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党争有增无减，甚至连他本人也受到指责，间接地介入了党争的漩涡。发布《中立宣言》，同英国签订杰伊条约，遭到了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的激烈反对。尽管他向杰斐逊表白：“我本人并非一个党人。我内心的第一个愿望是，若党派存在，则使他们和解。”但是，他还是被认为倾向于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
与民主共和党反对政府的政策相联系，美国出现了人民群众争取民主的新浪潮。1790年左右，民间会社像雨后春笋一样，到处出现。1793—1800年间，全国共成立47个会社。他们反对汉密尔顿的反民主措施。威士忌酒起义之后，华盛顿把起义归罪于会社，谴责他们是“自封”的、“邪恶”的，他甚至说人民没有权利为某种政治目的组织会社，这损害了他的威望。当时城乡各地，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发生争吵，反对者称他是“独裁者”和亲英派，要求撤他的职。
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的思想又回到了1892年，他决定自动退职。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华盛顿退职前后的信件和谈话，可知下列几个因素对他的退职决定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1.年事已高，体力不济。他曾把自己比作一个“疲惫旅客”，需要“寻找一个休息之处”。他又说，在花费壮年时期为国家作出贡献之后，“发现老年时期的恐惧又降临于我”，“寻求退隐就成为必要的了”。
2.厌倦党派政治。华盛顿的愿望始终是建立一个安定、幸福的国家，团结协调的政府，而厌倦资产阶级国家必然出现的党派斗争，认为它是对国家稳定的“危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他陷入了苦恼，他对自己所受到的恶毒抨击愤愤不平。他说，他正被比成尼禄、公开的扒手，他已“厌倦在公开出版物中被一班低劣作品所折磨”。又说：“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被公共生活束缚着，也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虔诚地渴望退休。”
3.顺从公众情绪，忠于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同时代的人和后世的学者都认为，华盛顿即使威望下降，但仍可第三次当选。但华盛顿认为，他个人是否担任总统是无足轻重的，而顺从公众的情绪是最要紧的。
约翰·阿丹姆斯记述他同华盛顿在1796年3月24日的一次谈话时说：“他明确通知我，他在任的日子将很短了。这一点，他起码重复了三次，尽管他任现职非常短暂，但对他个人说来，始终是无足轻重的。”他还说过，作为总统“尽量始终如一地了解和顺从公众的情绪”，一直是他“最真挚的愿望”。
顺从公意，自动引退，这是华盛顿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体现。华盛顿主张在美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权，但他反对君主制和变相的君主制，信仰共和主义原则，即“人民有权力和权利建立政府这一概念”。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汉密尔顿，而接近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杰斐逊。
1782年5月，在正式批准联邦条例后仅一年，以刘易斯·尼古拉上校为首的一批军官秘密集会，准备拥戴华盛顿称王，在美国建立君主制度。一年以后，汉密尔顿等人请求华盛顿发动政变，夺取国家政权。华盛顿拒绝了诸如此类的主张，痛斥尼古拉上校的建议将使美国“蒙受最大的灾难”。
美国宪法通过以后，有人担心任期不加限制的美国总统会变成终身任职的变相君主。1788年2月7日，华盛顿写信给拉裴德表示，他将保卫宪法，“反对引进专制政治”。他还说，在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下，国家管理者的“任期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是短期的，他们对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要负责。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罢免。”
华盛顿既没有在美国开创一个新王朝的政治野心，又作好了“短期”任职的思想准备。所以，到1796年他面对现实自动退职便顺理成章了。
人们的社会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历史上杰出人物往往能顺应历史的发展冲破旧思想、旧传统的束缚，反映进步的潮流，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华盛顿矢志共和制度的思想，也不是他头脑里固有的，而是美国社会现实的反映。
美国是一个没有经历奴隶制和封建社会的国家，没有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在17世纪以前，北美印第安人尚处在原始公社制阶段。欧洲移民所建立的社会经济制度，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关系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他们“没有从欧洲接受中世纪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纪的传统、宗教、英国的习惯（封建）法、迷信、降神术”。当然，中世纪的传统、宗教、习惯法、迷信、降神术这类东西，在美国远不及欧洲那样源远流长，但冲破它的桎梏，也得经过一番斗争。
美国人民具有争取民主斗争的传统。早期移民的主流，是逃避宗教迫害和专制王朝政治压迫的新教徒，是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劳动人民。他们同英国的殖民压迫和专制统治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疾风暴雨式的独立战争，不仅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且冲击和荡涤了从欧洲接受过来的封建残余，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经过独立战争洗礼的华盛顿对此是有体验的，他曾说：在美国“神圣的自由之火和共和政体政府的命运，已经根深蒂固的，甚至一劳永逸地扎下了根”。
由此可见，没有深厚封建传统的美国，为华盛顿冲破终身制旧传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美国人民反对君主专制，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是推动华盛顿开创两任退职惯例的强大力量。
但无论是什么主观、客观原因促成华盛顿自动引退，这次引退仍是对当时世界上普遍盛行的君主制和终身制的否定，是资产阶级共和制的重大发展。华盛顿的二任引退是近代史上一个创举，它首次冲破了旧的封建传统束缚，实行政府首脑的任期制，是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趋于完善的重要一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华盛顿所开创的先例，被愈来愈多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所效法。在美国历史上，华盛顿树立了一个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反对专制独裁、不搞终身制的范例。
毕加索——大师还是色鬼
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Pabol Picasso）是当代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家之一，创作作品近37000件。对于他的作品以及他对艺术形式的探索，人们一致认同。毕加索堪称是世界级的艺术大师。毕加索的天才绘画其实是与他的妻子、情人、女友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那些女人带给毕加索的创作灵感，促成了他各个时期画风的转变。有人甚至说，是女人们缔造了大师毕加索；而那些在毕加索生命中匆匆而过的女人却遭受了各式悲惨的命运，自杀，病死的层出不穷。因而，有人评价说，毕加索其实是一个毁灭女人的吸血鬼。
毕加索的第一件立体派绘画杰作《亚威农少女》。
毕加索出生在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马拉加，伴随这个人一生的就是大量的财富，无尽的荣耀，和数不清的风流韵事。
在很小的时候，毕加索就表现出来对色彩和女人的异常兴趣。他的父亲是位美术教师，曾做过美术馆长。他七岁时就经常溜到父亲的画室里，安静地站在一边，长时间地观察父亲绘画，对画布上的五颜六色十分沉迷。在学校里，他常常躲开老师的目光，溜到校长的屋里去纠缠漂亮的校长夫人。后来，毕加索回忆道：“她的裙子色彩绚烂，身上有种说不出的香味，我像小狗一样在她屁股后面转来转去。”在他13岁那年爱上一名少女，性的体验为他的作品带来初显的灵感，那年他画了展现动物交媾的作品《小驴和小马》。从此，开始了毕加索在女人与艺术之间穿梭的历程。
毕加索一生有过两个妻子和五个主要的情人，一直在一群女人的呵护中成长。从13岁开始，一直到近80岁时与他的第二任妻子雅克琳·洛克结婚，毕加索一生的创作无不是在异性给予的灵感中进行。似乎一旦得到了女性的溺爱，毕加索就能把自己的潜能奇妙地通过绘画发挥出来。
女人是毕加索创作的缪斯，她们给了他不同的创作灵感。毕加索一生“阅”女人无数，每个女人都给他带来了一次画风的改变。而每每更换一个女人，他的整个生活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住所、家具、摆设，甚至宠物也不例外。情深意浓时，毕加索能让身边的女人在画中魅力四射；关系恶化时，他又会让她们丑陋无比，甚至可以在画中把她们变成形象可怕的怪物。女人造就了毕加索的艺术。
但毕加索又是怎样对待那些深爱着他的女人们的呢？他在生活中抛弃她们，毁灭她们，在画布上损毁她们。他从女人的痛苦中得到乐趣。他是一个怪兽，一个吸血鬼，他一个接一个地夺走了女人们的生命。
与他相恋过的女人，无一不是年轻貌美，才华出众，但都得忍受他生活上的放荡。他这样冷酷无情地评价女人：“女人就是承载痛苦的机器。”正如这句话所说的，他给在他生命中先后出现的女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生性浪漫不羁的毕加索，能够非常轻易地为一个女人着迷、疯狂，也能在与其共处不长时间后就弃她而去。但画家的疯狂和无常并没有使女人对他望而却步，她们反而对他趋之若鹜。毕加索可以将自己的感情经历诉诸笔端，用画布和画笔来表达他的种种情绪，而他身边那些受伤的女人们却只能暗自舔舐他给她们留下的永不愈合的伤口。
毕加索的女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摆脱不了他所“预言”的痛苦。他的妻子并未因为他是大师而得到怎么美好的生活。毕加索的第一任妻子是芭蕾舞女演员、俄国上校的女儿奥尔加。无论毕加索是因为这个芭蕾舞演员的魅力，还是因为自身想改变生活方式而娶她，最终，毕加索还是对她厌倦了。这个为了毕加索而离开祖国的女人最后还是和毕加索离婚了。可以肯定的是，毕加索当时不再是一个穷画家，他能够支持奥尔加昂贵的生活方式，并同时养活多名女人。但是毕加索有钱了，也似乎更愿意找新的女人了。
杰奎琳是毕加索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其实，在成为毕加索妻子之前，两人就早有恋情。她为毕加索制造了一个安静的晚年生活，但同时也将毕加索的所有朋友、亲人拒之门外。毕加索死后的13年，杰奎琳带着那份爱与恨，饮弹自尽，只因“失去了毕加索，我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
他的情人和女友们也被他始乱终弃或者病困崩溃，悲惨收场。1905年的夏天，毕加索遇上了青春活泼的模特儿费尔南德。1911年，费尔南德觉得毕加索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爱她了，就离开了毕加索。
1912年，在巴黎克利希大街附近的艾尔米塔什啤酒店前，毕加索看到了迷人的金发美女伊娃。当时的伊娃已经是有夫之妇，但与毕加索情投意合，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毕加索为伊娃做了许多画，并在画上签上“我爱伊娃”等字样。1915年，伊娃病逝。
1927年，毕加索还没有离婚之前，就爱上了只有15岁的玛丽·德瑞丝。当时，毕加索已经是46岁的中年人，但玛丽最终还是愿意没有任何名分地秘密地跟毕加索在一起，并且为他生下一个女儿。在毕加索离开后，到毕加索去世之前，玛丽还是继续给他写信。她替毕加索所剪过的指甲和头发也被她保存下来。在1977年毕加索死后四年，等了毕加索40年的她也自杀了。
1933年，毕加索在拉丁区的咖啡馆看上了朵拉·马尔多。1936年，55岁的毕加索离开24岁的玛丽，31岁的朵拉正式成为他的情妇。然而，朵拉并不幸福，受尽感情磨难的她过起了隐居的生活，1997年穷困潦倒地在巴黎寓所去世。
毕加索遇到弗朗索瓦斯时，她是一名年轻有抱负的画家，而毕加索已经62岁了。弗朗索瓦斯为毕加索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被毕加索抛弃后一度精神崩溃，最终选择皈依宗教得以解脱。
毕加索的人格中有着十分坦露的“恶”的因素，他喜欢把女人当作他的实验对象。不过，这种实验更多的并不是性反应的，而是精神性的反应。女性的肉体秘密毕竟有限，她们的精神活动却复杂丰富。在毕加索看来，这才是极为有趣的。为了这种欲壑难填的好奇心，他经常有意把他生活周围的女人置于同一场景中，并努力挑起她们之间的争宠战斗。然后，他饶有兴趣地一旁观察，并把它记下来，甚至作到画上去。
所以我们可以说，毕加索的画作里面充满了女人的哀怨、痛苦和压抑。那些青春旺盛的美人，备受他利用、剥夺，人生的精华都被夺走了，精神都给魇住了，压碎了。
毕加索油画《梦》
毕加索是所有性格的综合体，他厌恶女人却又离不开女人；他行为怪异而滑稽，但同时又是一个让人沉醉、不可抗拒、魅力十足的艺术家。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他是个追求无极限体验的人，他不仅在画中这样追求，作为一个人也是这样，这一点在他对待女人的方式上表露无遗。他可以非常浪漫，可以深陷爱情，但他永远不会止步于一个女人。他的热情可以很快地从一个女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女人身上，他永远能从女人的怀抱中获得重生。
毕加索一生画法多样、风格迭变。从自然主义到表现主义，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然后又回归到现实主义。在长达70年的创作生涯中，毕加索从不受羁于任何束缚，满怀热情，不停变换。鉴于女人们在毕加索成就中的影响和作用，众多艺术评论家把毕加索的7个女人借代为他作品的七个时期。毕加索不同创作时期的特征，正是他与不同异性的故事：费尔南德·奥利维叶与粉红色的玫瑰时期；奥尔佳·伊娃与新古典主义时期；玛丽·德瑞丝与超现实主义时期；朵拉·马尔多与旷世名作《格尔尼卡》；弗朗索瓦斯与如花的外形及绿与蓝冷色的和谐，等等。
毕加索认为，世界上最接近宇宙奥秘的便是极度危险的异性。他曾在一幅画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希腊神话里人兽兼半的怪物，正在吞噬一个纯真的少女。如此种种，毕加索都让我们觉得他甚至于把创造力的缘由偏执化，这和老庄的阴阳归一不谋而合。我们不能得知毕加索是否能够如此深刻地理解东方精神，但他必定是在艺术创造的层面上认同和力行了这个理论。的确，异性给予毕加索天地间最直接的灵感，而对于西方文化来说完全是异质的东方哲学也给予他同样性质的感召。就这样，杂糅和奇妙组合成就了今天仍然传奇的毕加索。
在毕加索那里，阴阳的理论得到了最具体化，也是最感性的实践。他的第六个女人弗朗索瓦斯表达过这样一个概念：“毕加索需要一个缪斯，一个能启发他灵感的女人，一个在他的生活里走来走去的生命。正是这个人的存在，使他找到了色彩的和谐、光与影的对比以及线条和符号等等一切自然的魔力，并以此来展现身体和灵魂的联系。也正是这些联系，促使毕加索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