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波第虽屡建战功，但权利之争却让他心灰意冷。梅迪纳嫉妒他的功劳，处处作对。加里波第以大局为重，一再忍让退却。可为军团的将来着想，他不得不开始考虑出路。当时，意大利本土的革命如烈火燎原，割据的各封建王国也意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各种政治势力合纵连横，以新教皇庇护九世登基为契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在这种情况下，加里波第决定率领意大利军团起程回国。
1847年4月15日，加里波第率63名志愿军战士登上193吨的“希望”号返回阔别12年的祖国。由于缺乏船只，其他士兵只能随后出发。6月21日，“希望”号抵达尼斯，加里波第受到故乡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撒丁国王卡洛·阿尔贝托对奥地利宣战，猝不及防的奥军被分割包围在曼图亚、维罗纳、莱尼亚戈和佩斯卡拉等几座要塞中，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缺乏政治经验的加里波第误认为阿尔贝托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于是宣誓向他效忠，以军团士兵为骨干，招募志愿者组成了一支1000人的军队。
很快，加里波第向米兰出发，沿路收兵，到芒扎时队伍已扩充到3700人。这时，由一代名将拉德茨基元帅指挥的奥军不顾战线过长，孤注一掷向米兰发动进攻，这种冒险战法居然收到了奇效。米兰轻易被奥军夺占，本来就没有决心作战的阿尔贝托惊慌失措，竟秘密向奥军乞降。消息传来，志愿军出现了动摇，一些人当了逃兵，但加里波第仍然意气风发，拒绝了马志尼让他退兵瑞士的要求，决定展开游击战。8月15日，加里波第率剩下的1000人开到意瑞边境的卢伊诺，以突然袭击方式歼灭一个奥军猎兵营，俘敌400人。
在拉德茨基元帅看来，加里波第不过是一个南美洲的海盗和冒牌将军。但游击战很快就令这位元帅深感头痛，以至他不得不从第2军和南方战线调来6个旅共19000人的部队由达斯普莱指挥围剿加里波第。强敌压境，志愿军的形势越来越恶化了。8月26日下午，只剩大约800人的志愿军在位于瑞士边界的莫拉佐内村被5000奥军包围，加里波第亲自断后，率志愿军且战且退。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撤退，来到瑞士的阿尼奥时竟只剩30人了。
1848年1—8月，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各邦国在人民运动推动下被迫对奥地利宣战。但各邦国君主作战不坚决，甚至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导致对奥战争失败。1849年8月22日，威尼斯城被奥军攻陷。至此，第一次独立战争结束。
第一次独立战争的失利，使资产阶级民主派受到沉重打击。19世纪50年代，民主派不断分化、瓦解，资产阶级自由派应运而生。1859年4月初，撒丁军队开始动员。月底，奥军开始出击，战争爆发。5月底，双方进行首次交战，联军获胜，加里波第率志愿军深入敌后，连战皆捷，解放大片地区。广大群众揭竿而起，纷纷加入志愿军，加里波第力量不断壮大，有力地牵制了奥军的作战行动。
尽管加里波第连战取胜，共和国领导集团却对他十分猜疑，另委罗塞利为罗马城防司令，后者在军事上是个庸才，处处干预加里波第的正确指挥。
由于共和国的接连胜利，包括马志尼在内的执政者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热衷于与法军进行和谈，企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罗塞利也认为，乌迪诺不过是三流将领，说他不敢破坏罗马的文物古迹。他还用抽签的荒唐办法来决定布防，人为地把共和国武装力量分为三个师，孤守在互不联系的城区，部队没有抓紧时间修筑工事，到处一片歌舞升平，无人理睬加里波第的正确意见。反观法军方面，刚上台的路易·波拿巴给乌迪诺增派了大量援军，还运来了重武器，法军总兵力从9000猛增至30000人，精通工兵作业的瓦杨将军也来到前线协助乌迪诺，敌我双方力量严重失衡。
6月3日夜，法军背信弃义发动全线进攻，当晚就拿下了当初固若金汤的四风别墅和潘菲利别墅。400名守卫者非死即伤，罗塞利引咎辞职，共和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危急关头，病中的加里波第不计个人恩怨，再次接过军事指挥权。凌晨5点钟，罗马的圣彼得广场上一片肃然，隆隆的战鼓声中，久经沙场的意大利军团排成整齐的方队，等候着加里波第的命令。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赛，3000意大利战士要面对20000装备精良的法军。带病的加里波第身先士卒，“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意大利军团发起排山倒海般的反击。7时30分，两座别墅重新回到共和国手中，法军被杀得丢魂失魄。加里波第的红斗篷出现在哪里，法军无不望风溃逃。然而法国及时增援，力量的巨大悬殊使得加里波第的队伍被打散，加里波第也被迫第二次流亡美洲。
在19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撒丁是唯一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它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集中的地区。1852年出任首相的卡米洛·加富尔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改革。因此，以撒丁王国为核心、以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为主要途径，便成为意大利统一成功的唯一选择。1858年7月21日，加富尔和法皇拿破仑三世会晤于法国南部小镇普隆比埃尔，双方商定：法国出兵帮助撒丁王国将奥地利逐出伦巴底和威尼斯，而撒丁将威尼斯和萨伏伊地区割让给法国。
1854年5月7日，加里波第重返热那亚，接受撒丁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命令，组建一支精锐部队——“阿尔卑斯猎兵团”。1859年5月，意大利第二次独立战争爆发，法国和撒丁联合对奥地利开战，加里波第率猎兵团深入敌后，连战皆捷，成功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加里波第充分利用了胜利的影响，大举向前推进，沿途派出骑兵四出侦察，一度兵临布雷夏城。民间谣传他手下有20000雄兵，正欲攻取奥军位于罗纳托的总指挥部，奥军一时部署大乱。在正面战场，法撒联军也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血战取胜，这激起了意大利全国的爱国热情，各地先后发生起义。然而，拿破仑三世出兵帮助撒丁，并不是为了意大利统一。因此，当他看到意大利革命局势很难控制时，便背着撒丁王国与奥地利签订了“维拉弗兰卡”协定，规定奥将伦巴底割让给法国，再由法国转让给撒丁，但奥仍可保有威尼斯。撒丁不得不接受该协定，第二次独立战争就此结束。
尽管战争半途而废，但撒丁王国毕竟收回了伦巴底，意大利统一的关键一步已经迈出。1860年4月，意大利最顽固的封建堡垒——两西西里王国也出现了革命的征兆，使统一运动再现高潮。加里波第决定组织志愿军去支援当地人民，彻底摧毁封建统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千人军”（又称“红衫军”）。
由于加里波第的声望，撒丁王国对远征未作阻止，加富尔也认为远征有利于增加外交筹码，但为了不惹麻烦，他又下令不给志愿军发武器，对加里波第百般掣肘。不过，加里波第还是率领一千多名战士义无反顾地出发了，去完成加富尔认为是“疯子的事业”。
两西西里王国是意大利最古老也是面积最大的王国，拥有900万人口，首都那不勒斯。国内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王弗朗切斯科二世专横无能，但拥有一支10万人的军队，仅在西西里岛就有3个师共25000人和64门大炮。单从数字看，加里波第似乎是以卵击石，他所依恃的只有高昂的士气和巧妙的指挥。5月10日，加里波第率1089人在西西里岛南部的马尔萨拉登陆。他明智地决定不作停留，而是以骑兵和精锐的热那亚宪兵为前导直扑首府巴勒莫。
两西西里王国守岛司令兰迪急命斯福扎大尉率第八猎兵营1800人据守皮安托·罗马诺山，企图阻挡志愿军前进。地形对守军十分有利，加里波第不得不身先士卒与敌反复争夺，他的“红斗篷”成了敌人的活靶子。志愿军战士安东尼奥·埃利亚用身体挡住射向他的子弹，加里波第才幸免于难。加里波第与西西里岛守军展开激战，由于敌军兵力占绝对优势，加里波第付出重大伤亡后重创守军，最终拿下两西西里王国。11月初，加里波第征服的两西西里王国宣布并入撒丁省。战至1861年3月，意大利基本实现统一。
虽然在意大利统一过程中，撒丁王国并没有给予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甚至百般阻挠，但加里波第却一直隐忍，并打着撒丁王国的旗号；解放那不勒斯后，又组织公民投票，将那不勒斯并入撒丁王国，加里波第作为当时最受人尊敬的革命领袖也没有另起炉灶，与撒丁王国分庭抗礼，而是秘密与加富尔会晤，将权利完全移交给撒丁王国，选择了由撒丁国王领导下的统一道路。
曾有人对加里波第征服两西西里王国后的举动表示扼腕叹息，既然两西西里王国当时完全在加里波第的控制下，加里波第应当自己掌握大权，在那不勒斯建立共和国。但他却拱手将权利交给撒丁王国，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显得有些软弱，是他一生活动中的败笔。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如果加里波第征服两西西里王国后另起炉灶，自己掌权，势必会和撒丁王国产生尖锐矛盾，引发新的内战，反而不利于意大利统一大业的完成。加里波第对当时形势的认识是冷静的、正确的，他主动将统一运动归入撒丁王国旌旗之下的举动，反而说明他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以意大利统一大业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行为使意大利的统一得以顺利完成，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深明大义之举，值得颂扬。加里波第也成为了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
华盛顿主动交权的隐情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他1789—1797年连续两次任美国总统，在美国历史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领导独立战争并取得了胜利；组建了第一个合众国政府，确立了国家信誉。在他执政期间，促进了海上贸易发展，收回了在联邦时期被侵占的领土，平息了少数白人叛乱，制定了影响深远的土地政策，并使国内出现和平，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明显提高。所有这些，使他在国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他第二任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仍有推举他继续担任总统的客观可能，而且宪法上也没有限制，但他不以功臣自居，断然拒绝竞选第三任总统，并于1796年9月发表了著名的《告别词》，说服国会，告诉国民，详细阐述他对治国安邦的见解。
历史上对于华盛顿引退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华盛顿敢于急流勇退，甘于淡泊名利，堪称是伟大的创举。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华盛顿这一出人意料举动的真实原因，国内外许多历史学家也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不过，迄今仍然众说纷纭，没有确切结论。原因是华盛顿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卸任以后返回他心爱的维尔农山庄时，都并没有明确表露过心迹。尽管如此，历史学家们还是根据华盛顿的生平经历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以探究华盛顿拒任的原委。
1789年，华盛顿就任总统时，美利坚合众国尚处于创业维艰的时期。当时13州各自为政，国库空虚，债台高筑；除了十几个办事员外，实际上不存在一个管理完善的中央政府；除了627名陆军官兵以外没有别的什么军队。当华盛顿按照宪法着手建立中央政府，建立一套政治制度时，他就意识到：任何事情如果“被新政府成立之初确定下来，那都会具有巨大而持久的后果”。事实确系如此。他冲破终身制的旧传统确立二任退职的新惯例，就是很明显的一例。
1787年通过的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的元首和行政首脑，由各州选民用间接选举法选出，任期为四年。总统经参议院同意有权缔结条约，有权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和其他官员；在紧急时期，总统有权采取宪法以外的非常措施。对于拥有这样大权力的总统，宪法又未限定任职几届。所以，当时有人担心总统会变成终身制的变相君主，甚至连杰斐逊也说美国的总统制是君主制的“旧样翻新”。
而事实上，华盛顿是非常忠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原则的。杰斐逊在1824年指出：“他曾一再对我说，他不惜流最后一滴血，支持人们反对任何想要改变宪法的共和形式的企图。”一任届满时，他本打算引退，后因各方劝阻未成。第二任即将结束时，他毅然决定退休了。1796年9月17日，他宣布不参加第三任竞选，他说：“尽管偏爱可能保住我的职位，但我要使你们相信在我国目前形势下，你们不能不同意我引退的决定。”
华盛顿自愿退职的决心，打破了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终身制的传统，开创了美国总统两任的惯例。虽然宪法并没有规定总统只能任职两届，但到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1945）为止，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违反这个惯例。而罗斯福之所以三次当选总统，是因为当时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急时刻，在外交和军事上特别需要连续性。1951年在共和党推动下通过的宪法第22条修正案，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这项修正案，把华盛顿开创的总统连任两届的惯例变成了法律。
五人小组起草《独立宣言》
应该说，华盛顿退职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华盛顿作为一个开国元首，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他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众多的问题。各州之间在联合之初的不同利益，在华盛顿政府内部不久就反映为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两派之间的政见分歧。对承受法案，对建立国家银行，对消费税，对开发西部问题，他们的观点都是相互冲突的。1791年11月，费希尔·阿姆斯写道：“平静存在于平滑的表面”，但“像煤坑一样，小集团在内部成长起来了”。华盛顿认为，政治见解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种情况下还是必要的，但这种分歧不应影响国家的安定和政府内部的团结。他呼吁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要“互相宽容”、“暂时让步”，他在给双方的信中说：“……已经在我们面前举起的酒杯不能因为行动的不协调而从我们嘴边滑掉。”
事与愿违，尽管华盛顿一再调停、劝解，但党争却愈演愈烈。当第一届总统任期快结束时，他便想退休了。消息传出，各方都来挽留。杰斐逊对他说：“如果继续有你领导，南北方将团结一致。”伦道夫写信给华盛顿说：“当你的国家召唤你来管理它时，你却要退休了。若内战再起你能呆在家里吗？现在去驱散这些小集团，比等他们以武装面目出现时再去制服他们要容易得多。”这些话打动了他的心，他决定连任一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