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自已这样说过：“无论我在失意或是高兴的当儿，我总按照自己的爱好来安排一切。一位画家爱好金发女郎，由于他们和一盘水果不相协调，硬不把她们画进他的图画，那该多别扭啊！我只把我所爱的东西画进我的图画。以往，绘画是按累进的方式逐步来完成的，每天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因之，一幅画是一个加法的总和。至于我，一幅作品如同个减法的得数。我完成一幅画，接着就把它毁坏掉。但是归根到底，什么也没有损失，犹如我抹掉的一部分红色，它将在另一个部位重新出现。但愿人们从来不了解我的作品是怎样画出来的，因为我要求我的作品，只是表现激情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毕加索性格中的那种渴望去毁灭、恣意放纵的不安分因素。在毕加索逝世后，人们花了5年的时间对他的作品进行了整理。据统计，他的作品包括：油画1885幅，素描7089幅，版画20000幅，平版画6121幅。通过他的这些画，人们可以深入他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探视他一生毫不隐藏的性激情和癖好，以及他对情爱的不舍追求。
毕加索是天才画家，也是美术杀手。他首先把一切都敲得支离破碎，再把它们重新整合，给它们所谓新的生命。20世纪再没有谁能够像这头大怪物那样，得到这样彻底的创作自由；毕加索也是一个女人杀手，他把她们的青春、美貌、精神捣得粉碎，然后在画布上随意地、错乱地将她们重新整合。毕加索创造了艺术，也破坏了艺术。他摧毁现实生活中的女人，创造了画布上的，依然是七零八落的女人。唯一成就了的，只是毕加索和他自己艺术。
罗马帝国灭亡的罪魁祸首
西罗马帝国这个强盛的帝国是如何崩溃的，这一直是千百年来人们研究的焦点问题。一直以来，人们都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奴隶制度的崩溃上，着重从新的生产力与旧的生产关系发生严重矛盾这一角度进行考察；还有学者从蛮族入侵的角度考察。在导致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多种原因中，长久以来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有的西方学者在探讨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时就提出“土壤枯竭论”。俄国出生的美国学者符拉特米尔·G·辛柯维奇，在1916年发表的题为《重新评价罗马的衰亡》的文章中，把罗马权力的崩溃原因归结斯普利特戴克里先宫庭院遗址，建于公元300—306年。
为土壤的枯竭，他认为土壤的枯竭，从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已开始，意大利很大部分的农业已经衰落。他说，以多种形式表现的罗马帝国的“内部衰退”，归根到底在于意大利和其他行省存在着大片的贫瘠、荒芜的土地。土壤枯竭限制了人们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这使罗马的毁灭成为不可避免。辛柯维奇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只归结为土壤的枯竭，显然是不准确的，但辛柯维奇的“土壤枯竭论”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史实根据的。古代罗马土壤的恶化由来已久，曾经过长期的历程。
公元前200年前后，疟疾作为一种严重的疾病首次出现在罗马历史记录上，而疟疾的流行通常标志着大片积水和沼泽的存在。大概在此时，近乎平坦的拉丁姆已经变成了沼泽地。著名的庞廷沼泽地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它位于台伯河口附近，在公元前600年左右，曾供养过6个沃尔西人的村镇。美国学者T·弗兰克认为拉丁姆地区，特别是罗马城附近，在公元前2世纪，其谷物种植确实有所衰落。但这并非行省粮食竞争造成的，更非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排斥粮食作物所致，它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一定限度，然后大规模砍伐森林，造成生态失调所引起的。
西方考古学界通过考古发掘，证明在公元前2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伊达拉里亚奥勒利亚大道附近，确实出现了人口下降、土地荒芜的现象。这恰与提比略·格拉古所见的情况相吻合。不过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奴隶劳动竞争所致，而主要是疟疾的不断扩大而造成的。疟疾的流行又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关。
罗马由共和进入帝制，建立帝国之后，国内战争停止了两个世纪。在最初的150年中，帝国的疆域不断扩张，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罗马从所属的行省领土上或以供品或以商品形式，输入了大量粮食，行省的土地则遭受了严重的掠夺。正是在早期罗马帝国的和平时期中，北非的土地象罗马属下的绝大多数地区一样，遭到了严重的滥用与毁坏。“最高产量就是一切——要给罗马运来更多的小麦、肉食、羊毛与橄榄油！”这就是对每一任统治北非的总督的首要命令，为了罗马的利益而不惜掠夺和榨取北非土地的这种政策，从公元前146年到公元439年汪达尔人攻占北非为止，一共持续了近6个世纪。罗马人并非故意毁坏土地，但是他们需要北非生产的面包、肉食和橄榄油——而且频繁地定期需要，顾不得土地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代价是巨大的：土地的生产力逐渐降低，由于作物的产量变得越来越少，土地的垦殖强度就越来越加大了。耕地向南推进得越来越远，一直开垦到沙漠的边缘，尚存的草地也年复一年更加超量地放牧。结果产生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恶果，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
在罗马帝国时期，多数农民之所以种植橄榄或葡萄，是因为粮食生产不再有利可图。按说种植粮食几个月后即可收获，比种植到几年后才能采收的葡萄或橄榄要轻易而简单得多，但是如今土地被侵蚀与耗竭到已再也不能长出获得好收成的谷物，农民不得不转种其他作物或干脆弃农。意大利农民兼用了这两条办法。
这一时期，罗马帝国境内，水土流失现象时有发生。在意大利，沿海平原与谷地上的农民并不像山地的农民那样面临严重的土地侵蚀问题，但是他们的处境也很艰难，他们不得不与那些从河流水道中冲刷下来的大量泥沙作斗争，排不掉的泥沙堵塞了排水渠道，常常使谷地与平原的土地变成沼泽，然后引起疫病流行，使许多沿海与谷地上的农民被迫抛弃土地。公元395年，仅在意大利的坎佩尼亚地区就有528000犹格荒地（1000犹格约合250公顷）。
因水土流失而遭灾害，佩斯图姆的荒废是一典型的例证。佩斯图姆位于意大利西海岸，公元前8世纪前后，希腊人曾在此地建立了殖民城市。以后，希腊人在城中修建有三个壮观的神殿，并在城郊役使原居民耕种土地。公元前273年罗马并吞了这个城市，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它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海港和商业中心。到公元前1世纪，高原上冲泻下来的土屑堵塞了河道与排水渠，造成了严重的沉积障碍，并在佩斯图姆这块曾经是非常肥沃的沿海平原上形成了大面积的沼泽，并导致疟疾的流行。后来淤泥又堵塞了港口，最终使它报废。到罗马帝国行将崩溃时，它已变成一个仅有着古希腊神殿废墟的小村落。公元9世纪以前，佩斯图姆一直是一个村落，9世纪以后，这里几乎荒无一人了。在此后800多年中，一直处于沙漠化状态，到20世纪30年代起，意大利政府才开始排除这片沼泽地的积水，把它改造、开垦出来，以供重新耕作。
后期罗马帝国农业衰败的局面迫使人们必须改良土壤，防止水土流失，但是统治者由于种种原因还认识不到必须开展这些事宜。他们试图用各种的经济和社会立法措施来勉强维持农业生产。公元193年罗马皇帝珀蒂纳克斯提出将帝国中任何遗弃的土地所有权授予任何前来耕作并定居的人，而且免除十年的税收。但是，没有人愿意在这些零星分散在意大利及其它行省中被侵蚀、损坏和遗弃的土地上定居和种植。
皇帝戴克里先在公元284—305年间企图采用更强硬的措施来刺激生产。他发布文告强迫所有的自由农民和奴隶呆在他们应该耕作的土地上，后来君士坦丁又进一步强化了戴克里先的文告，发布补充法令，规定农民的儿子离开父辈曾耕作过的田地要受法律制裁。但是所有这些维持农业生产的努力都落得枉费心机的下场。后期罗马帝国祸不单行。马克·奥勒略统治时期（161—180年）流传的一种可能是淋巴腺鼠疫的瘟疫持续了15年之久，到马克·奥勒略儿子康茂德在位期间（180—192年）及3世纪中期又连续暴发瘟疫。接连不断的瘟疫和频繁进行的战争致使帝国人口锐减。大概罗马帝国的人口从帝国早期的7000万减少到帝国后期的5000万。人口数量下降从三方面对帝国的统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首先，人口数量下降迫使现存人口的赋税负担急剧加重，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其次，可用于农业——帝国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更少了。第三，人口的下降减少了军队的来源，因而迫使皇帝吸收日耳曼人来补充军队，导致了罗马军队的蛮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