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留学的三年
这应该是我的自传的第六段了。
我的《寄小读者》就是在美留学的三年之间写的，但叙述得并不完全，我和美国的几个家庭，几位教授，一些同学之间的可感、有趣的事情并没有都写进通讯里去。
我在《我的大学生涯》里写过我的英文教师鲍贵思女士对我特别地爱护和关怀。鲍女士的父亲鲍老牧师也在二十年代初期，到北京燕大来看过他的女儿，并游览了北京名胜。我们也陪他逛过西山。他在京病了一场，住在那时成立不久的协和医院。他对我们说，“我在美国和欧洲都住过医院，但是只有中国的医护人员最会体贴人。”
我到了美国东部的波士顿，火车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了。
这时在车站上来接我的就是这两位鲍老牧师夫妇。在威校开学前，我就住在他们家里。我记得十分清楚，这地名是默特佛镇、火药库街四十六号。
46POWDERHOUSESTREETMEDFORD，MASS这住址连我弟弟们都记得，因为他们写给我的信，都是先寄到那里。这所房子的电话号码是1146R。和我同船来的清华同学们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上课的，他们都来到这里来看望我，也都记得这电话号码。他们还彼此戏谑，说是为的要记住这些数字，口中常念念有词，像背“主祷文”似的！
这所房子是鲍老夫人娘家的，因为这里还住着一位老处女，鲍女士的姨母，JOSEPHINEWILCOX，我也跟鲍家子侄辈称她为周姨（AUNTJO）。
因为鲍老牧师夫妇和“周姨”待我和他们自己的儿女一样，慈爱而体贴，我在那里住得十分安逸而自由。他们家里有一个女工和一个司机。女工专管做饭和收拾屋子，司机就给他们开车。这个女工工作并不细致，书桌上只草草地拂拭一下，这是我最看不惯的。于是在吃早饭后，同周姨一起洗过盘杯，我便把鲍老牧师和周姨的书案收拾得干干净净，和我在自己家里收拾我父亲的书案一样。
在我上学以前，鲍老牧师带我去参观了几个男女大学，他们又带我到麻省附近观赏了许多湖光山色，这些我在《寄小读者》通讯十八“九月九日以后”的记事中都讲到了，否则我既没有自己的车，又没有向导，哪能畅游那么多地方呢？
总之，在美国时期，鲍家就成了我的家，逢年过节，以及寒暑假，他们都来接我回“家”。鲍老牧师在孟省（MAINE）的伍岛（FIVEISLANDS）还有一处避暑的房子。我就和他们一同去过。在《寄小读者》的通讯中，凡是篇末写着“默特佛”或“伍岛”的地名的，都是鲍家人带我一起去过的。
此外，还有好几位我的美国教授，也是我应当十分感谢的。他们为我做了一些“破例”的事情。我得到的威校的奖学金，每学期八百元，只供给学、住、膳费，零用钱是一文无着；我的威校中国同学如王国秀，她是考上清华留学官费的，每月可以领到八十美金。国秀告诉我，不是清华的官费生，也可以去申请清华的半官费，每月可以领到四十美金，只要你有教授们期终优秀成绩的考语。我听她的话，就填写了申请表，但是我只上了九个星期的课便病倒了，又从学校的疗养院搬到沙穰疗养院，我当然没有参加期终考试，而我的几位教授，却都在申请的表格上，写上了优秀的考语，于是我糊里糊涂地得了每月四十美元的零用金！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一中的K教授（PROFEKENDRICK）是威校宗教系的教授，我没有上过她的课，但她在二十年代初期，曾到中国游历，在燕大女校住过些日子。我们几个同学，也陪她逛过西山，谈得很投机。因此我一到了威校，她便以监护人自居，对我照拂得无微不至！我在沙穰疗养院，总在愁自己的医疗费不知从哪里出，而疗养院也从来没有向我要过。后来才晓得是K教授取出威校给我的奖学金，来偿付的。我病愈后，回到鲍家，K教授又从鲍家把我接出去避暑。她自己会开车，带我到了新汉寿（NEWHAMP-SHIRE）的白岭（WHITEMOUNTAINS）上去。《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一到二十三，就写的是这一段的经历。
我在美国接触过的家庭和教授们，在一九三六年重到美国时，曾又都去拜访过，并送了些作为纪念的中国艺术品。威校的教授们还在威校最大的女生宿舍“塔院”（TOWERCOURT）里，设午宴招待我们。（那时K教授正在意大利罗马度假，她写信请我们到罗马去，于是我们在不见日、月、星三光的英都雾伦敦，呆了三个星期之后，便到了阳光灿烂的罗马。这是我留美三年以后的事了。）
还有更应该写下的，是我的那些热情活泼的美国同学。在《寄小读者》通讯九中我已经写了她们对于背乡离井的异国的生病同学的同情和关怀，这里还应当提到她们的“淘气”！我这人喜欢整齐，我宿舍屋里墙上挂的字、画、镜框，和我书桌上的桌灯、花瓶等，都摆在一定的地方，一旦有人不经意地挪了一下，我就悄没声地纠正了过来。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注意上了。有一天我下课回来，发现我的屋子完全变了徉！墙上的字画都歪了，相框都倒挂了起来，桌灯放到了书架上，花瓶藏到了床下。我开门出去，在过道上笑嚷：“哪一个淘气鬼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快出来承认！”这时有好几间的屋门开了，她们都伸出头来捂着嘴大笑：这种淘气捣乱的玩笑，中国同学是决不会做的！
还有，威校在每天下午放学后，院子里就来了许多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来访女友的男同学，这时这里就像是一座男女同学的校园，热闹非常。先是这宿舍里有个同学有个特别要好的男朋友，来访，当这一对从楼下客室里出来，要到湖边散步时，面向院子的几十个玻璃窗儿都推上了，（美国一般的玻璃窗，是两扇上下推的，不像我们的向外或向内开的）女孩子们伸出头来，同声地喊：NO（不可以）！这时这位男同学，多半是不好意思地低头同女朋友走了，但也有胆子大、脸皮厚的男孩子，却回头大声地笑喊YES（可以）！于是吓得那几十个伸出头来的女孩子，又吐了舌头，把窗户关上了！能使同学们对她开这种玩笑的人，必然是一个很得人心的同学。宿舍里的同学对我还都不坏，却从来没有同我开这种玩笑，因为每次来访问我的男同学，都不只一个人，或不是同一个人。到了我快毕业那一年，她们虽然知道文藻同我要好，但是文藻来访的时候不多，我们之间也很严肃，在院里同行，从来没有挎着胳臂拉着手地。女同学们笑说：“这玩笑太”野“了，对中国人开不得。”
我毕业回国后，还和几个比较要好的女同学通信，彼此结婚时还互赠礼物，我的大女儿吴冰（1980-81年）到美国夏威尔大学，小女儿吴青（1982-83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都是以交换学者的身份去学习的，那里还有一两个我的威校女同学们去看她们，或邀请她们到家里度假。
这些我的同学们都已是八十岁上下的人，更不是我留美三年中的事了！
1987年6月13日
我在写《在美留学的三年》的时候，写了一些和美国同学之间的故事，却没有写我和中国同学之间的故事，是个缺憾！
我在一九二三年进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几位中国学生，都是本科的，有桂质良（理工系）、王国秀（历史系）、谢文秋（体育系）、陆慎仪（教育系），还有两位和我同时到校的，她们是黎元洪的女儿黎女士和她的女伴周女士，因为她们来了不久就走了，因此我连她们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威大的研究生，本来是不住在校内的；她们可以在校外的村子里找房子居住，比较自由。校方因为我从中国乍来，人生地不熟，特别允许我住在校内的宿舍，我就和王国秀等四人特别熟悉了起来。我们常常在周末，从个别的宿舍聚到一起，一面谈话，一面一同洗衣，一同缝补，一同在特定的有电炉的餐室里做中国饭，尤其是逢年过节（当然是中国的年节），我们就相聚饱餐一顿。但是在国庆日，我们就到波士顿去，和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会”的男女同学们，一同过节。
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多半是清华出去的，他们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等校学习，我们常有来往。威校以风景著名，波士顿的中国男同学，往往是十几个人一拨地来威校参观访问，来了就找中国女生导游，我们都尽力招待、解说。一九二五年以后，王国秀等都毕业走了，这负担就落在我一人身上，以致在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在宿舍的联欢会上，舍监U夫人送我一个小本子，上面写：“送上这个本子，作为你记录来访的一连队一连队的男朋友之用！”惹得女同学们都大笑不止！
我们同波士顿的中国男同学们，还组织过一个“湖社”，那可以算是一个学术组织，因为大家专业不同，我们约定每月一次，在慰冰湖上泛舟野餐，每次有一位同学主讲他的专业，其他的人可以提问，并参加讨论。我记得那时参加的男同学有哈佛大学的：陈岱孙、沈宗濂、时昭酥、浦薛夙、梁实秋；和燕大的瞿世英。麻省理工大学的有曾昭伦、顾毓、徐宗涑等。有时从外地来波士顿的中国学生，也可以临时参加，我记得文藻还来过一次。
此外我们还一同演过戏。一九二五年春。波士顿的男同学们要为美国同学演一场中国戏，选定了演《西厢记》，他们说女角必须到威校去请，但是我们谁都不愿意演崔莺莺。就提议演《琵琶记》，由谢文秋演赵五娘，由谢文秋的挚友、波士顿音乐学院的邱女士（我忘记了她的中国名字）演宰相的女儿，我只管服装，不参加演出，不料临时邱女士得了猩红热，只好由我来充数，好在台词不多，勉强凑合完场！
还有一次，记得是在一九二六年春（或一九二五年秋），在中国留学生年会上，就和时昭酥、徐宗涑演了一出熊佛西写的短剧（那时熊佛西也在美国），这剧名和情节都已忘记得干干净净。现在剧作者和其他两位演员，都已作古，连问都问不到了！
1987年6月22日补记
话说“相思”
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读硕士学位时，论文的题目是《李清照词英译》。导师是研究院教授L夫人。我们约定每星期五下午到她家吃茶。事前我把《漱玉词》一首译成英文散文，然后她和我推敲着译成诗句。我们一边吃着茶点，一边谈笑，都觉得这种讨论是个享受。
有一次——时间大约是一九二五年岁暮吧——在谈诗中间，她忽然问我：“你写过情诗没有？”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刚写了一首，题目叫做‘相思’：披上裘儿，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小径里冷月相窥，枯枝——在雪地上又纵横地写遍了相思！”
12月12日夜，1925我还把汉字“相思”两字写给她看，因为“相”字旁的“目”字和“思”字上面的“田”字，都是横平竖直的，所以雪地上的枯枝会构成“相思”两字。她笑了，说是“很有意思，若是用弯弯曲曲的英文字母，就写不出来了！”
她只笑着，却没有追问我写这首诗的背景。那时威大的舍监和同宿舍的同学，都从每天的来信里知道我有个“男朋友”了。那年暑假我同文藻在绮色佳大学补习法文时，还在谈着恋爱！十二月十二日夜我得到文藻一封充满着怀念之情的信，觉得在孤寂的宿舍屋里，念不下书了，我就披上大衣，走下楼去，想到图书馆人多的地方，不料在楼外的雪地上却看见满地上都写着“相思”两字！结果，我在图书馆里也没念成书，却写出了这一首诗。但除了对我的导师外，别的人都没有看过，包括文藻在内！
“相思”两字在中国，尤其在诗词里是常见的字眼。唐诗中的“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唐代的李商隐无可奈何地说“直道相思了无益”，清代的梁任公先生却执拗地说“不因无益废相思”。此外还有写不完、道不尽的相思诗句，不但常用于情人朋友之间，还有用于讽刺时事的，这里就不提它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段笑话：一九二六年，我回到母校燕京大学，教一年级国文课。这班里多是教务处特地编到我班里来的福建、广东的男女学生，为了教好他们的普通话，为了要他们学会“咬”准字音，我有时还特意找些“绕口令”，让他们学着念。有一次就挑了半阕词，记得是咏什么鸟的：
金埒远，玉塘稀，
天空海阔几时归？相离只晓相思死，
那识相思未死时！
这“相思死”和“未死时”几个字，十分拗口，那些学生们绕不过口来，只听见满堂的“嘶，嘶，嘶”和一片笑声！
不久，有一天一位女同事（我记得是生物系的助教江先群，她的未婚夫是李汝祺先生，也是清华的学生，比文藻高两班，那时他也在美国）悄悄地笑问我：“听说你在班里尽教学生一些香艳的诗曲，是不是你自己也在想念海外的那个人了？”我想她指的一定是我教学生念的那两句有关“相思”的词句。我一边辩解着，却也不禁脸红起来。
1986年3月26日晨
金埒（LIè），以钱铺成的界沟，以言奢华。——作者
在巴黎的一百天
我在《关于男人》那本书里《我的老伴》一文中，写过：“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期间，我同他在欧美转了一周他到处寻师访友为几个优秀学生联系从师入学的问题。到了法国，他又要回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度过了悠闲的一百天！”
我在《关于女人》一书中，《我的房东》一文里提到了一些我在巴黎生活的一部分，却没有讲到我在巴黎的真实生活。
那时，每天一清早，在女仆玛利亚替我收拾屋子的时候，我不吃早点，只带一块巧克力，走到罗浮宫，坐在台阶上静静地看宫里大圆花坛里栽的红、黄、白、紫四色分明的郁金香，朵朵花上都挂着闪闪发光的露珠。
上午或下午都有那时在巴黎学美术的王、陈两位中国女大学生，来陪我谈天说地，可惜她们的名字都忘记了。回国后，“七·七事变”就起来了，我们也没有通过信。
到了黄昏，我就独自去到附近的“香泽丽榭”大街两旁的咖啡座上，啜着咖啡，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法国女人。法国的女人真俏！这俏就俏在她们的衣着打扮上。她们的衣、鞋、帽子一般都是同一色调。那年时兴的是豆青和淡红色，看着她们穿着浅青或浅红的称身的连衣裙，戴着和衣服同色的帽子，帽子上缀着同色的花，年纪十分轻的就不施粉脂，自然也焕发出容光。年轻大点的也不浓妆而是淡抹，这和我走过的日本、美国、英国以及后来走过的德国、俄国的女人都不相同，法国女人那种俏美的淡妆，使人看了眼睛和心都觉得舒服！
王、陈二位女士还曾带我去过一个专卖妇女大衣的叫做“春天”的商店。一排排的衣架上，挂着有上千件的女大衣，式样也件件不同，颜色却都是黑的。
这段生活，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回忆！
1989年2月4日清晨
默庐试笔
一
我为什么潜意识的苦恋着北平？我现在真不必苦恋着北平，呈贡山居的环境，实在比我北平西郊的住处，还静，还美。我的寓楼，前廊朝东，正对着城墙，雉堞蜿蜒，松影深青，霁天空阔。最好是在廊上看风雨，从天边几阵白烟，白雾，雨脚如绳，斜飞着直洒到楼前，越过远山，越过近塔，在瓦檐上散落出错落清脆的繁音。还有清晨黄昏看月出，日上。
晚霞，朝霭，变幻万端，莫可名状，使人每一早晚，都有新的企望，新的喜悦。下楼出门转向东北，松林下参差的长着荇菜，菜穗正红，而红穗颜色，又分深浅，在灰墙，黄土，绿树之间，带映得十分悦目。出荆门北上斜坡，便到川台寺东首，栗树成林，林外隐见湖影和山光，林间有一片广场，这时已在城墙之上，登墙，外望，高岗起伏，远村隐约。我最爱早起在林中携书独坐，淡云来往，秋阳暖背，爽风拂面，这里清极静极，绝无人迹，只两个小女儿，穿着桔黄水红的绒衣，在广场上游戏奔走，使眼前宇宙，显得十分流动，鲜明。
我的寓楼，后窗朝西，书案便设在窗下，只在窗下，呈贡八影，已可见其三，北望是“凤岭松峦”，前望是“海潮夕照”，南望是“渔浦星灯”。窗前景物在第一段已经描写过，一百二十日夜之中，变化无穷，使人忘倦。出门南向，出正面荆门，西边是昆明西山。北边山上是三台寺。走到山坡尽处，有个平台，松柏丛绕，上有石礅和石块，可以坐立，登此下望，可见城内居舍，在树影中，错落参差。南望城外又可见三景，是龙街子山上之“龙山花坞”，罗藏山之“梁峰兆雨”；和城南印心亭下之“河洲月渚”。其余两景是白龙潭之“彩洞亭鱼”，和黑龙潭之“碧潭异石”，这两景非走到潭边是看不见的，所以我对于默庐周围的眼界，觉得爽然没有遗憾。
平台的石礅上，客来常在那边坐地，四顾风景全收。年轻些的朋友来，就欢喜在台前松柏阴下的草坡上，纵横坐卧，不到饭时，不肯进来。平台上四无屏障，山风稍劲。入秋以来，我独在时，常走出后门北上，到寺侧林中，一来较静，二来较暖。
回溯生平郊外的住宅，无论是长居短居，恐怕是默庐最惬心意。国外的如伍岛（FIVEISLANDS）白岭（WHITEMOUNTAINS）山水不能两全，而且都是异国风光，没有亲切的意味。国内如山东之芝罘，如北平之海甸，芝罘山太高，海太深，自己那时也太小，时常迷茫消失于旷大寥阔之中，觉得一身是客，是奴，凄然怔忡，不能自主。海甸楼窗，只能看见西山，玉泉山塔，和西苑兵营整齐的灰瓦，以及颐和园内之排云殿和佛香阁。湖水是被围墙全遮，不能望见。论出之青翠，湖之涟漪，风物之醇永亲切，没有一处赶得上默庐。
我已经说过，这里整个是一首华兹华斯的诗！
二
在这里住得妥贴，快乐，安稳，面旧友来到，欣赏默庐之外，谈锋又往往引到北平。
人家说想北平大觉寺的杏花，香山的红叶，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笔墨笺纸，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故宫北海，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烧鸭子涮羊肉，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火神庙隆福寺，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糖葫芦，炒栗子，我说我也想。而在谈话之时，我的心灵时刻的在自警说：“不，你不能想，你是不能回去的，除非有那样的一天！”
我口说在想，心里不想，但看我离开北平以后，从未梦见过北平，足见我控制得相当之决绝——而且我试笔之顷，意马奔驰，在我自己惊觉之先，我已在纸上写出我是在苦恋着北平。
我如今镇静下来，细细分析：我的一生，至今日止在北平居住的时光，占了一生之半，从十一二岁，到三十几岁，这二十年是生平最关键，最难忘的发育，模塑的年光，印象最深，情感最浓，关系最切。一提到北平，后面立刻涌现了一副一副的面庞，一幅一幅的图画：我死去的母亲，健在的父亲，弟，侄，师，友，车夫，用人，报童，店伙剪子巷的庭院，佟府堂前的玫瑰，天安门的华表，“五四”的游行，“九一八”黄昏时的卖报声，“国难至矣”的大标题，我思潮奔放，眼前的图画和人面，也突兀变换，不可制止，最后我看见了景山最高顶，“明思宗殉国处”的方亭阑干上，有灯彩扎成的六个大字，是“庆祝徐州陷落！”
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死去了！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早晨，十六架日机，在晓光熹微中悠悠的低飞而来；投了三十二颗炸弹，只炸得西苑一座空营。——但这一声巨响，震得一切都变了色。海甸被砍死了九个警察，第二天警察都换了黑色的制服，因为穿黄制服的人，都当做了散兵，游击队，有砍死刺死的危险。
四野的炮声枪声，由繁而稀，由近而远，声音也死去了！
五光十色的旗帜都高高的悬起了：日本旗，意大利旗，美国旗，英国旗，黄B字旗，西直门楼上，深黄色军服的日兵，箕踞在雉堞上，倚着枪，咧着厚厚的嘴唇，露着不整齐的牙齿，下视狂笑。
街道上死一般的静寂，只三三两两褴褛趑趄的人，在仰首围读着“香月入城司令”的通告。
晴空下的天安门，饱看过千万青年摇旗呐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如今只镇定的在看着一队一队零落的中小学生的行列，拖着太阳旗，五色旗，红着眼，低着头，来“庆祝”保定陷落，南京陷落，后面有日本的机关枪队紧紧地监视跟随着。
日本的游历团一船一船一车一车的从神户横滨运来，挂着旗号的大汽车，在景山路东长安街横冲直撞的飞走。东兴楼，东来顺挂起日文的招牌，欢迎远客。
故宫北海颐和园看不见一个穿长褂和西服的中国人，只听见橐橐的军靴声，木屐声。穿长褂和西服的中国人都羞的藏起了，恨的溜走了。
街市忽然繁荣起来了，尤其是米市大街，王府井大街，店面上安起木门，挂上布帘，无线电机在广播着友邦的的音乐。
我想起东京神户，想起大连沈阳，北平也跟着大连沈阳死去了，一个女神王后般美丽尊严的城市，在蹂躏侮辱之下，恹然地死去了。
我恨了这美丽尊严的皮囊，躯壳！我走，我回顾这尊严美丽，瞠目瞪视的皮囊，没有一星留恋。在那高山丛林中，我仰首看到了一面飘扬的旗帜，我站在旗影下，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的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朝气；我再走，我要掮着这方旗帜，来招集一星星的尊严美丽的灵魂，杀入那美丽尊严的躯壳！
摆龙门阵
喜欢北平的人，总说昆明像北平，的确地，昆明是像北平。第一件，昆明那一片蔚蓝的天，春秋的太阳，光煦的晒到脸上，使人感觉到故都的温暖。近日楼一带就很像前门，闹烘烘的人来人往。近日楼前就是花市，早晨带一两块钱出去，随便你挑，茶花，杜鹃花，菊花，还有许多不知名的热带的鲜艳的花。抱着一大捆回来，可以把几间屋子摆满。昆明还有些朋友，大半是些穷教授，北平各大学来的，见过世面，穷而不酸。几两花生，一杯白酒，抵掌论天下事，对于抗战有信念，对于战后的回到北平，也有相当的把握。他们早晨起来是豆腐浆烧饼，中饭有个肉丝炒什么的，就算是荤菜。一件破蓝布大褂，昂然上课，一点不损教授的尊严。他们也谈穷，谈轰炸谈的却很幽默，而不悲惨，他们会给防空壕门口贴上“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春联。他们自比为落难的公子，曾给自己刻上一颗“小姐赠金”的图章。他们是抗战建国期中最结实最沉默最中坚的分子。昆明还有个西山，也有个黑龙潭，还有很大的寺院，如太华寺、华林寺等。周末和朋友们出去走走，坐船坐车，都可到山边水侧。总之昆明生活，很自由，很温煦，“京派的”——当然轰炸以后又不同一点了。
一种因缘，我从昆明又到了重庆。
从昆明机场起飞，整个机身浴在阳光里，下面是山村水郭，一小簇一小簇的结聚在绕烟之下。过不多时，下面就只见一片云海，白茫茫的，飞过了可爱的云南。
钻过了云海，机身不住的下沉，淡雾里看见两条大江，围抱住一片山地，这是重庆了，我觉得有点兴奋。“战时的首都，支持了三年的抗战，而又被敌机残忍的狂炸过的。”倚窗下望，我看见林立的颓垣破壁，上上下下的夹立在马路的两旁，我几乎以为是重游了罗马的废墟。这是敌人残暴与国人英勇的最好的纪录。
飞机着了地，踏过了沙滩上的大石子，迎头遇见了来接的友人。
我的朋友们都瘦了，都老了，然而他们是瘦老而不是颓倦。他们都很快乐，很兴奋，争着报告我以种种可安慰的消息。他们说忙，说躲警报，说找不着房子住，说看不见太阳，说话的态度却仍是幽默，而不是悲伤。在这里我又看见一种力量，就是支持了三年多的骆驼般的力量。
如今我们也是挤住在这断井颓垣中间。今年据说天气算好，有几天淡淡的日影，人们已有无限的感谢，这使我们这些久住北平而又住过昆明的人，觉得“寒伧”。然而这里有一种心理上的太阳，光明灿烂是别处所不及的，昆明较淡，北平就几乎没有了。
重庆是忙，看在淡雾里奔来跑去的行人车轿。重庆是挤，看床上架床的屋子。重庆是兴奋，看那新年的大游行，童子军的健壮活泼和龙灯舞手的兴高采烈。
我渐渐的爱了重庆，爱了重庆的“忙”，不讨厌重庆的“挤”，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和我在忙中挤中同工的兴奋的人们，不论是在市内，在近郊，或是远远的在生死关头的前线。
我们是疲乏，却不颓丧，是痛苦却不悲哀，我们沉静的负起了时代的使命，我们向着同一的信念和希望迈进，我们知道那一天，就是我们自己，和全世界爱好正义和平的人们，所共同庆祝的一天，将要来到。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以整齐的步伐，向东向北走，直到迎见了天上的阳光。
我记忆中的沙坪坝
抗战时期，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每天总在没有围墙的土屋廊上，看着远远山下的嘉陵江缓缓地东流。在嘉陵江的东岸有一大片土地，就像今天北京西郊的中关村一样，是学术机关和好几个大学，如中央大学、南开大学的所在地，这片土地就是沙坪坝！我的儿子吴平那时——1943-1945——就在南开大学附中就学。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老先生曾和我的父亲谢葆璋在北洋水师学堂同过学，但是他没有毕业就离开了，不过每次在重庆见到我时，他总是拍着我的肩膀用很浓重的天津口音对人家说：“她的父亲是我同班！”就是在他的支持下，我的儿子才能进入这所重点中学的。
从沙坪坝爬上歌乐山，总有好几里的山路，我记得每个周末吴平回家时，晴天就大汗淋漓，雨天当然是浑身精湿了，那时他才十二岁。
我永远也忘不了四十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轰炸机，对重庆的疲劳轰炸！我在1940年除夕写的一首《鸽子》的诗，就是讲述这个经历的。那夜我望着在蒙蒙的雾气中忽然熄灭的一大片闪闪烁烁的灯光，在砰砰的炸弹声中，火焰四起，我就悲愤地想到在这几百几千个血肉横飞的同胞中，会不会也有我的儿子？
我还记得在那时候我曾到过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和大学生座谈，至于校舍和座谈的内容都记不清了，只看到沙坪坝的确像一座小城市。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了，第二年我也离开了歌乐山，沙坪坝也就不在我的望中了。
说起来已是将近半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是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山下远远的那个小城市——沙坪坝。这城市如今一定不“小”了吧？
1990年1月16日
原编者注：由于年代久远，冰心老人已九十高龄，难免记忆不清。故文中有几处与事实有出入，经向老人函询并从沙坪坝区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查阅有关资料佐证，特予注明。
住址是林家庙5号。
南开大学应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南开大学附中应是重庆私立南开中学，现仍是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一九八四年六月邓颖超同志亲笔题写了校名、嵌在整修一新的校门上。
座谈内容为1945年5月4日开始的全国第一届文艺节期间，在沙坪坝学生公社讲的《中国文学之过去和未来》和在歌乐山讲的《文艺的欣赏》。
以上内容可参阅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抗战时期的陪都沙磁文化区》一书55页和106页。
从重庆到箱根
从羽田机场进入东京已经是夜里。呈现在街灯下的街道一片冷落，看不见人影，比起人声嘈杂、车辆拥挤的上海完全成了两样。
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夜。白天决不是这样寂静。我到东京的第三天，友人带着去了箱根。从东京到横滨的途中，印象最深的是无边的瓦砾、衣衫褴褛的妇女、形容枯槁的人群。但是道路很平坦光洁。快到箱根，森林渐渐深起来，红叶映着夕阳，弯曲的道路，更增添了一层秀媚。在山路大转弯的地方，富士山头顶雪冠、裹着紫云、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美。
比起欧美的一流旅馆，箱根的旅馆也不算差。从窗口望去，到处溢满东洋风味。山岭、房檐、石塔、小桥等等，使人感到幽雅、舒适。
那一夜我怎么也不能入睡，各种各样的想法千头万绪，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情。
这二天，天还没亮就起来，卷起窗帘，完全裹住了山峦的浓雾中隐约地露出青松的绿色。“啊！我的歌乐山！”突然间多么想这样叫一声——重庆的奇峰歌乐山是我的。
我必须在这里介绍那令人留恋的歌乐山。歌乐山比起箱根来要小得多，红叶也没有这样多。歌乐山被茂密的松林包裹着，一到春天，鲜红的杜鹃漫山盛开。
春夜里可以听到杜鹃那令人伤感的鸣叫，山上杜鹃花的红色据说就是杜鹃吐的血染的。
轰炸的日子，常常是晴空万里。
惊慌的尖叫的警报声中，带着食粮、饮水、蜡烛、毛毯、抱着孩子跑进阴冷的防空洞。
这里面，吓得发抖的妇人和孩子们，脸色变得发青。
我们没有声音，对着头上飞过的成群的飞机和轰轰的爆炸声、还有那猛烈摇动的狂风长长地叹息，然后好不容易爬上山顶，望着被滚滚白烟笼罩着的重庆、惦念着自己的亲人是否安全。
夜间轰炸一定是美丽的星月夜。在夜里我们不进入洞中。
让孩子们睡下之后，抱在膝上，等待在狭窄的洞口。
往下看萤火虫一样的光亮渐渐消失，很快街道被黑色完全包围，万籁俱静，只有远处传来的微弱的犬吠声。
嘉陵江犹如银白色的绢带。
淡淡的月光中看不见机影，只有爆炸声渐渐地传来，突然有几条探照灯光在天空中一扫而过。
“打中了！打中了！”九架、六架、三架，白蛾一样的飞机摇晃着冲向重庆，紧接着是震撼大地的爆炸声，火光冲上了天空。
就这样流走了五年的日日夜夜。歌乐山的五年，是在“好天良夜”中度过的。
可怕的、令人诅咒的战争。
战争结束我们懂得了怨。而且我们虽然体验了激烈的战争，也懂得了同情和爱。因此，我在歌乐山最后的两年中，听到东京遭受轰炸的时候，感到有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之情。我想象得出无数东京的年轻女性担心着丈夫和亲人，背着软弱的孩子在警报声中挤进放空壕那悲惨的样子。
看见了东京我想起了重庆，走在箱根感到是走在歌乐山。
痛苦给了我们贵重的教训。最大的繁荣的安乐不能在侵略中得到，只有同情和互助的爱情才能有共存共荣。
今后永远再也不要使歌乐山和箱根成为疏散地，要让热爱山水的人们常常登上山顶享受美丽的风光，不能再从自然的美中挤进黑暗的防空壕。（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东京）
归来以后
我回到祖国，回到我最熟识热爱的首都，我眼花缭乱了！
几年不见，她已不再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而是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了。这些年来在我梦中涌现过多少次的胜地，尤其是“五四”纪念地的天安门，那黯旧的门楼，荒凉的广场，曾是万千天真纯洁的爱国青年，横遭反动统治阶级血腥迫害的处所，如今是金碧交辉，明光四射，成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团结一致争取和平的象征，成了春秋节庆佳日，伟大的人民领袖检阅壮大的人民队伍的地方了。此外如雕栏玉砌的故宫，庄严矗立的天坛，玲珑高举的白塔这些数百年来，万千劳动人民血汗的智慧的创造，终于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手里，在人民自己的政府的关怀和爱护之下，也都轮奂一新了！这些格外和谐的色彩，格外鲜明的情调，在北京秋日特有的晴天爽气之中，也格外显得光辉而静穆。成群的乳白的鸽子，在这水波涟漪，楼阁玲珑的上空，回绕飞翔，曳着嘹亮悠扬的哨声，不住地传播着和平的消息！
这一片新兴的朝气，不但笼罩着北京雄伟美丽的建筑，也笼罩着北京忽然加多的熙熙攘攘的劳动人民。他们在这新的美丽的城市里，辛勤地劳动着，快乐地游赏着，热情地学习着。
在这些熙熙攘攘的劳动人民中间，还夹杂着更加多的新中国的儿童。电车上，公园里，街头巷尾，花花簇簇，戴着红领巾的，背着书包的，还有在父母怀抱中的，一阵阵清朗活泼的笑声，叫出了新中国的希望。
到此就要引起我今后的创作问题了。
这又是一件旷古未有的盛事！我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在我们自己的政府的正确的领导和鼓舞之下，已在四年前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了。我们不再走“闭户著书”、“孤芳自赏”的老路，千万个心灵，千万道目光，聚集到同一的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像一块大磁石，号召吸引着千万条文艺的钢针，向着它直指，跟着它转动。
我深深地感觉到，我过去的创作，范围是狭仄的，眼光是浅短的，也更没有面向着人民大众。原因是我的立场错了，观点错了，对象的选择也因而错了。但只要我不断努力地学习，我的文字工具还是可用的。我能以参加这次的全国文代大会，得到了学习的机遇，感到十分快乐，十分兴奋。我虽然细小，也还是紧紧挨着这块大磁石的一条钢针。在总的路线中，我选定了自己的工作，就是：愿为创作儿童文学而努力。我素来喜欢小孩子，喜欢描写快乐光明的事物，喜欢使用明朗清新的字句。在从前那种“四海皆秋气，一室春难暖”的环境中，我的创作的欲望，一天一天地萎缩淡薄下去，渐渐地至于消灭。如今在这万象更新的新中国的环境中，举目四望，有的是健康活泼的儿童，有的是快乐光明的新事物，有的是光辉灿烂的远景，我的材料和文思，应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好好研读先进的文学作品，好好联系群众。在我的作品中，我要努力创造正面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让新中国的儿童看到祖国的新生的，前进的，蓬蓬勃勃的力量，鼓舞他们做一个有教养的，乐观的，英勇刚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
我要永远和我们整齐的文艺队伍在一起，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成长壮大而奋斗！
一九五三年九月
湛江十日
一九六一年底，我在湛江度过了难忘的十天，回来后就有出国的任务，把我所要写的“湛江”滑过去了。这十几个月之中，几番提笔，总感到明日黄花，不大好写。湛江和祖国其他的地方一样，你去过一次，再来时已是万象更新，那时撒下的种子，现在已经遍地开花，那时开着的花心现在已经累累结果。追述过去，不如瞻望将来。但是，正因为是过去的经历，有些人物，有些山水，在迷镑的背景中，却更加鲜明，更加生动。它们像闪闪发光的帆影，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明灭！这回忆，往往把我重新放在一种特别浓郁的色、香、味之中，使我的心灵，再来一阵温馨，再起一番激发，就是这奇妙的感情，逼得我今天又提起笔来。
湛江不像北京和南京，也不像苏州和杭州，它没有遍地的名胜古迹，更没有壮丽精雅的宫殿园林。它在古代是蛮风瘴雨之乡，当宋朝丧失了北部边疆的时候，便把得罪朝廷的人们，贬谪到这地方来。著名诗人苏东坡，便是其中之一。解放前的五十年中，它是法帝国主义者所盘踞的“广州湾”，这里除了一条法国人居住的街道以外，只有低洼、腥臭、窄小的棚寮和草屋。除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之外，就是饥饿贫困的人民。但是这些饥饿贫困的人民，五十年来，坚持着抗法斗争、抗日斗争和解放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冲洗净了这颗祖国南海的明珠，使它在快乐勇敢的人民手里，发出晶莹的宝光！
一九六一年底我们从严冬的北京，骤然来到浓绿扑人的湛江市，一种温暖新奇的感觉，立刻把我们裹住了。这宽阔平坦的大道，大道两旁浓密的树荫，树荫外整齐高大的楼屋，树荫下如锦的红花，如茵的芳草，还有那座好几里长的海滨公园，连续不断的矮矮的紫杜鹃花墙，后面矗立着高大的椰林，林外闪烁着蔚蓝的波光，微风吹送着一阵阵的海潮音，这座新兴的海滨城市，景物是何等地迷人呵！
在这里，道路是人民开的，楼屋是人民盖的，花草树木是人民栽的几十万双勤劳的手在十二年之中，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现代的城市。当我看到这座城市的时节，我的喜乐，我的自豪，并不在看到京、宁、苏、杭的那些古代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宫殿园林以下。反过来，我倒感到，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尽力地兴建了那些宫殿园林，却不能恣情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而在解放后的今天，人民的点滴血汗，都能用在自己身上，这奇迹般的美丽的城市，就是在这种无比热情和冲天干劲之下产生的。
在这里，最使人眼花缭乱的，是树木花草。树木里有凤凰树、相思树、合欢树、椰子树，还有木麻黄。这木麻黄树，真值得大书特书！这种树我从来没有见过，连名字也是我在翻译印度泰戈尔的小说的时候才接触到的。我只知道它是一种热带的树，从那篇小说里也看不出它的特征，翻译过后也就丢开手。没想到这次在祖国的南方，看到了它的英雄本色！
它的形象既像松柏又像杨柳。有松柏的刚健又有杨柳的婀娜，直直的树干，细细的叶子，远远地看去，总像笼住一团薄雾。
它不怕台风，最爱海水，离海越近它长得越快。解放后，翻身的湛江人民要在这一片荒沙上建立起美丽的家园，他们就利用这种树木的特长，在沙岸上里三层外三层地种起木麻黄树来。这些小树，一行行一排排地扎下根去，聚起沙来，在海波声中欣欣向荣地成长，步步为营地与海争地。到如今，这道绿色长城，蜿蜒几百里，把这座花园城市围抱了起来。当我们的车沿着这道长城飞驰而过的时候，心里总会联想到从前在国庆佳节，从观礼台前雄赳赳气昂昂地整齐走过的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在气魄和性格上，他们和木麻黄树完全是一样的。
说到花草，那真是绝美，可以说是有花皆红，无草不香。
这里的花，不论是大的，小的，单瓣的，双瓣的，垂丝的，成串的几乎没有一种不是红的。在浓绿的密叶衬托之下，光艳到不可逼视。乍从严冬的北方到来的人，忽然看到满眼的红光，真是神摇目眩，印象深得连睡梦也包围在一片红云之中！这些花名，有的是我们叫得出来的，如一品红，垂丝牡丹，夹竹桃但多半是初次听到的，如炮仗花，龙吐珠，一串红，毛茸红等等，有的花名连陪我们的主人也不知道，他们只笑答：“横竖是大红花呗！”他们那种司空见惯满不在乎的神情，真使人又羡又妒。说到草，所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天涯何处无芳草”，才真是这里的写实。我们随时俯下身去，捡起一片叶子，在指头上捻着，都会喷出扑鼻的香气。哪怕是一片树叶，如柠檬桉，闻着也是香的。摘过树叶的手，再去翻书，第二天会发现书页上还有余香！
主人说，可惜我们种树的日子还浅，飞来的鸟儿还不多。
但是蝴蝶真是不少，而且种类还多。我们常看见相思树上飞舞着一团一团的蝴蝶。在文采光华的地方，连蝴蝶也不是粉白淡黄的！这些蝴蝶翅翼的颜色，就像虎皮一样，黄黑斑斓。
它们不是成双捉对地飞，而是一群一群地上下舞扑，和乳虎一般地活泼壮丽。此外还有翠蓝色的像孔雀翎一样的蝴蝶，在红情绿中闪出天鹅绒般的柔光，这都是北方所看不到的。
其实，花木也好，草虫也好，都不过是我的画图中的人物的陪衬。这十几个月之中我脑子里始终忘不了在湛江招待我们的主人。他们是一群最可爱的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直从长白山、大别山、太行山，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打到海南岛，最后他们“解甲归农”。他们在这里披荆斩棘，开辟出几十万亩广阔平坦的田园，他们用木麻黄和其他高大的树，种植出棋盘般的防风林带，围护了农林作物，改良了环境，调节了气候。他们在这些标准林园里，办着社会主义农业企业，为祖国生产了许许多多的物资财富，加速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在对敌战争中是最勇敢的战士，在建设时期是最辛勤的劳动者，在招待客人上又是最热情的主人。他们热情洋溢地把我们当作远别的亲人一般，带领我们参观了他们开创出来的家园，给我们介绍了周围环境里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他们白天陪我们参观，晚上和我们畅谈，到现在我的耳中还不时地响着激动的一段叙述，热情的一声招呼在这些声音后面，涌现出一个个熟悉的人：中年的，年轻的，豪爽的，拘谨的，泼辣的，腼腆的这些形象和他们背后的蓬勃浓郁的画景，不断地一幅一幅向我展开。他们把我们从飞机场簇拥到赤霞山海滨招待所。这是一个童话般美丽的地方。我们头一夜就兴奋得没有睡稳，早晨一睁眼就赶紧起来，走到窗前，纵目外望：十几座楼房错落地隐现在繁花丛树之中。在近处，一丛翠竹旁边立着高出屋檐的一品红，盘子大的花朵，就像红绒剪成的那么光润。再远些，矮的是大叶子的红桑，稍高的是嫩绿叶的玉兰花树，最后面是树梢上堆着细小的黄花的相思树。这一层层深浅浓淡的颜色，交融在一起，鼻子里闻到沁入心腑的含笑花和玫瑰花香，耳朵里听到树影外的海潮摇荡的声音。就在这种轻清愉快的气氛里，我们开始了幸福的十天！
我们首先参观了他们农场里面的热带植物研究所。在会客室中饱餐了他们种出来的花生和香蕉，痛饮了他们自己种出来的咖啡，然后在种植园中巡礼。这里真是祖国的宝地，从东亚各地引种过来的，如油棕、咖啡等经济作物，都生长得很茂盛，在我们惊奇赞赏之下，主人们不但往我们车上装了许多新从树上摘下的木瓜、香蕉和甘蔗；还往我们手里和口袋里塞了许多珍奇的花果，如九里香、玉兰、玫瑰茄、乳茄、番鬼荔枝等，一路走着，愈拿愈多，压得我们胳臂都酸了。第二次参观的是他们的湖光农场的一部分。在棋盘式的高大防风林里，我们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幼小树苗，安稳地整齐站立在低暖的地方，欣欣向荣地在茁长着。我们参观了三鸟场和畜牧场。牧鹅的姑娘，挤奶的女工，养猪的老汉在清水池塘边，和整洁的厩房里，紧张而又悠闲地工作着。在鸡栏里我们看到一群火鸡，垂下文采辉煌的双翅，一只只彩船似地向着我们稳稳地驶来。猪圈里有日本猪和荷兰猪，但是最好看的还是本地种的猪，雪白的背上，堆着沿着浅灰色边的大黑花点，这种猪是我在别处所没有见过的。
我们参观了雷州青年运河工程，到了新建成的鹤地水库。
生长在北方的我，从来没有想到祖国极南端的雷州半岛会是个缺水的地方！主人们笑着向我介绍：雷州地区，平原地带多，森林丛草少，通过这地区的九洲河，河床窄浅，有雨就泛滥成灾，不起灌溉的作用。一九五八年，在党的领导下，雷州十万人民，特别是青年，用了十四个月的工夫，开出一百七十四公里长的青年运河。他们截断了九洲河，建了水库。在运河通过的道上，凸出的地方挖深了，凹下的地方兴修起槽道，引出一股潺潺清澈的河流，来灌溉雷州半岛的二百五十万亩土地。我们站在鹤地水库堤边上，只觉得它微波粼粼，远山围抱，和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的面貌大同小异，有如同胞姐妹。倒是未到水库之先，路上所看到的矗立的高大的槽道，地上望去，好似在江上仰望长江大桥一般，十分雄伟，十分美丽。将来这里桥上走车，桥下行船，这种奇观，是密云水库和十三陵水库所没有的。去到水库的路上，在赤坎地方，经过一座很短的“寸金桥”，但是这座桥的意义却不小，它纪念了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法帝国主义者的英勇事迹。他们把祖国的一寸土地当作一寸金子那样地护惜，他们据河苦战把法帝国主义者的强占土地，从一百几十里缩小到十几里！我们下了车，读了桥上的碑文，在窄窄的河边，一棵很大的缅甸合欢树下，徘徊瞻仰了许久。
南三联岛之行，也是使人永不忘怀的。这天天气晴和，我们到了码头，那里停着一艘登陆艇——登陆艇船头的栏杆，放下来是跳板，吊上去就是船栏。出去时，迎着清新的海风，归来时，望着朦胧的落日，在来去的航程中，我就没有离开栏杆一步！真的，从离开海滨生活起，好久好久没有在小艇上作过乘风破浪的海行了。
南三联岛本是十个孤岛，解放前这里住着三万多农民和渔民。这些人整年整月地要和潮、沙、风、旱四种自然敌人，作殊死的搏斗。再加上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罪恶统治，磨死的、逃荒的、已经所余无几了。解放后，党领导了岛上的居民清了土匪，反了恶霸，一步一步地解决了饮水、烧柴等等迫切的问题。本来这些岛上的人民，要到湛江一趟，至少要渡过七次海，自从一九五〇年开始了联岛的工程以后，人民生活又大大地提高了。他们不但填了海，还种了树，圈出田地，盖起水堤，把这几个小岛，链条般接在一起，建设成一个树木葱茏，庄稼遍地的水林我们站在船头上，听着这一段神话般的改造自然的奇迹，四十分钟以后，南三联岛就已青葱在望。我们从东调岛湖村湾上岸，已经有辆大车在滩头等着。沿着一条平坦的大道，经过好几个鱼池、盐田、稻田和错落的新盖的民居，直到东头灯塔岛的招待所。这招待所的一排楼房，荫蔽在万木丛中，我们从大路下车，在沙地上走了几里路，正觉得有些炎热，一进入这片木麻黄树的深林，骤然感到凉透心脾，在清鲜的空气中，抬头相顾，真是“人面皆绿”。原来这岛上从一九四九年起，就开始造林，在离海七八步的沙滩上，种上密密的木麻黄树。这里的林带面积长六十华里，宽五至十华里，面积共有十万亩。这十二年之中木麻黄树已葱郁成林，海水也后退了有一百公尺，就是这座木结构的招待所楼房，也是用木麻黄木建成的。木麻黄树材又硬又苦，蚂蚁不敢吃也啃不动，是最理想的建筑木材。
我们在这楼上听了公社吴书记的极其生动的报告，吃了他们自种的花生、大米，和他们自捕的鱼、自养的鸡。这个从前曾是荒岛上的人民的生活，和我们祖国的每个角落的人民一样，也已经开始富裕起来了。
最后，我还要谈一谈湛江的码头。法帝国主义者占据湛江大港，就为的是要抢到一个从中国掠得物资的出口，但是他们在这里只修了一个小小的栈桥码头。解放后十几年之中，人民亲手建设起来的崭新的湛江港，它就拥有现代化的起重运输和装卸设备，有宽大码头，各种货物可以直接装上火车。
在这个清碧的海港里，每天进出着几十艘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轮。在港区，还有一座现代化的海员俱乐部，亲切地接待着来湛江作客的各国海员。我们参观了里面的百货商店、阅览室、餐厅、舞场和各种文娱设备。资本主义国家商船上的海员，在新中国湛江大港逗留时期中，过的是愉快健康的生活，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那些黑暗污秽的陈迹，早已一洗无余了。
我们在码头边登上一艘停在那里的名叫“芍药”的商轮。
这只船航行于广州和湛江之间。船长姓马，是一位从海外归来的航海者，和我们纵谈他自己归国前后的海上生活。这一段“海客谈瀛”，以愤懑开始，以自豪结束。这位船长，和我所熟悉的海上工作人员一样，十分豪爽，十分热情。他坚决要留我们在船上吃饭，但是我们知道海员们在岸上的很短的时间，是十分宝贵的，结果只应邀和他们一同照了几张相片，就恋恋地道别了。
这以后，我就匆匆地在一九六一年的除夕，独自飞回祖国的首都。那几天正遇到寒流，下了飞机，朔风凛冽。一路进城，西边是苍黄的田野，和光裸的挺立的树行。回忆湛江飞机场上送行的人群，和衬托着这些人物的青葱的背景，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十几度月圆过去了，如今正是赤霞山上凤凰树开花的季节，湛江的条条大道上，也张开了红罗的幔幕，应该是我践约南行的时候了。我还曾经应许我的“解甲归农”的朋友们，说我要像南飞的燕子，一年一度地回到赤霞山楼檐下的旧巢。但是，春天也罢，秋天也罢，我去得了也罢，去不了也罢，当全国人民，在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号召下，万众一心，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完成这伟大而艰巨的任务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湛江朋友们正在这条战线的最前沿，坚韧而乐观地战斗着。让我的湛江回忆，时时鼓舞推动着我，使我在自己的林园里，也做一个像他们一样的坚韧而乐观的劳动者！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3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