大学祝贺该校的三百周年大庆，然后又到英国的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等大学访问，特别去了解牛津大学导师制的做法，即从大学本科三四年级挑选成绩优异的学生，予以特殊指导。我特别提到这件事，因为在文藻指导下的两名学生朱南华和方绰，私下对我们要求到后方去。
我们去和司徒雷登校务长商量，可否用他的小汽车把他们两人在夜里送到西郊特定地点，他慨然答应了。到了西郊以后，我们就从未得到这两个学生的消息。第二件事是1938年的夏天，我们又辞别了燕大，去到大后方的云南。这时司徒校务长再三挽留，说是他曾到过武汉见了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陈立夫，陈立夫再三敦嘱他说：“燕大一定要在华北坚持下去。”因此他劝我们不要离开，免得扰乱了人心。其实我们也不曾想到抗战竟然会延长到八年之久，而且燕大那时还照旧开学，日伪统治下的中学毕业生还纷纷投考燕京大学。我又因为怀着小女吴青，她的诞生期预料是在37年的11月。我们就又留了下来。但燕大虽然不受干扰，我们出入城关，看到北平人民在日伪统治下的惨状实在气愤，同时北大和清华大学都已南迁，我们顿然失去了许多朋友。文藻是清华学生，他总觉得在燕大等待抗战胜利，不是个好对策，于是我们又通过几位清华同学的努力才得到一笔由英庚款在云南大学设置的社会人类学讲座，我们决然地在1938年的夏天离开了北平。
前天因为整理旧书籍，忽然找出燕大吴雷川校长写赠我们的一幅字，真是喜极欲涕，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我们敬爱吴老亲笔呵！那上面录的是潘博词一首：
无用武，尚有中原万里！胡郁郁今犹居此？驹隙光阴容易过，恐河清不为愁人俟。闻吾语，当奋起。青衫搔首人间世，叹年来兴亡吊遍，残山剩水！如此乾坤须整顿，应有异人间起，君与我安知非是？漫说大言成事少，彼当年刘季犹斯耳，旁观论，一笑置。
下面写“潘博金缕曲一首”又题：
文藻先生将有云南之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诸同，学眷恋师门，殷殷惜别，谋有所赠，以申敬意，乃出此幅，属余书之。余书何足以当赠品？他日此幅纵为文藻先生所重视，务须声明所重者诸同学之敬意，而于余书渺不相涉，否则必蒙嗜痂之诮，殊为不值也。附此预言，藉博一粲。廿七年六月杭县吴雷川并识。
下面印着两个图章，字迹端谨秀润，正像吴老本人。从38年起我们一直带在身边，从云南到四川、日本，又带回国来，却因为藏得太密了，不知夹在哪里，直到昨天，才找了出来，可惜文藻不能再拜读一遍了！
如今再接到上面的话，我永远忘不了1937年的圣诞节前夕，在寒风中有一队男女学生半夜里来到我小楼前，唱起圣诞颂歌“平安夜”，我站在窗前抱着刚过满月的小女儿吴青一面静听，一面流着感谢的热泪，我想要不是为了她，我早就走了！还听不到这美妙的歌声呢！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有个化名为“小猫”的男同学，常在半夜里到教授们家门前，来收集我们为西郊游击队捐献的衣服被褥等，我记得文藻的母亲还从自己床上抽下一条褥子捐了。
以上只说到我们在北平沦陷以后一年中在校的经过。其他的如我们怎样地从云南又到了重庆以后又去了日本，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我又回来。这些事在文藻写的自传中都已详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惦念的是那两名投到解放区的学生朱南华和方绰，在解放后总该露面了，但是我总没有得到消息，后来从方家的人听到，说是大概他们到了京西，就被北洋军阀鹿钟麟的驻军截住杀害了！多么可敬可爱的青年呵，在我的心中，他们永远是两位烈士！
我回国后的头三年
我回到祖国，先住在来接我的放园表兄的上海家里。在上海的亲戚朋友们请我吃了好几顿丰盛的筵席。回到北京家里，自然又有长辈亲戚们接连请“接风酒”，把我惯吃面包黄油的胃，吃得油腻了，久泻不愈。中西医都治过了，还没有多大效验，燕京大学又是九月初就要开学，我着急的了不得。
这时我们的房东、旗人祈老太太来看我，说：“大姑娘，您要听我的话吃一种药，包您一吃就灵。”我的父母和我听了都十分高兴，连忙道谢。当天下午她就带一位十分慈祥的旗人老太太来，还带了一副十分讲究的鸦片烟灯和烟枪，在我的病床上，点上了白铜镂花和很厚的玻璃罩的烟灯，又递过一杆黑色有绿玉嘴子的烟枪，烟斗上已经装上了烟泡，让我就着灯尽管往里吸。我十分好奇地吸着呛着，只觉得又苦又香，渐渐地就糊涂过去了，据说那天我一直昏睡了十八个钟头，醒来时痢疾就痊愈了。回到燕大时，许多师友问我最后是怎么治的？我竟不敢说我是抽了大烟！
我回到母校教学，那正是燕京大学迁到西郊新校址的第一年，校舍是中国式的建筑，翠瓦红门，大门上挂着蔡元培先生写的“燕京大学”的匾额，进门是小桥流水，真是美轮美奂！最好的是校园里还有一个湖。据说这校址是从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手里买来的，是他在北京的房产中之一。那时湖里还没有水，湖中的小岛上也没有亭子，只在岛旁有一座石舫。我记得刚住到校里时，有一夜从朗润园回到我住处的燕南园53号时，还是从干涸的湖底直穿过来的。后来不久这湖里才放满了水，这一片盈盈的波光，为校景添了许多春色！
那时四座称为“院”的女生宿舍里，都有为女教师准备的两室一厅的单元，还可以在宿舍里吃女生餐厅的“小灶”。
差不多中国籍的女教师如生物系教师江先群，教育系教师陈克明等都住进去了。我来得晚了一些，只好住进了燕南园53号英美国籍女教师居住的小楼。这个楼里吃的当然都是西餐，我在53号吃早餐，中晚两餐却到女生宿舍的第二院去吃中餐。我住在燕南园53号也有方便的地方，因为女生宿舍的会客室里，是“男宾止步”的，男宾来访女生，只能在院门口谈话，而燕南园53号的会客室就可以招待男宾。那时我的二弟为杰已考上燕大，三弟为楫也在预科学习，他们随时都可以到53号来看我。
这一年住进新校舍里的新教师、新学生大家都感到兴高采烈，朝气蓬勃，一切都显得新鲜、美丽、愉快。特别是男女学生住在同一校园里——男生宿舍是六座楼，是坐西朝东，沿着湖边盖的。我的两个弟弟都住在里面，他们都十分喜欢这湖边的宿舍，说是游泳和溜冰都特别方便。于是种种活动也比较多，如歌咏团、戏剧团等等，真是热闹得很。
我在《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中，曾提到我在教授会里是个“婴儿”，而在学生群中却十分舒畅愉快，交了许多知心朋友。一年级的新生不必说了，他们几乎把我当姐姐看待。现在和我们有来往的如得到世界护士荣誉奖的王瑛，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晚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的陈梅伯等等，至于现在中央民族学院教学的林耀华等，因为居处密迩，往来就更多了。
记得那时我为高班同学开的选修课中有《欧洲戏剧史》，用的是我在美国读过的笔记本，照本宣科，本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个班里，有三年级同学焦菊隐，他比我只小三四岁吧，我们谈话时，一点不像师生，记得有一天早晨八时，他来上课——燕大国文系里的教师，大半是老先生，他们不大愿意太早上课，因此教务处把我的功课表都排在八时至十时之间——他进门来脱下帽子，里面还戴有一顶薄纱的压发帽，我就笑着说“焦菊隐同学，你还有一顶帽子没摘下来！”同学回头看了都笑了，他也笑着赶紧把压发帽撸了下来，塞进袖子里。
因为我喜欢听京戏，我同焦菊隐的课外谈话，常常谈到京戏。他毕业后就办了一所中国戏剧学校。学生实习的场所就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焦菊隐为我在戏院楼上留了一间包厢，说是谢先生任何时候进城，都可以去看戏。这所戏校的四个年级学生的排行是：德、和、金、玉。所以以后的那几位名演员如王金璐、李和曾、李玉英等，他们小时候演的戏，我都看过。学生的待遇也十分平等，在上一出戏里演主角的，在下一出就可能跑龙套。我觉得他是个很得学生敬爱的校长。七七事变后，我离开了北平，从此我们的消息便断绝了。关于焦菊隐以后的事迹，我还要细细地去打听。
前天收到一本《泰安师专学报》1987年第二期，里面有一篇《高兰评传》，使我猛然忆起我的学生郭德浩，他写诗的笔名，便是高兰！这篇文章里提到高兰做学生时受到我的影响时，有许多溢美之词，我就不往我的脸上贴金了。但里面有一段话，使我回忆起：“冰心给他教大一《国文》和《写作》时有别具一格的指导方法有一次她给学生出个作文题——《理想的美》，她要男同学在文章里写出《我理想中的美女子》，女同学却写《我理想中的美男子》，以此来抨击当时社会对思想解放的学生设下种种禁区她认为爱情要坚贞而洁美”我真不记得那时我会给大一学生出这样的题目，还有一次我的女学生潘玉美——她也有七十多岁了——从上海来京，顺便来看了我，也笑着提起，我给她们出过《初恋》的作文题目，还说“无论是亲身经验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写。”这些事我都忘得一干二净，我想我那时我真是大胆到“别具一格”，不知学生的家长们对我这个年轻的女教师，有什么评论，我也没有听见我们国文系的老先生们对我有什么告诫，大概他们都把我当做一个“孩子头”，“童言无忌”吧。
我在头一年回国后，还用了一百元的《春水》稿费，把我们在北京住了十几年的家，从中剪子巷搬到前圆恩寺一所坐北朝南的大房子里。这房子的门牌我忘记了，这房子的确不小，因为那时我的父亲升任了海军部次长，朋友的来往又多了些，同时我的大弟为涵又要结婚，中剪子巷的房子不够用了，就有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了圆恩寺那所房子，说是本来有个小学要租用它，因为房东怕小学生把房子糟蹋了，他便建议租给我们。我记得我的父母亲住北房的三间，涵弟夫妇住了三间南屋，我住在东厢房的三间，杰弟和楫弟就住三间西厢房。我写的《关于女人》中第五段《叫我老头子的弟妇》，便是以那所房子为背景的，我说：
间屋子是周末养静之所，收拾得相当整齐，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养着两盆腊梅，书案上还有水仙，掀起帘来，暖香扑面，猛抬头看钟，已到十二时半，南屋里新房里还是人声鼎沸。我回国的第二年，我父亲的学生们便来接他南下，到上海就任上海海道测量局长，兼任海道巡防处长，离开了北洋政府。我们的家便也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徐家汇，和在华界的父亲办公处，只隔一条河。这房子也是父亲的学生们给找的。这一年涵弟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我仍在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杰弟和楫弟在燕大的本科和预科上学。那时平沪的火车不通，在寒暑假我们都是从天津坐海船到上海省亲。我们姐弟都不晕船，夏天我们还是搭帆布床在舱面上睡觉。两三天的海行，觉得无聊，我记得我们还凑了一小本子的“歇后语”，如“罗锅儿上山——钱短”、“裱糊匠上天——糊云（胡云）”、“城隍庙改教堂——神出鬼没”、“老太太上车——别催（吹）了”、“猪八戒照镜子——前后不是人”，等等，我们想起一句，就写下一句，又笑了一阵。同时也发现关于“老太太”和“猪八戒”的歇后语还特别多。
这三年中，我和文藻通信不断。他的信寄到我上海家里的，我母亲都给锁在抽屉里，怕有人偷拆开看。寄到学校里的当然没有问题。住在同一宿舍的同事们，只知道常有从美国来的信，寄信人是WTWU她们也不知这个姓吴的是男是女，我当然也没有说。如今这些信都和存在燕大教学楼上的那些书箱，在珍珠港事变后，日军进驻燕大，把我们的存书都烧掉了。
往事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不但我年老的父母，就连文藻和我的三个弟弟此时也都已离开了我！“往事如烟”，我这一身永远裹在伤感的云雾之中了！
1987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