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妹打来电话，问我还记不记得来泰。我在大脑里飞快地检索着，终于捕捉到了一张黑瘦的面孔。我说记得，他怎么了？
表妹说，可别说了，跑啦！
我问表妹来泰他跑啥。
表妹嘎嘎地乐了。她说是让李鬼吓跑的。乐着乐着，又说是被她吓跑的……
原来，来泰这个人有个毛病，用表妹的话说，就是“好耍几个小钱儿”。其实，“好耍个几小钱儿”的人到处都是。问题是，来泰的麻将打得不好，用表妹的话说，手太臭了，咋打都不赢。为此事，老婆经常跟他吵。吵凶了，你挠我一把，我给你个脖搂儿的事，也时有发生。事后，来泰就会老实上几天。只是用不了多久，手就痒痒了。说不准啥时候就跑了。没人了。有时候竟几天几夜不回家。没办法，他老婆便一次次地找村长，叫他管管来泰。只是管来管去的，来泰总是不当吃根辣葱。不得已，表妹只好给当村长的丈夫支招儿，说你打个电话，让李鬼吓唬吓唬他！李鬼是镇派出所的警察，叫李德彪，人长得五大三粗，外号“李鬼”。人黑手也黑。镇上的小痞子经常被他收拾得狼哭鬼叫的，一见他的影儿，即使没干什么坏事，也像猫似的躲着他。
开始，来泰听说李鬼要找他，还不买账，还烦了，他说我一不偷，二不抢，没杀人没放火，又没祸害妇女……他找我干啥？表妹就吓唬他，说你不信拉倒！李鬼这个人你还不知道？你觉得你玩那个麻将有瘾？他收拾起人来比你的瘾还大哪。我早就说过你，别玩了，别玩了，你就是不听。万一李鬼找上门来，我看你咋办！结果，这么一吓唬，来泰还真跑了。我问表妹他去哪了。表妹说，听他媳妇说，上北京了，找你去啦。我说他找我干啥？表妹说，他能有啥正经的？我打电话，就是先告诉你，千万不能沾他。沾上了，你就是个神人，也得把你活活气死。来泰是我的本家。他小不了我几岁，但他得叫我“老叔”。这是没办法的事。我们家族中，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都是老小，属于“末技儿”。
从老家到北京，乘火车只需一夜。第二天，来泰果然拐着一条瘸腿找到“末枝儿”人有个特点，就是辈分大。正所谓“萝卜小长在了辈（背儿）上”。说来惭愧。由于家族挺大，居住的地方又分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还有来泰这么个侄子。初识来泰，是我在煤矿宣传部工作的时候。有段时间，他曾拄着一只拐去找过我几次。此前，他曾在煤矿多种经营公司的小煤窑里干了几个月的合同工。一次井下冒顶，他的右腿被砸成了骨折。出院后，不能下窑了，他找公司去要合同规定的赔偿。公司不给他，他就去找我，并固执地认为我“说话肯定好使”，让我去给他说说。那个公司经理恰好是我的同学。同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说话的。不想，听了我的话，那个同学却不以为然，说七竿子够不着，八竿子戳瞎眼，你管他那事干啥？几次之后，来泰看出了我的无能为力，就不再找我了。有一天，倒是那个同学为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说说来泰。他说来泰为了要钱，老上他家里去闹，把茶几都给砸碎了……我说你给他钱他还去闹吗？他说不是没钱嘛，有钱我他妈早给他啦。我说，那咋整？我的同学突然惆怅了，说，没鸡巴法儿整……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不久，我调到了矿务局里。又过了几年，我就跑到了京城。此后，我就一直没见过来泰。
我的餐馆里来了。他似乎还是十多年前的样子。个子不高，有些黑瘦。见到我和妻子，显得十分亲近，老叔老婶地叫着，黑瘦的脸上堆满了乡下人的喜悦与激动。按理说，我也应该激动一下。毕竟是十多年没见面了，又是在远离故土的北京。可是，有了表妹那个电话做铺垫，我不但激动不起来，甚至还有些反感。
毫不知情的妻子（表妹的那个电话，我没告诉她）对来泰倒是挺热情。听说来泰还没吃早饭，马上吩咐店里的伙计给他收拾上早餐。来泰一边吃饭，一边说着关于我在北京“发了大财”的一些传闻。他说老叔老婶真是不善啊，在老家，一提起你们来，没有不伸大拇指的。
他指的是我开餐馆的事。
这事不提倒好，提起来我就心烦。几年前，我辞职的时候，就在周围引起过不小的轰动。了解我的，知道我是个不太安分守己、好发奇想的人。不了解的，那猜测可就多啦。是不是和上边的领导整僵了？待不下去了？甚至，还有人怀疑我经济上有问题。遗憾的是我没有。不但经济上没有，作风上也没有。为此，一个朋友几年之后还深感疑惑，啥事没有你怎么还辞职了哪？她的意思和许多人一样，无非是觉得我辞职太可惜了。因为当时我已经熬到了科长的位置。不容易呀。那是个多好的位置啊。好多人都盯着哪。好好干，干好了就提副处了，再干好了就提正处了。开什么餐馆呢？傻了？疯了？脑袋被门框挤了吗？
其实，往好了干的事我不是没想过。谁不想往好了干啊。万一干不好呢？连个副处也干不上哪？那样的话，多丢人！多没面子啊！算啦，别冒这样的危险了。走吧开餐馆去吧。
开上餐馆，才知道也不是个轻松的角色。亏得我和妻子同心协力，万难挺住，才没赔成个“吊蛋精光”的小丑。用许多人的话说，真是不善，竟在北京“站住”了。于是，一谈到我，就发财了，就大款了，北京的钱就是好挣呀……对于这些善意的传言，我是不介意的，也没有道理介意。让我生气的是我的一些亲戚。他们也跟着起哄。说我发财了。说我大款了。不妙的是他们自己却不是，更不妙的是这样的亲戚还挺多。
这才把我毁了哪。
这两年，我经常接到从乡下打来的电话。不是急等用钱，想“倒个坎儿”，就是两句话不到，人已经哽咽了。说没治了，要账的人都要起诉了，不想活了，跟你叨咕叨咕就死去了！我能见死不救么？用什么救？钱呗。钱寄走，人就失眠了。一失眠，我就想，国家啊，快想办法增加农民的收入吧，否则连我都完了。
我说的是真的。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
前些日子，我的一个叔伯丈人来了。憋了一天，才吞吞吐吐着说想借几个钱儿用用。他说能有一千那是最好，不宽绰的话就少点，也行。我想，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坐了一天汽车，又一夜火车，不辞辛苦地来到北京，竟仅仅是为了一千块钱？让人心酸啊。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
拿到了钱，老人家就乐呵了。在饭桌上和我拉起了家常。说他自从当兵转业路过一次北京，再没来过。一晃，三十八年过去了。他感慨着，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弹子（指）一飞（挥）间”啊。他说这次来了，得好好转转，看看首都新面貌吧，这辈子也就这一次了，说不准哪天就完蛋了，死了哪。
我没想到，老人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当时我都恨不得再给他一千块钱，让他别看什么新面貌了。不错，北京的新面貌的确是值得一看的。可是你能让他一个人去看吗？能不陪吗？我老姨来的时候，是妻子陪的。现在妻子的老叔来了，我当然就责无旁贷了。一连陪了五天。这个中的滋味儿我就不说了。老人一走，我和妻子算了算，吃喝不算，光是打的费、住宿费（我租的房子很小，亲戚来了一律住旅店）门票、返程的卧铺票……此外，妻子又给老人买了一身衣服，再加上他“借”去的那一千，大约接近四千块钱的样子吧。
你说，我烦不烦呀。
吃过饭，妻子让我把来泰送到宿舍去了。一夜的火车，据说他是站一半，坐一半……像对所有从老家来的亲戚一样，她说快让他去补一觉吧。
来泰没提他来干啥。他不说，我当然不会去问他。我送来泰回来，妻子却用一种警惕的口吻问我，来泰干什么来了。我说不知道。
其实，我是知道的。从那种背景里跑出来找我的人，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借钱，二是想给我打工。但是无论哪一种，都不大可能。首先，我不像老家人传的那样，是什么大款（我恨我不是）。换一种说法，即使我是，我也不会把钱往一个“好耍几个小钱”的人手里送，我没么傻。至于给我打工，那就更甭提了。按理说，去年我又开了一个餐馆。虽说两个餐馆都不大，但也雇了十几个伙计。其中，也有好几个是从老家来的亲戚（北京几百万外地人，大都是这么瓜扯瓜，蔓扯蔓地多起来的吧）。当初，这些亲戚要来的时候，我和妻子都是蛮欢迎的。说来吧来吧，用谁不是用哇。再说，“是亲三分向”，总比用外人强啊。可后来却发现，用亲戚不如用外人。外人好管理。什么河南人、安徽人、山东人、山西人呀……想干，就是五湖四海一家人。干好了，没亏吃。不想干就说一声，走人呗！亲戚就不行了。在别的伙计跟前总有一种优越感，正是这种优越感，反而会让他们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此，说浅了没用，说深了不是。更重要的是，你又不能炒了他们的鱿鱼。毕竟是亲戚呀。总之，过去的教训必须吸取。妻子曾坚决地指出，以前来的，就来了，对付着干吧。再想来的，不管是谁，只要是亲戚一个都不要，绝对不要！
来泰的意图被我猜对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几杯酒下肚，他就提出了要在我在餐馆里找个活儿干。因为心里早有准备，来泰一张嘴，我就把他的话给堵住了。我告诉他，餐馆里的活他干不了。来泰没有感到意外。他只是不服气地一笑，说掂勺的活儿他是不行，可是刷盘子刷碗的，当个杂工，他怎么也没问题。
其实他错了。像我这样的小餐馆，哪能光刷盘子刷碗？什么杀鱼、择菜等所有的下手活都是一个人兼着。生意不忙时好说。生意好的时候，饭口时间一到，十几张桌子，忽一家伙，全满了。这时候，别看前边的客人个个悠闲得像大爷，厨房里的伙计却恨不得生出个三头六臂来。别的不说，单是杂工你就差不多得飞起来干。前边让接碗，后边叫传菜，米饭还没递出去，厨师已经发火了，他妈的怎么还没杀鱼呀！就这活儿。我对来泰说，年轻小伙子也够受的，你四十多岁的人了，能吃得消？何况，你还瘸着一条腿。
来泰苦着脸说，他的腿是瘸，可是干这点活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说我要是不留他，他是真没有活路了。看来，他是想用“没有活路”的说法来逼我。事已如此，我也只好把“撒手锏”拿出来了。
我说来泰，路可是自己走出来的。
他没吭声。
我说，听说你有点不务正业？
他还是没有吱声。
我说，据说你还好耍一把？
我一步一个深入地揭露着来泰，无非是想用他的“劣迹”作为我回绝他的理由，言外之意就是，这样的人我能要你吗？
可事情一旦端出来，来泰原有的几分拘谨反倒没有了，释放了。当时他只怔了一下眼神儿，便平静了。他还龇牙笑了一下。他说既然老叔知道了，我也不瞒你们。这两年我是好耍几个小钱儿，可是我为啥耍？我是没事儿干！要是有事干我能耍吗？咱们那个熊地方你还不知道，那是干啥啥不行。跟你说吧老叔，我是实在没法儿啦，才耍几个小钱儿。我知道这不是个正业，可我也是想顾那个破家呀。
世上还有这样的逻辑。他还振振有词，一种蛮有理的样子。真他妈的滑稽。这种话要是别人说出来，我肯定会笑的。可是现在来泰这么说，就是想笑我也得憋住。否则，他还以为我给他脸了呢。
我问来泰，是不是派出所的要抓他，他才跑出来的。
妻子坐在一旁，始终没有参与我和来泰的话题。只是偶尔看我一眼。我知道她是在暗示，意思是我不能松口。我是不想松口。可是不管我咋说，来泰就是个赖皮。最后，借着点酒劲儿他还哭啦。
他轻蔑地一笑，他说我怕他们？跟你说吧老叔，他们不抓我，我也想出来了。接着，他如数家珍，说这两年村里好多人都出来了。杜木杆出来了，王财出来了，张葫芦瓢儿出来了，还有李二疙瘩前几天也出来了。他说当时李二疙瘩走的时候还鼓动过他呢，说走吧走吧，看人家张葫芦瓢儿他们多有种，说走就走，现在在城里都闹好了，咱还在这鸡巴地方靠个啥劲呀？再靠下去就完了。走吧！来泰说，当时他一点都没动心。他想，人家走行，我瘸着个腿干啥去呢？可是李二疙瘩一走，他觉得还是李二疙瘩有眼光，说得对。他看着我，又看看妻子，动情地说，我心想，过去咱老祖宗没法儿了，还知道闯关东呢。一想到老祖宗，我一下子想起了老叔老婶，我跟我媳妇说，快拉倒吧，我找老叔老婶去吧。他们咋也给我找碗饭吃……
妻子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一看四十多岁的来泰竟孩子似的，在脸上左一把右一把地抹泪，心一软，那条攻守同盟的防线在她那里首先崩溃了。
她惆怅地叹了口气，说，行了来泰，老婶想个办法吧。
妻子的办法其实蛮好。她把来泰留下之后，没让他在餐馆里打工。而是让他到蔬菜批发市场买上菜，然后再以稍微低于市场零售的价格，送到我们的餐馆。于此之下，他可以名正言顺地赚取其中的差价。这么做，妻子有两点考虑：一是送菜不是叫他买菜，他没办法“搂”我们的钱。二是两个餐馆让两个人送菜，价格上有了对比，谁高了也不行。至于来泰的吃住，就和其他伙计一样。此外，听说他手上没钱，妻子又借给他一千块，作为他的启动资金。
对妻子的安排，来泰直搓手。一改先前的夸夸其谈，一下不知说什么好了。整个下午，就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神态拘谨而又腼腆。
第二天，他就跑到一个日杂商店，买了一辆三轮车，一瘸一拐地推回来了。他原以为三轮车和自行车一样，骑上就可以走了。可是不成，他刚骑上去，前轮儿一下子就扭过来了，像一头捣蛋的驴似的。一连几次，都失败了。只好别扭着身子把车推了回来。一见我就嘿嘿地笑，他说，老叔这是咋回事，三个轱辘的，咋还比两个轱辘的难整呢？我说再加个轱辘你更整不了啦。他想了一下，恍然大悟说，可不是咋的。然后又憨着脸笑了。
晚上，来泰就在餐馆门前的胡同里骑着那辆三轮车，歪歪棱棱的，狠着脸练。一直练到后半夜，三轮车才被他骑老实了，稳当了。只是车上的人却不稳，看上去，身子一歪一歪的，像个跛腿的人在走路。或许，跛腿的人骑车和走路都差不多罢，一条腿总是发软，没劲儿，踏在脚蹬子上，有一种够不着底儿的感觉。
两天后，来泰便跟着给我另一个餐馆送菜的安徽小伙子进菜去了。蔬菜批发市场差不多全在三环以外，距我的餐馆很远。往返一趟，大概要有二十多公里。辛苦是肯定的，来泰却干得踌躇满志。进菜回来，还经常带回一些路上或菜市场里的新鲜见闻，讲给店里的伙计听。听得伙计们嘻嘻哈哈地笑。
有一天，来泰带回来的笑话却是他自己的。原来，在回来的路上他被交通警察给拦住了。原因是“二六”的三轮车，不许在二环以内上路。当时，来泰有点惶惑，他说我的车是“二四”的呀？交警说，你的车厢是“二四”的，可是这车轱辘是“二六”的，知道吗？来泰说这车也不是我做的，这可是厂家做的。交警开始还面无表情地木着脸，听来泰一对付，就有点要生气的样子了。他说，厂家的事你找厂家去，我不管。我管的是不许上路，上路就得罚款，明白吗……说着，咔嚓！一张十元罚单已经递过来了。
回到餐馆，来泰脸都气白了。他大惊小怪着把事情说给我之后，还以为我不相信。我说，这样的事我就早就经历过了，我怎么不信？一听我也经历过，他的情绪立刻变了。他眼睛一亮，接着竟乐了。他说老叔，你说这不纯粹是熊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