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次教训，来泰只好早走。每天凌晨三点他准时出发。八点钟之前便返回到了店里。以此躲避检查“大轱辘小轱辘”的交通警察。
最初，来泰给我和妻子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他每天一大早去进菜，回来，吃过饭，他扎进宿舍里睡一觉。人精神了，再到餐馆里转转。碰上一些鸡零狗碎的小活儿，不用吩咐，就主动去干。我的两个餐馆相隔不远。有时这家餐馆缺个什么小东西了，他听说之后，就会马上到另一个餐馆去取。跟前抓不着车子，就拐着腿走。着急了，还能用一种非常兴奋的样子跑起来。妻子见了，就喊他，来泰，你腿不行跑啥？
这期间，我发现来泰常吃一种绿色的小药片儿。一问，才知道是一种止疼药。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腿疼。我以为他是蹬车太累了。他说不是，就是这条坏腿。他说平时轻点累点都没事，就怕阴天下雨，待着也疼。不用药顶着真是不行，呛不住劲。我告诉他，进菜回来就歇着，餐馆里的活儿啥也不用干。他说，我也没干啥。
非常“主人翁”。
事实上，来泰却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没事的时候，他往餐馆里一坐，却满眼是活儿。发现服务员有不到位的地方，他会马上给予提示，或者加以纠正。厨房里的事他也管。后边有一个窗子，钉着纱窗，被油烟一熏，很容易挂上尘土。他一边嘟哝着后厨人太懒，一边用笤帚去清扫。他发现一个小杂工给香菜去根的时候，连捆都不破，一刀下去，很好的部分被干去了半截。他便问那个小杂工还想不想干？不想干就玩鸡巴蛋去！
可是没过多久，来泰却捅了个娄子。一天中午，两个女人在餐馆里吃饭。一胖一瘦，都是三十多岁。俩人边吃边聊。不知说到了什么，那个胖女人情绪有些波动了。她黄着脸摸起一支烟来，点上，狠嘬一口，然后，缓缓地吐出烟雾。之后，她盯着烟雾散尽的地方，目光突然被定住似的，一动不动了。半天，她才自言自语般地说了一句，头发……瘦女人没明白什么意思，胖女人便拿起筷子，指了指菜盘。这时瘦女人探过头去，看了看，脸上立刻冰了。一转身，大声地叫了一句，服务员！
于是，麻烦就来了。碰上好说话的客人，没说的。人家根本就没当回事。不就是根头发吗，在家也不敢保证吃菜吃不出头发来呀，算啦算啦，一筷子夹出去了。吃吧！连声都不吭。如果是稍微讲究一点，而又通情达理的客人，问题也不大。道个歉，大不了再换个菜，问题便解决了。怕只怕遇上那些矫情的客人，横眉立眼的跟你较真。而且，还没等你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人家就掐着脖子干呕了，要吐了。
对不起，是头发……
你怎么保证这是头发？
是头发呀。
你好好看看这还带着弯儿呢……这是头发吗？
不是头发是啥？
你说是啥？
一个劲地暗示。把服务员的脸都问红了，答不出来了。可人家还是不饶，而且还把想事情往大了整整。于是把手一挥说，去，叫你们老板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过去的。我过去有什么用？我能跟她去争论那到底是不是头发还是别的什么吗？其实我早就告诉过服务员，遇到不讲理的客人找老板，就说我不在，你们去对付！我不是推卸责任，也不是害怕矛盾。而是，我总觉得服务员都是些二十多岁的小姑娘，水葱似的往身前一站，叔叔大爷地一叫，十有八九会叫人心软。只要人心一软，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践证明，大体如此。不过，要是遇到同样的女顾客，那就得我出面了。怎么说呢，也许异性之间的矛盾比较容易化解的罢。
问题是，那两位女客人在菜里发现头发的时候，我不在，妻子也不在。服务员也没有听到女客人的喊叫。这时候，来泰听到了。他转着头看了一下，见服务员都在忙着应酬别的顾客，他便一瘸一拐地过去了，非常及时。他说头发呀，我还以为咋的了呢。瘦女人说，你这人怎么说话？有头发我们也吃呀？来泰笑了，说我能让你吃头发呀？我的意思是你拿出来不得了。说完又嘟哝了一句，谁没有头发呀。瘦女人怔怔地看着来泰，半天找不出一句话来。这时候，胖女人把手里的烟卷往桌子上一拧，端起那盘有头发的菜，冲着来泰威胁道，我给你了你信不信？
就在这时候，妻子回来了。说了多少好话，赔了多少不是，就别说了。最后她总算是事情摆平了。
事后，妻子对来泰这种瞎掺和非常不满。但考虑到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我和妻子谁都没有说啥。
妻子发现了一个问题。问题出在菜上。平时，来泰买的菜，从质到量，都由店里的伙计负责验收。大葱多少，萝卜多少，菠菜假不假，黄瓜嫩不嫩呀？都要把关。菜的价格则由妻子掌握。妻子掌握价格的方法是，她经常把两个店里送菜的价单放在一起，一样一样地对，相当仔细。对来对去，问题就出来了。来泰的茄子比人家的贵，尖椒也贵，土豆也贵……妻子把两个人的价单同时拍给我，她说你看看吧。全贵！
像猎人终于揪住了狐狸的尾巴。最初的一刹那，妻子对自己的这一收获感到非常得意，甚至还有点兴奋。但紧接着，她就突然转过弯来似的，情绪变了，脸也阴了，她不解而又失望地说，这个来泰，他咋能这样呀？
我只好去找来泰（用妻子的话说，他是你侄子，不是我侄子，你不去说，我怎么说呢）。我告诉他菜价高了。要注意，不要一口吃个胖子。我还告诉他，买卖这东西，它是有诀窍的。诀窍不在于买回来多加价，关键要学会在买的时候少掏钱等等地说了一大堆。来泰听了，沉着脸，没有说啥。只是用牙齿咬着下唇，不断点头，态度很好，也很诚恳。
再对菜单时，妻子就真的高兴了。她说下来了，下来了……这个死来泰呀，你说，不敲打敲打他行吗？
菜价一下来，来泰的情绪就坏了。有段时间，他总是沉着脸，话也少多了。他买的菜上有了什么问题，伙计问他，要么不吱声，要么一句话就把人噎回去了。平时他也很少到餐馆里去了。大部分时间，都是扎在宿舍里睡觉。偶尔也在餐馆前的一个墙角处蹲一会儿，晒一晒太阳。时间已是秋末，城市里的阳光已显得有点珍贵了。
不过后来来泰的情绪又缓过来了。那几天，北京一直下着很冷的秋雨。一天早晨，他顶着雨进菜回来了。他甩掉雨衣，擦了一把雨水，却是满脸灿烂。他一边招招呼呼地让伙计拿菜，一边和伙计逗着，嘻嘻哈哈开着玩笑。他的一反常态，让伙计们摸不着头脑了。有人问来泰，今天怎么了，这么高兴呀。来泰笑了，说，操你大爷的，不高兴我还哭吗？
原来，他在菜市场里买菜的时候，两个卖菜的女人因为比着赛地杀价，光顾对骂了，来泰的菜都已经秤好了，可是他招呼了半天，也没人给他算账。不要拉倒。他推起车就走了。一个伙计算了一下，说，我操，一百多块！你得请客呀。来泰脸子一收说，请你爹那个蛋吧。
刘贵要走了，我心里没准备。细说起来，其实也正常。在餐馆里打工的人流动性很大，今天你来，明天他走的，不算个事了。这两年，在对待员工来去的问题上，我的心理已经很成熟。说白了，我既不像有些老板那样押着员工的工资不给—
不是拖着人家不让走，就是一挥手叫人家滚蛋。我没那么硬的心肠。当然，我也绝不会像我第一次把一个厨师炒了鱿鱼时那么心软了。那次，我都流泪了。我流泪不是我这个人好哭，而是因为我的心情相当复杂。老实说，那个陕西小伙子非常不错。工作任劳任怨，又老实又听话。唯一的缺点，就是菜做得不行，太差了。用客人的话说，“啥味没有”。啥味没有谁还来吃饭呢？没办法，狠狠心，“挥泪斩马谡”吧。要说还真是“万事开头难”。“斩”第二个的时候，我就没“挥泪”。“斩”到第三个第四个的时候，就觉得啥事没有了，正常了。择优录用，双向选择，人才流动嘛—什么你炒我，我炒你呀，都正常。因此，我的原则是，想干的就好好干，不想干的，就走人。无论厨师还是杂工，谁走我都放。有句话，强扭的瓜不甜。还有一句话，没你这个臭鸡蛋，我还不做草子糕啦？其实，一张小纸就解决了。只消把招聘的条子往餐馆的窗子上一贴，什么厨师、杂工……多得能给你堵了门，可劲儿选！当初，刘贵就是这么被我选中的。两年前，他到我餐馆来应聘的时候，又瘦又小。据说，此前他在北京已经漂流了两个多月。但我把他留下的原因，不是出于这方面的同情找不到活儿，没饭吃，睡马路的人，在这个城市里多了，想同情我都同情不过来。我是看见刘贵他两天没吃饭，眼睛却照样活动得精神，我才把他留下的。我觉得小伙子肯定机灵。餐馆里的杂工，最要紧的就是机灵，像个肉蛋似的不行。
我没看错。刘贵这小子不但机灵，而且相当有心劲儿。他干的是杂工的活，可闲下来他却总帮着配菜工切土豆丝。一盆一盆的切，其实他是在练习着自己的刀工。两个月之后，配菜工要回家，不干了。刘贵就找我，说他想试一试配菜。刘贵的意思我明白，无非是想多挣几个钱。因为餐馆里的工钱是分了好几个等级的，主厨，副厨，配菜，冷荤，然后是才是杂工。杂工的钱最低。当时我觉得刘贵他干不了。他却执意要试一试，说不行再让我找人。试就试吧。没想到，一试，还真行，刀工不错，速度也快，挺好。我笑了，我说那就再找个杂工吧。不久，做副厨的小伙子要回去结婚，让我提前找人。
我问刘贵能不能代替他。刘贵说他可以试一试。结果又挺好！刘贵干了半年多副厨之后，又做了主厨。
我餐馆的客人大部分是“回头客”。几天过去了，客人原来喜欢吃什么菜还点什么菜。没吃出味道不一样来。这不就行了？
如此这般，刘贵自己都被鼓舞了。此后他是越干越起劲儿，越来越娴熟。干净，利落，速度快。姿势也好看，人往灶前一站，身体绷直儿。左手锅，右手勺。一个菜下锅，被掂得上下翻飞。火候一到，嗖嗖嗖，加入盐、糖、味精等各样调料，最后再点少许老抽，人一转身，菜已落盘，鲜亮，立整，啪！一声“叫勺”，走菜！非常带劲。
见刘贵干啥像啥，妻子就把整个后厨的管理交给了他。什么防火、卫生、饭菜质量、人员的使用与搭配，都被他管得一丝不苟，相当到位。
我没想到刘贵却提出不干了，要走。
我说你咋说走就走呢？
刘贵说他想回家。
可是刘贵说，他真的是回家。他说他父亲都催了他好几次了，让他回去盖房子。我想这倒是个大事儿。有道是，盖房子搭屋娶媳妇啊。
我笑了。我觉得刘贵是在撒谎。说回家，这是大多数打工者跳槽时一种普遍的借口。一是觉得在情面上好说，二是想作为一个比较充足理由，从老板手里要出自己的工钱。其目的，无非是想换一个地方。我的餐馆开了好几年，走的人差不多都说是要回家。可真正回家的有几个？据我所知，其中的许多人，到现在依然寄生在这个城市里。即使吃苦受罪，哪怕是满城流浪，他们也不想再回到乡下去。对许多外地人而言，城市是一块磁铁，城市是一张大网，把他们吸住了，网住了。就像一个女孩子流着泪对我说的那样，没办法儿，我已经回不去家了……
临走时，刘贵把店里伙计的情况都说了。谁油，谁懒，谁老实，谁得顺着毛摩挲……我问他，来泰怎么样。刘贵笑了一下，他说咋说呢，我觉得这人脾气不太好。
我看了他一眼。我觉得刘贵没有把话点透。
刘贵走后没多久，来泰也提出不干了。当时我有些吃惊。不过我却没表现出吃惊的样子。我平静地问他，咋不干了。他说得含糊其辞，但意思我还是听出来了，那就是买菜的活儿不行，挣不到什么钱。
我说同样是买菜的，别人能挣你怎么就挣不到钱呢？
经他一说，我才恍然明白了。别人能挣钱是因为给好几家餐馆送菜，菜进得多，价格就便宜。价格便宜就能多加一点价。可是来泰就不行了，他买的就是一个餐馆的菜。他说他每天都是东一点大葱，西一把韭菜的，人家都不愿意卖，哪能便宜呢？当然，不便宜就加不上价。
我不得不承认来泰说得有道理。
可是，妻子也有妻子的道理。她说，既然这样，那就没办法了。他想挣钱，咱们拖家带口地跑到这么远，又是为了啥？要是想帮他，还不如直接给他点钱好听呢。他还不用每天去受那个累呢。她问我是不是这么道理。我说，他不想干了。妻子说，他不干更好，让他走。再不走也得把店给你搅和黄了。我说得了吧。我觉得妻子有点夸大其词。她看着我说，你知道人家刘贵为啥走了？我说他不是回去盖房子吗？盖什么房子盖房子，人家现在还在北京干呢。妻子说这事是一个伙计告诉她的。刘贵就是因为来泰买的菜不好，说过他几次，来泰就不高兴了，整天指桑骂槐。刘贵搭不上言，又咽不下这口气，最后人家才编了个理由，到他老乡的餐馆里干去了。
我问她知道不知道刘贵在什么地方。
她说，知道不知道有啥用？
我说再把他找回来呗。
妻子冷笑了一声，说，他可是撒了谎走的，再说，人家那是个大饭店，谁还回你这么个小餐馆来？我一下来气了，我说，这么说刘贵他也是有意找借口，没一个好东西！滚，都他妈的滚！
来泰正式不干的那天晚上，妻子让伙计做了几个菜，我们和他一起吃饭。平时他和伙计们一起吃，这次例外，多少有点饯行的意思。好也罢，赖也罢，毕竟干了三个多月，况且又是亲戚。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吧。吃饭的时候，彼此心照不宣，似乎谁都找不到合适的话说。后来，我问来泰什么时间回去。他说他想转两天，来这么长时间，还没去过天安门。妻子也搭话说，转转吧，平时没事儿，再来一次北京也不易。
来泰转了一天。看了天安门，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还想进故宫看看，一问门票，人就蔫了。最后是体验了一把地铁，整整坐了一圈儿，才下来。
按计划，他是晚上的火车。上午，妻子去商场里买回了一些果脯，准备让来泰给孩子带回去。她说千不好万不好，毕竟是亲戚。别看在这的时候气人，恨不得一时叫他离得远远的。可是真的走了，又觉得怪可怜的。
没想到，转了一圈的来泰，又改变了主意，不走了。他说他想转转，看能不能在北京干点别的。我当时就愣了，问他想干点什么。他说也没个目标，转转再说吧。我索性一想，觉得这样也好。至少也算是有个过渡吧。
事后妻子却有点生气，她说在餐馆里不行，又不回家，他瘸着个腿能干啥？我说他不是想转转么，让他转去。他觉得能干点啥，就试试，实在不行的话，就回去呗。在我看来，只能这样。谁都应该清楚，北京虽然很大，却不一定给所有来此谋生的人都能提供一处立足之地。每天每天，笑着来的有，哭着走的也有。你以为北京到处都是金元宝，谁都可以来捡呀？太幼稚了。
我早希望他回去了。把一个无依无靠的瘸腿亲戚留在跟前，不管咋说，都会让人想到一种潜在的拖累与麻烦。可是，来泰真的想走，从良心上讲，我又觉得有一点没有尽到责任似的不安。我说回去就不难了吗？
此后，来泰便开始骑着三轮车到处去转了。他每天早晨兴冲冲地出去，晚上再回到餐馆。开始，他几乎是一天一次地征求我的意见。什么修理自行车呀，烤羊肉串呀，发小广告行不行？甚至，他还动过倒卖盗版光盘的心思。但是，都被我在权衡利弊之下给否定了。几天之后，来泰就草鸡了。他满脸疲倦地说，老叔，真是太难了。不行我想回去了。
咋不难啊，不难我还不出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