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感染的原因是先天还是后天，梅毒确实给这位大师带来了一生的痛苦。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落后，虽然在1797年便发现梅毒引发的耳聋迹象，但一直被当成单纯的病毒感染，直到1806年才开始由贝托里尼医生进行医治。此时，这疾病已经有十年了。尽管他到处访求名医，试过许多奇怪的疗法却发现梅毒难以根除。而在众多疾病中，失去听觉最令他沮丧。他不断尝试各种方法：格哈德·威林医生（Dr. Gerhard von Vering）以某种树皮为他治疗，原本还以为这样可以减轻他的耳鸣，但没有效果，只是在他的两臂造成痛苦的水泡。格拉夫医生（Dr.H. Graff）建议磨碎新鲜的辣根，以棉布包起来插入耳朵内也无效。约翰·施密特医生（Dr.Johann Schmidt）则建议电疗，直接以电流治疗他的听力。甚至在贝多芬死前七个月，他还满怀希望地提到有个治疗耳聋的新方法——把绿色核果仁的外皮泡在微温的牛奶中，然后滴几滴入耳内。由于使用水银作为医治药物，同时也造成了一些其他的汞中毒症状。被顽疾缠绕的贝多芬痛苦异常，他的信件充满悲戚之情，因为身体上受到折磨，每封信都在描述他的失望。1821年11月12日，在写给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的信中，他哀叹说：“高贵的朋友！不要考虑我这个不体面或自私的天才——过去一年到现在，我都在生病；夏天得了黄疸病，持续到八月底。”他对智梅斯卡吐露秘密说，明年他不会在伦敦，而是在坟墓里。他还说，感谢上帝，他的角色即将演完了。
1827年3月26日，这位饱受折磨的音乐奇才谱下了自己生命中最后一个音符，却留给世人一笔最宝贵的财富。今天，当我们倾听《欢乐颂》时能否想象这是一位梅毒晚期病患者的作品？揭开贝多芬耳聋背后的实情，并非仅仅为了回顾历史，也是为了生命的顽强而歌颂。
林肯：“伟大解放者”还是“种族歧视者”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美国第16任总统（1861—1865）。他因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和领导南北战争取得胜利而闻名于世，并与华盛顿、罗斯福并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总统。由于在南北战争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林肯一生都被“伟大解放者”的光环所笼罩。然而，无情的事实是，这位以推动种族平等事业著称的伟人，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
林肯生于肯塔基州，出身社会低层，家景贫寒，父母是目不识丁的农民。1830年，在西进运动的推进下，林肯一家迁入伊利诺伊州。林肯幼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很早就独立谋生，是一名出色的木工和伐木能手。他当过船夫，打过短工，做过店员、村邮务员。通过自学，他在1836年成为律师，并当选为州议员。1847年当选众议员。依靠个人不屈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在经历了无数失败和挫折后，林肯终于在186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有的“平民总统”。就任后，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积极推动“西进运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但随着领土的进一步扩大，在新兴的州上实行哪种制度的问题逐步尖锐和升级，以林肯为首的北方政府赞同新领土成为自由州，但却遭到南方种植园主的顽固抵抗。1862年2月，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主在里士满另立新政府，4月份发动叛乱，向北方突然发动军事进攻，林肯政府被迫迎战。一场决定美利坚民族未来发展之路的旷日持久的内部战争爆发了，史称“南北战争”（1861—1864）。内战初期，由于准备不足，北方军队节节败退。为了扭转战局，林肯总统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团结民众的法令：1862年5月，《宅地法》实施，规定公民只需要交纳10美元登记费即可获得美国西部160亩土地的耕种权，耕种满5年后，便可以获得该土地的所有权。对于长期处于封建种植园主压迫下的人民来说，土地甚至比生命还重要。这项法令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广大人民对于土地的渴求。次年1月，一项影响更为深远的宣言书正式颁布，这就是《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依照该宣言，在南方各州参加叛乱的黑人奴隶立刻得到解放，但没有参加叛乱的南北边界蓄奴州的黑人奴隶除外。这是自北美大陆被发现占领以来，黑人奴隶第一次被政府宣告拥有法律上的自由权。在这一宣言的强大作用下，美国大约有400多万黑人奴隶获得了自由，他们在对南方奴隶制的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导致了战事的逆转并成为最终成为胜利的中坚力量。由于这一宣言是在内战期间作为战时的一项军事措施颁布的，只具有临时效力，所以在内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先后于1865年和1868年以第13—14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立了宪法地位，最终正式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在消除种族歧视、真正达到人权平等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林肯也因为该宣言获得了民众巨大的支持，并在1864年总统大选中再次当选。
但是，虽然历史证明《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发表是有效的、及时的以及必要的，却不能由此判断出宣言的倡导者林肯就是一位积极推动种族平等的先驱，是一位忠实的“种族平等主义者”。史学家们也在肯定《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里程碑般作用的同时，对林肯本人的政治倾向产生怀疑，认为该宣言的发表并非出于林肯本人对黑人农奴制的反对和对人权平等的追求而采取的“自觉的和主动的行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慑于废奴派的压力和战事的压力。而美国黑人作家兼黑人杂志《伊波尼》的执行总编辑本内特不久前推出的新著——《逼上荣耀：林肯的白人梦》
直到20世纪初，黑人奴隶还时常被处以私刑。
一书更是明确地宣称，林肯颁布实施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纯粹是“一场骗局”，林肯“其实是个种族主义者，与希特勒没区别”。同时作者还说“林肯既狡猾又爱撒谎”，美国人民不应该再称他“诚实的艾比”（林肯绰号）。
林肯的种族观念与其生活的时代不无关联。林肯出生于19世纪初，当时《人权宣言》所宣扬的“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理论虽然得到了广大资产阶级和民众的支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但黑人仍被排除在“人”的范畴外，贩卖奴隶被视为正当的商业活动。在北美大陆，虽距独立战争胜利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国家的独立并没有带来黑人的自由，从殖民时期就形成的依靠剥削黑人奴隶获取巨额利润的大种植园经济更是占据着社会生产方式的主流。在奴隶制种植园里，黑人奴隶不但是奴隶主买来的，而是奴隶主们的私有财产，不但要受到剥削，还要受到种族歧视。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林肯自然会受到社会主流观念的侵袭。
林肯从小的生活环境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的思想形成。林肯的父亲是一位农民，他在西雅图有一块农场，小林肯从小便在农场生活。农场中的人们经常拿黑人开玩笑、讲粗口，并且常有人虐待黑人。青年时代，林肯作为水手随船到达南方奴隶贸易中心——新奥尔良城。在拍卖市场上，他亲眼目睹了黑人被作为奴隶被买卖的过程，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黑人与白人的天差地别。只接受过一年正式教育的林肯无力辨别“财产”与“黑奴”在本质上的不同，无力理解平等是超越种族与地位的。在这种环境的熏染下，逐渐地，他开始认为黑人与白人的不平等是理所应当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更加深刻地烙印在林肯的心中深处，左右了他一生。
1836年，林肯通过自学成为律师。但职业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他对于黑人的看法，他经常蔑称黑人是“黑鬼”，还常常和朋友开贬抑黑人的玩笑。甚至变本加厉地认为黑人这种劣种族，应该被驱逐出境。这种极端的想法，在林肯后来进入政界后又多次表露并付诸实践。现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林肯学者，被美国学界公认为“林肯学”的第一把交椅的南北战争专家麦克菲尔逊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表示，林肯为时代所囿，确实带有种族偏见，“也确曾有过将黑人殖民海外的构想”。
成为总统后的林肯，也并未像人们后来所想象的那样致力于争取黑人良好的生存条件和政治权利。相反，他却继续着自己年青时埋下的“歧视理念”。他曾在两次国情咨文中主张把黑人驱逐出美利坚大陆，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正统性和稳定性。本内特早在1968年发表的《林肯是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吗？》
罗伯特·李在协议上签字，向北方军统率格兰特投降。
一文中指出，林肯一直坚持认为驱逐黑人出境是解决美国黑奴问题的良方。在《宅地法》颁布之前，他曾主张将美国的西部专门留给白人，并支持一项禁止黑人在他们的家乡伊利诺伊州定居的法律。林肯甚至还认为，黑人是引发战乱的根源，内战的爆发应当归咎于黑人，他宣称：“如果是为了我们白人，就不会爆发战争。”
即使在战争爆发后，林肯总统还是没有立即放弃他的种族观念，不愿立刻废除奴隶制度。在《宅地法》颁布之后，他仍然十分犹豫，态度不够坚决，对于废奴制之外的途径还存有幻想。
对于《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制定的初衷，也远非《美国反对奴隶制度协会章程》所说的“诉诸于人民的天良、善念和利害……我们相信对于被压迫者、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对于我们的后代、对于上帝，我们有义务尽我们法律范围内的力量来消除奴隶制度……”如此神圣而正义，林肯政府的初衷十分的实际：宣言不会给黑人带来真正的自由，却会给资产阶级带来丰厚的回报。最直接的促成其颁布宣言的原因是基于战争的迫切性，急需要争取人们的支持。《宅地法》虽然可以促使更多的人支持北方军，却无法从实质上迅速提高军队的人数和战斗力，而当时美国数量庞大而又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就是黑人奴隶，如果能够动员黑人奴隶们加入到北方军团中来，那么在短时间内就能够扭转被动的局面。而一旦黑奴获得自由，势必会极大削弱南方军团的战斗实力和经济供给。更深一层原因来自于战争结束后对资本主义的巨大推动作用：广大解放的、获得人身自由的黑人们在战场上为了获得的自由而浴血捍卫；而当战争胜利后，他们才发现，梦想中的生活并没有出现，除了一枚共和国的勋章和所谓的自由，他们其实已经一无所有——没有土地，没有财产，没有家，如果要生存，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再次出卖自己的自由，成为资产阶级的雇佣工人。这对于标榜平等自由的资产阶级，无疑于天上掉下的馅饼；
而对于黑人们而言，这种只存在于纸面上的权利，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实质上的改变，
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遇刺只是从一个痛苦的深渊跌入了另一个绝望的无底洞。
林肯的好友惠特尼以及当时的国务卿西华德等人的谈话，都可以佐证林肯对解放黑奴的“真实想法”。惠特尼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是个“幻象”，西华德也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只是个“幻影”；而被称为近代“最了不起的林肯学者”的兰道尔也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并没有解放一个黑奴。”
虽然，林肯本人从来就没想要成为美国多元文化的鼻祖，也没有希望成为一位人道主义者，但由于南北战争的胜利，在客观上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多林肯的支持者仍将其视为“最伟大”的总统。随着1865年歌剧院的一声枪响，林肯总统被奴隶主支持者、演员约翰·魏尔克斯·布思刺杀，更树立了他在美国人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在奴隶解放道路上“殉道者”的形象。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每年要迎接成千上万的来自全世界的林肯敬仰者。连马克思也曾经这样评价林肯：“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道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我们肯定、尊重、敬仰林肯总统在逆境中孜孜进取的精神，大无畏的改革魄力，战争中临危不惧、果敢审慎的作风，更要认识到他本人在重大问题上真正的政治态度和倾向，认识到《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并非其真实意志的反映。不因功绩而掩盖缺陷，也不因恶念而全盘否定，还这位被误解的“伟大解放者”本来面目，这才是正确解读历史的态度。
意大利统一不能功归加富尔
一提到意大利统一战争，首先人们想到的是加富尔的雄韬伟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意大利统一大业真正的英雄却被忽略了，他就是朱塞佩·加里波第。相反，加富尔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
1807年7月4日，加里波第诞生在撒丁王国的古城尼斯，父亲乔瓦尼·加里波第是一位船长，母亲罗萨·雷蒙迪是普通居民。幼年的加里波第虽然家境并不宽裕，但勤奋好学，酷爱罗马史，喜欢冒险和狩猎。从1821年起，他在俄国两桅帆船“康斯坦察”号上实习，游历了大半个欧洲。他的思想则受到意大利革命党人埃德阿尔多·穆特鲁的影响，一心要把祖国从奥地利手中解放出来。加里波第参加了意大利海军，准备组织起义，但意大利联合政府成立消息被萨沃纳的奥地利总督破获，他被迫流亡南美洲避难。
1835年，加里波第抵达巴西，当地的意大利移民把他当英雄来欢迎。也就是在这里，加里波第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1841年4月1日，法国志愿军首先成立，意大利人也不示弱，成立了由戴维·瓦卡雷扎指挥的700人的志愿军团，下设4个师，加里波第也是创始人之一。起初，意大利军团表现欠佳，蒙得维的亚当局不得不请加里波第出山来指挥这支军队。加里波第走马上任后对军团进行了彻底改组，重新设计了黑色军旗，上绣正在喷发的维苏威火山图案，以激发战士们为自由而战的决心。军团没有统一制服，不得不从一家肉类加工厂搞来屠夫工作服充数。加里波第最初很讨厌这种红制服，但很快又喜欢上了它，“绯红色的上衣，配上一条色彩鲜艳的小领巾，显得十分潇洒”。当地居民亲切地称呼意大利军团为“红衫军”，这也就是后来威震欧洲的正义之师——意大利红衫军团的雏形。
